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1895年的转折时刻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10,星期一 | 阅读:42

撰文:许知远

编者按:一场突然的危机震惊了整个国家。1895年是近代中国的转折时刻,它迫使所有人重新思考清王朝在世界的位置,它内部的深层困境,以及公开表达之迫切。只有幻像与恐惧皆被打破,变化才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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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上海时,恰逢下雪,这在已经立春的江南多少有些让人意外。“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在给妻子的信中,梁启超流露出少见的儿女情长。

六天前,他再度从广州启程,参加乙未年(1895)会试。出于对战事的恐惧,颇多南方举人放弃了北上,但草堂师生照旧出发。他们经常刻意掩饰自己的功名心,一边对八股文章口诛笔伐,一边又勤于应考:康有为说他迫于母命,梁启超则归结于父亲的压力。

促使梁启超感伤的不仅是天气,也有对国家的忧虑。与日本的战事不断恶化,在报业发达的上海,他能够听闻各种战败消息。在海上,提督丁汝昌正月十八日在刘公岛自杀,北洋舰队彻底覆灭;在陆地,重新被启用的湘军没有表现出任何人们期待中的力量。即使依赖英国人、法国人保护而暂时获得平静的上海,也处于不确定之中,相传日本人不仅要直取北京,还会进攻南京。上海名士郑观应劝自己的朋友、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回苏州创办民团,抵御可能到来的日军。

对于个人前途,梁启超同样不置可否。接连三次的落榜不免令人意兴阑珊,时局如斯,获得功名又如何。他对夏曾佑说此行并不是为了参加会试,而只想做一番“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他喜欢上海,因为这里是“南北要冲,人才凑入之地”。他提起了中西书院的邀请,教席“虽所得微薄”,但有西文老师,可一边教书一边学西文。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他对去年北京相聚怀念不已, “京华萍合,已成影事,不任惆怅”,之后不无抱怨地说,已半年没接到夏曾佑的来信了,羡慕夏在湖北的“同人之乐”,他也很想去一趟湖北,拜会新老朋友。他把借阅的《中俄交界图》还给汪康年在上海的弟弟——这本书的作者洪钧曾出任驻柏林与圣彼得堡公使,娶了著名烟花女子赛金花为妾。“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他在信中再度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要广联的人才中,他特意提及了孙文,说这个人“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又非哥老会式的江湖人物,追随者都是遍布南洋与美洲的商人或留学生。他还听说张之洞有一位梁姓幕僚,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希望汪能去一探究竟。

梁启超

将孙文视作一个可联络的人才,或许跟偶遇陈少白有关。陈少白也是新会人,比梁启超年长四岁,英俊而富有才智。他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对他影响甚深的三叔也是基督徒,常从广州带回西学译书,让他学习英文、日文。梁启超求学于学海堂时,陈少白进入了美国人创办的格致书院,两年后进入香港的西医书院,成为孙文的密友。他帮孙文起草了给李鸿章的上书,提出变法的建议。李鸿章忙于即将到来的中日冲突,无暇给一个香港医学院毕业生太多的关注。这种挫败感将孙文与同伴们推向另一个方向,“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遂于1894 年末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清政权,如今正四处寻求可能联合的力量。

此刻,陈少白也住在洋泾浜的全安栈。陈少白试图接近康有为,而后者保持着一贯的傲慢——“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当陈少白“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有为没有感到诧异,还多少认同了这种看法。他随即介绍梁启超给陈少白,两人年龄相仿,“谈论颇欢”。谁也不知道,谈兴浓时,陈少白是否会无意讲起兴中会正在酝酿的大胆计划。二月二十日,孙文在香港主持兴中会干部会议,计划攻取广州,并采用青天白日革命军旗。

尽管梁启超没记述这次见面的情形,陈少白的谈话多少还是会触动他,两人一起分享了对现政权的厌恶。但与孙文、陈少白不同,草堂师生仍自视为正途,康有为的傲慢多少流露出这一点,作为举人的他们仍有机会金榜题名,跻身权力与荣耀的中心,这或许才是更有效的变革方式。

