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判断:为什么理性如此困难而假新闻却如此嚣张?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18,星期二 | 阅读:92

刘劲 为FT中文网撰稿

个人的判断机制:理性是脆弱的

世界很大,人很渺小。由于人的脑力资源极其有限,大多数人对世间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都并不关心,因此也没有判断。比如,很少有人真正去琢磨宇宙是如何起源的,人类的祖先的进化路径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核心原理是什么,人工智能为什么在最近几年这么火……真正能进入人们脑海需要思考的事情,往往都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紧迫性。比如,丈母娘要来如何表现,如何能在明年获得提升加薪,储蓄该如何投资,孩子上大学是该出国还是留国内,等等。

对于人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人们的判断机制实际都很相似。其中,都需要用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产生结论。模型是一种相对学术的说法,另一种时髦的说法叫算法,或叫思维框架,或叫思考方式。数据不见得是数字,也可以是文字、影像、声音、触觉、气味。数据实际和信息是等同的概念。

为什么人的思考有高下之分,来源是模型和数据。模型是人们通常长期的学习、经验、传承总结出的规律。我们从小到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政治,实际都是由成千上万个模型构成的。这些模型可以是一个像解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也可以是像进化论这种不见得用数学表达的机制,或者是一种像“市场经济是一般情况下解决供需问题最优的方式”这种理念。所以,如果我们对模型的掌握不够全面、精确,自然我们的判断就会出纰漏。反过来,即使有了最好的模型,如果我们不能掌握最完全、精确的数据,我们也无法获得正确的结论,是一种“垃圾进来垃圾出去”的状态。

对所有的人来说,在大多数事情上,只要不确定性存在,我们都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因为我们的模型都有缺陷,我们的数据都有纰漏。或者说,理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理性的局限性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古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在说理性的局限性。能够认识到“不知为不知”是更高层面的理性。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人们普遍具有这种更高层面的理性。大量的生物和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思维并不是像电脑一样简单地用模型和数据来进行的。人不是机器,而是生物体。我们除了理性思维,很多的决策、判断、行为来自情绪和感受的驱动,或是荷尔蒙、内分泌的驱动。这种情绪驱动的思维的最终目标不是获得最合理的判断,而是让我们感觉好或者快速恢复平衡: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我们会忽视她的缺点,无限放大她的优点;当我们遇到挫折,我们会从别人身上找理由,这样就不用直视难堪的自己;当我们面对危险,甚至死亡,但又无计可施时,我们很可能会相信神灵,从而使我们的心情迅速恢复平静。这些情绪驱动的思维,长时间下来,并无法给我们带来决策上的优势。但由于它能带来感受上的巨大红利,而且能够替而代之的理性模型的获得实际需要常人无法接受的巨大的努力,情绪驱动的思维一般会成为思维定势,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安营扎寨,共度一生。

因此说,虽然为了决策的正确,人们都有获得理性思维的原动力,但做到理性太难,在很多问题上,人们的选项非常遗憾地只有“无知”和“自己骗自己”两个。

群体的判断机制:选择机制,大数定律与权威制衡

当人们走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这个群体对事物的判断就跟个人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群体对事物的判断并不好度量,因为它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表述。由于人的思维的多样性,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分散的,更经常可能是多峰值的随机分布。因此,很难用平均值,中值,或最大概率值来对人们的思维做总结性的描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宗教信仰,你会发现每走出几百公里人们的信仰就会有很大的区别。犹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都认为上帝是唯一的,但到了中国或印度,你不难发现吃饭、生子、升学、财富居然都由不同的神灵把持,而且,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神仙的信奉程度又各有不同。其次,即使对群体中每个人的思维有一个很好的度量,由于群体的共识要求每个人不仅知道自己怎么想,还需要知道别人怎么想,进一步还需要知道别人知道自己知道别人怎么想,以此类推,共识需要此类推理无限进行下去,但实际并无法做到,所以就产生了一层对共识的不确定性。

共识的不确定性使群体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也很难做到理性。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非洲草原上的野牛群,在跟比自己整体力量小的多的几个狮子的斗争中,如果有团结的共识,所有的牛都加入战斗,是可以战无不胜的。但由于缺乏共识,很难团结起来,在受到攻击时就四散逃命,自然就变成了狮子嘴里的食物。为什么需要共识才能团结?因为对任何一头野牛来讲,只要它认为其它野牛不会战斗,它最好的策略就是逃跑,因为单个战斗一定寡不敌众。而即使它本希望战斗,如果它没有信心其它野牛也知道它准备战斗,它很可能也会选择逃跑。所有的牛都这么想,就都逃跑了。最弱的那个,跑得最慢的那个,自然就成了狮子嘴里的美食。动物是这样,人其实是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英国人曾经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统治者实际是英国的一家股份公司而不是英国政府,而参与统治的人才几万人。由于很难形成反抗的共识,殖民者可以几万人统治几亿人,长达两百年。更有甚者,在十六世纪当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原住民王朝阿兹特克时,阿兹特克有上千万人,而殖民者只有一百人左右。

