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大笑”二十年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10-20,星期四 | 阅读:1,451
来源:时代周报
岳敏君和他的大笑人

岳敏君和他的大笑人

岳敏君:1962年出生,黑龙江省大庆市人,1985年就读于河北大学美术系。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亦是“玩世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参加过多次国际艺术展。他以自己的形象为蓝本,克隆出无数仿佛因狂喜而闭眼张嘴、哈哈傻笑的人物,色彩鲜艳、富有活力,业已成为艺术市场上最受追捧的系列之一。大笑人的形象符号背后,隐藏着上世纪90年代初、理想主义让位于玩世现实主义时,中国人的集体创伤和孤寂。岳敏君现居住并工作在北京。

本报特约记者 梁为  发自成都

2011年7月,在“佩斯北京”展出新作“路”系列之后,岳敏君去了长沙,随后到成都参加成都“艺术双年展”。与同到“双年展”的张晓刚、方力钧与王广义(这四位被称作“中国当代艺术的F4” )不同,岳敏君只带去了前年所画“迷宫”系列中的一幅。

仅仅四年前,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金鱼》以折合人民币约1080万元价格成交。半年后,他的大型油画作品《希阿岛的屠杀》在香港苏富比以3168万港元成交。同年10月,伦敦苏富比,岳敏君的《处决》拍出了3812万港元的天价。这是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拍卖作品中的最高价。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不仅仅是物质,钱也不仅仅是钱,它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也正是由此,岳敏君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与他一同入选的有希拉里、普京等人,他是唯一的艺术家,也是唯一的中国人。

2008年,岳敏君再次令人惊叹。当世界处于金融危机的沉沉阴影之下时,他绘于1993年的旧作《轰轰》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5408万港元的价格。

与外界常看到的影像资料相比,2011年秋天的岳敏君显得没那么冷肃、森然,相反的,这个人开始呈现出某种热度,一如他画中那些咧嘴大笑的形象—当然也许仅仅只是因为胖了。20年前,岳敏君开始以自身形象创造“大笑人”。也就在那一年,29岁的岳敏君辞去了大庆石油艺术学院的教职,漂至北京圆明园艺术家村。长发艺术青年立志成为职业艺术家,“哪怕穷困潦倒一生”。他没穷多久。1992年,岳敏君以15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第一张画,买主是个香港人;一星期后,某个美国银行家给他的两张画开价5000美元。这时岳敏君从圆明园艺术家村搬到了小堡村,头发越来越少,后在方力钧的竭力游说下干脆剃光了所有头发。

在岳敏君的画中,艳俗背景下一个个卡通化的男子咧着大嘴,露出整齐得让人害怕的牙齿,他们扭动着身体做出拧巴的姿势,使劲地笑着,松散、慵懒、无心无肺。这样的形象刚好衬合了这个时代下的个人,在物质狂欢下,自我满足却又带着深深的不安与失落。此后,这个混世泼皮带着自身的标签—“玩世现实主义”—周游列国,扮演着不同角色。他的笑里有讽刺有自嘲,有欢乐有失落,有拒绝有接受。他在船上笑,在祈祷的仪式中笑,也在枪杀游戏中大笑,他的笑是如此的歇斯底里,以致肢体不堪重负,动作变形。

今天的“大笑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艺术符号,以雕塑、明信片、杯身图案等各种形式被不断复制。在eBay上,岳敏君的油画复制品价格从5美元至200美元(200美元即免邮费)不等;至于价格不菲的原作,则当然是被私人或各家美术馆收藏—岳敏君官网上的拍卖作品列表长达十多页。

在2011新作“路”系列中,“大笑人”扮起了耶稣。“路”系列由六张作品组成,分别代表耶稣一生中的六个节点。这是岳敏君第一次在绘画中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六张作品同时延续了他改造名画的路线,他甚至让其与原作同名:《受胎告知》、《基督受洗》、《头戴荆棘的耶稣》、《下十字架》、《下葬》、《基督复活》。

在《头戴荆棘的耶稣》中,色彩艳俗,头戴荆棘的半裸男子使劲地笑着,像抽筋似的,其背景是一块巨大的波板糖。《受胎告知》原是15世纪画家安杰科利为佛罗伦萨教堂所绘的一幅壁画,岳敏君非常仔细地临摹了安杰科利所创设的场景,但是原作中的天使与玛丽亚都不见了。画中的罗马式建筑与科林斯式的细长立柱古老深邃,却无端使人有种担忧,担忧“大笑人”会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爆发响亮癫狂的笑声。《基督受洗》原为15世纪达芬奇的名作,描述圣约翰在约旦河的橄榄树下给耶稣施洗的场景,在岳敏君的同名画中,画中所有人无论是耶稣、圣约翰还是背后的天使,都被替换成了只穿着短裤的“大笑人”。

