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两端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25,星期二 | 阅读:38

作者: 秦晖

民族主义,但不是“资产阶级的”?

当然,说胡萨克毁了捷克斯洛伐克,这绝不是简单地在道德意义上说他是个坏人,他的做法还是有土壤的。

胡萨克这个原来的改革派投靠苏联,断送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当然该挨骂。不过,他这种“阻止了自由化,促进了联邦化”的做法,也不能说仅仅是他个人的“道德败坏”或“保守”。事实上当然不是每个斯洛伐克人都会这样(杜布切克就不会),但的确不少斯洛伐克人有类似他的想法,胡萨克只是通过掌权促进了这一倾向。

布拉格之春

其实,多民族国家的改革(或者说变革)本来就有两个方向:一是民族主义,一是自-游民-煮。当时相对而言,斯洛伐克人以前者为多,捷克人则后者较多。国际上有种流行理论认为:多民族国家的民煮运动通常都必须具有“本土性”、“在地主义”或族群运动的形式,现实中的确也有这样的例子。但逻辑和更多的实例却表明族群运动的走向更可能是反民煮的。胡萨克用联邦化来消灭自由化,就是一例。

当年STL体制迫害胡萨克是不应该,但给他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那顶帽子,后来看却说对了一半:他有民族主义,但不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极左的胡萨克和极右的蒂索还颇有一比:胡萨克这种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对捷不对苏,就像当年蒂索那种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并不是针对德国人,而是针对捷克人的一样。胡萨克“卖身投靠”苏联,却针对捷克搞联邦化,与蒂索投靠德国而对捷克闹独立,也有点一脉相承的样子。至于胡萨克与蒂索都不是什么自游民煮派,就更不待言了。

有件事以后看来耐人寻味:当年苏联入侵后,把杜布切克等人劫持到莫斯科,原定要开的捷共“十四大”被阻止。这时群龙无首的改革派临时集议,众人拾柴,居然在占领军眼皮子底下,把入侵前已经选出的大批代表从全国各地接来,在布拉格切卡德工厂的一处礼堂秘密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gcd第十四次非常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出了清一色的改革派中央机构,摒弃那些引狼入室的亲苏者,发表声明谴责入侵,坚持改革,呼吁世人支持,而且也确实使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这是整个入侵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最精彩的一次抗争。

苏军坦克进入布拉格

占领军为此自然暴跳如雷,胡萨克后来也宣布大会为“非法”。但是当时他还刚开始“转弯”,还以杜布切克的同志自居,理由自然不能与占领军一样。而这理由他也确实找到了:当时在1,543名法定当选代表中,有1,192人出席了“非常十四大”,出席率达77.4%,达到了党章规定的门槛。但这些代表基本都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代表的出席率只有大约10%。这就为胡萨克后来宣布大会非法找到了借口。

而在会后3天,斯洛伐克gcd另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胡萨克当选为第一shu记,当时他还在“转弯”中,尚未对“非常十四大”持敌对态度,但斯共此会对“非常十四大”决议“保持一定距离”,仍然表示要改革,但强调的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化。显然,这已经不是胡萨克个人的问题。这两次大会实际上显示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理解的改革确实有相当区别。

这就不难理解,到了“天鹅绒革命”后,为什么经过了两年多的磨合,民煮化了的捷克和民煮化的斯洛伐克还是不能达成一致,最终走向了“天鹅绒分手”。有一事可以看出:在民煮化初期,捷克公民论坛与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正在谈判,联邦存亡未卜之际,胡萨克于1991年11月18日病逝。当时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民选总理卡诺古尔斯基参加了他的葬礼,这在捷克地区导致强烈的批评,而在刚刚推翻了胡萨克体制的斯洛伐克,很多人却认为这是对斯洛伐克民族认同的一种表达。这体现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认同障碍的升级。

应该承认,胡萨克搞的联邦制还是给斯洛伐克人带来了一些好处。在那20多年里通过指令性的转移支付,斯洛伐克实现了比捷克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与捷克的差距在缩小。然而与民煮国家也常可见到的地区间(或民族间)补贴机制不同,却与南斯拉夫等地类似的那样,由于这些做法不出自民意而出自圣旨,受益者可能感谢圣上,却不会理解为受损民族的好意。而受损民族则无疑会抱怨受益民族之拖累。政治上也是如此:“LN式联邦”的“名额照顾”和一些不按人口比例而按联邦主体间平等原则设置的官位,也给一些人增加了升迁机会。但他们的民族不会认为这些非经选举而是皇上看中的人能够代表自己,而其他民族却会更加感到不公。在非民煮体制下,这些做法与民族间的镇压一样,最终都会损害多民族国家认同。

2019年11月,布拉格, 纪念天鹅绒革命30周年

胡萨克:蒂索的遗嘱执行人?