形成共识不容易,但群体判断有一些层面明显超过超过个人思考。优势之一是基于大数定律:如前面论述到的,每一个个人很难做到理性,由于模型或数据的缺陷,其判断自然带有误差。但只要每个人的误差是随机分布,不是系统性的,把众人的意见加起来平均,得到的结果就是最理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独特的误差都互相抵消掉了。大数定律实际就是民主决策的最重要理论基础。小到家庭,中到公司、机构,大到国家,民主讨论解决的问题是个人的判断误差。天下没有完全理性的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只有民主讨论能够杜绝个人的必然误差带来的危害。病人到医院看病,遇到疑难杂症时,能获得的最高礼遇可能就是专家会诊了。为什么是会诊,而不是一个医生来看?大数定律在起作用。

但民主讨论不见得给每人一票。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给每个人同样的影响力并不是形成理性判断的最好方式。前面讲到看病的例子,人病了,为什么要看医生,而不是让亲戚朋友一起到家里来讨论一下再投票解决问题?很明显,原因是医生对疾病的判断能力大大地超出了老百姓智慧的总和。大数定律说老百姓认知的偏差可以互相抵消,但专业知识的欠缺却是无论如何也用人多解决不了的。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类遇到的复杂问题,包括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科学以及应用技术,老百姓都无法自己解决,而需要依靠一小部分对这些问题有多年的深厚研究的专家来进行。如果没有这些专家,人类百分之九十九的知识创造和积累就不会存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家里用的,嘴里吃的,等等都是不可能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专业知识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像经济、政治、心理等社会科学同样依赖专家们的研究和解读。

所以说,现代社会之所以可以从整体上取得很大程度上的理性,主要的原因是依赖了一套专家系统。每个学科的专家们是撑起社会理性思维大厦的栋梁支柱。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对复杂事物的看法基本上不可能是通过自己的亲自调研而形成的,而一定是在专家们形成意见后学习来的。中国的那句老话——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到底对不对?实际上要看诸葛亮和臭皮匠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差别很小,那臭皮匠的平均会超过诸葛亮;如果差距是一个是专业,三个是业余,那这种说法就是大错特错了。

但专家们也是人,他们也一定会犯错误。自古圣贤,孔子、老子、释迦摩尼、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克思、亚当斯密、达尔文、牛顿、爱因斯坦,没有一个是不犯错误的,而且会犯很多很大的错误。如何能降低专家的误判?唯一的办法就又回到了民主讨论的模式,就是在专家群体里进行制衡,杜绝一股独大,让大家通过开放、透明的讨论来逐渐形成共识。在学术界,学术期刊就起到承载这种民主讨论的平台功能;在社会领域,严肃媒体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期刊和严肃媒体起到的最核心的功能是一种选择机制,就是没有被大家公认的专业能力的人是很难在这些平台上发声的,因为他们的声音里噪音远远大于信息。这些平台里的制衡也是极端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制衡而是一股独大,这些平台就会重新变为一言堂,从而无法对冲平台驾驭者不可能不犯的个人错误。这些错误可以是来自于个人认知的失误,也可以是由于利益驱动,故意而为之。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一个群体或者社会,要想把共识维持到一个高的理性程度,必须建立、支持一个筛选专家,并让其在相互制衡的情况下,进行公开透明辩论的平台。这些平台越有效,群体的判断就越理性,社会就能更有效率,避免重大失误。

假新闻满天飞:互联网对群体理性的冲击

谣言和假新闻之所以产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造谣者误判或兴趣爱好,一种是利益驱使。由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理性,误判是在所难免的。比如,有些人对外星人深信不疑,一看到天空中的一些由于自然或人为的独特现象自然会归结为UFO造访地球;有些人信了这个神或者那个仙,自然会把自己经历的很多无法轻易解释的现象归结为神迹;如果对科学没有扎实的理解,当有人开玩笑声称美国宇航局说2020年的某一天地球引力有独特的变化,会导致家里的扫帚能独立立起来时,他会深信不疑,因为他亲生体会、亲眼见到。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事天天可以做,处处可以做,和引力变化无关。当这些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显然错误的解释再传播给其他人时,谣言就产生了。

由误判或兴趣爱好驱动的谣言虽然很普遍,但一般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负面的影响。如果谣言是由于造谣者因为利益驱动而故意而为之,其危害的一定会存在,而且有时候极大。这种利益驱动的谣言数不胜数。一般来讲,造谣者都是有巨大利益的社会机构或群体。比如,上市公司为了维持股价,可以人为地做出表现华丽的公司运营数据,为的是在融资时欺骗投资人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政府官员为了执政业绩,也可能掩盖对本国或地区不利的经济或社会状况;石油和煤炭企业,为了能长期生存下去,可能会雇佣科学家“发现”碳排放对全球变暖毫无关系;烟草公司,为了增加收入,可以造谣说抽烟可以预防SARS或新冠肺炎;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可能杜撰数据,伪造结果 。

