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透这纷乱的世界?这7部历久弥新的经典正当品读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14,星期五 | 阅读:57

原文作者:Freeman Dyson, Alondra Nelson, Emilie Savage-Smith, Ann Pettifor, Callum Roberts, Ismail Serageldin & Chikwe Ihekweazu

几位重要思想家受邀选出他们认为对当今关键议题富有启发性的经典著作

从地球的变化到地缘政治的重组,2019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抗议政府在层出不穷的全球环境危机上的不作为。对核毁灭的焦虑与对死灰复燃的“种族科学”、以及对新出现的基因编辑伦理的担忧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乱象里,《自然》杂志邀请了七位科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让他们各自从古往今来的图书中,选出一本能与当今时代产生共鸣的作品。

插图:Richard Wilkinson

Freeman Dyson、Alondra Nelson、Emilie Savage-Smith、Ann Pettifor、Callum Roberts、Ismail Serageldin和Chikwe Ihekweazu都选择了与科学有关的著作,讲述的内容包括:发生在广岛的经常被人遗忘的历史教训,无管制市场的崛起,无处不在的塑料,对十一世纪世界的描绘,等等。这些书为我们看待当下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全方位的视角。

01

Freeman Dyson:

广岛留给我们的启示

《广岛》

Hiroshima

作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

出版社:Alfred A. Knopf(1946)

约翰·赫西的《广岛》出版于1946年——日本广岛被美国原子弹轰炸的一年之后。这本书为世界所描绘的核战景象历久弥新,至今仍是后来人脑海里对广岛核爆的主要印象。站在2020年的门槛上,也就是原子弹轰炸75周年的当口,人们在谈起核战争时仍会想到成群半裸、被烧得不成人形的难民:他们或在逃离被火海吞噬的城市,或躺在地上等着伤口、饥渴与放射病夺去他们的生命。在《广岛》一书的前半部分,赫西用让人难以忘怀的笔触记录了这些场景,但那只是这位美国记者想要传达的一半讯息。

《广岛》所描绘的核战图景,是一场既有英雄也有受难者的悲剧。赫西笔下的英雄是佐佐木辉文(Terufumi Sasaki)医生和卫理公会的谷本清(Kiyoshi Tanimoto)牧师。佐佐木医生用他在自己工作过的医院废墟里,所能找到的一切绷带和药物,为从周围残垣断壁中不断涌出的病患和濒死者缓解疼痛,期望可以拯救他们的性命。他几乎三天三夜没合过眼。谷本牧师穿过燃烧的城市,来到浅野公园,那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数千难民。不久之后,火就烧到了公园附近。他在附近的河里找到了一艘船,在之后的一天时间里,他把生病的和奄奄一息的人,摆渡到了更安全的地方。谷本牧师在浅野公园度过了五个日夜,组织还能行动的人为伤员做饭。

他俩从不知道自己救了多少人。可以肯定的是,每个人都挽回了几百条生命。

赫西写道,在最初被恐惧和英雄主义占据的日子过后,毁于一旦的城市开始重现生机。很快,茂盛的青草和野花盖过了轰炸的余烬。数周内,距离爆炸中心1.5公里范围内的人们开始死于放射病。一个月后,幸免于难的人开始了缓慢的恢复过程。两个月后,大多数幸存者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广岛市以一个社区的面貌重获新生:富人与穷人同甘共苦,鳏寡孤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广岛》的结尾引用了中村敏男(Toshio Nakamura)在核爆一年后,写给学校老师的文章节选。他十岁的时候在浅野公园经历了那场灾难。“邻居们带着烧伤、流着血四处走动,”中村敏男写道,“我们去了公园。有一阵旋风刮过。晚上,有个气罐烧起来了,我看到了它在河里的倒影。我们在公园待了一晚。第二天,我到太鼓桥与小伙伴菊木和村上碰头。她们都在找妈妈。可是菊木的妈妈受伤了,村上的妈妈,唉,死掉了。”

赫西传达给我们的另一半讯息是,人类是顽强的,这个物种从包括核战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中存活了下来,并演化至今。个体会死去,但群体得以幸存。不幸的是,公众只听到了前半部分的讯息——那是一幅末日般的景象。而他们的回应则是一头扎进制造核弹的狂热里,这让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大了一百倍。