梁启超乘船北上时,战事似乎变得愈加严重。二月二十三日,即将驶入大沽港的客轮被一艘日本军舰拦截,日本人怀疑从上海来的商轮上可能藏有军火,直接登船搜查。渤海湾几乎沦为日本的内湖,日本军舰可以自由往来,而中国方面对此毫无办法。

稽查没有引发特别后果,却让康有为与梁启超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战败之屈辱。对康有为而言,这羞辱中还包括怀才未遇的愤懑——倘若朝廷早日相信他在1888年上书中对日本野心的判断, “必无此辱也”。

抵达天津时,他们可能感觉到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这里正面临着二十五年来最大的一次权力交接:三个月前,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由王文韶取代。这是李鸿章一生最大的一次政治挫败,除此之外,他还要肩负起与日本谈判的任务,刚离开大沽港前往马关会见伊藤博文。这已经是中国派出的第三个议和使团了,此前不管是德国人崔德琳领衔的使团,还是张荫桓、邵友濂使团,都因缺乏足够权威被日本人拒绝。在日本人心中,唯有恭亲王与李鸿章符合谈判的资格。这是一次注定被唾骂的出使,朝廷不可能让皇胄宗室陷于这样的窘境,耻辱必须由汉人大臣来承担。李鸿章的确要为这羞辱负责,天津城中的一些插曲曾反映出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作为李鸿章重要幕僚的罗丰禄,战时焦虑的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听到威海失守的消息后,他写信给远方的爱妾说:“但使倭寇不来,不至无家可归,余事皆可存而不论矣。”

万木草堂师生到达北京时,春意已颇为浓厚,陶然亭的海棠应已含苞欲放。比起梁启超四个月前离开时,京城气氛又发生了不少变化。恭亲王没有给人们带来想象中的改进,他彻底丧失了昔日的风采,在翁同龢的眼中,他已经老弱不堪,“疾甚,唯唯”。 主战派对于湘军的殷切期待也已经化作泡影。清流派的激愤与正义感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把国家引入更深的危机,就连他们眼中“素为知兵”的李秉衡,对于日军在荣成登陆、突袭威海也束手无策。

作战的勇气早已失去,叹息与哭声弥漫于宫廷,慈禧曾对刘坤一说:“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但相拥痛哭也掩饰不住母子的斗争,慈禧以干政、卖官的名义,贬斥了光绪最宠爱的珍妃,这也引发了“帝党”与“后党”之间新的冲突。御史安维峻去年末上奏折,大胆且不无臆想地提及两宫矛盾,并劝“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奏章把战败归咎于李鸿章,请求将其诛杀。这是清流派最惯常的风格,用个人恩怨、道德判断来替代复杂的现实。不出意料,安维峻被革职,谪戍张家口,但他反而因此“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赢得了外界普遍的赞誉,一位名叫王正谊的京城镖师甚至自愿护送他前往戍地—在江湖中,这位镖师以“大刀王五”著称。

恐慌四处蔓延,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在家信中写道:“京师颇形震动。京官家眷,十去其八矣。”迁都的议论喧腾不已。张之洞与李文田最初提出迁都建议,他们用“西狩”的名义掩饰这种逃离,借助典籍将失败转化成新的希望——在《春秋》中,正是在田野狩猎时,鲁哀公捕获麒麟,成为中兴的迹象。翁同龢也主张迁都,甚至在皇帝面前与孙毓汶公开争论了起来。颇有一些中低层官员响应这些倡议:沈曾植、蒯礼卿建议迁都至襄阳;文廷式则用他一贯的纵横捭阖来证明迁都之必要,建议光绪做出类似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选择——在1812年舍弃莫斯科后,俄国最终战胜了拿破仑。然而,这些主张却引起了满人权贵的诸多不满,敏锐的工部尚书孙家鼐劝告提出倡议的李文田,倘若执意如此,必然招致奇祸,吓得李赶紧收起了主张。康有为感到了这股不安气氛,不无臆想地写道:“内廷预备车辆五百,以备迁都。朝士纷纷,多虑国亡出京师者。”