“大笑人”是岳敏君画中无处不在的幽灵:想与不想,他都在那里。通过“路”系列,岳敏君正式将“大笑人”与之前创作的“场景”系列结合,构成了其绘画艺术的中心与主题。

岳敏君创作的另一条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画的借用与模仿。他说自己并不待见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到今天,在不可避免地与世界融合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拿着毛笔绘山画水,并主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觉得这种自我封闭的姿态特别可笑。
“模仿抄袭是我们的强项”

“艺术这个问题离我们太远”

时代周报:你画“大笑人”已经20年了,这20年中,“大笑人”有没有反映出时代的变化?

岳敏君:这20年让我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问,这些疑问是现实生活告诉我的。比如说,我今天获得的这个知识,明天却知道它是错误的,再过一天,对错误的认识又是错误的,我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

时代周报:一个人对什么都不相信多可怕。你没有尝试着去构建某种东西?

岳敏君:中国艺术家在艺术上没有构建出任何东西。有一些艺术家思考了一辈子,但是他真正地构建了什么?现在回头去看,大可以把这个艺术家从历史中拿掉,不写他也没事,比如齐白石、张大千,没有他们,我们这个社会好像也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吧?我们在中国讨论的艺术其实都不是艺术,都是另外的东西。艺术这个问题离我们太远。

时代周报:你这次在“佩斯北京”展出新作“路”系列,创作意图是什么?

岳敏君:我想的是或许能通过耶稣的一生,来回答关于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很多东西—那种期盼,那种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不是从宗教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画的,所以将其取名为“路”,看到耶稣一生所走过的路,再来看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路,从而看到这个民族与西方有着怎样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回头再来思考我们个人的路,我们民族的路,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在我的理解中,“路”系列透出艺术家很大的自信,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岳敏君: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都是把自身民族与世界割裂开来的观点,而没有把世界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东西也看作是自身的一部分,看作自己的营养。我们总爱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其他民族艺术创作的东西,这是一种过于自尊的有点狭窄的姿态。

时代周报:看到那幅《受胎告知》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画面那么平静,但却似乎随时会有一个“大笑人”跳出来。

岳敏君:去年我在长沙做“场景”系列的展览时,汪涵也对我说,当你的画是一个无人的场景的时候,相反会更强烈地感觉到那个笑的人就躲在画里面。

我要讽刺中国传统文化

时代周报:现在,通过“路”系列,你的“大笑人”与“场景”系列终于结合了,而这也成为你自身的一个重要的标识。

岳敏君:其实,我本来不想把“笑”的系列与“场景”系列放在一起展览的,因为我想观众他自己会在头脑里架构起对我这两个作品的一个总体理解。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割裂的,他们在欣赏东西的时候,是你给他什么,他就看什么,如果你不把这些之间的联系说清楚,他是不愿意主动地去理解的,所以这次展览才会把“场景”与“笑”放在一起,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联系。

时代周报:这样一比,你在“迷宫”系列中对传统文化里“笔墨山水”与“毛笔书法”的应用更像是另一个分支。

岳敏君:实际上,“场景”、“迷宫”之间都有相互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迷宫”系列中,我把传统国画的因素放在里面,是回归传统的表现。其实不是,我完全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创作“迷宫”的。我们的民族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探索,我们面对世界已经很久了,有人竟然还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之中。我想告诉观众,中国的笔墨纸砚可能是很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并不值得以独特的民族性去吹捧,那些东西那些效果用油画的方法轻而易举就能做到。我画这些东西,并不是在诠释传统文化,其实是在讽刺传统文化。

时代周报:可是,你正在创作的下一批作品却又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有传统的笔墨元素。

岳敏君:我早期的作品对政治有比较直接的讨论,但政治只是文化的表象。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我们的文化心理所造成的。我想,我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创作一些作品,这对于当代艺术可能更有价值。

毕加索不是吹出来的

时代周报:你曾将自己定位为“伟大的二流艺术家”,如何解释?

