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病带来艰难伦理选择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3-16,星期一 | 阅读:39

作者:阿胡贾

本文作者是科学评论员

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希望破灭后,英国政府转向延缓疫情传播的战略。这场疫情已经蔓延至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一个大洲。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已实施全国“封城”。

目前还没有疫苗或药物的新冠肺炎(COVID-19),给首要职责是保护公民的任何政府带来重大挑战。如果医疗服务承压过大,透明度就成为了关键:幸运的是,英国的公共卫生响应由提供清晰、及时建议的专家们主导——与陷入混乱的美国形成鲜明反差。

在意大利北部,重症监护病床被快速填满。医疗服务可能需要配给。伦理学家表示,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应该告知公众这些艰难抉择背后的逻辑,例如,在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哪些人将得到重症床位和呼吸机。“当需求激增而容量有限时,资源将会如何分配?”伦敦的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主任休•惠托尔(Hugh Whittall)问道;该委员会曾领导为防疫规划献计献策的磋商。“重要的是,制定指导意见的原则应该透明、公开、清晰阐明,政府应该为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

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已成为法律,即一部分人可以优先获得医疗护理。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在对获取有限流感疫苗的权利划分优先顺序时,把人口分为五个级别。1级包括部署在海外的军事人员、一线医务人员、应急服务人员、执法人员、流行病疫苗制造商、药剂师、孕妇和35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在严重大流行病期间,停尸间工作人员和能源基础设施人员(2级)比银行家和运输工人(3级)更优先。

65岁以下、不属于更高专业级别的健康成年人排位最低。有意思的是,优先级可能随着疾病的性质而改变:65岁以上的人士在严重性较低的大流行病中属于2级,但在严重性高的情形中属于4级。

一旦疾病爆发,情况就变了。生病的员工不太可能及时痊愈来帮助应对流行病的第一波爆发。就临床需要而言,职业有用性变得次要,但是医护人员仍然具有优先权。

西安大略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生命伦理学家、曾就大流行病伦理大量著述的麦克斯韦尔•史密斯(Maxwell Smith)认为,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让人深入思考哪些人应该优先获得拯救生命的治疗。做决定的方式应该做到可信任、包容、公平,这样才会有正当性。“如果我们不想让人们不满并抗议,就应该提前做好这件事。”他表示,“如果我们等到人们争抢呼吸机的时候,那我们很可能无法进行这种理性的决定过程。”

在一场严重大流行病中,拯救最多生命的宽泛实用主义目标是很难评判的。通常的“病重者优先”可能导致呼吸机被分配给救治无望的危重病人。“先来者先治”或许也不会被采用;高效率使用稀缺资源本身成为道德上的必要性,这意味着资源可能被分配给最有可能痊愈的人。“公平分配”论点(fair innings,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机会去活到合理的年龄——译者注)优先考虑年纪较轻的患者——但是COVID-19和流感不同,它对婴儿和儿童的伤害相对较小。

史密斯表示,如果同样需要治疗的患者远超过治疗能力,抽奖就成为一种解决方法。诺华制药(Novartis)曾利用抽奖形式,为其售价210万美元的实验性基因药物Zolgensma选择第一批“同情用药”患者。即使在绝境中,这对于未能抽中的人也很残酷。更明智的做法是现在就提高抗疫成功几率:洗手和自我隔离可以分担医护负担,为研发疫苗赢得时间。最终而言,这会给更多人带来胜出的机会。

译者/何黎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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