刘刚、李冬君:夏是一个世界而非一代王朝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6-25,星期四 | 阅读:59

作者: 刘刚 李冬君

兽面纹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一种主要流行于夏的青铜器),长16.5 厘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夏是一个世界而非一代王朝,今天的人,弄不清楚夏,夏是什么?其实证物早就在那里。

中国考古学一直在寻找能够代表夏朝的夏墟,就像殷墟能够代表商朝那样,找来找去,还是找到二里头文化来了。因为受了王朝史观的影响,以为夏就是一个像商和周那样的王朝,其实,夏还在通往王朝之路上,要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由于汤革命,王朝才被一锤定音。总之,夏还不属于一代王朝,还是个王朝进行时,而非王朝完成时,那进行时所呈现的,便是个“夷夏东西”的样子,而其所趋的路径及目标,则改“夷”为“华”,因此,我们认为的“夏”,原来就是个从“夷夏”到“华夏”所开的“华”——花,尚未结成王朝中国的果。

关键是,历史观出了问题,用了家天下的王朝史观,来看史前礼玉国家及其政治文化,把古国林立、方国并起的世界,看成了一朝一代的王朝国家。

本来,夏、商、周三国,是同时代三个平行发展的“国家”,用王朝史观一看,就看成了前后相继的三个朝代,这本是周人为了经营家天下而搞的一套文化,以本朝的家天下为原型,重塑了夏与商的世界。商已经被周人说成那样了,还好,商有青铜器和甲骨文做证,尚不失其历史身份,夏呢?夏,便是从那万物有灵的世界里生长出来的,那灵性开显的文明样式,显示出从方国到王国的多元化交错的格局,以及在交错中形成的从神话到历史一体化道路,《史记·夏本纪》里的夏,是用史官文化,按照王朝标准量身打造的,并不符合史前文化的实际。实事求是地说,夏非一代王朝,亦未形成家天下,它是一个世界,是从方国向着王国展开的世界,是方国共处同王国混搭的世界。那世界,看来并非后世所谓“一统江山”,那时,就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都远未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号称“治国平天下”,但“治国”,不是它的强项,它的优长,正如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所说,有一个“天下体系”来“平天下”。一种国家制度,用了三千年还不知变通,不断改朝换代,在历史的废墟上修补老例,就如同一件文明的百衲衣,新千年,旧千年,缝缝补补又千年。好在殷周时期,有过“汤武革命”,表达了中国礼玉政治文明对青铜时代到来的反应,以人民价值论和圣人革命观为王权国家确立权力的正当性,用天下观为中国的历史开了个相对好头。

此后,直至中国近现代革命,中间经历了二十多个朝代,国家还是老样子,从制度到观念都没什么改变,以至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谈到中国历史,都说是静态的,不用“发展”二字。我们知道,黑格尔是把国家当作“绝对理念”显现的,但他不知道,中国历史除了国家观念,另外还有个天下观。在国家观里不“发展”,还可以从天下观里“发展”,在国家观里搞王权主义,还可以从天下观里搞民本主义。孙中山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就是“天下为公”。当西方人认为,中国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搞君主立宪时,中国却彻底废除帝制,实现了人民共和国,这是多么大的飞跃!如果黑格尔能有见于此,他还会说“中国历史不发展”吗?

从史前到近代,这一头一尾的两次革命,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国体问题以“平天下”的方式通过革命解决了,但文化问题又在中西比较中凸显出来。

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多种回应,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由近代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说,另一则是由现代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说。如果我们去咨询一下史前那位“西化派”的代表——“夏”会这么说:在国家观上不妨“西体中用”,在天下观里就应该“中体西用”,这两点,各行其是,或许是世界历史的方向。


来源: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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