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1978:一项荒唐的历史出版工程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4-7,星期二 | 阅读:77

撰文:陈徒手

“几位大法家的作品被拆散分给各单位,分配方式是随机的,稍稍顾及到文章难易的程度。荀况的《王制》给了物资局,《王霸》交地质局,《天论》交到了妙峰山公社,二商局负责《性恶》;柳宗元的作品多为区委、高校承担,如宣武区委的《六逆论》、崇文区委的《敌戒》、朝阳区委的《天说》、工业学院的《贞符并序》、钢铁学院的《封建论》等;商鞅的作品则分发广泛,有建工局(《开塞》)、矿务局(《尚刑》)、北郊木材厂(《更法》)、618厂(《画策》)、电子管厂(《靳令》)、卫戍区(《农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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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秋,中央向北京、上海等城市下发了有关“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的通知,北京市委确定由市总工会为主,与北京人民出版社组成工作班子,负责此项任务的具体日常工作。

9月21日,市委宣传组负责人在情况交流会上表示,注释法家著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做好这项工作的目的在于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的发展,研究总结儒法斗争与整个斗争的历史经验,推动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他强调,注释工作要保证质量,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注释法家著作,在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方针目的的基础上进行注释,不要上来就注,不要赶时间。同时,注释出来的书是要给工农兵看的,就不能关着门搞,让群众能看懂,能评议。

9月25日,市总工会、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班子整理出第一期《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简报》,详细刊登北京市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分口一览表,把事先已圈定的法家作品分发给相关的基层单位,密密麻麻,蔚为壮观。既显现主事者分配的仓促,又能看出分发的简易和随意。例如依农口、财贸口的特点,把与农业、种植、贸易等行业相近的作品分给相关单位,依次搭配,构成下面的排列:晁错《守边劝农疏》(平谷县委)、晁错《论贵粟书》(粮食局)、韩非《问田》(天竺公社)、荀况《强国》(外贸局)、荀况《解蔽》(财税局)……

晁错

几位大法家的作品被拆散分给各单位,分配方式是随机的,稍稍顾及到文章难易的程度。荀况的《王制》给了物资局,《王霸》交地质局,《天论》交到了妙峰山公社,二商局则负责《性恶》;柳宗元的作品多为区委、高校承担,如宣武区委的《六逆论》、崇文区委的《敌戒》、朝阳区委的《天说》、工业学院的《贞符并序》、钢铁学院的《封建论》等;商鞅的作品则分发广泛,有建工局(《开塞》)、矿务局(《尚刑》)、北郊木材厂(《更法》)、618厂(《画策》)、电子管厂(《靳令》)、卫戍区(《农战》)等;王夫之的作品则多为大工厂担负,如石化总厂(《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首钢(《尚书引义设命中二》)、清河毛纺厂(《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等;因反叛形象鲜明,战斗性强,李贽的文章最被看好,注释的篇数应是最多的,有电力局(《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纺织局(《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东城区委(《答耿中丞》)、民族学院(《赞刘谐》)、民族学院(《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科技局《藏书德业儒臣前论》等。

有些单位也愿意包下了一位法家的系列作品,如一商局、语言学院负责桑弘羊的《非鞅》、《相刺》、《利义》、《刑德》、《世务》等篇章,韩非的《显学》、《孤愤》、《五蠢》“打捆”分给仪表局、广播学院,市农村干部学习班专攻王充的《知实》、《实知》等,市出版办公室及下属的新华印刷厂、印刷一厂、三厂则承包了曹操的《求贤令》等七篇。部分重要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被视为重中之重,它们的注释则由局级单位整体承包,如化工局的《秦始皇资料选注》、交通局的《李斯资料选注》、汽车工业公司的《晁错资料选注》、科技局的《汉武帝资料选注》、市委第一学习班的《汉高祖资料选注》,还有不少两家单位合作负责的大项目,如人民机器厂、经济学院的《法家经济思想资料选注》,海淀区委、师大教育系的《法家教育思想资料选注》等。

不知何故,有三篇文章原定于当年12月底前完成,二篇是王充《齐世》和《自然》,由化工局、化工学院负责,另一篇则是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交付给首钢、北大经济系。市里对这几个承办单位督促再三,严令在10月底前必须交出初稿。

