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与政治改革:中国的崛起尚未结束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22,星期六 | 阅读:192

作者:余凯思(Klaus Mühlhahn),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兼副校长

多项预测表明,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型肺炎将使中国2020年全年经济增长率拉低多达1个百分点。为了防止经济雪崩,以及确保中小企业生存能力,深入抗疫与全面复工之间的两难选择似乎成为政府所面临的一道难题。由此可见,这场意外到来的“黑天鹅”事件,使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潜在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中国经济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政府现代化治理的关系着手,进行回溯与梳理,并以百年连续性视角考察中国当前为争取持续性发展所面临的可能性路径。

当我们对中国社会习俗制度的演变史进行历史性回溯,不难发现,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其向世界中心的回归,而这首先是一场富有成效的变革。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精英们进行了制度创新、制度革命或制度改造;这场变革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且仍在进行之中。这场变革的本质是克服制度性弱点及其功能失调,因其使得中国在19世纪危机中遭受落体式重创与屈辱。

正是由于这些变革有效促进了技能、专业知识和资本方面的进步,中国重新发挥了原有的历史性潜力。一系列新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艰难而缓慢地出现,这最终使中国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条件,并释放了经济机会。

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国经济制度秩序的改革已经创造出了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消除了进入壁垒与歧视,并鼓励经济发展的各种主动性。这带动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最终使得中国能够从19世纪曾经濒临灭绝的边缘中苏醒与恢复,并重新夺回其在世界上失去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制度所取得的成功最为熠熠夺目。

经济制度的路径与走向无法与政治制度相切割。在考察中国的政经关系时,首先我们应看到:中国以经济成就为主的崛起并不是单一制度模式之下的成果。相反,它建立于多层次的制度性试验和改编之上,也借鉴了中国自身的历史遗产和广泛的外国模式。其中包括:清末和军阀时代国家领导下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南京政府十年时期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经济动员,以及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系。其次,所有这些模式都属于资源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旨在有效为统治精英(无论是帝国贵族、军阀、军事国家官员还是政党国家官僚)从经济中获取利益。并且,这些政经制度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集权,并能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直到1978年引入更具包容性、更自由的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才真正起飞。

总的说来,在20世纪,中国缓慢、稍欠稳定、但却极其醒目的崛起不仅受到政治抱负与持续的制度性创新推动,也离不开全球化时代机遇与自身历史遗产的作用。自身社会的历史遗产、对各种新颖制度的创造性适应,最终使得中国在一个充满挫折与抵制的渐进过程中,为该国所面临的一些长期问题寻求到更为适合的制度解决方案。这尤其表现在经济领域,虽然也包括其他领域例如基础设施、技术与军事等。由于经济制度的特点与优势已在相关系列文章中做出过阐述,这里主要指出中国所依赖的历史优势:譬如较为先进的近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对精英制与教育的重视,以及运行举国官僚体系等复杂行政组织的长期经验。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崛起尚是局部的,尚未完成的。尽管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实质性进展,但其面临的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旧是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在20世纪初,中国消除了一系列对皇权的稳定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包括最为著名的帝制、科举制和地方士绅制等。为了替代它们,中国从世界政治制度的模式清单中采取“拿来主义”方法,相继选择了君主立宪制、立宪共和国、军阀军事独裁统治、1930年代的中国版法西斯主义以及几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包括19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及其60年代的中国变体毛泽东主义等。

每次这样的历史性转换都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留下了印记。各种过往制度的规则及密码碎片都被置入制度机制的大本体,从而出现了一个制度的拼凑体。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导致了政策频繁的转变和内在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当最高领导人进行人事转换的时候。并且,各种制度模型都至今具备一个根本性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属于资源榨取式制度。这意味着权力高度集中,并总是掌握于精英阶层之手;而这些精英易于形成世袭利益阶层,譬如王朝世家、军事将领或政党领袖等。

并且,尽管中国在近现代曾尝试过上述各种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型,但对于建立一个能够广泛分配权力、并且支持政治多元化的广纳式政治制(Inclusive),执政当局者们无一例外还未表现出特殊或迫切的兴趣。甚至在1978年之后,中国也没有建立起一个与该国的经济自由化相当的、令人信服的、持久和有效的政治自由化体制。相反,建立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之上的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脱钩,后者继续由专有政治体制所驱动。在此情况之下,如果中国不启动已经长期拖延的政治改革,该国的经济增长能否保持一定速度继续下去,能否在意外的风险之中保持稳定,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则与合法性有关:近现代几乎所有的中国政府都通过战场发动过革命;而在各种情况之中,胜利无一例外均由武力实现,然后进一步通过强力来捍卫。而这从根本上消减了执政能力。因为异议面前,各届政府总是小心勘察是否存在着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执政反对,从而倾向于采取比以往更为严厉的打压措施,而这造成了对思想解放或言论自由的持续性质疑,也造成了社会有效监督机制的缺失。总的说来,在战场上或通过武力行动建立的政治制度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合法性的质疑,而关于合法性的捍卫或辩论最终也会指向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那就是:为什么思想宣传与意识灌输会被当作一项行之有效的重要事项,为什么经济增长总是被视为国家利益与社会福利的最优先手段。