康有为

战无可战,迁都又无疾而终,和谈便成了唯一的选择。为了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恭亲王甚至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在谴责了日本之后,他破天荒承认中国自身的缺陷,“我们对这场战争处理得不够明智,并且,有些官员的表现不称职,不能胜任国家的责任。由于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我们大清国在这次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当然,他不会承认,关键的问题出在最高决策者,也就是太后与皇帝身上。国际干预的确成了清帝国最后的希望,李鸿章来到京城为和谈做准备时,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寻求各国的支持。此刻,所有人都等待他从马关传回的消息。

与去年一样,康有为住在烧酒胡同的金顶庙。梁启超这次没住在新会会馆,而是与麦孟华一同住在南城的一家关帝庙。张荫桓已于二月十二日回到北京,或许会与康有为、梁启超谈起失败的广岛之行,以及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之傲慢。梁启超去年夏天结识的一批名士则陷入困境,他们的好战姿态开始让位于恐慌、无奈、愤恨与努力保持的傲慢。和谈虽不可避免,他们却仍旧对现实不感兴趣,一味陶醉在道德姿态之中。翁同龢只是一味希望李鸿章坚守只赔款、不割地的底线,其实对日本的考量一无所知。

战事没有中断会试,却阻碍了很多举子来京,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省份,“盖因倭人犯边,水路不通,东南诸省皆不能来”。最终,大约五千人参加了会试,比往年少了将近两千。帝国的疆域过于辽阔,风俗差异显著,不同省份的举人缺乏共同体之感。他们照例围绕着同乡京官、商号与会馆,寻求京官印结,拜会老师,联络感情,准备应试,或逛一逛闻名已久的京师风物。对于大部分举人来说,会试才是京师中最重要的事情。

山西举人刘大鹏拜会了两位座师,准备了“贽金四两,门敬六千,土仪藕粉二斤”,还拜见了八位山西籍的京官,逛了逛广兴粮店、恒兴号等商铺。“京城甚大,凡出门,远则一二十里,近则三四里,必须一日工夫”,但“出门欲坐车,随地皆有……此外又有驴,欲省钱则骑驴”。初次入京者,很容易被都城的规模与气势所震惊。

“京都城中,不知几千百万人,每日之中,无论大街小巷,莫不肩摩毂击,攘往熙来”,刘大鹏发现,“酒饭馆千百家,日日满座,演剧院十数家,每院听戏者且有千余人……惟忌辰日不演”,但他又觉得京城“风气失于浮华,一举一动,莫非争个虚体面”。在东岳庙会,男女游客杂处,竟然毫不避嫌,这让他颇为震惊,首善之区都毫不符合孔孟之道,简直有礼崩乐坏之嫌。他还感慨,人们并不真的关心儒家价值,考试只讲究书法,“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这种忙碌与喧闹,似乎很容易消化前线的紧张感。刘大鹏没有提及中日会谈,只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提到了安维峻对李鸿章的弹劾,他对大刀王五的忠义之举赞叹不已,只可惜将其错记成 “李五”。至于马关谈判、李鸿章之遇刺,他在日记里只字未提,很有可能也毫不知情。

马关和谈于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开始,地点选在以河豚闻名的春帆楼,伊藤博文出任日方首席谈判代表。李鸿章将每一次进展用电报发给总理衙门,等待来自北京的指示。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回到下榻的接引寺,途中被一个日本人行刺,子弹贯穿鼻部,据说七十三岁的李鸿章镇定异常,用手帕捂住伤口,泰然自若地回到住所。刺杀改变了谈判进程,日方手脚大乱,从天皇到普通民众都表现出热切关注,忧虑这次刺杀事件会引发西方对中国的同情,令谈判更为棘手。中方对于自己代表的命运反而相当漠然,关注点仍在谈判上,“上为之不怡良久……恭邸亦相对愁绝”,翁同龢在日记中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似乎李鸿章只是代表失败的北洋、失败的自己。中国官员不知如何利用这个意外,将之变成谈判的筹码,自诩经验老到的李鸿章本人也是如此。但让中方兴奋的是,一直期待的休战协定终于在三月五日签订了。

