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总统邀他吃午饭,他说得去参加同学会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3-6,星期五 | 阅读:28

作者: 言九林

1917年1月2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尚不足一月的蔡元培,给总统府礼官处写了一封婉拒信。蔡在信中说,很感谢大总统邀请自己在1月28日共进午餐,但很抱歉,自己当天已有安排,要去参加同学会。

信的全文如下:

大总统府礼官处公鉴:

径启者:奉示知承大总统招与本月二十八日正午十二时怀仁堂之宴会,不胜荣幸。惟同日同时,元培已有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订定在先,未便取消。敬心领大总统之盛情,谢谢。

专此,祗颂公祺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谨启

六年一月二十四日①

此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黎元洪。

黎是在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的,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二人间屡屡因制度缺陷导致的权力边界不清而发生冲突。同时,段与以张勋为首的“督军集团”、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合作,致力于排斥异己,主要对象是内阁、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如外交总长唐绍仪、司法总长张耀曾等。以国民党议员为主体组成的“商榷系”,则选择支持黎元洪,且鉴于黎没有军事实力,又与军阀冯国璋合作,将其推上了副总统的位置,内务总长也换成了冯的谋士孙洪伊。这场权力斗争,最后演变成了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②

“府院之争”如火如荼之际,北大校长一职出现空缺。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接受了汤尔和与马叙伦的建议,邀请蔡元培回国主持北大,并报请黎元洪得到了批准——范虽是“研究系”中之人,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段祺瑞,但他与蔡元培有着不错的私交——民国初年,蔡任教育总长时,曾摈弃政党成见(蔡当时是国民党,范是进步党,两党势同水火),邀请范担任教育部次长,二人共事期间颇为愉快。③

以上,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复杂的时代背景。

略言之,蔡的国民党身份,意味着他的工作很难获得段祺瑞派系的支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范源濂那般与他有着不错的私交。黎元洪能够愉悦地批准范的提案,自然也与蔡的国民党身份有直接关系——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即得到了黎元洪的亲自接见,26日,黎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略同期,黎还将大总统府的开支,由袁世凯时代规定的191.5万元/年,压缩为57.465万元/年,节省出的部分用于发展教育④。如此种种,包括1917年1月24日邀请午宴在内,均是在明确表达对蔡元培的支持。

图: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但蔡元培却以要参加“南洋公学同学会”为由,拒绝了黎元洪的邀约。

蔡1917年3月15日给友人的一封函电,有助于理解他为何要拒绝黎元洪的饭局。蔡在函电中说:

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彼等不特不加反对,且有表同情者,亦可见今之政客,其头脑亦似较前几年为清晰矣。”⑤

这种“不涉政界之决心”,既是蔡元培对自己所处的波诡云谲的现实环境的一种因应,也寄托着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种深切期望。在给友人吴稚晖的书信中,蔡曾评价北京大学已是“声名狼藉”,他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出来担任校长,怀抱的是“未尝不可一试”的心态。信中,蔡对中国大学做出了诊断,也开出了药方:“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⑥

所谓“学课之凌杂”,就是教授的学问乱七八糟,含金量太低;所谓“风纪之败坏”,则是指大学已非学习知识、研究学问的场所。前者需要将真有学问的教师请进来,将尸位素餐者踢出去;后者在无力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不妨从改变校内小环境做起,多引进致力于做学问、而非致力于做官的模范人物。

图:蔡元培

在1917年1月9日的开学演讲中,蔡元培也对北大做了类似的批评。他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嘲笑批评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且因为以做官而非求学为第一本位,“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⑦——学校用人,不在乎学术的深浅,只在乎官场活动能量的大小。

在晚年所写的《自述》中,蔡元培说,自己出任北大校长,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整个学校的学风,尤其是改变学生的观念:“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⑧

要想让学生们不再屁颠屁颠跟在那些“在政府有地位”的“阔老师”后面,蔡元培这个校长首当其冲,需要以身作则。校长若以做官为己任,改变学风云云自然也就成了笑话。这种考量,自然也是蔡元培入京后,拒绝黎元洪共进午餐的邀约、且公开明言“不涉政界之决心”的核心缘故。

中国之大学,由衙门向教育机构转型,也由此发端。

图: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参加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届毕业摄影

1940年3月3日,为避日寇而寓居香港的蔡元培,不慎摔倒在浴室门边,吐血昏迷。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于3月5日与世长辞。自得病至逝世,极为仓卒,未能留下遗言。但时代不愿贤哲辞世而无一字留给后人,随侍病榻的亲人无法听清蔡的临终呓语,只好将“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八个字交给记者“转告国人”。⑨

蔡先生去世至今,已是整整八十周年。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前人已有详尽的叙述——陈独秀说他有两点令人佩服,一者是“有关大节的事”从来都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坚持,绝对不肯通融;一者是有“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胡适说他能够替北大建立新制度,主动“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梁漱溟则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⑩

对于一位能够拒绝大总统共进午餐邀约的好校长而言,这些赞誉不会过分,也不会过时。


注释

①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

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3-314页。

③《科教大师》之“范源濂”条,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第29-33页。

④裴高才,《首义大都督黎洪》,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⑤《致汪精卫函》,1917年3月15日。收录于《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⑥《复吴稚晖函》,1917年1月18日。收录于《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5页。

⑦《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月9日。收录于《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08页。

⑧《蔡元培自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第105-106页。

⑨唐振常,《蔡元培之丧补记》。

⑩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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