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关系何以发生“4•14”冲突?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4-20,星期一 | 阅读:168

作者:莫思凡

4月14日,在法国新冠疫情仍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罕见地在奥赛本部官邸召见外国使节,而且是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勒德里昂表示“不赞同”后者近期某些表态。法国外交部官网同日发布了《部长公告》,称:“中国驻法大使馆一些公开发表的意见不符合法中两国良好的外交关系。”

法新社等媒体跟进了消息,认为主要是发表在中国驻法使馆官网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上的几篇文章刺激到了法国政府,其中一篇是标题为《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的评论,这篇文章作为“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的第四篇评论,加上之前几篇评论和使馆官方发言,被法方认为部分措辞包含对法国不友善的表态。法国《世界报》认为这位化名为“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的主笔就是卢沙野本人,并称卢大使在加拿大任职时就以好斗(faucon)闻名。

中国政府随即采取行动,一方面控制法方言论在中文社交媒体的传播,另一方面官方公开表态中法友好,中国驻法使馆以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4月15日先后发表了与中法友好有关的新表态,尤其是卢沙野大使以本人署名的访谈,这些表态的语调都有所缓和。

这场短暂的冲突,是双边关系的小插曲,但不亚于一场小型“地震”,我姑且称之为“4•14事件”。因为,法国外交部近10年很少用该做法针对中国,他们对中国驻法使馆的表态没有不当一回事,也没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且是外长层次、在外交部本部展开的高级别行动;行动是点到即止,没有用“反对”、“抗议”等辞令,而是用了“召会”这一中性偏抗议的礼节,且用了法文中非常微妙的 “désapprobation”和“certains propos”等措辞;并重申了和习近平主席及王毅外长达成的双边友好关系意见;没有把措辞的针对对象上升到中国外交部长和国家元首层次,外交指责仅仅是针对中国驻法大使馆,对卢沙野大使个人的指责没有用外交官方而是通过媒体形式指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在法国驻中国使馆上发布中文版。

这一连串动作,背后的“训-教”意图也非常明了:“我可以大事化小,但不能小事当无。”这相当于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处分近年流行的“诫勉谈话”,是正式警告,但比警告级别低一点,留记录,但处分通告限范围查阅。

这次冲突和2019年中法关系的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2019年3月 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马克龙以超规格的国家礼遇欢迎习近平。4月1日,中国驻法大使馆新官邸落成使用,这座建于1778年的孟德斯鸠公馆,位于巴黎7区木樨街20号,是法国著名历史文物保护建筑,周边大国使馆和国际组织林立,是世界大国在巴黎这个外交场的核心空间,中国政府于2010年购入,并在修缮上费尽心思,展现了其大国风范和大国外交的姿态。之后,2019年7月,原驻加拿大使馆大使卢沙野到法接替离任的翟隽。

中法关系近年虽不至于有大反复和低谷,但除了常规经贸和外交往来以外,也有几个新动向和关键问题有待解决。一个是中国能否打开法国政、经、社各界的戒心,使欧盟和法国本土近年为摆脱经济危机实施的大基建项目能为中国开门,哪怕是开一条缝,这些项目,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社会角度,都离不开中国。第二还是戒心,如何说服法国人:中国在非洲不是和他们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第三是在法中国侨民和华人问题,华人华侨近年和中国本身的往来更紧密,但和本地社区的冲突也加剧,遭受暴力的情况频发,尤其是张朝林、刘少尧事件使得在法华人华侨对自身安全和权益的意识增加,也期待中国政府能保护侨民;同时,就华人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也迫切期望中国官方有所作为。另外,法国天主教系统的态度对于中国处理对梵蒂冈关系至关重要。这些问题都有待新大使去面对和解决。卢沙野大使上任后,公开表态要开展公共外交,开通社交媒体账户,并把一些活动公开透明化,使各方形成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一切,周而复始,万象更新。