对于这些历史插曲,梁启超没留下个人记录。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在谈判中显露无遗, 当日本媒体将谈判呈现于公众面前时。即使自认帝国精英的官员、举子们,也只能通过零星的消息略知一二——你很难想象李鸿章的谈判团中会有随行记者。“以一人敌一国”,在日后为李鸿章作传时,梁启超对于这位老人不无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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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暂时的停战中,举子们进入考场。理学家徐桐出任主考官,副考官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他的哥哥唐景崧,正在即将被割让的台湾担任巡抚)。危机丝毫没有反映在考场中,试题仍然是三道四书题:“主忠信”,“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由民”,诗题一道,“赋得褒德录贤(得廉字,五言八韵)”。

在考生围绕“忠信”“礼仪”“天下”“德贤”论文作赋时,清帝国加速了瓦解。在他们进入考棚的第二天,日方开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条款,包括朝鲜独立,割让台湾、辽东两地,赔款白银三亿两,允许日本在华扩大商业投资等。这些条款是日方不同利益集团的汇总:陆军希望拥有辽东,保持对朝鲜之控制;海军则要占据台湾,作为拓展东南亚的基石;财政系统需要巨额赔款,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条款传到北京后,朝廷中枢陷入震惊与愤怒。大约四十年前,恭亲王曾说来自欧洲的蛮夷与之前不同,他们不占领土地,“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 如今,想不到同文同种的日本人更贪婪,直接提出了土地要求,赔款数额也是最惊人的一次。这个要求像是普鲁士精神的延续(日本崇拜这个国度与它的铁血领导者俾斯麦),德国在1871 年强迫法国签下苛刻条约,割地与赔款不是意外犒赏, 它本身就是战争的目标。

“胸中磊块,未易平也”,翁同龢在当日写道。在接下来几天,主战与主和的争议再起。在军机处内,翁坚持“台不可弃”,孙毓汶则认为“战字不能再提”,至于恭亲王与庆亲王,都抱着“无所可否”的态度。在日记中,翁同龢密集地记下了自己的挫败、沮丧与泪水,空有一腔愤怒,却毫无解决方案。

三月十六日,举人们结束最后一场考试,马关正在进行第四场会谈。对于带伤复出的李鸿章,日方只做出了少许让步,他们在要求割让的辽东半岛中划出了辽阳,即清帝国“龙兴之地”的一部分,将赔款由三亿两减少为两亿两。伊藤威胁说,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第二天,他继续提高压力,要清政府四日内,也就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必须作出回复。战事仍在继续,停战只限于北方,日军正在进攻澎湖列岛。

散场的举子们原本要投各种拜会,宴请、游荡、疏通关系,直到四月十二日放榜才决定去留。但这一年,对日谈判的消息也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逃离了考棚中的紧张,卷入一种新的焦灼,意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感。

“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没有明确提及电报内容,马关与北京间的频繁电文,只有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少数大臣才能看到。文廷式感叹“总署事极机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连他的消息都支离破碎,在三月二十五日连衔的奏折中,还在要求推迟签约,要求使节“与之力辩”。 事实上,李鸿章已于二十一日晚间发电,将于二十三日上午与日方正式签约。

士大夫在自己的历史中纵横捭阖,却对国际知识所知甚少。文廷式多少相信,《马关条约》可能如十多年前的《伊犁条约》一样, 即使大臣崇厚“勉强画诺”,仍可能借由曾纪泽的谈判挽回。那是清流派声誉的顶峰,在他们的一连串攻击下,朝廷被迫重新签约。

文廷式也想借由清议力量改变结果。自谈判以来,只有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与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了解内容。文廷式则相信“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而“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

等到具体条款传到更广泛的官僚系统后,不难想象,它的苛刻程度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感。“自有中国以来,虽石晋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尝有是也”,一位士大夫的感慨代表了普遍情绪。这屈辱甚至得到了天气的佐证。当《马关条约》的原文条款(三月二十八日)送到北京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刮起了大风, 黄雾四处弥漫。这很难不视作上天的警告。

