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新冠疫情:中国传染病预警系统为何失灵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3-30,星期一 | 阅读:70

STEVEN LEE MYERS

3月初,中国武汉红十字医院的医务人员检查一名冠状病毒患者。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预警系统已经就位。在2002年暴发的SARS疫情造成重大损失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传染病上报系统,官员说该系统是世界级的:快速、全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不怕有人从中作梗。

医院可以将患者的详细信息输入电脑,并立即通知北京的政府卫生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接受过培训,可以在传染病传播之前发现并控制疫情。

但系统没有起作用。

中央卫生部门最初不是从报告系统得知疫情,而是在一些不知名的吹哨人在网上泄露了两份内部文件之后才知晓。

即使在北京介入之后,地方官员仍然对病例的确认制定了很苛刻的标准,没有上报有助于揭示病毒人传人的信息。

医院被要求只统计与疫情源头海鲜市场有关联的病人。医生在向上级报告之前,还必须得到官员确认。

随着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狼狈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国现在把自己描绘成榜样,称自己将一场迅猛的疫情控制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已经开始解除目前世界各地对生活施加的种种繁重限制。

这种胜利的叙事掩盖了早期病例上报的失误,正是这种失误浪费了中国抑制疫情的时间,直到暴发为一场大流行。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在1月中旬提前一周采取积极行动,本可以使感染人数减少三分之二,该研究的作者包括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专家。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早三周采取行动控制疫情,就可能预防该国95%的病例。

“(我)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去年12月发现病例的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在接受一家中国杂志采访时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倒回来该多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试图迅速走出早期的失败,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终结疫情的努力上。中国政府因其最初的错误受到了广泛的谴责,这现在成了特朗普总统的主要话题。

中央领导层将责任集中在地方官员身上,包括他们对警告他人病毒风险的医生进行训诫。中央迅速将两名卫生官员以及湖北省和省会武汉的党委书记撤职。

如今,对医生、医学专家和官员的采访、泄露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国媒体的调查,都揭示了政府的严重过失:一个旨在保护医疗专业知识和感染报告不受政治干预的系统,是如何屈从于干预的。

当早期预警系统失灵时,其他人试图填补信息的空白。医学界找到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来提醒他人,比如在互联网上公布政府指令和医院报告。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媒体罕见地大幅提高了透明度,做了大量工作来揭露问题,但审查机构关闭了这个窗口。

政府承诺要修复疾病监测系统暴露出的缺陷,但它在SARS之后也曾做出类似承诺。现在,新一轮修复医疗体系的行动,也可能在政治等级制度下步履维艰,导致专家——医生,甚至公共卫生官员——不愿与地方领导人较量。在中国,政治往往最终凌驾于为防信息流动受干扰而制定的保障措施之上。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12名医学专家在一份关于该流行病的研究报告中说,最初几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平时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

长江从武汉穿城而过,使其成为一处交通枢纽,也成了病毒暴发的潜在跳板。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做最坏的打算

去年,卫生官员显得很有信心,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遭遇SARS那样的危机。

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一次传染病暴发演习,据中心称是自2002年和2003年SARS暴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示了自SARS病毒导致数百人死亡、给中国造成巨大创伤后政府取得的巨大进步。

超过8200名官员参加了在线演练,其重点是一名从国外来的发热旅客引起体温监测仪报警,从而触发寻找其他旅客的行动。官员们迅速测试他们能多快、多有效地追踪、识别和控制病毒,包括通知北京。

“谁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据该中心介绍,参与设计该演习的疾病控制中心高级官员冯子健说。

“敌人在进化,”冯子健说,“我们的应对能力也要不断改进。”

中国防御体系的核心是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该项目始于2004年,旨在防止SARS疫情的重演。当时,缓慢、不完整的上报,加上地方领导人不愿分享坏消息,导致政府应对的延误。

使用这个系统,北京的卫生官员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来自医院或地方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如果有医生诊断出霍乱、肺结核,乃至难以确诊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等会令人担忧的感染,官员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发现警报信号。

“SARS来不来,SARS的‘兄弟姐妹’来不来,我们管不了,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事件’不会有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得益于我国传染病监测网络建设得很好。”

这样的自夸并不是空谈。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暴发禽流感时,该系统是有帮助的。2013年,当局注意到一种可能致命的H7N9禽流感病毒,要求在确诊后两小时内提交报告。

去年11月,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提醒公众注意在人口稀少的内蒙古暴发的肺鼠疫,当时只出现了两起病例。

自武汉暴发疫情以来,一些医生表示,他们不确定如何报告早期病例,它们不属于标准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当病人对常规治疗没有反应时,对缺乏了解的传染病仍然可以被记录为“未知病原的肺炎”,或不明原因的肺炎。

中国卫生部门多年来反复提醒医院注意此类异常情况。

“很多传染病在不知道病原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退休官员杨功焕说。“这是在疫情处于萌芽状态时捕捉它的方法。”

卫生当局定期召开会议,培训疾病控制官员发现和调查原因不明和难以治疗的肺炎病例;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在上海

他们检查了医院和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试图确保他们报告了所有列出的疾病,国家卫健委要求绝对遵守。尽管实施情况参差不齐,但医生们报告了几例不同寻常的肺炎感染,促使调查人员追查病因。

12月初,湖北当地疾控中心召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官员以强调该系统的重要性。

中心副主任黄希宝告诉他们,要确保到2020年湖北“传染病信息综合质量全国第一”。

上个月,一名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接受CT扫描。一篇报道说,病毒出现的消息“让每一个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人员的神经绷了起来”。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严重的多”

