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3-6,星期五 | 阅读:26

撰文:袁一丹

关于文学革命发生史,最有意识的建构者无疑是胡适。其深知掌握了前史,无异于掌握了文学革命的叙事权。因前史已暗中设置了正史的起点、主角及情节走向。与其说前史是正史的引子,不如说正史是前史的影子。

从作于1919年的《尝试集》自序,到1922年为《申报》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再从1933年作为《四十自述》一章的《逼上梁山》,到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撰写导言,并将《逼上梁山》收入集中,命名为“历史的引子”,胡适完成了他对文学革命发生史的个人建构。“逼上梁山”的故事,随着新文学自身的经典化过程,被新文学的追随者及日后的文学史所采纳,成为文学革命前史最通行的版本。

1914年胡适“室中读书照”

1

《逼上梁山》为何要用个人传记的形式来讲述文学革命的发生史?这种写作形式是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陈独秀,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对文学革命何以发生、何以成功所作的总结。换言之,《逼上梁山》不是单纯讲故事而已,背后隐藏着史观之争,是被陈独秀的唯物史观“逼”出来的。

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点明《逼上梁山》可视为对陈独秀的一个答复,这篇自述“忠实”地纪录了文学革命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间接回应了陈独秀基于经济史观得出的“必然论”。《逼上梁山》背后的史观之争,起源于1923年陈独秀与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围绕“唯物史观”的往复辩论。胡适坚持“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则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承认“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

胡适自然不肯进这一步,成为唯物史观的忠实信徒。他与陈独秀的分歧点在于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除了经济因素外,能否包括知识、思想、教育、言论等“心”的因素。如若把“心”看作“物”的一种表现,承认知识、思想、教育、言论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胡适以为这就是“秃头的历史观”,不必扣上“唯物史观”的帽子。在他看来,陈独秀其实是“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一面说“心即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等同于“经济的”。

以史学家自居的胡适,不赞成一元论的史观。他主张历史有多元的个别之因,“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也属于“客观”原因。胡适虽不是唯物史观的忠实信徒,但统观1920年代前期的中国知识界,无论政治立场、思想背景有何差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唯物史观的熏染。1924年陈衡哲给胡适写信称:

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惟一工具。

陈衡哲对唯物史观的承认,是有前提、有限度的,这亦即胡适在科玄论战中对陈独秀的答复。陈独秀则是坚定的一元论者,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所谓“客观的物质因素”,自然以经济为骨干,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都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

作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自然承认思想、知识、言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但他把这些“心”的因素当作经济的“儿子”。而持多元史观的胡适则更看重“心”的因素,将知识、思想等视为与经济平起平坐的“弟兄” 。“物”与“心”之间、经济与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之间究竟是父子关系,还是平等相待的兄弟关系,这是陈、胡二人的根本分歧所在。

陈独秀

在与胡适围绕唯物史观的往复论辩中,陈独秀解释白话文何以在短时间内站稳脚跟: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归结为“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这八个字,胡适当然不乐意,这是刺激他写作《逼上梁山》的原因之一。1927年胡适在纽约与美国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泛论历史,他提出一个见解:

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胡适随后以中西文字之起源、显微镜的发明、缠足的流行、英国下午茶的由来为例,佐证他的偶然论。比尔德教授由此得出一个公式:Accident + Imitation= History(偶然+模仿=历史)。有趣的是,这位比尔德教授的成名作是《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可见经济决定论对他的影响,未必是胡适自认为的偶然论者。《逼上梁山》对文学革命发生史的阐释模式,完全可用“偶然+模仿=历史”这个公式来概括。这篇自述若换个题目,不妨名为“偶然”。但这个“偶然”是被陈独秀的唯物史观,被历史一元论“逼”出来的。

在写《逼上梁山》的前一年,胡适还在与唯物论者争辩经济一元论能否成立,历史解释能否一劳永逸,诉诸“最后之因”?胡适始终反对一元论的史观,他以为“史家的责任在于撇开成见,实事求是,寻求那些事实的线索,而不在于寻求那‘最后之因’,——那‘归根到底’之因”。一元论者习惯用“归根到底”的公式为历史下结论,其倚赖的“最后之因”,无论是上帝,还是经济因素,都有牵强附会之嫌。