屈辱激发起行动。自李鸿章前往马关,朝廷就一直收到反对议和的奏折。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听闻割台的条款后,于三月二十日电奏北京:“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三月二十一日,丁立钧、华辉等五翰林上书反对议和。紧接着,从载濂、载泽这样的王公贝勒,到张之洞、李秉衡等地方大员,再到御史、翰林学士,各种上奏纷纷涌来,要求拒和,尤其反对割地一条,为此不惜再战。他们担心割地会导致南北形势发生改变,中国的防卫因此变得更难;这样还会丧失人心,以致内乱不断;何况这还将激发列强的野心,以后纷纷 提出领土要求。他们认定中国的失败并非系统性的问题,而是统帅非人、赏罚不明,只要找到合适的将领,纪律严明,就可以再战, 倘若把巨额赔款直接改作军费,就可能通过持久战获胜。对日本的轻蔑之词仍大有听众,他们相信日本国小民贫,无法久战。有些人还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比如湖北巡抚谭继洵请求皇上与太后前往西安,以备再战。这些奏折无不洋洋洒洒、痛心疾首,似乎在战场上失去的,可以在纸上夺回来。

德、法、俄三国的干涉,又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三月二十九日,这三个国家的驻东京公使正式向日本提出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与其说这是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胜利,不如说是欧洲帝国对东方争夺的新篇章。俄国害怕日本在朝鲜与中国东北势力的增强,想制止日本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法国希望维持东亚的均势,德国想借此在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干涉震慑了日本,却不能改变现状。日本最终在四月十二日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但要追加三千万两白银的赔偿。

李鸿章

在所有的上书之中,唯一不同的声音来自四川提督宋庆,他在四月初一(4月25日)的奏折中委婉地提醒说,“兵非久练,不足深恃。今日之急,尤在料简军实,去腐留精,尝胆卧薪,实事求是”,暗示自己主张议和。宋庆曾在辽东与日军作战,田台庄的失败令他刻骨铭心,而仍在前线的刘坤一、吴大澂则干脆保持沉默—他们终于获得了少许的现实感。

文廷式颇为自得地写道:“俄而御使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在这段描述的最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 时和议几沮”。

与文廷式的叙述不同,康有为将自己视作新风潮的开创者:“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拒和议,湖南人和之。” 官员的上书被忽略了,举人成了主体。梁启超附和说:“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因为人们惯用“公车”来指举人,这次行动也被称作“公车上书”。等待会试结果的五千余名举人, 突然变成一股难以预测的政治力量。

与这对师徒日后的描述不同,上书并不是从举人们开始的,甚至最初的上书举人也与他们的策动无关。四月初三,文廷式与戴鸿慈上奏弹劾都察院阻碍官员、举人上书。四月初四(4月28日),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罗秀惠、淡水县黄宗鼎在台湾籍京官具保下,力争朝廷不要割让台湾,“祖宗坟墓,岂忍舍之而去?田园庐舍,谁能弃之而奔”,而“台民忠勇可用”,可与日人作战。这是最初上书的举人。随后,更多的“公车”开始加入。都察院是个极为低效的传输系统,举人上书须有同乡京官印结担保,都察院全体堂官签名,再按规定的格式抄录一遍,还不得有“违碍字样”。这次接连上书是清代历史上的创举。常年的政治高压与自我审查下,读书人不能议论朝政,更不能结党行动,这一次,屈辱感战胜了恐惧与谨慎,无疑是对禁忌的成功挑战。他们在圣贤书上读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突然有了某种表现渠道,这肯定是一种奇妙的新体验。他们第一次作为政治力量出现,“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这和南城独特的空间有关。会馆成为集结与动员的中心,同乡京官将朝中的消息与情绪带给了举人们,并动员他们参与行动。地缘是最佳黏合剂。会馆密集分布,热情可以轻易从一个省份传递到另一个省份,甚至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每个省份的举人都想做出更有力的姿态,获取集体荣誉感。广东、湖南、江西的举子尤其突出:广东得风气之先,湖南因湘军神话赋予自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江西则与文廷式的活跃态度有关。山西举人也多次集体上书,原本无动于衷的举人都为此感动,刘大鹏记得,每次都是御史裕德接受 上书,与举人“相对涕泣”。

