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破坏同行饭碗的晚清医生,不该被遗忘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27,星期四 | 阅读:71

原创 隋与言

嘉庆二年(1797年),30岁的河北玉田人王清任,游历至滦州稻地镇,发现当地正发生严重的传染病,小儿“十死八九”。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木,只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却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坟地四周皆是“破腹露脏”。

对医学深感兴趣的王清任,无力阻止这场灾疫。他所能做的,只有每天前往坟地,观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肠的尸体,目的是借此机会弄清楚人体内脏的真实状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多年的医术修习让他发现“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而著书良医,无一全人”,而良医的匮乏,又在于他们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王清任曾尖锐地批评自己的同行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对这番经历,王清任自己留下了一段回忆文字:

“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坟地),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论错脏腑,皆因未曾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

大意是:自己在坟地里花了整整十天时间,大约全面观察了三十多具尸体,得出的结论是前代医书中所绘的人体脏腑之图,与真实情形全然不合,甚至连脏腑数量的多少,都没弄明白。

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尸体遭野狗啃食,他没有能够观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体脏腑中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长究竟“是斜是正”。

为了补上这桩遗憾,此后的三十余年间,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场观察尸体。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在京城,一次见到了脏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实情状。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与当代解剖学的观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

在《医林改错》的序言里,王清任说,自己这本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书的主旨不是治病开药方,而是普及治病的基础——对人体脏腑的正确认知。王还说,自己这本书当中,恐怕也难免“有不实不禁之处”,如果后来人能够通过“亲见脏腑”对自己这本书有所修正增补,那将是自己的荣幸。这种谦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拓荒者的自知之明:拓荒者推动了认知进步,但既然是拓荒,条件有限,误读、误解也一定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自然也不能例外。比如,书中将动脉误认作了气管;将精道、血管与溺孔描绘为互通,就是错误的。这与王清任只能在坟地与刑场随机观察、无法获得正规的尸体解剖机会有直接关系(王的医学理论也尚未脱出传统的窠臼)。

王清任还说,自己“何敢云著书”,哪里敢自命不凡著书立说,出版《医林改错》的目的,不过是希望当代及后世的医生们看了这本书中的绘图后,能够对人体脏腑有更准确的认知,能够减少错误的诊断,能够救治更多的病人。至于后人如何赞誉我、如何诋毁我,那是不重要的:“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但这样的愿望,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同行们的饭碗。

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王清任对被同行们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比如他批评《难经》,说它对心肝肺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重几许”,对大小肠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长若干”,对胃的描述具体到了能够装下谷米“几斗几升”,给人一种很真切、很值得相信的感觉,实际上却并不准确,作者没亲眼考察过脏腑,只是“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利己有限损人甚重,实在是不可取。

他还批评《金匮》对疾病的描述,并非真的了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金匮》里说受风会令人鼻塞喷嚏,又说受风会令人半身不遂,王清任质问道:“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鼻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既然如此,请说一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让人鼻塞打喷嚏;又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使人变得半身不遂?

图:王清任所绘制的人体脏腑图(部分)

这种较真式的质问,是推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往前进步的必要,却也引起了同行们的厌恶与反感。在他们眼中,王清任走得实在太远了。他不但质疑、批评《黄帝内经》与《金匮》这样的煌煌经典,还否认了“三焦”的存在,否认了传统说法对“经络”的描述——王清任认为,“灵机在心”、“心主神明”这类传统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正产生意识与感觉的不是心,而是“脑髓”,也就是大脑。

《医林改错》首次出版是在1830年,次年,王清任与世长辞。直到人生末年才刊行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是因为王清任不愿在生前亲身体会同行们的愤怒——尽管同时代的名医陈念祖(1823年去世),已给王清任扣上了“不仁”、“狂徒”、“邪人”的大帽子。而稍晚于王的清代名医陆懋修(1818-1886),则如此斥责王的拓荒之举:“是教人于胬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矣。”

除了道德批判,陆懋修还试图从“学理层面”否定王清任的努力。他说,人死之后“气已断”,王要如何确定自己找到的是“气门”?人死之后“水已走”,王要如何确定自己找到的是“水道”?那些尸体被野狗啃过,被刽子手处理过,靠这些要如何确定人的内脏数量,然后说经典里的记载是错误的?

这些近似于胡搅蛮缠的辩护词中,透露出的是同行们深重的不服与不甘。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与龙华民(Nicola Longobardo 1565−1655)已翻译出版过一部西方的解剖学著作《人身图说》。此书对人体内部结构的叙述与图绘比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要准确很多,但在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进入中国医学界的视野(王清任似乎也不知道此书的存在)。

图:《人身图说》中的人体构造图(部分)

与王清任同时代的理学家俞正燮(1775-1840),倒是注意到了这部书,但他读这部书,旨在寻找方法来防范“以夷变夏”。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脏腑构造与西洋人全然不同;所以西洋人的宗教,中国人不能信;那些信了西洋宗教的中国人,其脏腑必然不全。俞的原话如下:“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入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

俞正燮或许并未想到,他这番牵强附会的论述,反替尘埋许久的《人身图说》做了广告。名医王孟英(约1808-1868)与其友人胡琨读了俞的文章后,真去寻了一本《人身图说》来阅读。二人读完原著,发现俞正燮只是在“涉猎浮文”,根本没把书读明白。王孟英还找来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做对照阅读,结果发现《人身图说》对脏腑的描绘,与中国的医学典籍《灵枢》《素问》《难经》迥然相异,却与《医林改错》大略相同。

遗憾的是,无论是传教士引进的《人身图说》,还是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均未能将其科学实证精神传递给那个时代的中国医学界,“儒医们”更乐于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来推演人体的结构与运作,而非去做实体观察。

这是王清任的悲哀,也不止是王清任的悲哀。


参考资料

①(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

②宋爱伦:《王清任<医林改错>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③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04-309页。

④《王清任的错与对》,刘泉开等《大脑纪事》,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23—27页。

⑤钱超尘、温长路主编,《王清任研究集成》,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年。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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