《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科玄论战过去十馀年后,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老调重弹,针对陈独秀的唯物史观,提出文学史上的变迁“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为了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胡适援引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话说:“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他认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不必妄自菲薄,把一切归功于“最后之因”。套用陆九渊的说法,胡适想说:“且道天地间有个胡适之、陈独秀,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然而胡适对这句话的挪用,曲解了陆九渊的原意。把这句话放回上下文中,主张“心即理”的陆九渊恰是要消解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擔阁。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回到师徒对话的情境中,陆九渊对包敏道的呵斥,意在消解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添得些子”、“减得些子”应是反问的口气,而非正面肯定。冯友兰对这段语录的理解,或更贴近象山原意:“有了朱元晦、陆九渊,天地不添得些子,无了亦不减得些子,则朱元晦、陆子静之泰山乔岳,亦不过如太空中一点浮云,又有何骄盈之可言?”胡适将陆九渊的反问读作自我肯定,未必是有意的误读,正可见出其胸中之执念。

胡适称《逼上梁山》是用他自己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

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卻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

“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是陈独秀为文学革命归纳的“最后之因”,胡适认为在这个“最后之因”的统摄下,无法解释个人主张的差异:陈独秀为何与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何与梅光迪、胡先骕不同?为消解陈独秀的“最后之因”,胡适从个人生活史中筛选出种种个别之因来论证文学革命发生的偶然性。

胡适一辈子都坚持这个论调,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讲述“逼上梁山”的故事,情节编排略有出入,但总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文学革命的发生完全是一个偶然。湖上翻船是第一个偶然,任鸿隽作诗是第二个偶然,招致胡适批评是第三个偶然,任居然没有反驳是第四个偶然,梅光迪跳出来骂胡适是第五个偶然。文学革命的主张就是由这一个个的偶然“烘逼”出来的。“烘逼”这个词不经意间透露出叙事者在这些偶然的个别之因上施加的作用力。问题在于如果说文学革命的发生纯属偶然,如何证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必然性?胡适不得不在个别之因外,求助于进化论,用长时段的历史必然性来弥补偶然论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无目的性,这是他写作《白话文学史》为文学革命寻求历史依据的动因。

2

回到历史现场,与胡适追述的文学革命前史交错并行的另一条故事线索,是科学共同体的诞生史。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与其说是被偶然的个别之因“烘逼”出来的,不如说是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强势话语催逼出来的。以科学社的诞生史为参照,“逼上梁山”的故事或许有另一种讲法,在一个个“偶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是:“科学救国”与“文章/文学救国”这两种志业选择在清末民初留美学界的地位升降。

1917年6月胡适归国前夕,做诗纪念他留美时期的一段文学因缘,诗序称其“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定无《去国集》;若无任叔永、梅觐庄(光迪),定无《尝试集》。任、杨是与胡适诗词唱和的“伴当”,任、梅则是将胡适“逼上梁山”的论敌。三个朋友中,任鸿隽一身兼二任,既是胡适的诗友又是他的劲敌。虽然任鸿隽在文学革命发生史中看似只是一个友情客串,其留美时期的活动以科学社为中心,但若回到这班朋友赋诗论文的现场,任的文学热情丝毫不输胡适,其诗文修养甚至在胡之上。胡适曾对任鸿隽夸口说:“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承认任是“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若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论,任诗的水平亦远超胡适。只是“文学”在任心目中,不过是自娱、酬人的“小技”,而非救国之正途。诚如胡适《文学篇》所云“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

任鸿隽,取自Lincoln E. Patterson所藏Foreign Students at Cornell University scrapbooks。

与任、胡二人关系密切的陈衡哲晚年回忆,留美学生受戊戌政变、庚子国难的刺激,大都有实业救国的志愿,1914年秋她赴美读书,那时留美学界“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这段回忆未免有倒放电影之嫌,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在朋友圈中处处碰壁,系孤军作战,更不可能在留美学界形成“运动”;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倒代表了多数留美学生的心声。

