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蔓延时的旅行:吉园漫步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24,星期一 | 阅读:13

作者:许知远

在吉园一家居酒屋,我第一次感到少许焦虑。夜晚十点,街道上空空荡荡,霓虹灯招牌依旧闪烁,点亮各色诱人的店家名字。白夜、皇帝、贵公子、英国俱乐部,每一个名字似乎都引往一个销魂时刻,以及之后的虚空。其中一个招牌尤其引人入胜——金瓶梅,一旁还有一家四川火锅,对于一个中国游客,这种组合像一种全方位的召唤。

店门前站立的皆是戴着口罩的短发大叔,他们热烈地发出召唤。姑娘们皆在幕后,以照片示人,这是一种保持尊严的方式,客人只能翻看照片,不能在真实个人面前,挑来选去。

吉原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7世纪。一场大火烧毁了日本桥的风俗街之后,它搬至了浅草附近。它见证了江户时代的繁盛与衰落,即使你出身武士,也可能潦倒街头、无人接待,而四民之末的商人,却可能一掷千金。在一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这意味着难得的平等。这些欢愉,即使片刻,也像是对自己所处世界的逃遁与对抗。

正是在吉原,永井荷风找到了抵御所处时代的慰藉与灵感。这个浪漫、决绝的游荡者,曾经留学美国与欧洲,却厌弃明治以来的西化,认定东京的一切变化皆丑陋不堪。他认定不断逝去的江户,才值得不断歌咏,再没有比这些风月场中的女人,更能代表江户风情的了。

我钟爱永井荷风,不仅因他闲散的、疏离中有股热忱的作品,更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是日本社会少见的个人主义者,用纯粹的个人力量,抵御时代洪流。他或许也相信,肉欲至为诚实,它从不撒谎。即使在国家主义攻占了每一个角落的三四十年代,他仍按自己的节奏,兀自走在去吉原的路上。在酒杯里、在女人的三弦声中、在对江户岁月的想象中,以及惊人的诚实的日记中,他表达着对这个狂热的、粗鄙的集体主义年代的厌恶。

走在此刻的吉原,你再难以想象永井荷风式的风采。吉原有着令人赞叹的生命力,经历过多次大火,即使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与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后,亦很快复原。但战后颁布的新条例,不再允许公开的风月场所,它开始以浴房的名头示人。泡泡浴曾在昭和末期风靡一时。甚至吉原的名字也消失了,变为乏味的台东区千束三丁目、四丁目。它还遵循着上班族式的作息,早晨九点营业,晚上十点接受最后的客人。

江户的风情消失了,昭和的味道犹在。那些霓虹灯招牌,让我想起昭和年代的老照片,也像是90年代的台湾,土气,却有一种放松、温暖与自嘲,就像北野武的老歌。

或许,这也是下町的魅力。明治末年,人们开始把上野到浅草一带,划入下町,它是匠人、小商贩的居所,与官僚、富有者的世界截然不同。即使在今日,这种划分仍不无道理。当我从帝国饭店搬到浅草六町的一家民宿后,我对于东京的感受陡然增强了。掠过樱田门的乌鸦、银座后巷里那些穿着和服的妈妈桑自然迷人,霞关的议会与政府大楼有股冷峻的魅力,而当从地铁的浅草站出来,瞥见仲见世的招牌时,你会感到别样的温暖。这多少像是在北京,经过国贸或南长街之后,你停在了大栅栏的一家涮羊肉,肩上批着白毛巾的掌柜给你端来一杯二锅头,微醺之后,你还可以与朋友去八大胡同逛一逛。

我对泡泡浴充满好奇,欲望却未在体内升腾。这缘于羞涩,也因为两位年轻、新结识的朋友,他们的作陪让我仿佛进行着一场考古式的漫游。小陆是个热情的导览,他成长于郁达夫的富阳,青春期最喜欢的作家是韩寒。你看得出,他的发型、他的谈吐方式,都多少受到那个时刻的韩寒的影响,他开朗、戏谑、慷慨,钟爱车与姑娘,还有一种不无刻意的漫不经心。

17年前,他前来日本,经历过一段过分复杂的留学生生涯——送过报,在流水线当过临时工,再做过监狱中的翻译。精明与运气最终让他脱颖而出,他开办了自己的旅行社,抓住了中国人突然迸发的旅行与消费浪潮。这让他他见识了一个迅速富裕的中国消费群体,他们在高级烤肉店点下吃不完的牛肉,在银座的俱乐部一掷千金,当然也有无穷的尴尬时刻,因着他们的无礼与粗鲁,一些时刻,因为习惯性的霸道,他们还会触碰到犯罪边缘,他要在夜晚跑进警察局解释一切。他喜欢与人交往,接触过画家、歌手、企业家、漂亮的女明星,名声的肥皂泡,也给人带来另一种满足。