岳敏君:我之所以那样说,是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不创造什么,我们模仿抄袭,那是我们的强项。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缺乏真正的创造,我的艺术也处在那么一个局限里面,处在一个并不是那么靠谱的状态里面。当我们真正地触及到一个很新的事物的时候,或者我们的思想触及到某些边缘时,我们往往就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我们创造不出一个真正有价值观、方法论方向的作品。我们总跟在别人后面,这就是我的一个很痛苦的感觉。

时代周报:那你又怎么看待如今中国艺术市场的火爆现状?有相关分析说,西方资本先是发掘中国有价值的艺术家,然后通过媒介进行炒作,让作品升价,最后出手获利。

岳敏君: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钱,它渐渐地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外国资本不可能错过这个机遇,他的眼睛是投向中国财富与当代艺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谁能知道哪个艺术家的作品在未来会值钱呢?那些西方人收藏很多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很多中国艺术家曾在一段时间里办展览,媒体也评论,但到最后还是一文不名。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淘洗的过程。当然,现在回头一看很清晰,谁谁多有眼光呀,当时肯定不是的。如果真是这样,我当时把那些值钱的画留下就好了。有很多人跟我说,当时如果我买一张你的画就好了。没有如果,但每个人都有机会。

时代周报:钱在艺术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岳敏君:艺术市场与艺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很多人说起一个艺术家,很容易就说他的作品值多少多少钱。这不是艺术家的问题。

时代周报:毕加索是一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算计、功利的人。有研究说他今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是他与拍卖行、艺术品经纪也就是与资本合谋的结果—是“一群人导演了现代艺术的发展”,这一点你的看法是?

岳敏君:那是胡说!毕加索在视觉领域、在艺术领域、在人类文化领域里创造了全新的东西,使我们看到了原来艺术有那么广阔的空间,可以变成那样一个形态。这肯定不是炒作出来的。我觉得艺术有了价格以后,就把艺术价值的东西屏蔽掉了,大家看到的都是钱,容易忽略艺术家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没有毕加索的话,我们哪知道什么叫立体主义呀?!可能我们现在看问题还是再现的方法,可能还在画那个杯子。毕加索让我们知道,看一个杯子,可以将前后左右放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再比如说,达利的潜意识绘画,他要是不画,我们人类就缺乏了那么一个艺术的空间、文化的空间。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艺术家。我们要拜谢这样的大师,他们扩展了我们的视觉,我们的文化。所以不管它值一个亿还是两个亿,它都是有自身文化价值的。这能吹出来吗?

“大笑人”刺痛了中国人的心

时代周报:谈谈让你出名的“大笑人”吧。在加拿大英吉利湾的莫顿公园,有一群“大笑人”铜像,据说比真人要高大很多,那里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甚至有人在那儿举行婚礼。你去看过没有?

岳敏君:我没有看过,很多具体的东西我也不清楚。什么人收藏了这些作品放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原先在中国,我最早的计划大概是做2000个“大笑人”,第一批做完25个的时候,发现没有地方放。后来就做了200多个吧,是每一批25个这样做的。但他们流落到世界哪个角落去了,我还真不知道。

时代周报:为什么中国反而没有?

岳敏君:在公共场合放这种东西,很多人可能会从中看到自己,那么丑、那么疯癫、那么愚昧,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或者不愿意接受生活与文化中那种荒谬的因素。他们认为画个鸟啊画个树是艺术,真正表达痛苦与思考的不是艺术,那刺痛了他们的心,他们觉得很烦。

时代周报:我记起来了,在中国美术馆西侧入口处有你的一件雕塑作品《弯曲的维度》,这件作品还让国内一批青年艺术批评家给颁了“金酸莓”奖。

岳敏君:是呀,他们不喜欢,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觉得丑陋。

时代周报: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已经获得了成功,人们尊重你,你有很大的自由度。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你?

岳敏君: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觉得,我的成功是社会参与的结果。你创作的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指责的,是整个社会可以共同参与的。比如我一直在画这个“大笑人”,很多人就说这哥们一直在重复自己,没有什么创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整体社会和你在同时面对你的创作,你不是单单一个人,你得面对他们的批评、他们的赞美,而赞美或批评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作用就是改变。所以,当艺术家变成一个公共性的人物,由此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特质,你悲观乐观也好,人们会给你加进去很多东西。我只是担心,有一天人们在谈论岳敏君的时候,谈论的不是我,是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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