同为留美学界的风云人物,任鸿隽与胡适志趣各异,他们在文学上颇多交集,然而文学在二人志业规划中的位置迥然不同。如胡适写给任鸿隽的诗中所言:“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韈”,自注云:“玛志尼Mazzini意大利文学家,世所称‘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也。倭斯韈Wilhelm Ostwald德国科学大家。”胡适另一位“做诗的伴当”杨铨也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信奉者。他在写给胡适的赠别之作中表明自己的志向:“名山事业无分,吾志在工商。不羡大王(指托辣司)声势,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各有千秋业,分道共翱翔。”

重实学、轻虚文,是清末民初留美学界的普遍风气。陈衡哲称那时的青年深受“实业救国”宣传的影响,总以为救国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学与教育、实业与学问。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是留美学生的总体取向,而文学非救国之急务,虚文更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以留美学界的整体氛围为参照,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誓言,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志业选择。从“文章真小技”到“文章革命何疑”,胡适的态度转变折射出文学革命被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烘逼”出来的前史。

在留美出身的社会学家潘光旦看来,留学生好似园艺家用嫁接法培育出来的杂交品种。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凑体”,留学生是一种极复杂的社会动物:明明是甲文化甲种族的产物,却不能不在乙文化乙种族内作相当之顺应。日常生活里种种琐碎的顺应功夫,比繁重的课业更难对付。不无悖论的是,当其在乙文化乙种族作顺应之际,又不能不时时返顾自身的文化母体,以免顺应过度,绝了将来的后路。

清末民初对留学生的期许,不一定以学为主。出洋留学大都为求专门知识,然而遭逢乱世,学非所用。留学生归国后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全靠从书本上或课堂上习得的专门知识。留学生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导力”,除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更倚赖其在留学期间与异文化接触,不知不觉所形成的种种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这些从日常琐碎的顺应功夫中养成的观念与习惯,不仅暗中左右着留学生自身的生活轨迹,势必波及身外之社会,形成某种新的风气或思潮。

江西省选派的第一批留美学生(1912)

1910年代留美学界重实学、轻虚文的风气,源于对国内形势的误判,以为民国肇始,百废待举,摧枯拉朽的破坏时代业已过去,即将迎来全方位的建设时代。建设时代亟需专门知识、实用技能,而非蹈空之学。然而民初留美学界期盼的建设时代似乎仍遥不可及,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看,破坏时代有方兴未艾之势,隐然有更大的破坏要来。1917年胡适在归国日记中感叹“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分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

1911年《留美学生年报》创刊号介绍美国留学界情形,强调“建设主义”是留美学界之一大特色。所谓“建设主义”有三重意涵:其一、留美学生多修实用之学,实用之学即建设之学;其二、美国为“大建设之国”,建设精神处处可见,在此留学不能不受此影响;其三、中国即将步入建设时代,铁路开矿政治法律,莫非建设事业。美国既以工程实业立国,中国赴美留学者自然以选修专门工程及实业者居多。据1911年留美学界之专业统计:

一、 选修人数25人以上

通常大学科50人,铁路工程50人,农业38人,科学34人,矿学27人

二、 选修人数15-25人

商业23人,机器工程23人,化学工程19人,电学工程15人,理财15人

三、 选修人数5-15人

法律12人,政治11人,教育10人,化学9人,造船8人,医学6人,语言6人

四、 选修人数1-5人

神学4人,哲学3人,音乐2人,牙医1人,森林1人,建筑1人

此种择业取向反映出辛亥革命前后留美学生的时代认知与自我定位。胡适留美之初即发现“此间吾国学子大半习Engineering(工程),虽亦有一二俊乂之士,然馀子碌碌,无足与语者,国文根柢尤浅”。据其观察,“留美学生中好学生甚多,惟人才则极寡,能作工程师、机械匠者甚多,惟十之八九皆‘人形之机器’耳”。