一切,和疫情对世界的影响一样,又因为4•14事件踩了一次急刹车。该事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法国自身外交立场、中法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目前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关系连锁反应的一次小余波。

法国外交行动中有一些会根据利益走,有一些会跟着阵营走,还有一些是无论人家怎么走“我自岿然不动”的原则,诸如国际主义外交,这种国际主义外交根植于19世纪圣西门主义和当时的全球化奠定的“和平”理论,从这个理论诞生的“外交官”身份以及“外交”功能,是多边合作和调停,而不是制造和加剧冲突。

中法关系也有别于中国其他外交关系,有其特殊性和情感原理。首先是中法关系有几段历史的起承转合,一个是从巴黎和会到1949年由顾维钧创造的国际都认可的中国现代外交官形象;一个是1949年之后戴高乐、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塑造的新中法关系,其中两个很大的基础是法国文明中存在的革命、社会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等意识形态要素,以及两位老革命家和法国的缘分;再一个是1989年之后希拉克和江泽民以一种比较人文化的外交形象创造的新高点,吴建民和孔泉两位大使在实务层面的努力呼应了这种人文外交。正因为这些特殊性,以及一代代领导人和外交官的积累,才塑造了今天非常特殊的“中法关系”。

因而,即使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阵营近年和中国针锋相对,即使欧盟表面对中国客气、实际不太客气,他们或反华、或遏制中国,法国和美国是同阵营、和欧盟是同体关系,但是,法国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开展独立外交,因而对华关系有和美国及欧盟一致的一面,但上述这些原因也决定了,它有不同于美国和欧盟的一面。

这些特征决定了法国对华态度目前总体是冷处理。一般而言,只要中国不做出特别挑衅的言论和行动,法国不至于和中国政府发生冲突,对中国在国际舞台做得合情合理的大义之事,还有可能帮中国说句好话。

从习近平2019年访问法国时的礼遇,可一瞥法国官方对华态度。首先这种礼遇已经超出了和中国仅仅是做生意,但这仅仅还是“物”的层面,精神层面只是“我”严肃认真对待你这个“外人”。和日本、美国元首和高官访问法国时那种“一家人”的礼遇是两回事。

因而,在目前国际局势和疫情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从理论上来看,中方对法关系也应该认清这些面向,对法关系应遵循“中法关系”这个主体逻辑,而不是随着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变化而逐流。无论中美舆论战怎么打,对法关系应该恪守自身长期对外关系积累出来的“内外有别”、“求同存异”、“韬光养晦”等原则。即使大环境生变,要搞斗争,要打舆论战,但也应该坚持不主动出击;再退一步,即使要主动出击,也有认清自身实力和局限、备好“弹药”,枪要擦好上好膛、靶要瞄对瞄准。

去年11月以来中国驻法使馆发动一系列微观层面的舆论,在战术上的操作几乎违反了上面所有的理论和策略。

笔者通读这几个月使馆账号发布的外交活动新闻和相关文章,外交活动总体朝气蓬勃,但对文章有几个直观感受:这不像外交官方账号,更像媒体账号:这不像外交官该有的身份、辞令,更似民间新闻评论式的嬉笑怒骂;这没有恪守文官外交守则,倒把国内社交舆论中常见的革命、愤青、义和团式情绪置入到外交官方语言。

我们作为人,看到有时西方的一些势力抓中国小辫子乱造谣攻击中国,确实是气人,但外交毕竟是外交,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思考:那么多民粹分子在微博上攻击法国,跑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微博上去骂人,并没有见到法国使馆官方发表任何表态和反击。还有一个有失颜面的技术问题——信源。中国驻法使馆部分文章中所采纳的法方舆论观点的信源,不是原媒体,而是来自中文自媒体和少数煽风点火的民意领袖。外交重视民意无妨,但若官方表态,至少可以请人去核实下原消息源。我们也可以反身思考:法国驻华使馆会引用推特上的法国民粹骂中国的不实言论来指桑骂槐吗?

