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5-8,星期五 | 阅读:62

拉詹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013年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那本书的书迷也会喜欢现在这部众人期待已久的续作。这本书甚至更有分量(按照字面意思也是如此:这本书的英文版本有逾1000页),它展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充满了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愤怒之情。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为反抗社会不平等而发动的起义——如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进行了精彩的叙述,也讲述了一些如法国大革命这样更广为人知的起义中的有趣细节。然而,就呼吁各国实施大规模的再分配计划以减少社会不平等而言,这本最新的著作将很难说服除其忠实追随者以外的人。

《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这本书并不缺少雄心壮志。皮凯蒂将历史上的种种社会制度——如奴隶制、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种姓制度——统称为“不平等制度”。在他眼中这些制度的特质是什么也就不出人意料了。他利用历史资料绘制出了每一种制度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图,并展示出当今的情况与早些时候那些令人憎恶的情况有多么相似。显而易见,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还没有为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我们应该感到不安。

与马克思(Marx)不同,皮凯蒂似乎并不相信社会结构——财产所有权和不同群体的经济份额——会受到生产技术的强烈影响。马克思认为,犁带给了我们封建庄园,蒸汽机带给了我们资本主义工厂。皮凯蒂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财产权的性质及其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所驱动的,这个模糊的术语似乎暗示着某种公共洗脑。

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如公元1千纪时封建欧洲的神职人员和印度教的婆罗门——可能操纵了公众信仰,以确保自己社会顶层的地位。但并不清楚的是,更普遍地决定权力和地位的是否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生产技术和战争。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这里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就很明白了。如果不平等主要源于意识形态,那么改革者所要做的就是改变主流意识形态。

那么,为什么在表面上民主的社会中,选民们不采取更多措施来遏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呢?马克思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从本质上讲,工人阶级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皮凯蒂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暗示了我们一个更无聊的答案:他们只是缺少数据。

例如,他认为,1901年法国颁布累进遗产税后公布的统计数据,帮助“破坏了‘平等主义法国’的理念”。这表明,“法国与反对累进税的人所描述的‘小农国家’毫无相似之处。”因此,皮凯蒂把重点放在了记录经济不平等的真实情况上,此后了解了情况的选民将会推动变革。

他们应该推动怎样的变革?皮凯蒂希望对收入、财富、碳排放征收高额累进税,如果有人在缴纳这些税之后还设法保住了一些财富,他还希望对遗产征收高额累进税。皮凯蒂并不迷恋共产主义——他并不希望由国家拥有所有财产。

他认为,中小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更喜欢“临时所有权”,通过这种制度,成功的商人将无法积累财富,这些财富将被用来缴纳税款,从而给其他人以成功的机会。政府将利用这些收入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教育体系,为每个年轻人提供一笔可观的赠款,让他们能够继续学习或是创业,并确保每个人的最低基本收入不低于社会税后平均收入的60%。瞧,我们实现了梦想中的社会。

这是一个严肃的议程,它吸引了全世界相当大一部分人口的注意,当然也吸引了60%不足30岁的美国民主党人。近期由《经济学人》(Economist)和YouGov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年轻民主党人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然而,这个议程也存在严重错误。

皮凯蒂对这些数据的解释值得怀疑,这意味着他基于此开出的药方可能对繁荣更加有害。此外,尽管他声称自己希望提高民主参与度,但他推行的却是由精英阶层设计的中央集权计划,这表明他对已经震动了整个世界的抗议活动充耳不闻。

首先从数据开始。皮凯蒂与他的合作伙伴在收集收入和财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任何推论都仍然需要强有力的假设。皮凯蒂在这本书以及他此前一本书中所做出的假设是,如今的富人大多是游手好闲的富人,例如欧莱雅(L’Oréal)已故的女继承人利利亚纳•贝当古(Liliane Bettencourt),她从巨额金融财富中获得收益,但据称她只为其财富的一小部分纳税。向她这样的人征税有什么不好呢?