留美学生季报

胡适赴美之初的志业选择,亦受制于留美学界重实学、轻虚文的总体氛围。若论性之所近,胡适更亲近文学,然而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1911年初他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写道:

弟初志习农,后以本年所习大半属文学,且自视性与之近,颇有改习arts之意,今则立定志向,不再复易矣。其故盖以弟若改科,必专习古文文字,然此是小技,非今日所急。……“文学救国”,今非其时,故不欲为。

胡适违背个人性情,立志学农,因此时在他心目中“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在国将不国的压力下,胡适把“文学”搁在次之又次的位置上,申言“今日第一要事,乃是海军,其次则陆军之炮弹,其次则大政治家,大演说家,皆可以兴国,至于树人富国,皆是末事”。在实学与虚文之间,取实学;在实力与实业之间,取实力;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取海军及陆军炮弹代表的硬实力。这虽是胡适一时的过激之言,却也表明“文学”被排除在救国之急务以外。

以文学为志业,在清末民初鼓吹实业救国的留美学界要承受相当大的心理压力,这从胡适的好友梅光迪身上看得尤为明显。梅光迪性情孤傲,不善交际,始终与留美学界格格不入,其在日常琐碎的顺应功夫上远逊于胡适。留美之初梅光迪对文学的态度亦颇纠结,既以自家的诗文修养为傲,又不肯以文士自居,他曾向胡适坦言,其“初来时亦欲多习文学,而老学生群笑之,以为文学不切实用,非吾国所急,今始知老学生之不可靠矣”。“老学生”对文学的轻蔑,给胡、梅二人在择业上造成或明或暗的心理压力。梅光迪为文学辩护的策略是强调“文以人重”、学以文传,他声明“愿为能言能行、文以载道之文学家,不愿为吟风弄月、修辞缀句之文学家”。梅光迪觉察出民初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胡适“年来似有轻视文人之意”,故屡次在书信中为自己的文学观辩解。

梅光迪虽不情愿以“文士”自居,但他始终视胡适为“文士”。胡适赴美留学之际,梅于临别赠言中称文学乃馀事,期待胡适日后成为共和国之缔造者,“焉知事功不能与华盛顿相映”?当胡适转修哲学时,梅光迪表示竭力赞成,谓治哲学者尤当治文学,胡适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望其“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梅光迪

1915年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的赠别诗中,第一次用“文学革命”这个词。这首送别诗引发的争论,被胡适叙述为文学革命的导火索。尤堪玩味的是,在“文学革命其时矣”这句宣言的前后,两次出现“梅生梅生勿自鄙”。胡适劝梅光迪“勿自鄙”,其实也是给自己鼓劲打气。“文学革命其时矣”的宣言,由“梅生梅生勿自鄙”引逗出来,令其“自鄙”的压力源自民初留美学界崇尚科学、崇尚实力的风气:“同学少年识时势,争言‘大患弱与贫。吾侪治疾须对症,学以致用为本根’”。

这首诗中夹杂了11个外来词,胡适自诩为“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这种“破体”的形式试验,可视为开门揖盗之举。“牛顿(Newton)”“客尔文(Kelvin)”“爱迭孙(Edison)”等与旧诗体极不相称的外来词,出自识时务为俊杰的“同学少年”之口,代表了“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自言‘但愿作文士,举世何妨学培根(Bacon),我独远慕沙士比(Shakespeare)。岂敢与俗异酸咸,士各有志勿相毁’”,与其说是梅光迪的心声,毋宁说是胡适的自我辩白。“士各有志勿相毁”不正暗示梅、胡二人以文学为志业,在“学以致用”的风气之下遭受的轻视诋毁?