身份对等是外交中的一个基础原则。以前段时间另一篇引起冲突的、针对《新观察家》的评论文章为例,这家媒体现在沦为什么角色众所周知,中方不去研判原来中立的法国医生和跟中国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一些议员联合起来批评中国的背后原理,以外交身份和这样的媒体隔空开战有什么意义?

另外,4•14事件后,中国一家保守民间媒体替中国驻法使馆的言论辩护,认为中国驻法使馆骂的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指桑骂槐骂法国,法媒对号入座是心虚。媒体和媒体争锋相对无妨,但还是想借这个点说点我的个人看法。即使针对的是美国,那做作为研判信息的外交官们,有没有看到,有迹象显示,美国原来势不两立的两派媒体都联合起来一步步扎实稳打在做“中国是这场大瘟疫的祸首”的舆论准备,法国从来跟中国没关系的温和派精英都跳出来骂中国了,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疫情不可收拾,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大后方和基本盘怎么办?如果两三个月以后大瘟疫局势还不明朗,所有国家为转移内部矛盾联合起来针对中国,中国怎么办?

我还得提一个长期被外交界和研究界忽视的社会学问题。中法关系绝对不仅仅是中国和法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巴黎”有它自己的差序格局维度。巴黎的事情办好,那么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洛桑的事情就能办好,不一定能延伸到柏林,至少法兰克福欧盟金融圈的关系就能基本搞好;梵蒂冈关系的“实”在意大利,“虚”是在巴黎,中法关系能搞好,对梵关系一半的问题也能解决;和非洲一半国家的关系,对地中海东岸和南岸及北非世界,不说搞好也能相对稳定。这些是巴黎外交场的“世界”维度。中法关系若在巴黎弄成一团糟,势必波及这些外交关系。

这些冲突引出我另外一个感受:原来的专业主义和中间机制已经有些失灵。基础理论研究—国际关系学应用—学界、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官方媒体、民间媒体—官方外交、民间外交这样多管道、多主体协同配合的外交机制,到哪里去了?现在有点变成“微博自媒体民意和舆论—外交舆论战”运作的特征。我虽然不完全赞成“外事无小事”这种成见,但因为外交说到底是内政的外延,也是做人以及与人相处的艺术,更是专业主义的艺术。三个层次不可缺乏,外交官是代表政治的专家,应是国际主义的专业立场,必须对民意—内政—外交这三个维度各自的机制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现在的国际关系比较难熬,美国蛮横打压,确实要斗争,但斗争是反击和让人信服中国,而不是输出革命。外交是去交朋友、防敌人的,不是去树敌。这一点,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就斗争得非常漂亮。既能有理有据地接受外媒采访,说:“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我是中国驻美国的代表。”回应赵立坚推特言论问题也能说:“你可以对别人的话进行解读。我无法也没有责任向你解释所有人的观点。”还能在《纽约时报》很诚恳地写下“中方尽己所能为美提供支持,坚信我喜爱的纽约能熬过去。”

我作为学者,尤其是深受中法两国文明和文化滋养的学者,对于这次冲突是非常痛心和揪心的。欧陆对中国的政治戒心,冰冻三尺,非一日能化寒,既然是中国目前主动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我们要做到无论人家怎么指责我们也要奉上百分百的诚意。若还以这个方式斗下去,既不能解冰,一些没必要的冲突还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到来。

我的呼吁是: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在天下因大瘟疫生大变时,个人和集体的力量都非常有限,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而做到这一点有一个非常原始的办法:用智慧做好使节本分。做大国外交官,是做和平使节,有节制的使者,而不是做新闻评论官,更不是做民族民粹主义小报记者和斗士;办使馆社交媒体账号,是办外交官方账号,不是办媒体账号;要做拥有悠久历史文明和文化涵养的中国文官和学者,不要显得是野路子出身、到处乱放炮的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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