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战争与政治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16,星期日 | 阅读:51

原文作者:Felicity Lawrence

吸烟——一项合法嗜好——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Felicity Lawrence向我们讲述了一段烟草的历史。

1950年左右的美国杂志广告。图片来源: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

烟草业的历史,以及当数百万人因烟草死亡,它却发起令人不齿的推迟管制的行动,似乎已经被讨论了个遍。但历史学家Sarah Milov在其编年史作品《香烟》中,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烟草业如何与政府财政挂钩,如何吸引到广告业务和科学家,以至于长久以来凌驾于公众健康之上。据估计,烟草在上个世纪夺去了1亿人的生命。如果不采取彻底的行动,21世纪它或将夺去10亿人的生命。

相关图书

《香烟:一段政治的历史》

The Cigarette: A Political History

作者:Sarah Milov

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2019)

许多人曾就烟草业大抒己见,包括记者Richard Kluger,其书作《灰飞烟灭》(Ashes to Ashes,1996)通过数百次与支持及反对人士的访谈,揭露了烟草业的伪装;医学史家Allan Brandt在其作品《香烟时代》(The Cigatette Century,2007)中,结合文化、科学、法律和政治因素,阐释了烟草业何以在全球流行;科学史学家Robert Proctor曾撰写《黄金大屠杀》(The Golden Holocast,2011),他通过挖掘诉讼中披露的数百万份行业文件,对“大烟草”以及其阴谋和勾结者发出厉声的控告。总体而言,在烟草的致命性影响于1960年代初正式确认的几十年后,这些书作对解释吸烟行为的持续性存在起了很大帮助

20世纪,香烟广告是一门大生意。图片来源:Weegee (Arthur Fellig)/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Getty

Milov细致地描述了从1930年代到现在,企业诡计和政府对烟草业的支持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在烟草种植领域的政府机构,以及诸如农场局等各州代表烟农的组织,被认为是同谋。Milov的关注重点是美国,但其论点适用于全球。和各行业对比也很明显,例如垃圾食品和肥胖的关系,这些企业使用的都是相同的策略,甚至聘请了相同的游说团体。

企业阴谋

烟草行业是如何刻意模糊吸烟的影响的,许多人对此已经有所阐释,尤其是在Naomi Oreskes和Eric Conway 2010年的书作《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曾化身烟草商本人。美国政府宣称烟草行业为必不可少的行业,授权在部队的配给中加入卷烟纸和烟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另一场产业危机时,政府再次出面。为节省战争所需的外汇,英国停止进口美国烟草。于是美国政府购入了与英国出口市场相当的烟草,以保护本国烟农。

自193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在帮助烟农。随着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e Adjustment Act)的出台(该法案是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新政的一部分),联邦烟草价格支持系统问世。1964年,美国外科医生Luther Teryy发表《吸烟与健康》报告,指出吸烟会引发肺癌、肺气肿、支气管炎和冠心病等带来的早死病。尽管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美国人多达50万,但联邦烟草价格支持系统直到2004年才被终止。(政府给烟农的补助一直持续到2014年,以减轻对烟农的打击。)

操控市场

Milov写道,冷战期间,新兴的广告业促进了卷烟的大量消费。相比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物资严重短缺,吸烟象征着消费资本主义的富足取得了胜利。在此背景下,烟草协会(Tobacco Associates)于1947年成立。它是一个致力于提高美国过剩卷烟在海外销售的营销委员会,也是政府授权的私营组织,负责收取税款以进一步发展烟草行业。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购入了大量烟草来弥补出口不足。图片来源:Apic/Getty

这种私企和公共政策相互交织的作用,用政治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联合主义”(associationalism),它在全球与吸烟相关的疾病流行中起着关键作用。到1955年,美国超过一半的男性和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吸烟。为实现行业持续增长,在其他国家寻找新烟民成了关键。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包含购买美国烟草和食品的贷款。从1954年起,该计划演变为向盟国提供援助的《公共法案480》计划,越来越多地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实施。它通常被称为“粮食换和平”计划,给予烟草和食品优惠的条件。结果如预期一样,它为美国商品建立了永久出口市场,并竖立了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

实质性的抵制出现在1960年代晚期。当反吸烟运动家试图挑战行业、生产者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了两条成功的主要途径。首先,活动家们研究出了如何利用1960和1970年代的民权及消费权运动,来改变公众对吸烟的看法,使其不为社会所接受。青年律师John Banzhaf在1967年创立了运动组织——吸烟和健康运动(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ASH),并找到了起诉烟草业的方法。面对支持制造商和农业游说团体的联邦立法机构,活动家们把战斗引向了地方政府,那里的企业游说团体还不那么成熟。他们与市政府和专业监管机构携手,推动1971年禁止在美国播放卷烟广告的禁令出炉,1973年又通过民航局禁止在飞机上吸烟。

草根行动主义

和他们并肩的,是草根活动家。Milov对他们有着精彩而详细的描写。Clara Gouin是马里兰州的一名妇女,有一个对香烟烟雾过敏的孩子。1971年,她在自家客厅成立了GASP,也就是反吸烟者污染团体(Group Against Smokers’ Pollution)。她和其他人一道,提出了“不吸烟者”(non-smoker)的概念,并称其在公共场所的权利和吸烟者的一样重要。

在围绕吸烟的辩论中,烟草利益制造的说辞正在重新出现。图片来源:Sergio Flores/Bloomberg via Getty

斗争的第二个方面是努力证明吸烟对经济有损——不仅仅是政府的医疗帐单更多了。吸烟会损害生产力。1976年,另一位女性——Donna Shimp因在工作场所“被迫”吸烟导致疾病,提起了第一起针对雇主的诉讼。此后,她继续推动在工作场所禁止吸烟。

与以往一样,烟草捍卫者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1953年12月,众多香烟制造商在一间酒店房间,成立了烟草行业研究委员会。1954年至1997年,该团体花了3亿美元来制造有关吸烟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的怀疑。没有人不为这样一种阴谋感到激愤。

世卫组织预计,每年有超过800万人因吸烟死亡。即便是在电子烟致死事件发生,人们重新开始对吸烟展开讨论之时,死亡仍在发生。烟草,正如Milov所说,很难禁绝。与此同时,如果你去了解同样的历史时间段,人们对化石燃料和气候变化的争论,你会发现行业颠覆科学的手段如出一辙,令人愤慨,而逆转的希望是如此渺茫。

原文以Big Tobacco, war and politics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10月7日的《自然》书籍与艺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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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2991-w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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