02

Alondra Nelson:

卷土重来的优生学

《通向优生学的后门》

Backdoor to Eugenics

作者:Troy Duster

出版社:Routledge(1990)

大约三十年前,当全球的目光都投向两德统一、纳尔逊·曼德拉从南非的监狱里获释、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之时,社会学家Troy Duster出版了一本介绍当时刚刚拉开序幕的DNA时代的入门书。这本书当时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但却富有先见之明。

《通向优生学的后门》预见了一个遗传学被用到治疗以外之地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像不平等这样更适合用政治学和社会结构来诠释的议题,都得到了遗传学上的解释;而遗传筛选项目的作用取决于患者的资源;另外,国家与企业资助遗传检测,收集大量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医疗和刑事司法系统来说举足轻重。

Duster预想的情况的确发展成了现实,并且还成了遗传学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基石。此外,《通向优生学的后门》也预见了我们在如今的后基因组时代,面临的一些棘手的伦理和政治问题。例如,对新生儿潜在病情的筛查在美国曾被视为激进行为,但现在却已经很普遍了,这个合法化的进程是怎样的?还有,我们是否拥有自己DNA数据的所有权,它们是否可以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随时被用于临床研究和警方调查?

Duster的论点是:在这样的新遗传学里,人类的生命是通过一个狭隘的视角来看待的(他把该现象称之为“遗传力棱镜”)。他用前后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视角被直接或间接应用的例子。另外,他还为我们展示了遗传学是如何慢慢变成优生学的。

对于Duster来说,纳粹德国动用科技、政治宣传及国家机器的力量,妖魔化那些他们认为具有“不适合”性状的人,这就是通过“前门”来实现优生学的例证,而最极端的“前门”就是针对犹太人和残疾人等人群的种族灭绝。在美国,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比如排他性的移民政策,以及对包括被认定为“低能”者在内的部分人群实行强制性绝育。

人们从这段恶名昭彰的历史中学到了教训,到1990年的时候,科学种族主义重演的可能性似乎已经非常小了。Duster指出,优生学的“前门”确实已经关上了。然而,“后门”依然存在被打开的风险:一些新出现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楔子”。遗传学与“目标”或“高风险”人群被暗中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人通常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Duster认为,楔子一旦被打下,全套的监控设施也便可以就位了。起初,那可能是将一些自愿性质的遗传检测转变为社会性的要求。慢慢地,检测的内容可能会增加:从急性病到“受教育程度”等社会现象。随着新规范的设立,数据收集和审查的范围也可能扩大。

Duster的“后门”式遗传分析,与如今直接面向消费者的DNA检测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是自愿性质的,都鼓吹个人与社区参与的价值,并且都似乎是了解自身及获取健康信息的良性渠道。但现在,数据的误用和监控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了。

《通向优生学的后门》的核心内容,即遗传疾病与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在当今世界显得越来越重要。Duster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会让我们对遗传学的应用过于宽泛,并且还带有潜在的风险。比如,他告诫说像新生儿筛查这样的医学检测看似无害,但却可能会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美国低收入黑人母亲面临的挑战上(如获取高质量的产前保健),分散到别的地方。

Duster的忧虑已经在很多地方得到证实。例如,对胚胎的遗传检测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包括唐氏综合征筛查。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2018年,一种未经测试的基因编辑技术被用来创造出了全球首个“CRISPR婴儿”。

那么时至今日,关键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基因组学,它应该为谁而存在?我们对患者群体做了什么样的假设,将什么样的假设纳入遗传学分析并具现为研究成果?此时此刻,与其说是“后门”半掩,倒不如说是豁然大开。

插图:Richard Wilkinson

03

Emilie Savage-Smith:

描绘未知世界

《科学的奇与美》

The Book of Curiosities of the Sciences and Marvels for the Eye

作者:佚名(1020-1050)

我们在很多科学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气候变化的发展,到意识的本质,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如今,在人类尝试理解和诠释世界之际,一本千年前写就的著作显得熠熠生辉,尤其体现在它涉及从洪水到战争的各种预测。在《科学的奇与美》中,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及人,试图把他所能掌握的关于天空和大地结构的一切知识,都汇集在一起。

此人的具体身份不详,但他热爱地图和图表。在图上,他先画的是恒星和土星(肉眼可见最远的行星),然后一直画到地球表面——大陆被浩瀚的海洋包围,陆地上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人群。