确定注释的这九十多篇法家代表作品,是由中央、北京相关部门协商后一一入选的,依据的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发表的大量文章的数据,秀才班子内部划定的法家人物的政治标准,由最初的定性模糊逐渐变得清晰,历史上法家人物的队伍由此大为扩大,从这份初选的作品名单中,还可以看到诸葛亮、张居正、刘禹锡、刘知几、陈亮、贾谊、王安石、沈括、魏源、章炳麟等大名。承包注释的主要单位大多出自北京理论底子较强的计委口、农林口、财贸口、高校口,声名显赫,但惊奇地发现像塔院大队这样的农村基层单位也能够入列,与北京医学院一起攻克龚自珍《尊隐》、张居正《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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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下半年,政治运动学习接二连三,紧锣密鼓,各方催促甚紧。9月24日,市委宣传组、市出版办公室召集会议,听取北大、师大、师院和市法家著作注释小组的汇报情况。市里领导再三强调,党委具体分管注释工作的负责同志要挂帅,要出征,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要看稿子,在政治上、路线上把关。注释法家著作,不是一般的写书,而是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

从汇报情况来看,在短短的时间内,相关单位注释工作的进展还是不错的:北大哲学系和历史系已分别试注了荀况的《天论》和王充的《刺孟》,通过试注确定体例,取得了经验。而北京师院注释李贽的著作,上册选注二十五篇,目前已注出初稿十二篇,其中有八篇基础较好;市法家著作注释小组承担《历代法家著作选注》上册三十二篇,已初步定稿打印出十二篇,国庆节能定稿的占三分之二;师大承担王充《论衡》选注,目前已选出篇目十二篇,试注了一篇,写出初稿五篇。

与会者普遍认为注释字、词并不难,难就难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法家人物和他的著作予以科学、历史的评价。北大哲学系注释荀况的《天论》,就认真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矛盾论》等经典名篇,注意划清荀况的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的界限,划清儒法两家在政治观、自然观方面的对立和界限。而北大历史系采取了与中国古代史(隋唐部分)的讲课相结合的办法,在注释《论衡》的过程中设专题课、辅导课,古汉语也结合《论衡》注释进行教学。注释《管子》时,则讲历史遗产、校勘版本等专业知识。市里领导听后,认为他们的作法可供参考。

那个年代政治著作的写作,最突出的是前言的撰写,意在抢占全书的思想制高点。市里领导指示,写前言最好能有专门班子,和注释工作同时进行,能体现作者基本思想的命题和重要的观点,要下功夫,有所突破。因此,抢先搭一个会写前言的班子,成了各单位费尽心思的首要之事。

按照中央“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中的要求,《历代法家著作选注》、《〈论衡〉选注》和《李贽著作选注》务必在年内出版。据9月29日第二期《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简报》介绍,《历代法家著作选注》(上册)已完成16篇的初稿并打印出征求意见本,《〈论衡〉选注》本月内可完成全部选文注释工作,《李贽著作选注》全部31篇选文也已经注完。三部选注本的共同特点是都已写出前言的初稿,有的准备放在校内外的讨论会上征求意见。

《历代法家著作选注》

在这期工作简报中,特别称赞三结合的注释班子是进行法家著作注释工作最好的组织形式,逐步显示它的优越性。工农兵的无产阶级感情深,积极性高,政治敏感强,对选目的确定和评语的撰写,都发挥了把关的作用。并举例说,参加《〈史通〉选注》的一位解放军同志,爱人有病住医院,也顾不得去看,仍然坚持工作,国庆假日也没有休息。

市里领导强调,注释工作要与工农兵结合,搞不搞三结合,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简报中称,大家在初步的注释工作中已看到工农兵的作用,认识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有差距,一是在感情上有差距,工农兵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批林批孔批起来深刻有力;二是学风有差距,工农兵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三是文风有差距,工农兵写东西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所以把工农兵请进来,不是搞形式,当陪衬,要真正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市里告诫,不要轻视工农兵的作用,觉得请他们注不如自己注来得更快,更不能表面上尊重工农兵,对工农兵的东西明明有意见也不提出来,采取袖手旁观的坏态度。正确的态度是,严格要求,热情帮助,使工农兵的成果扎扎实实地站得住。

北京师院《李贽著作选注》注释组极为庞大,共有127人,除了83名学员、24名教师和1名系干部外,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请进来的19名工农兵代表。在12个单篇注释小组都有1名工农兵代表参加,还安排3名进审查小组,4名入前言组。在10月23日第三期工作简报中这样写道:“凡选篇目、做注释、写点评、拟前言等各项工作,师院注释组都把工农兵同志作为重要力量,工作中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使工农兵同志真正起到在政治上把关的作用。”组织上也有相应的安排,有的工农兵代表不熟习古文,不会使用工具书,即指派教师或同学专门进行辅导,并成立各种互助组,为工农兵代表顺利地进行工作扫清障碍。