在“逼上梁山”的故事中,梅光迪被塑造为顽固派,是与胡适在文学主张上正面冲突最激烈的角色。胡、梅之间的激烈争执,正缘于二人都以文学为志业,均为留美学界中的“异端”。不愿与胡适正面冲突的任鸿隽,其对文学与科学孰轻孰重的看法更符合留美学界的主流倾向。1914年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笔的任鸿隽批评留学生“侈言建设而忘学界”,其将学界比作“暗夜之烛”、“众瞽之相”,认为学界之有无关系国运之兴衰。任鸿隽所言之“学界”是指“格物致知,科学的学界;而非冥心空想,哲学的学界”。

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顾自己的留学经历,谓东西方学术文化的差异,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他所谓的“科学”,不是指化学、物理或生物等专门之学,而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任鸿隽视科学为西方文化之泉源,主张取法西方“莫若绍介整个科学”,“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1914年任鸿隽在康乃耳大学与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诸人发起中国科学社,随后创办《科学》杂志鼓吹科学救国。

任鸿隽

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笔,任鸿隽虽是“诗词栏”的顶梁柱,但在论说文中对“文学”的态度并不友善。他批评的“文学”,并非literature的对应物,乃泛指语言文字之学。任鸿隽之所以断言“中国无学界”,是因为“近世中国舍文人外,无所谓学者也”。进而言之“吾国二千年来,所谓学者,独有文字而已”。在他看来,中国固有之学,皆语言文字之学,都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的,非仅策论词章之伦而已。凡学之专尚主观与理想者,皆此之类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千年之学术思想史,不外乎一部“文学的”历史。

任鸿隽认为西方学术思想之精髓,即斯宾塞所谓“学事物之意,而不学文字之意”。中国治学之道,正与斯宾塞此言相反,专求文字之意,不顾事物之意,“以能文为为学之唯一目的”。若沉溺于“文字之意”,非但学不如人,还会陷入“以愈重文,乃愈略质;以愈略质,文乃愈敝”的恶性循环。未来的学术革命、思想革命,首要任务是纠正“好文之弊”,提倡“学问上之物质主义”。“不以寻章摘句、玩索故纸为已足,而必进探自然之奥;不以独坐冥思为求真之极轨,而必取证于事物之实验”。“文学”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在任鸿隽的建立学界论中,被认作是导致中国学术“停顿幽沉”的痼疾。

留美时期任鸿隽虽以鼓吹科学救国自任,但亦非如“老学生”那般轻视国文、国学。他认为注重科学与注重国文并不矛盾,要传播科学知识,不可不通本国文学。文学如工匠之刀锯准绳,有斲木垛石、建筑室家之用,而非所以建筑之物;建筑之物乃求真与致用之学,需借助于科学方法。换言之,任鸿隽对文学的肯定,是将其视为传播学术思想的工具,而非“学”之本体。

由于社会组织不完备,留学生归国后无用武之地,多随波逐流,泯然于众人。回国留学生之堕落,诚如赵元任打油诗戏言:

(一)“Te-th”功程师,迭俩勿行吹。转去大得法,教书。(用上海音读)

(二)实业并不难,只要在乎专。回去第一样,做官。

(三)四载苦经营,炎炎爱国诚。学成尽大义,结婚。

留美学生专趋实业,回国后遭逢政治动乱,有实业人才而无实业以为用,如以杯水益巨海,泯然于若有若无之间。而一般社会对留学生的期许,不止于工程师、专门家,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引导力。要形成左右社会的文化引导力,除专业知识上的权威外,还需具备传播一己学术思想之能力。学者必须把基于专业知识做出的文化诊断,“翻译”成一般社会听得懂的语言。留学生人数有限,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唯有通过著书立说,自达其意。就学术普及、思想流衍而言,文章非“小技”。

3

1920年底,胡适请朋友删选《尝试集》,他自己先删了一遍,把删剩的送给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过目,后又送给鲁迅及正在西山养病的周作人各删一遍,后来俞平伯到北京又请他删削。经数人审定后,《尝试集》四版中《去国集》删去八首,添入一首,共存十五首。

周氏兄弟对《去国集》的态度不同,鲁迅致胡适信中转述周作人的看法:“《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接着话锋一转:“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鲁迅作旧体诗,随写随弃,从未结集出版,他主张保留《去国集》,主要是从诗本身的好坏着眼。周作人随后致信胡适,从编辑体例上补充说明他“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