他卖掉让他过分操劳的旅行社,创办了自己的民宿公司,招待不断涌来的游客。今年年初,他做好准备,迎接春节到来的人潮。这也是安倍时代的新国策,“观光立国”令旅游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中国游客至关重要。

突然,所有的订单都消失了,我成了他唯一的客人。初次见面时,他正在电话中忙于口罩,他从韩国购买了十万只捐献,过程却麻烦重重,令人怀疑它们能否抵达中国的医生与护士手中。

我感到了自己情绪的新变化。疫情突然爆发时的焦灼与慌乱,对于一个失灵系统的愤怒,对于种种悲惨与荒诞故事的难过与哭笑不得,正在逐步减弱。李文亮医生去世的翌日晚上,坐在酒吧的一角,我看着朋友圈中接力式的悼念,有一种久违的共同体之感,它虚幻又真实,无力又浓烈,抗议亦宣泄。

东京的节奏有条不紊,精确又多样。疫情似乎仍属于对岸的中国。无处不在的中国游客消散了,餐厅、咖啡馆、街头仍挤满了人,人们谈笑、干杯,一些人戴上了口罩,但你不知他们是因为担心冠状病毒,还是为了抵挡花粉,或掩饰羞涩。偶尔,我会突然陷入某种错乱,手机影像里空空荡荡的北京城,被迫穴居、无时不面对恐惧与荒诞的国人,像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科幻世界,三周前刚刚离开的祖国,已面目全非。你意识到,眼前喧闹的日常生活多么动人,又多么脆弱,它需要一整套机制,需要人人承担对应的责任,来确保它的延续。

办了一张国会图书馆的图书证后,我每天坐两站地铁,在阅览室里读剑桥日本史。我尤其着迷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段时光。经过明治维新最初的动荡与尝试,新一代人成长起来,新闻业成为最时髦与最富影响力的职业。在《日本》、《日本人》、《国民之友》杂志上,德富苏峰、贺志重昂等展开了一个接一个国家议题的辩论。与上一代一心要拥抱西方的革命者不同,他们要寻找日本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阅览室中,我觉得自己镇定又热烈。比起喧嚣的新闻,历史富有逻辑与边界,让你清晰意识到个人与时代之关系;它又代表了我向往的时代气氛——观念与思想是中心议题,一个胸怀理想的年轻人,理应以思考国家与社会的未来为志业。

这种阅读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我无力分析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一场疫情危及到整个社会肌体,从制度到价值,一切皆摇摇欲坠;描述与分析这场危机,又充满风险,你不仅无力推动公共辩论,更逃不出权力与公众带来的双重压力。做一个知识分子,在此刻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为了保持某种平衡,你只能选择疏离与旁观。

永井荷风跳入我脑海,比德富苏峰更年轻一代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主义占据上风的年代。做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只跟随自己的节奏,或许已是最不坏的选择。在无处不在的压力与紧张中,片刻的欢愉,是多么重要,它能保护你内心的好奇与温润。

我们走进一家居酒屋,点了Highball鸡尾酒与各种炸物。身旁是两个年轻女子,脸上的浓妆与疲倦犹存,不知是哪个俱乐部刚下班的姑娘。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说起今天新闻上的日本出租车司机的感染,第一例死亡的病例,它们带来一点点涟漪,却未打破东京的平静。我下意识地试图回忆,在这里接触过的司机。东京的出租车是老人家的世界,他们偶尔行动迟缓,却都有着一种你无法不信赖的认真。钻石公主号仍停在横滨港上,每日传来新的感染病例,它仍像个被隔绝的危险。日本人的应对能力,总让人有种盲目的信心。

抬头时,我看到斜挂在屋角的电视,正在播放疫情新闻。先是钻石公主号的画面,然后是新闻评论员的分析,让我意外的是,北野武亦出现其中。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他是日本电影业的象征,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形象,一个在浓郁的集体与规训氛围中,恣意生活的人。接着是厚生劳动大臣的画面,他承认新型冠状病毒已开始在日本蔓延,零星的案例已在各处出现。我不了解日本官僚的语言方式,却感到某种严重性。紧接着,手机里传来北京朋友的问候,以及转来的文章,在他们眼中,病疫的浪潮,已从中国来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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