简报中记载,这19名工农兵同志工作非常积极努力,严肃认真,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农民代表杜春山表态:“越是艰险越向前,前车无辙我们闯。”在选篇目时,他们不同意“无论好坏,一律都选”的主张,发现有过分拨高李贽思想的提法,敢于及时提出纠正的意见。他们不时提醒大家,要处处为工农兵读者着想,下笔的注释文字一定要通俗易懂。

到了年底,市委宣传组高兴地宣布,这次注释工作中,实行两个“三结合”,方面之广,规模之大,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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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期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简报》刊发了各注释组内部争执的情形,市里觉得这对提高注释工作质量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规模较大的是北京师院《李贽著作选注》注释组的全组讨论会,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人就李贽的思想体系问题展开论争,涉及李贽的思想主流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李贽在《观音问》一文中反映的主要思想倾向、以及李贽削发出家的真正意图等问题,在几个主要话题上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陷于概念的纠结之中。

市委宣传组适时介入,10月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召开了如何选好《李贽文选》篇目的座谈会,让与会者就李贽思想的评价、书的体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注释组在会上汇报说,“李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他的某些思想与主张表现了当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反映新兴市民的要求与愿望”。从思想体系说,“李贽是朴素唯物主义者”,“但又受到王阳明及佛、老学说的影响”。多数与会者基本同意以上提法和分寸,但有人不同意李贽的思想“反映、表现了市民的要求”的说法,有人认为“李贽最多是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甚至有人直接表示,“从世界观来讲,很难说李贽是唯物主义的,李贽反道学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佛教和王阳明的思想”。(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23日《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简报》第三期)这就跟注释组主体的观点不相一致,会议中出现暂时的僵局状态,但这无碍于最后的定稿。

到了11月中旬,师大党委主持召开了《〈论衡〉选注》的选目和前言的座谈会,到会的哲学、历史等系教师也展开激烈的论争,在场的国务院科教组、市委宣传组负责人听会后反而认为对完成任务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汉末年农民起义对王充法家思想到底有何推动和影响?王充有没有一条明确的法家政治路线?刘秀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此类争执不会太长,大势所在,最终也归纳于官方认可的观念框框里。对农民起义与王充法家思想的关系,注释组在会上做了总结性的表述,就是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革命洪流,严重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也有矛盾,王充所代表的中小地主反对世家豪强的斗争。王充之所以敢于反抗豪族统治,显然是受到农民反豪强斗争的推动。

注释组进一步推断道,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以武器批判冲击了统治阶级的儒学统治,揭露了孔孟之道的腐朽性与虚伪性,从思想上破除了对孔孟之道的迷信,推动和影响王充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敢于问孔、刺孟,批判儒家思想。还有人补充道,绿林、赤眉起义,或多或少地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东汉初期在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上就有了一定的进步,这对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

论及王充的法家思想路线,会上还是有一定的争议,有人以《非韩》中的“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字句,来说明王充的政治主张有局限性。反驳的人说,汉代以后的“德”是经过地主阶级改造过的,两汉时讲“德”“礼”的不一定都是儒家,因此,对王充提出的“德”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把它和儒家的“德”等同起来。王充的法家政治路线,应是表现在他反对当时豪族统治的政治态度上。

出身地主阶级的刘秀和农民起义同时起兵声讨王莽,以后镇压了农民武装。这个政权的性质难以用当时的思想库去衡量,让与会者陷于两难之中。注释组只好用了一个含糊、轻微的说法来应付过去:“刘秀一度施行了某些法家政策,虽然比西汉的法家路线软弱得多,短暂得多,但应与王莽的复辟倒退的政权有所区别。”(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25日《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简报》第七期)

王莽

不少与会者认为前言初稿对王充的法家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分析得比较全面,也试图阐明农民战争如何推动和影响儒法斗争等问题。但也指出,由于理论水平所限和材料不足,因而阐述这些理论问题仍较一般化。“材料不足”“一般化”是当时批评时最常用的套话语句,“理论水平所限”更是人人皆说的常用语。

市委宣传组对此是有所表扬的,多次正面予以肯定:有的单位对一些问题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很好的情况,有问题就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研究,要用研究来推动注释。注释工作也为我们研究问题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和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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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注释组看来,理论的难题始终缠绕着编注的全过程,难解难分。这些问题先后呈现出来,譬如如何正确地分析法家人物的阶级基础和思想体系,如何讲清楚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矛盾同儒法两家矛盾的关系;既要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又要恰当地阐明法家进步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用历史的观点对法家的重要思想进行评价,正确地阐明儒法的界限和马列主义同法家的界限;如何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地分析每一个法家的进步作用及其局限性,避免简单化和一般化等等。有不少人感叹,目前已注释出的初稿,文字关已基本突破,难在“古为今用”的应用上,难以具体地阐述每一篇法家作品的现实意义。