1921年1月15日鲁迅致胡适函,关于《尝试集》的删选意见。

周氏兄弟的意见分歧,似未参透胡适编订《去国集》,将其作为《尝试集》附录的用意。《去国集》自序云:

胡适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乃删定其六年以来所为文言之诗词,写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国”,断自庚戌也。昔者谭嗣同自名其诗文集曰“三十以前旧学第几种”。今余此集,亦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死文学”之一种耳。

自序作于1916年7月,胡适用“活文学”与“死文学”的二分法为自己留美时期的诗词创作划出一道分界线。若将《尝试集》初版本及增订本中收录的《去国集》篇目,与《留美学生年报》及《季报》上公开发表的胡适诗词相对照,再参校胡适留学日记中保存的诗词底稿,不难发现删定、改编的痕迹。

谭嗣同出现在《去国集》自序中,饶有意味。谭自称“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故旧学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胡适援引谭嗣同之例,意在以“今日之我”作别“昔日之我”。其删定《去国集》后,宣称自1916年7月起“不再作文言诗,偶有所作,皆以白话为之,意欲以实地试验,定白话之可否为韵文之利器。”自序强调诗词的编纂方式严格按时间顺序,每首诗词之后都注明写作年月,目的是“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此种编纂方式暗含历史进化的线索,将《去国集》与《尝试集》切割开来,作为文学革命前史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去国集》纯然是“死文学”吗?其中是否包含着早期新诗未展开的形式可能性?

《去国集》只有自序,别无他序。在胡适留美时期的朋友圈中,最有资格为《去国集》作序的,无疑是诗友兼论敌的任鸿隽。然而任却婉拒了胡适作序的请求:“大作《去国集》极愿拜读,但作序与否未敢遽诺。其理由仍如足下所云‘有话说则作之,无话说不敢作应酬语’。好在足下此时尚不‘刻板’,序不序固无妨也”。此时任鸿隽正就《泛湖即事》诗与胡适往复辩论,任在作序上采取拖延战术,与其说是对《去国集》有何不满,不如说不认同胡适“死文学”与“活文学”的二分法。

《泛湖即事》诗引发的争论,被胡适视作“发生《尝试集》的近因”。1916年7月8日暑假期间,任鸿隽偕陈衡哲、梅光迪、杨铨、唐钺、廖慰慈诸友于绮色佳郊游荡舟。任鸿隽此次得与陈衡哲初会,“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7月11日任鸿隽致信胡适谓:

前星期六偕陈女士梅觐庄等泛湖,傍岸舟覆,又后遇雨,虽非所以待客之道,然所历情景,亦不可忘。归作四言诗纪其事,录呈吟正。隽自不作四言诗,此诗亦自试耳。不妥处自知甚多,乞为我改削之。

此时胡适与陈衡哲虽“订交而未晤面”,三个朋友的关系尚处于暧昧状态,任鸿隽此信以赋诗呈正为名,未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暗示。二人后续围绕《泛湖即事》的往复讨论,表面上就诗论诗,但题目中“偕陈衡哲女士”这一刺眼字样,或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任鸿隽用四言诗体记叙泛湖、覆舟、遇雨的波折,有较强的试验性。四言诗在表现功能上更宜于场面铺叙或抒发情感,而不适于跌宕起伏的叙事。

任鸿隽泛舟图,1920年赵元任摄。

若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保存的任鸿隽来信,与《藏晖室札记》中以“答觐庄白话诗之起因”为题摘录的来往书信片段对照,即发现胡适《逼上梁山》将论辩焦点放在“死文字”与“活文字”之争上,而任鸿隽《泛湖即事》真正用力经营的桥段却在“覆舟”:

行行忘远,息棹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迴,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7月12日胡适寄书任鸿隽,质疑中间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乃忽紧接‘水则可揭’一句,岂不令人失望乎”?此节中,胡适以为“岸逼流迴,石斜浪翻”才算“好句”,可惜为几句“大话”所误。7月14日任鸿隽回信解释覆舟一段“小题大做”的原由,系因布局之初“实欲用力写此一段,以为全诗中坚”,或许用力过猛,遂流于“大话”。覆舟这一戏剧性的瞬间,是传统四言诗难以容纳的新经验。此节虽是任鸿隽的得意之笔,但他还是听从了胡适的建议,把“鼍掣鲸奔”改为“万螭齐奔”,“冯夷”改为“惊涛”,以避海洋之意。