现在看来,对于捷共体制的存废成败,“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实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当初二战后“人民民煮国家”的竞选,捷共在捷克成为第一大党,斯洛伐克却是非共的民煮派占绝对优势。以至于捷共肃反要把“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作为靶子。后来杜布切克、胡萨克两位斯洛伐克gcd人一度联手击败保守派,斯洛伐克人的支持显然对“布拉格之春”有助甚多。但是,其中那种“不搞自由化,只搞联邦化”的改革思路,后来却又有助于苏联粉碎“布拉格之春”,并且依靠胡萨克,成功地把旧体制延续了20多年。

在东欧地区,反苏民族主义本是苏联的大忌,但胡萨克那种“对捷不对苏”乃至“亲苏”的民族主义,却是苏联乐见的——这非常容易理解,就像德国当年乐见蒂索那种“对捷不对德”乃至“亲德”的民族主义一样。苏联人通过支持胡萨克的民族主义来分化捷、斯,使两者皆入苏联彀中,就如当年德国通过蒂索的民族主义离间捷、斯,把它们都纳入“轴心”一样。反过来,蒂索靠德对捷,实现了斯洛伐克首次“独立”,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斯洛伐克共和国”;胡萨克靠苏对捷,实现了斯洛伐克在联邦制下的主体化,从而产生“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其实,若论蒂索的教父赫林卡原来的想法,他追求的不也就只是斯洛伐克的联邦主体地位么?

并且,这种“LN式联邦”一旦民煮化,联邦主体的独立也几乎势在必然。其实当年本来民煮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倒未必注定会分裂;然而它一旦砖制化,斯洛伐克独立也就成了势在必然。

蒂索和德国人毁掉了民煮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把它分裂成了几个砖制实体,包括法西斯的斯洛伐克国;胡萨克则相反,他和苏联搞的那一套最后断送了一d砖正的捷克斯洛伐克,导致它变成两个民煮的独立国家。两者看上去似乎截然相左。不过,蒂索毁掉民煮,追求赫林卡党的一d砖正是其本意,捷克与斯洛伐克的民主却是胡萨克始料未及,他本意还是要维护一d砖正的。这其实不也差不多吗?

无怪乎斯洛伐克独立后,一方面民间确实出现了重新评价蒂索的声音——尽管不是主流,但另一方面,胡萨克在今日捷克声名狼藉,但在斯洛伐克,对他的印象似乎也比在捷克好些。

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评价这些人?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胡萨克与蒂索,虽然似乎处在极左和极右两端,但若论“爱国”(就斯洛伐克而言)、“分裂”(就捷克斯洛伐克的统一而言)、“民族主义”和投靠强邻(蒂索投靠德国,胡萨克投靠苏联)充当代理人而打压自己的国民,即所谓“卖国”而言,两人其实有许多共同之处。更不用说两人的砖制独裁了。

其实真正重要的标准,正如前面讲到的:还是他们对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这些普世价值所造成的影响。从这方面讲,今天斯洛伐克民间为蒂索翻案的声音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这种声音也不大。蒂索不但在国际政治与战争中“站错队”,而且内政方面他也处处接受德国的“指导”,其自主能力远不如安东尼斯库,但与胡萨克的顺从苏联倒有得一比。说这两个斯洛伐克人“爱国”,还不如说安东尼斯库爱国(爱国贼)呢。

布拉迪斯拉法纪念“天鹅绒分离”的石雕

“民族主义”排座次

当然这两人无疑也为斯洛伐克独立(或联邦主体化)出了力,但这种“独立”如果既损害人权也没有获得主权,又有什么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无论左派当政还是右派当政,都坚持法统自立,既不承认是蒂索的斯洛伐克国,也不承认是胡萨克的“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衣钵继承人。

而如果讲到反人类罪行,那蒂索的案子是翻不了的。这不仅因为蒂索真的是罪无可逭,也是因为在战后初期的捷克斯洛伐克,蒂索他们受到的还是“人民民煮国家”的审判,而非“二月事变”后一d砖正体制下的审判,其符合法治的程度虽不能说无瑕疵,但横向比同为“卫星国”的罗马尼亚尤其是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纵向比捷克斯洛伐克本国后来在STL体制下对霍拉科娃、斯兰斯基和胡萨克等人的审判,都要相对公正得多。

至于斯洛伐克其他民族主义者,笔者以为如果不论“左右”而着重考虑人权与人道标准的话,胡萨克倒是可以排在赫林卡与蒂索这对师徒之间。

把一个“极左派”插在两个“右派”中间合适吗?请看我的理由:胡萨克与赫林卡都主张砖制反对民主,但没有掌过权的赫林卡毕竟没有机会镇压民、煮扼杀自由,而胡萨克是做过这种事的。但又与蒂索不同,胡萨克毕竟是在和平时期搞砖制,他开除了许多人,抓捕判刑了许多人,在垄断经济、人们无法自谋生计的体制下砸了许多人的饭碗,实行“不服从者不得食”,用饥饿迫使人们放弃尊严向他屈服——这些迫害不可谓不严重。但他毕竟没有像蒂索那样成为战犯,犯下大屠杀的罪行。他在政治上如今是个被否定的人物,名誉不如赫林卡。但他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名誉还是比蒂索好不少。