市法家著作注释组承担了《历代法家著作选注》(上册)的注释工作,组员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两个月内总算赶出草稿。各方反映说初稿的基础还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距离中央五条注释方针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市里要求把各方面提出的意见集中整理出来,分析研究,组织一部分力量对注释、串讲、评语进行修改,各小组修改好的稿件要在小组之间进行互审,走群众路线。市委宣传组领导说,对初稿中不妥的地方,别人虽然没有提出,也要有自我革命、自我否定的精神,反复推敲、查对、修改。

征集来的意见中,除了对人物、事件、时代背景的评价有小小的异议外,主要还是对阶级关系、古为今用等老问题,提出的意见较多,也较为尖锐。注释组就此提出,对法家人物和他们的著作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分析、评价,要在这方面狠下功夫。同时认真学习《红旗》、《人民日报》最新发表的重要文章,领会其理论要点。注释工作,既要注重思想性,避免出现政治上的错误,也要注意科学性。注释组内部有人认为注释字、词、典故,只是单纯技术性的工作,市里领导对此加以批评,指出绝不能持客观主义的态度,更不能疏忽大意。有领导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韩信的死”这一条,不应注解成刘邦杀功臣,而应说成是刘邦、吕后对韩信阴谋叛乱的镇压。

商鞅文章的选注本送到基层单位征求意见时,有一些工人读者反映阅读时还会产生小障碍,譬如“少好刑名之学”,把“少”字误解为多少的“少”。领导们由此提醒各注释组,力求文字通俗易懂,不要在注释中又出现难懂的字、词,尽可能作些串讲,引用原文不宜过多。(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6日《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简报》第四期)

商鞅

中央有关法家著作五条注释方针逐级传达下来,市里要求各注释组要时时以这五条注释方针为标准,经常对照检查,及时纠正注释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五条注释方针只是纲领性的宽泛文字,指示的方向宏大,铺满官方设定的多重的理论概念,具备号令一切的倾向性。师院李贽作品《贾谊》篇注释小组在注释“班固”一条时,只是照辞典抄写班固的生卒年月和他的身世、著述等,称他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结果对照学习五条注释方针,认识到如此注释就没有体现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符合“古为今用”的方针,只能重新修改,其后费尽了不小的周折,老觉得对不上五条注释方针。

1月15日,市委宣传组、市总工会、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市法家著作注释经验交流会”,上至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的领导,下至参加注释工作的工农兵代表,约有三百五十多人到会。市委宣传组领导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规定的五条注释方针,这是保证注释工作质量的关键,现在不仅要在道理上弄清它、理解它,而且要在注释工作中体现出来。

北大注释组代表在会上说,在注释中不学习理论,不掌握武器,就无法注释,也注不好。不解决这个问题,只搞文字注释、典故说明,不仅讲不清楚其意义,也不可能是科学的。电子管厂《商鞅〈靳令〉》注释小组、北京师范大学《〈论衡〉选注》注释小组、北京师院《李贽著作选注》注释小组代表们一致谈到,要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注释方针,注释好坏的标准,关键在政治性,看是否能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古为今用”要注意的问题是,防止浮浅,简单化,“古为今用”与简单类比不是一回事,伟大导师马克思曾经指出“不能采用肤浅的历史对比”的方法。(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18日《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简报》第六期)

会议鲜明地提出,要批判孔孟之道,就要向林彪反党集团、蒋匪帮、苏修叛徒集团、一切反动派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全面开战。同时,也要对法家人物肯定其进步性,指出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划清法家和儒家的界限,划清马列主义与法家的界限。会上这种浓郁的理论风气弥散开来,既让人奋发向上,又有一种莫名的为难,当时儒法之争已经纠缠一团,再划清马列主义与法家的界限,更是需要花费数倍精力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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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释的工作程序中,都会在尾声阶段成立单位最高一级的审定小组。譬如北京师院审定小组由院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有两名党委常委、宣传组负责人、中文系党总支领导、院大批判小组和政治理论教师共七人参加,负责全书的最后审查定稿工作。在送交出版社之前,还要求注释组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深入工厂、农村、企业、机关等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从1975年初开始,北京人民出版社陆续向上级报送法家著作注释本的出版计划,限于当时简陋的印刷条件,从发稿到正式出样书大致需要半年或半年以上的时间。该年3月26日发稿《〈李斯谏逐客书〉〈贾谊治安策〉注释》,3月27日《〈商君书〉选注》发稿,预定9月1日出书;《诸葛亮集选注》4月11日发稿,《〈韩非子〉选注》5月21日发稿,《〈盐铁论〉选注》4月28日发稿。这几本均是薄薄的小册子性质,大都在几万字之间,《刘知几著作选注》甚至才3.5万字。直到5月12日发稿的《晁错著作选注》29万字,6月28日发稿的《〈荀子〉选注》13万字,7月7日发稿的《〈论衡〉选注》32万字,才逐渐有了厚书的规模。