对于任鸿隽的这番妥协,胡适仍不买账,7月16日回信说《泛湖》诗中写翻船一段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浪之套语”,任鸿隽“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任鸿隽自称“用力太过”,在胡适看来,实则趋易避难,全未用力。在将任鸿隽最得意的段落全盘否定之后,胡适又祭出“死文字”与“活文字”的法宝,说诗中所用“言”字、“载”字都是“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

面对胡适咄咄逼人的批评,任鸿隽的回复软中有硬,在“覆舟”一节上以退为进,虽易去胡适不喜之套语,但未迁就胡适浅白的趣味:

载息我棹,于彼崖根。岸折波迴,石漱浪翻。翩翩一叶,横掷惊掣。进嚇石怒,退惕水瘞。

7月17日任鸿隽答胡适书:“足下所不喜之覆舟数句,今已大半易去,其中‘进退’两句颇用力写出,足下当不谓之死语。”任用力写出的“进嚇石怒,退惕水瘞”,即便不被判为“死语”,从字面上看,肯定不是胡适心目中的“好句”。在“死文字”与“活文字”的问题上,任鸿隽的态度则较为强硬:

足下谓“言”字“载”字为死字,则不敢谓然。如足下意,岂因《诗经》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当搜入耶?“载笑载言”固为“三千年前之语”,然可用以达我今日之情景,即为今日之语,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此君我不同之点也。

胡适索性在任鸿隽信上直接批注,划出“岂因《诗经》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当搜入耶”一句,旁批“笑话”二字;就“载笑载言”的用法,胡适于行间批注:“载字究竟何义?所用之地究竟适当否?何不用今日之活语以达‘今日之情景’乎?”

任鸿隽《泛湖即事》诗,胡适批注,取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奉《诗经》为圭臬的四言诗传统,正是以“载”、“言”一类的虚字为中心。“载”字、“言”字是四言诗中构词力最强的虚字,“载○载○”构成的套语系统包括:载笑载言、载驰载驱、载飞载鸣、载饥载渴、载芟载柞等。可以说“载○载○”是《诗经》中最常见的虚词结构,正是此类套语模式(formula pattern)造就了四言诗的独特风格。在四言诗的创作过程中,构成套语模式的虚字结构是先于实字的。胡适所谓的“死字”“死句”,恰是四言诗传统中最稳定的套语模式。胡适对《诗经》里的虚字做过专门研究,任鸿隽用“载笑载言”正好撞在他枪口上。胡、任二人关于文字死活的论争,其实与四言诗的特殊风格即以虚字为中心的套语系统有关。倘若《泛湖即事》诗用五古或七古写就,文字的死活问题未必如“载笑载言”这样套语化的冗余句式凸显出来。

1916年12月《泛湖即事》诗正式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任鸿隽保留了“言”字“载”字的用法,连胡适认为“殊不相称”的两句:“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也只字未改。在围绕《泛湖即事》诗的攻防战中,任鸿隽于“覆舟”一节略有妥协,但在“死文字”与“活文字”的问题上,胡适始终未能说服任鸿隽,还引来梅光迪为任助阵。如若考虑到四言诗长于抒情、描写,短于叙事的表现功能,与“覆舟”这一偶然事件的戏剧性,不能不说胡适在字面上再三挑剔,抹杀了任鸿隽《泛湖即事》诗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试验。

胡适著《尝试集(附<去国集>)》

《去国集》的压轴之作《沁园春》,实则是“文章革命”的“誓诗”。这首词是胡适用心经营之作,《藏晖室札记》留存了五个版本,先后作于1916年4月12日、4月14日、4月16日、4月18日、4月26日。第五次修改稿后,有1934年5月7日胡适附记:

此词修改最多,前后约有十次。但后来回头看看,还是原稿最好,所以《尝试集》里用的是最初的原稿。

附记带出两个问题:一、胡适为何在半个月内反复修改此词,原稿何处令其不满意;二、《尝试集》为何采用最初的原稿,放弃了精心打磨的修订版。《逼上梁山》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首词下半阙口气狂妄,胡适自觉不安,所以修改多次。第三次改稿,几乎重写了下半阙,删掉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的狂言。

下半阙的反复修改,按胡适自己的解释,是想用“文章革命”的具体主张稀释“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狂言。胡适改来改去,无非针对旧文学的三大病:无病呻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他开出的药方甚是寻常,如“文章贵有神思”、“语必由衷、言须有物”、自立门户云云。胡适对这首词的反复修改,到了“琢句雕辞”的地步,岂非违背了他崇尚自然的文学主张?第三次修改稿云:“到琢句雕辞意已卑”,返观胡适强迫症式的反复修改,不无反讽的意味。回头来看,胡适还是觉得原稿最好,因初稿更近“自然”。初稿下半阙未言及“文章革命”的具体方案,只有“且准备搴旗作健儿”的激越姿态。“文章革命何疑”的空洞誓词,反倒更贴近胡适被“逼上梁山”时的真实心境。这或是《尝试集》采用初稿的原因。

逐句对照五个版本,唯有开头两句只字未动:“更不伤春,更不悲秋”。这两句奠定了上半阙的基调,宣告与伤春悲秋的抒情传统背道而驰。初稿化用《荀子·天论》之言:“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胡适《论诗杂记》云:“我爱荀卿天论赋,每作培根语诵之” 。将《荀子·天论》当作培根语录,说明“制天命”之古训在胡适看来,约等于培根代表的近代科学话语。胡适倡导“文章革命”,首先要将伤春悲秋、无病呻吟的抒情主体,置换为“制天而用”的科学“狂奴”。“吾狂甚”之“狂”,源于科学在自然面前的高度自信。依傍近代科学的权威,人在“花飞叶落”、“春去秋来”等自然代谢面前,不再是谦卑的感应者,而化身为“鞭笞天地,供我驱驰”的征服者。不无反讽的是,胡适提倡“文章革命”本是被“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逼上梁山”之举,而他在誓诗中召唤的革命主体,却是“肠非易断,泪不轻垂”的科学狂人。胡适宣称“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却甘愿匍匐于科学脚下,做一冷冰冰的“狂奴”。

删定《去国集》对胡适而言,是其告别“死文学”,制造“文学革命”这一断裂点的手段。《尝试集》的酝酿与《去国集》的编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16年4月胡适致信许怡荪,谓“去国以来,所作韵文,似有进境”,“近删存庚戌以来诗词一集,名之曰‘去国集’,盖游子之词也”。胡适随信奉上藏晖室札记数册,记其两年来之思想变迁及文学观念。札记中关于文学的部分颇多自矜之狂言,胡适解释道:“当此文学革命时代,一点剑拔弩张之气,正不可少”,胡自诩为“革命军前一健儿”,“愿为祖国人士输入一种文学上之新观念,以为后起之新文豪辟除榛莽而已”。由此可见,胡适着手编纂《去国集》,正源于“文学革命”之自觉。《去国集》看似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阑尾”,但作为文学革命前史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从胡适的精心编排、反复修订中,可见“阑尾”之于主体的意义。

本文试图用谱系学的方法对抗胡适为文学革命建构的起源神话。所谓谱系学的方法,不过是一种饾饤琐碎的文献清理工作,即通过耐心审慎的文本细读、逐字逐句的版本对勘,撕开光滑的历史叙述,复原被删除的历史插曲,在历史的发端处,发现各人意图、志趣的分歧而非起源的同一性。用谱系学的方法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需要重读何止是《逼上梁山》或《去国集》。诸如《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似乎耳熟能详的纲领性文件,都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索其思路的形成过程,或隐或显的对手方,正反两方面的例证材源,而不仅是记取其提出的主义、口号而已。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标题“新大陆的旧文苑——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首发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刊发时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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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胡适: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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