《科学的奇与美》是在1020年到1050年之间编集而成的,它代表了该时期埃及学者们对智识的强烈渴求。当时的开罗是全球海洋霸权的中心,它的影响覆盖了从地中海东部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及东非沿岸地区。这座城市还拥有伊斯兰科学史上最为知名的一些人物:如在观测天文学领域做出高度原创性工作的Ibn Yunus,还有以光学成就而为现代人所知的Ibn al-Haytham (Alhazen)。这本书在一份插图丰富的阿拉伯语手稿中保存下来。2002年,为纪念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400周年的诞辰,这份手稿被购买下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被全篇翻译和解析。

中世纪早期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既没有望远镜也没有显微镜,但他们仍然尝试去理解宇宙及周遭一直变化着的海洋与陆地。从当时的科学著作中,他们知道地球毫无疑问是球形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试图计算它周长的尝试。九世纪的哈里发al-Mamun把天文学家派到一片沙漠中——如今伊拉克所在的地方,以确定一度的子午线弧长。十一世纪的波斯学者al-Biruni用三角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还以同样的方法着手计算人眼可见的五颗行星的相对大小。

天空中发生的一切都被认为会对地球产生影响。人们相信微观与宏观世界是一体两面的。因此,天文测绘成了一个行当,这不仅仅是为了计时,也是为了预测地球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在那个脆弱的年代,预测风、地震、风暴、干旱、饥荒和战争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在《科学的奇与美》中,这位中世纪埃及作者的一些顾虑与我们当前的有着惊人的相似。当论及试图在地图上精确描绘出任何海岸线的徒劳时,他说:“有时一片区域的低地部分被淹没了,我们在短暂的一生里,见证了荒地与可通行的陆地被海洋征服。”

他所作的大部分关联和诠释早已不被接受,但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不得不对他展现出的观察技巧和逻辑推断能力表示敬意。举例来说,他认为尼罗河的洪涝源自赤道地区的雪山融水。我们亟需这样的著作来提醒自己:我们并不是这颗星球的住民里唯一具有智慧的。它还会让你扪心自问:一千年后的那代人,将会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科学理论和解释呢?

插图:Richard Wilkinson

04

Ann Pettifor:

反乌托邦的市场

《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作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出版社:Farrar & Rinehart (1944)

我们生活在动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里。从圣地亚哥到香港,都有暴乱的发生。愤怒的公民向着统治的精英阶层发起抗议。在大西洋两岸,那些坚持维护民主、法治和公众话语权的机构,遭到政治领导层的日渐蚕食。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和财产被私有化。到处都弥漫着恐慌情绪: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对国家认同和主权的,对政治动乱的,还有对贸易战和真实战争的。另外,人们越来越害怕我们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也行将崩溃。这些恐慌与社会的市场化,一起助长了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威权主义抬头。

我们正在目睹经济全球化的瓦解吗?西方世界正是依靠这个国际体系维持了40多年的繁荣和政治稳定。

要理解这一切背后的推动力,没有任何文字比卡尔·波兰尼194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大转型》更具启发性了。在波兰尼这一最广为人知的著作里,他试图阐明导致了二十世纪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

波兰尼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注意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依靠于两大支柱,即自由资本主义及代议制民主。反过来,自由资本主义则建立在金本位制上,这是一种包括了资本、货币和商品的全球市场管理体系。因此,国内与国际市场实质上都是由私人而非公共机构管理的。慢慢地,政府失去了在关键经济政策上自己拍板的权力。波兰尼在讲座里提到,像这样国际化的市场体系要求社会服从于其需求(详见go.nature.com/2pajnpd)。然后,市场就会独立于规制民主之外,而在规制民主那样的政治体系里,一切都是必须受到约束的。

对波兰尼来说,两者的分隔是该体系的严重缺陷,也是它在1933年“迅速崩塌的因素”。可自我调节、不受社会的监管及监督,像这种关于国际市场的构想确实意味着一个惨淡的乌托邦。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这类制度的存在,必然会将社会的人力与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他解释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应对大萧条作出了部分渐进式的改变,这最终导致了体系在1933年的瓦解。然而,其实这些改变在一战开始前很久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只是当时它们一直没有被注意到。波兰尼对此的反思与我们的时代也很契合:“社会直到向那些它赖以运作的制度开绿灯后,才会注意到其本质。”