这固然只是逻辑上的分析,但众声喧哗中自有理性在焉,这也基本合乎如今斯洛伐克多元舆论中对这些人的主流看法:

就赫林卡而言,从1993年捷斯分手直到2007年,总的来说由于剧变初期的“钟摆向右”,批评gcd加于赫林卡的“法西斯神父”帽子、肯定他的功绩,一时成为舆论主流。有趣的是就连许多“前gcd人”和作为斯共后继党(所谓新社会党人)的左派也卷入了这种舆论。2007年9月在新社会党人菲科政府任内,斯洛伐克国会通过了关于赫林卡的“功绩法案”,主要对其早年反抗匈牙利、启蒙民族意识、助建捷斯共和、维护斯族文化的事业给予了高调肯定。这一时期在斯洛伐克的兹林和普雷肖夫等地竖起了赫林卡的塑像(耐人寻味的是首都布拉迪斯拉法至今没有这种塑像),国家发行的货币上也有了他的形象。

但这一切也遭到另一种声音(主要也来自左派)的批评。批评者主要抨击赫林卡本人的砖制思想和他的门徒蒂索、图卡等人的法西斯罪恶。尤其在2004年斯洛伐克“入欧”成功和2007年欧盟通过里斯本条约、凝聚力达于顶点之际,斯洛伐克“欧洲主义”上升,民族主义降调,总体上显得比同一时期的捷克更“左”一些。这导致“功绩法案”引起争议,2007年后舆论上对赫林卡的肯定也明显降温。但自2010年欧债危机和近几年“欧穆问题”、移民问题发生,“疑欧”倾向出现,民族主义又在抬头。不过虽然经过这些变化,总的来讲当代斯洛伐克人对赫林卡有褒有贬的状况并无大的改变。

显然,在与二战前“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建国有关的几个重要人物中,今天赫林卡受到的辩护要远多于他那几个门徒,但也并非全盘肯定。2007年针对所谓“功绩法案”引发的争论,斯洛伐克国内31名专业历史学者联合发表文章评论赫林卡,这可以代表今天舆论的主流。

此文指出,赫林卡的民族主义产生于奥匈末期的反匈斗争,“如果不是在最严重的匈牙利化时期,有赫林卡们出来保持民族生命与活力”,今天是否会有斯洛伐克国家值得怀疑。赫林卡思想中的确有保守与威权的内容,但他生前仍是共和国的议员和政治家,“他不能直接承担起1938年10月6日以后实行非民主政权的责任。”

考虑到1989年前斯国还有如此多的人为极权政治效力,他们苛责赫林卡反民主似乎过分了。赫林卡有砖制思想,但并不反犹,也批评纳粹。剧变前所谓赫林卡自称“我是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之说仅见于gcd的报纸,是不可信的。“赫林卡的正面和负面都属于斯洛伐克历史。可以将他描述为现代斯洛伐克政治的缩写,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独特的斯洛伐克民族。”

布拉迪斯拉法的犹太人纪念碑

而胡萨克今天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剧变之初骂他出卖布拉格之春、镇压宪章运动的声浪很高,以至于下台前的捷共也把他开除出党。但那时斯洛伐克人对他的反感就不像捷克人那么强烈。后来骂他的声音在捷克逐渐成为历史,但在斯洛伐克说他好话的人并没有多起来。如今他在史书上多遭贬斥,现实中却仍有极左派对他表示怀念,不过两者基本都是自说自话,人们甚至已经没有兴趣为他发生争议。

至于蒂索,就仍然不时成为争议的对象。与赫林卡不同,今天在斯洛伐克公共场所是见不到蒂索像的。剧变后曾有极右翼崇拜者在布拉格马丁公墓建了一个备受非议的纪念冢,但“只有极少数的超民族主义遗老会去纪念”。网上能够找到关于蒂索的纪念文字几乎都是宗教话语,而这些文字充满抱怨:甚至连天主教会也不愿照看“蒂索神父”的坟墓。这些人宣称蒂索是极权镇压下的“烈士”,但马上有人反驳说蒂索死时极权制度根本尚未建立。这些人还嘟囔着要“终结民煮”,但这适足以自外于舆论的主流。与前面提到的那些国家不同,斯洛伐克没有对当年的司法判决做任何改变。蒂索在史书中仍然是战犯,而现实中为他辩护虽然不会受到镇压,但仍然是要遭白眼的。

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gcd绝大多数都解散、重组、改名、易帜成为社会民煮主义类型的左派党(正式名称为社会民煮党、社会党或左翼党等等),但这些国家在二战前本来也有社会民煮主义党派,二战后苏联安排gcd掌权,以“工人阶级团结”的名义强行“合并”了这些党派,不愿归附者流亡西方成为“老社会党”人。剧变后这些党派回国复兴,与“前gcd人”重组的“新社会党”关系有好有坏,有的经过合作、磨合而合并,有的因历史恩怨对立至今。

(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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