1976年上半年继续保持注释本出书的势头,但每本书的字数大都控制在5万字以上、10万字以下,最有影响的是市法家著作注释组的《〈孙子兵法〉评注》、历史所和汽车制造厂的《范缜与〈神灭论〉》、北京师院的《明代尊法反儒进步思想家李贽》等。这个期间出现几本辑录历史书籍的人物评述而加以选注的书稿,如市委工人学习班的《汉高祖资料选注》、民族学院历史系、科学仪器四厂的《汉武帝资料选注》,因留存部分难见的史料而引人关注。(见1976年2月《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选题计划》)

凭地一声惊雷,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遭粉碎,原定的出书计划被彻底打乱。到了1977年8月,北京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财政部和国家出版局《关于核定涉及“四人帮”图书报废专项资金的通知》的精神,对历年出版的已经报废停售和审查的图书进行了清理,共有235种需报废处理或封存下架,其中包含不少法家著作注释本。

1977年11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上报了《审查清理图书报告》,列举了涉及“四人帮”和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内容的图书,这一批中就有十三本法家著作选注本,并为每本书写出简单的注销理由。其中《晁错著作选注》被指与“四人帮”的阴险相关连:“贯串‘四人帮’的儒法斗争观点,‘四人帮’以晁错为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而受攻击的人物自比。”《商君书选注》同样被认为是“四人帮”的无耻之举:“‘四人帮’利用商鞅吹棒自己,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歪曲历史。”《〈盐铁论〉选注》更显现“四人帮”的政治企图:“利用《盐铁论》伪造霍光是收罗贤良文学、策划盐铁会议的黑后台,借批霍光,影射攻击周总理,书中贯穿许多这样的黑观点。”《〈论衡〉选注》的序言里,则直接宣扬了张春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黑观点。

1977年深入展开对“四人帮”的批判运动,对儒法斗争的评价全部翻盘,所有的历史人物又面临重新排队的问题。《刘知几著作选注》的错误就在于“四人帮”把儒法斗争观点强加在历史学家刘知几身上,《张居正著作选注》也在于“四人帮”歪曲历史,把明代大官僚、蒋介石“景仰”的人物张居正说成法家;批判者说李贽思想是属于儒家的,自称“真儒”,而“四人帮”则任意抬高为法家,《李贽文章选注》夸大了他反对理学的斗争精神;“四人帮”美化了地主阶级思想家龚自珍,说他揭露批判封建统治,《龚自珍著作选注》夸大了他的法家地位;王夫之实际上是反法家的,但“四人帮”伪造为法家,《王夫之著作选注》歪曲篡改说他“采取尊法反儒的手段”;“四人帮”把章太炎列入法家,《章太炎著作选注》也把章说成“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突出代表”,歪曲章与改良派的斗争。

李贽

到了揭批到了第二、三阶段之时,不少注释本都与“四人帮”的罪恶挂上钩。批“四人帮”以王安石革新自比,把与司马光的斗争说成是因循守旧的斗争,影射攻击中央,伪造历史,《王安石著作选注》则起到了抬高王安石变法性质的作用;“四人帮”借柳宗元《封建论》影射攻击军队负责同志,为反党乱军制造舆论,《柳宗元论文选注》拨高柳的“用人唯贤”的法家思想,攻击正确的组织路线;“四人帮”推销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观点,《陈亮著作选注》利用陈亮“和投降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影射攻击中央负责同志。

到了1978年6月,还有《范缜〈神灭论〉贾思勰〈齐民要术〉注释》、《曹操诗文选》等十几种法家著作选读本申请报废,统一的报批理由是“根据‘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反动观点编辑的”、“出版说明、人物简介都是有‘四人帮’的反动观点”。市委文教部负责人张文松依次用毛笔批下:“同意报废。”这几批图书化浆销毁的费用,均由上级拨给的涉及“四人帮”图书报废专项资金内解决,市里统一结算。红火两三年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就此烟消灰灭,毫无声息地湮灭在岁月的深处,谁还能记住当年过山车似的喧嚣与一时的荣光?

(作者授权刊发,原标题《法家著作注释出版的前因后果》,载《随笔》2020年第1期)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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