如今,石油巨头、高科技企业和大银行实质上是在自我监管。经济分析师Rana Foroohar认为,它们已经从“提供乌托邦变成了贩卖反乌托邦”(详见go.nature.com/3822vkb)。

能有效组织起当今世界的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正如波兰尼当年所预料的那样,公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政客与政治制度在那些力量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大转型》确实是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写的一本书。

05

Callum Roberts:

塑料世界的开端

《塑料》

Plastics

作者:V.E. Yarsley与E.G. Couzens

出版社:Pelican Books(1941)

对未来作出预测的图书,尤其是70年前的,通常被人记住的地方是,那些预言在今天看起来有多么地牵强与陈旧,而不是有多准确。《塑料》是两位英国化学家Victor Yarsley和Edward Couzens在194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它十分地与众不同,展现出异乎寻常的远见卓识,但同时也因为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而显得美中不足。

Yarsley和Couzens都曾站在塑料革命的第一线。当时,在高分子化学领域,以及在使用这些近乎奇迹般的新材料制造原始产品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他们写道,塑料不会腐蚀,坚固、轻质,而且“如果需要,透明度可以胜过玻璃”。这些材料还是良好的绝缘体,触感舒适,极耐酸和油。“未来的制造商要问的不是‘我该用什么材料来做这个物件?’而是‘我该用哪种塑料?’”两人这样宣称。

在这种基调下,Yarsley和Couzens为人类描绘了一个“塑料人”(Plastic Man)的未来。对孩子们来说,这将是一个“色彩斑斓、闪闪发亮”的世界。他们接触的物体几乎都不会摔坏、有着安全的圆角、而且方便清洗。在这个聚合物的理想国里,成长中的儿童“用带着塑料刷毛的塑料刷子刷牙和梳头”,穿着“由塑料拉链系上的人造丝与合成羊毛”,坐在塑料模塑家具上。步入老年以后,还有塑料假牙和塑料眼镜在等着。简而言之,这种材料将会无处不在。

作为两人向塑料致敬的结语,Yarsley和Couzens写道,当二战的硝烟散尽、世界开始重建之时,科学将会以一种新兴的、强有力的、产业驱动的形态回归,而这将会催生“一个更加明亮清洁的美丽新世界”。如今,这句话听起来不免有些刺耳。在实现其各种潜在用途的同时,塑料也成了现代生活的痼疾:土壤、水道、海洋、甚至是大气,它们无孔不入。如今,有约1.5亿吨塑料随着洋流四处漂浮。光是在美国,2017年一年就有超过2600万吨的塑料进入填埋场。

历史教会我们的重要一课是:科学家的过度热枕会让他们对其个人发明的后果,只有选择性的认识。在Yarsley和Couzens的书中,完全没有出现塑料垃圾这个词。或许他们认为塑料是永存的。里面也没有一句话提到回收,在二战“修修补补,凑活将就”的背景下(如把食物残渣当饭、省下硬纸板),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回收的理念得到了当时石油业的青睐,但也许它与Yarsley和Couzens描绘的崭新的消费者天堂格格不入。说到底,如果两人有此远见的话,他们关于塑料世界的预言,就可能提及现在让地球窒息的海量塑料垃圾。

Couzens的个人小传为我们提供了本书的金句之一:“虽然他对塑料的未来深信不疑,但是他本人还是更喜欢玻璃与金属。”

06

Ismail Serageldin:

根本平等的理念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作者:孔多塞(1795年出版)

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如今人类正面临各种挑战。这些挑战是错综复杂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水源短缺,部分地区人口膨胀,饥荒危机潜伏在侧。我们正在打一场可持续生活的仗。

有人可能会说,当下最应景的书是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年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但那本书假设人类与动物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在面对可利用的资源时,反应方式是一致的。我想到的则是马尔萨斯同代人所著的一部很不一样的著作——秉持高度乐观态度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它的作者是数学家、哲学家孔多塞。他认为人类的智能没有上限,并且呼吁读者用它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一边躲避极端派的追捕,一边写下这本书。1794年3月,极端派分子逮捕了孔多塞,并有可能还参与了对他的谋杀。这部书是在他死后出版的。