有干咳、高烧和无力症状的患者蹒跚入院求医,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最早注意到这些令人不安的特征的医生之一。CT通常显示肺部严重受损。

“莫名其妙高烧,”根据中国的《人物》杂志的采访,艾芬谈到12月16日出现的一名病人时说。“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

到12月底,武汉当地的疾控中心接到了医生忧心忡忡的电话,提到这些奇怪刁钻的肺炎病例,病例似乎有许多出自华南海鲜市场。一家医院有七例,另一家有三例,还有一家也是三例

该市收治传染病的主要机构金银潭医院的资深医生黄超林警告说:“这些患者可能有传染性,收治在综合医院存在安全隐患。”根据医疗系统官方报纸《健康报》的报道,他在12月27日接诊了另一家医院的七名患者。

医生理论上可以直接报告这种情况,但是中国医院也要服从于中共官僚。久而久之,对于棘手的传染病的汇报,医院往往会听从当地卫生部门的话,显然是为了避免让当地的领导人措手不及和难堪。

这种顺从在平常可能无关紧要。但现在,这让武汉官员控制和歪曲有关该病毒信息的突破口。

上个月由身份不明的吹哨人泄露到网上的一份官方内部报告称,截至12月30日,该市地方疾控部门已录入25宗此类病例。这份简报是武汉市首次试图了解病例的分布广度,列出了自12月12日起的患者信息。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显然决定不使用上报系统,”研究中国政策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显然他们试图要在省内解决问题。”

疾控中心病毒学家邵一鸣在接受中国的《财新》杂志采访时说,武汉市的领导人似乎以为,这种暴发会像短暂而局部的禽流感一样被扑灭。

邵一鸣说:“这种思维惯性可能造成了一些判断上的失误,使我们丧失了尽早采取围堵策略、告知公众应自我防护的机会。”

谣言和泄露的文件开始在网上传播后,疫情的消息开始传到北京的国家疾控中心。后者刻意回避在公告中说是得到了武汉的通知,而是指出它已经“了解”了疫情。当地官员则回避回答他们何时以何种方式告知北京。

泄露的文件是武汉市的两个内部政府指令,于12月30日发布在网上,发布者可能是忧心的医务人员。该标记为“紧急”的指令命令医院向市卫健委发送有关神秘肺炎病例的信息,完善对患者的治疗并避免医院内的感染。同时,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的私人聊天群中提醒同事注意疫情,导致了当局的训诫。

根据曾为国家疾控中心辩解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所说,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发现了网上传播的信息并拉响了警报。高福拒绝回答问题。该中心命令专家组赶赴武汉,第一批专家在第二天早晨抵达。

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让每一个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人员的神经绷了起来。”

国家卫健委的官员说,他们命令武汉在12月31日对该疫情发布第一份正式声明。当天,政府还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办事处

最初的一些病例最终于1月3日输入了原本用于早期预警的系统,而这对于早期预警来说已经太迟了。

上个月,医护人员在武汉运送一名冠状病毒患者。一位医学专家说,官员们最初“说病情比较轻”。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严苛的标准

中央政府介入后,当地官员表面上欢迎北京派来的专家组。官员称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传染。

“他们说(患者)病情比较轻,跟季节性肺炎差不多,几百个密切接触者没有一个发病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月9日访问武汉的中国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说。“说得很轻松。”

在幕后,武汉官员加紧限制疫情暴发中统计的感染数量,为医生提交病历制造了障碍。

根据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份泄露报告的描述,1月上旬当地官员告诉医生,病例必须由官僚监督机构确认,最重要的是要有省市卫生部门的确认。

泄露报告说,武汉市某区疾控中心官员在1月3日告诉医院负责传染病例上报的医生:“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

根据一份诊断指南的副本,从1月3日开始,武汉市卫健委为正式计入疫情的确诊病例制定了严苛的标准,该指南可能是由医护人员泄露给中国媒体的。规定称,只有在患者去过该市场或与另一名患者有密切接触,才可以计入。这排除了越来越多的与市场没有明确关联的类似病例。

在1月上旬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地官员坚称没有新增确诊感染,尽管武汉的医生和来访的专家怀疑危险的人际传播正在蔓延。

“我经历过SARS,我感觉这次疫情早期跟SARS时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李立明对一家中国报纸说。“都是一开始没有一个快速的系统去响应。”

在前往武汉并从他以前的学生那里听说情况后,曾参与识别SARS的疾病专家钟南山也对武汉官方的乐观态度存有怀疑。

他和其他专家于1月19日完成了对武汉的评估,确信该病毒已经具备可怕的威力,并在北京的会议上向高级官员传达了他们的警报

“专家组所有人都反映说,事态严峻,”专家组成员之一的香港大学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对《财新》杂志说。“一定要立刻采取防控措施。”

在数周无新增病例报告后,武汉市政府于1月18日公布了四例新病例,接下来的一天17例,再接下来是136例

四天后,武汉被封锁以控制病毒传播。

在那时,冠状病毒已经导致26人死亡,800多人患病。截至周日,全世界有超过67万例病例;超过3.1万人死亡。

武汉一家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Amber Wang、Claire Fu、Lin Qiqing和Paul Mozur对本文有研究和报道贡献。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他自1989年加入时报,曾在莫斯科、巴格达和华盛顿多地进行报道。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书。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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