对于中国自身来说,20世纪也曾是边界不安、战争不断的时代。这不仅导致了社会军事化程度的提高,也导致了深入骨髓的有关国家脆弱性的感受。历史上各种冲突曾摧毁过中国的大城市,摧毁过农村,破坏过经济;而多年的斗争、统治权和行政结构的频繁变化,也造成过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由此,中国政府总是希望能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旨在使自身变得更为坚固、稳定与安全。但与此同时,这也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能源与投资。

随着内部和外部的脆弱性一直成为中国重要的民族议题,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强大力量,将国家和社会首先团结在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之下。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却一次又一次地与某些概念相抵触,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命题:譬如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族群繁多的多民族国家。在后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背景之下,如何巧妙处理多民族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个历史性遗留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随着所谓“少数民族”概念的争议以及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民族主义旗帜之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自我定义的“民族国家”(Nation-staat),将怎样准确定位内部的种族多样性、事实上的文化多元化?

中国近现代史也为环境危机的后果提供了教训。尽管中国曾拥有过高度专业的知识与有效管理经验,但在19、20世纪,环境治理的疏忽却甚至无法避免大饥荒的发生。而在当今,快速的工业化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也使中国陷入了环境危机。中国已有2000万公顷左右的农田遭受到污染,空气与水也不能幸免。从历史角度来看,环境恶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它有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安全感造成破坏,并对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产生广泛影响。而新近爆发的新冠型肺炎所带来的过度防疫及消毒问题,也要求政府做出巨大努力与投资,并更进一步面临后续挑战。

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记载表明,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国一直是世界事务活跃的、重要的参与者。在过去,中国曾是国际事务相互链接的中心之一,现在仍是如此。因此,中国的国内政治从根本上是与国际动态相联的。各种全球力量试图控制它,并利用其巨大的市场,但最终都未成功。在外交事务方面,中国表现出非凡的韧性。它总是设法保持独立,并保持领土完整,即使是在非常薄弱、甚至遭受强大外国压力的时候。

同时,中国不断寻求与国际伙伴和支持者保持一致,认为国际结盟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结盟关系中,中国试图走出一条微妙的路线,即既能抵制外部控制和干预,同时又能建立与加强对外联系,以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自1979年以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已成功跻身于全球大国之列,新丝绸之路便是其作为之一。但是,目前外部世界尚未确知的是:它究竟渴望超越自身利益达成何种角色?以及采取何种路径去实际执行它?这种路径是否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巨大分歧?现阶段中美贸易战之间的拉锯,无疑应视为这种潜在文本的解读。

综上所述,现代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令人惊叹的成功与东方文明古国无可争议的现代性成就,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令人瞩目的重要事件之一,并且这一事件甚至改变着全球力量的平衡。但是,中国的崛起仍然面临着许多未竟的事业与未知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所涉及的公民自治、言论自由、国家安全、环境治理与外交关系等关键领域,中国的制度改革尚为局部与不足,还存在着有利的改良空间。并且,在当下疫情所处的关键的历史节点(critical juncture),尽管中国已经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与权力,仍需面对或思考的问题有:政府究竟启用何种机制高效应对危机事件?官僚体系如何方能高速灵敏地运转?在一个以流动性和媒体使用为特征的电子社会中,僵化的政治体系怎样以民主程序与民众讨论公共危机或进行互动?

这些疑问与不确定性,也是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风险。譬如当中国工厂无法全面复工,至少全球产业链就会遭受重创。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与条件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并不仅仅只应被视作孤立的中国叙事。事实上,它的荣光与挫折,它的成就与困惑,也会对我们带来鼓舞与失落。而这同样也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包括我们自己,都需要共同面对、共同探索与共同分享的人类的悲欢离合。

(注:作者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兼副校长,2009年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获得者,被誉为费正清与史景迁的接班人。本文主体内容源自其哈佛大学出版社新著《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 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 )部分前言。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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