最近的研究表明,贝当古并不能代表当今的富人,至少绝不代表美国的富人。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增长主要是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Reagan)减税开始的。正如我的同事埃里克•兹维克(Eric Zwick)与他的合著者在一篇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发表的论文中所指出的,商人转向了合伙制等企业结构,以前的工资收入现在被错误地显示为利润或资本收入。针对这一点进行校正后,他们发现,如今美国大多数高收入者都是白手起家的“富裕劳动者”,比如律师、医生和汽车经销商,他们的收入来自于他们的技能,而不是他们的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

如果如今的富人是工作的,那么皮凯蒂想要征收的天价税收则可能会对他们的劳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收入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让通过创业致富的富人保有对自己财富的控制权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他们已经显示出了善用资源的能力——这也是他们富有的原因。把他们的财富交给一群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企业家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临时所有权”可能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

皮凯蒂驳斥了这些论点,他指出在1950年至1980年的战后光辉岁月,即使当时累进税率很高,欧美也享有强劲的增长。但这能证明他设想的完美世界是可能的吗?正如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言,战后的高速增长是由特殊因素造成的,例如重建被炸毁的城市,恢复在大萧条时期崩溃的贸易,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不断提高。如果不就这些因素进行修正——这些情况也不太可能被重复——则很难从这段历史中得出强有力的结论。

而且,如果那个时代那么好,为什么选民们会结束它们,投向撒切尔(Thatcher)和里根(Reagan)的自由主义政策?为什么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后没几年就放弃了他的社会主义议程?皮凯蒂认为,进步的平等主义梦想被抛弃,在某种程度上要怪苏联式共产主义瓦解了。这完全跑偏了。早在苏联开始崩溃之前,英美两国内部就有不少人对高税收和大政府失望了。

某种程度上,皮凯蒂还批评了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在当权时制定出一套原本可以防止避税和逃税的国际税收制度。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可能更站得住脚。的确,在皮凯蒂盛赞的高税收“光荣”岁月,1950年-1979年,美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平均为7.6%;而在他不喜欢的所谓低税率时期,即1980年-2018年期间,该数字平均为7.9%。

皮凯蒂认为,如今可以通过国际协议和更发达的信息来消除税收漏洞。但如果当时漏税猖獗,那么他关于高累进税伴随强劲增长的论点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如果在1950年至1979年的光辉岁月里,没有人真正缴纳过这些税,那么我们实际上就从未进行过高税率实验。

事实上,皮克蒂一心只关注税收和再分配,没有看到全局。税收政策不可能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原因,尤其考虑到逃税的因素。在他有关不平等加剧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贸易、科技、赢家通吃的市场和反垄断监管扮演的角色。而且即使在他的叙述里,增加政府支出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例如,皮凯蒂强调了优质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性,但认为法国的中央集权公立教育体系存在缺陷。在法国教育体系中,最优秀的教师不愿去落后地区的问题学校教书。通过向富人征税来增加教育资源可以改变现状吗?中产阶层的教育管理者有什么理由不照顾本阶层利益、将更多资源分配给他们偏爱的中产阶层学区,而要分配给贫穷的学区?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这么多人仰仗权力极大的国家来提供资助或最低限度的支持,而且没有几家独立私人企业——无论规模大小,什么能对国家构成制衡呢?

最后,皮凯蒂的参与型社会主义的诱人愿景中存在一个根本矛盾:假装可以像点菜一样,从菜单里点一份民主和适量的平等主义,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承认要在欧洲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更多的强制:一个大欧罗巴,所有国家都没有否决权,所有国家都遵循相同的财政规则(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对富人征税)。是的,表面上它将是民主的,但它也是中央集权的,将多数人暴政视为美德。届时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的未来。许多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时拒绝的正是这种欧洲观。

更糟糕的是,如果像瑞士这样的外部国家对他设想的“大欧罗巴”政策表示反对,皮凯蒂的建议是以残酷的制裁威胁它们,迫使它们就范。当然,要摊一张蛋饼,你得先敲破鸡蛋,但说这句话的可能是拿破仑(Napoleon)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而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不平等是当今一个现实问题,但这不平等是机会的不平等、是自我实现能力的不平等、是地位的不平等,而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提高支出以及相应地提高税收可能是必要的,不是为了惩罚富人,而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找到新的机会。这需要全新的政策,而不是已被证明不可取的旧政策。这本书展现了大量学识,人们可以去阅读并从中学习。但要以怀疑地眼光看待它的解决方案。

《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著,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译,Belknap出版,建议零售价格:31.95英镑/39.95美元,1104页

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曾担任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长,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著有《第三支柱》(The Third Pillar)

译者/何黎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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