由于谣言往往都是很能抓眼球的奇闻轶事,它的传播力自然就很强。谣言的传播机制很像病毒,是一传十,十传百。它是否能起到真正感染整个社会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是谣言本身是否可信。简单的谣言往往不攻自破,复杂的、模棱两可的谣言就很有传播力。上市公司之所以经常有利润造假的行为,是因为要理解一家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当外部投资人和内部管理人有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时,外部投资人往往不得不相信内部管理人杜撰出来的数据。第二,是谣言的受众是否有自身免疫力。免疫力来自于个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需要有正确的模型和大量的数据。因此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老人,孩子往往是谣言的易感人群。

第三,谣言对社会的感染度取决于社会里由政府和专家群体形成的精英层是否保持了很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如果权威性高,当谣言四起时,只需要他们出来公开辟谣就可以很快化解谣言的进一步传播。如果精英层失去了公信力,他们就失去了遏制谣言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时就不得不用强制的手段切断信息传播的途径来防止谣言的进一步传播。如何保持公信力?如果政府和专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误导民众,他们的公信力就高;如果他们经常性的或在重大问题上有误导民众的劣迹,公信力就自然会下降。建立权威和公信力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要求过硬的专业能力,没有专业能力一定没有发言权;这一点对讲政治讲行政的机构是很大的挑战。二是要意识到精英层里的各个群体,由于利益的不同,会把舆论当作追求利益的有效工具。因此每个群体都会有意无意地试图通过误导民众来追求群体利益。社会永远无法消灭个人或群体利益,目前看来,最好的办法不是完全消灭谣言,而是通过精英之间的制衡让误导大众的谣言受到其它群体的有效遏制。如果失去了制衡,一股独大,小股东们就无法保证大股东能习惯性的实话实说。这样的社会就会充满了怀疑,任何事情发生,大家的态度是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不可能。

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里的社交平台,是传播谣言的重要渠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社会的信息传播机制是中心化的,传统媒体起到了信息中介的作用:谣言和新闻都必须经过媒体进行整理和消化,然后再广而告之传播给每个人。所以,如果媒体本身能保证在制衡的条件下进行民主讨论,前互联网时代的一些发达社会能依赖媒体的中介作用保持很高程度上的理性。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出现使人和人可以产生点对点的无延时的连接,是去中心化的。这种平台直接打破了旧的共识形成机制。 由于是点对点的连接,一个利益驱动的造谣者可以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跟易感人群直接发生交流。这样谣言的感染就不是简单地病毒式的,一传十,十传百,而是直接传染百万人、千万人。可怕的是易感人群之所以易感,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中本来就有对此类谣言的认知偏差。这样,当他们受到谣言的全天候轰炸时,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和谣言相悖的信息源对谣言进行佐证分析。因此,他们就会长时间地变为谣言的奴隶。

这些互联网平台为什么不自发地去杜绝谣言的传播?利益使然。由于大部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商业模式是靠卖流量、做广告生存,平台上的用户越多,越活跃,平台的商业价值就越大。谣言可以带来更多的用户,更多的点击量,自然就成了这些平台最好的朋友。因此,要靠这些社交平台自律是很难的,它们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在传播谣言这一点上是完全相悖的。

应对策略:加强精英制衡,巩固民主讨论平台,提防互联网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维持社会理性共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同时又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更好的判断。能够给社会带来理性判断的人是这个社会里各个方面的专家群体。在专家群体里建立制衡和民主讨论是形成社会理性共识的最好的手段。任何否定专业知识,破坏制衡和民主讨论的做法都会使社会走向误判和愚昧。

谣言和假新闻是社会维持理性共识的最大的敌人。一个不能明辨谣言和真理的社会是危机四伏的社会。要杜绝谣言,最根本的方法是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抵抗能力。让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专家学者是不可能的,但教育能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民众的科学思维能力。科学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是批判性思维,不轻信,不盲从,一切由数据说话,一切以逻辑为出发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杜绝的是用感情说话,以权压人,用利益诱导,坚持“我的就是好的”这种愚昧的自信。

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降到最低,因此更容易获取正确信息,另一方面它使造谣者有了一个无比强大的超级感染平台。要降低这种负面效应,政府和专家群体需要加倍努力巩固公信力。其次,正是由于互联网社交平台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取代传统媒体,这些平台就必须真正肩负起自己的媒体属性,通过自发的或者社会监管下的方式杜绝谣言的传播。由于社交平台和社会利益的矛盾,社会必须通过舆论、竞争或监管让社交平台对谣言的传播付出代价。这两点如果做不到,虽然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生产和生活上巨大的便捷,但其对社会的理性共识的维持将带来致命性的破坏。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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