孔多塞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他的早期著作包括1785年发表的、富有开创性的《论多数决概率的分析应用》。他的世界观是在我们推崇理性、尊重人类共性的前提下,这个世界可能、以及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便是在社会政治激进主义盛行的十八世纪晚期,他的观点也十分醒目。孔多塞还倡导废奴和女性平权(包括拥有选举权)。他所希望的是经济自由、宗教宽容,还有法律和教育改革。在1790年的《论使妇女享有公民权》一文中,他主张人权是人类共有的智性和德性的产物:

男性拥有权利仅仅是基于如下的事实:他们是有知觉的存在,能够领悟道德观念并对其作出逻辑判断。由于女性也具备同样的特质,她们必然也享有相同的权利。人类之中,要么没有任何人有真正的权利,要么所有人都有着一样的权利。任何投票反对他者权利的人,不论其宗教信仰、肤色或性别是什么,都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自己的权利。

孔多塞希望法国能成为一个公民用投票捍卫自身自由的、没有阶级划分的共和国。他设计了若干投票系统,其中之一建立在为满足多数决原则而设立的比较排序制的基础上(这种方法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埃里克·马斯金的青睐)。而在全球范围上,孔多塞则主张国家间的平等。这包括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延长寿命,以及提高教育和德育的水平。不过他也认识到,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他所描述的平等并不是绝对的:那是自由和权利的平等。

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相信人类的创造力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相信人性之善可以让我们远离暴政与贪婪。在如今这个国家动荡、全球面临挑战的时代,孔多塞充满智慧、振奋人心的理念应当被铭记。

插图:Richard Wilkinson

07

Chikwe Ihekweazu:

公共卫生的地方化

《刻不容缓:追迹致命病毒的一生》No Time to Lose: A Life In Pursuit Of Deadly Viruses

作者:Peter Piot

出版社:W.W. Norton(2012)

Peter Piot的《刻不容缓》以热情洋溢的笔调,记录了他本人在发现埃博拉(近十年出现的最为严重的一种疾病),以及全球应对艾滋病及其病毒的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认为用这本书来说明非洲当前的局势再好不过了。

作为一名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我的职业生涯是在艾滋病的年代里趋于成熟的。我曾在2004年支援现南苏丹地区的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在那时造访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Yambuku,那是埃博拉病毒首次现身的地方。因此,我觉得自己与《刻不容缓》的联系极为紧密。Piot对各种事件的描述让人手不释卷:第一份埃博拉病毒(当时仍未知且尚未命名)的样本,于1976年被送到他位于比利时的实验室;他第一次去非洲查明真相;以及他在Yambuku由天主教护士运营的医院里,用专业知识救治感染者。Piot还记录了给埃博拉命名的一次谈话,那简直简单到不像是真的:尽管病毒相当致命,但当时还没有相关的命名规范。

上世纪80年代,他与其他科学家合作研究了包括HIV感染在内的多种传染病。随后,他的工作转向了全球卫生政策。Piot清晰详尽地描写了他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建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1994到2008年间对该机构的领导。从实验室到现场流行病学,再到会议室和政治场所,《刻不容缓》一书描绘了在艰难的环境下,他在科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职业生涯,展现了他高超的外交、沟通与政治参与能力。

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仍在努力对抗2018年爆发的史上第二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尽管有了新的应对手段,但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还是有超过3000人受到感染,并有2000多人丧生。

“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新病毒,如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仍在持续出现。与此同时,非洲的人口仍在增长,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一边思考《刻不容缓》中那些引人入胜的描写,一边试图弄清楚那片大陆上正在发生的悖论。

我从Piot的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致力于建立能从困境中反弹的强大地方机构,这样的机构具备长时间预防、检测和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尽管这本书给了我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但我还是希望它的结局有所不同:我希望非洲能出现一个伟大的研究机构。它可以为未来的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的领导者,提供学术训练——非洲大陆正是这些人最有可能大展拳脚的地方。

自Piot在四十多年前第一次前往Yambuku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非洲,仍不时有影响人民生计和经济发展的大规模疫情爆发,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为公共卫生的地方化开辟道路。而要做到那一点,的确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原文以Books for our time: seven classics that speak to us now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12月13日的《自然》随笔上

© nature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3840-6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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