《公车上书记》

一直到四月初六,梁启超才第一次出现在上书名单中。都察院代奏了八十八名广东举人的上书,由梁启超领衔,麦孟华名列第五。这份名单是当日都察院代奏的七件之一,同日还有文俊铎领衔的五十七位湖南举人,谭绍裳领衔的二十名奉天举人,十一名四川举人,四十三名湖南与江西举人的联合上书。四月七日,又有二百八十九名广东举人的上书,领衔者是学海堂专课生陈景华,麦孟华列第六十三位,梁启超是二百八十四位。

单从两次署名,很难体现梁启超的重要性。康有为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中,他认为自己具有超然位置,只要梁启超、麦孟华代表即可。与其他举人不同,草堂师生的政治嗅觉极为敏锐,仅仅广东上书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愿望与能力,需要一次跨越地域的行动。四月初七,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想要通过更多联署,创造更大的声势,或许可以改变和约命运——中日双方在四月十四日烟台正式换约,直到那时才会正式生效。

聚会地点松筠庵是杨继盛故居,这位明代嘉靖年间的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以弹劾权倾一时的宰相严嵩著称,被视为士大夫道德原则的最佳表率。即使被打得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他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临刑前还在吟诵“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咸丰以降,这里成为日渐复苏的士大夫集会的场所,清流派尤其看中它的政治与道德意味,“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时政,正言弹劾,一时殿陛风生”,黄体芳、张佩纶、宝廷、陈宝琛等光绪初年的清流派常在此聚会,文廷式也喜欢于此“日集京朝官……论朝政得失”。

按照康有为计划,各省举人从七日到九日一起探讨他撰写的一万八千字上书,并征集签名,十日向都察院投递。康有为被一种强烈的激愤所占据,称自己仅用一天两夜就写成了这篇长文。梁启超与麦孟华不仅参与撰写,还四处奔走、联络举子。

在万言书中,康有为再度发挥了他恣意纵横的笔触。他劝皇帝下三道诏书:第一道是罪己诏,深切反省自己;第二道严惩那些主 和的大臣、作战不力的将帅、和谈的使臣;第三道是求才之诏,遍求天下人才。他建议迁都,认为陕西是最佳选择,“抢守函潼,奠定丰镐”,接下来则是选择将才练兵,联合南洋的华侨助攻日本,“必有奇功”。这篇万言书还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改革方案,包括富国、养民、教民与革新庶政。在富国之法中,他建议发行钞票、修筑铁路、设立轮船公司、开发矿山、创办邮政诸多方面,这些都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养民之法中,他强调农业仍是一切的基础,建议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设立农学会等。文章充满悲情意识,充斥这样字句:“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这也是当时典型的策论风格,看似提供了各种解决方案,实际上没有一种是切实可行的。

康声称有一千二百人参与了聚会,梁启超提供的数字则是一千三百名,康有为“实领袖之”,这意味着每四个举人就有一人在万言书上签名。但即使经道光年间扩建,松筠庵最多也只能容纳数百人,这一千余人该如何聚集在一起呢?很有可能,参与人以签署知单方式参与。他们出于集体的狂热情绪在上面签了名,实际上很少有人有兴趣与耐心读完这封上书,也无心分辨它与其他上书的不同,甚至不知道康有为是何许人也。刘大鹏就从未在日记中提到过康有为的名字,在他眼中,上书更像是举人们的自发行为,是一场没有领导者的运动。来自福建的举人邱菽园也是这场跨省联署的参与者,但从未与康有为谋面。

不管有多少人参与,它都是一个重要的集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松筠庵洋溢着悲情的气氛,众人此刻的姿态更胜于上书可能带来的结果。

但历史节奏与天气都没站在举人们一边。四月八日,当举人们再度聚在松筠庵,原本晴朗的天空,“忽以向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尽管这场异象“逾刻而止”,却彻底改变了院中的气氛,众人“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歔,愤悒不得语”。

风暴同样发生在天津。天津自四月二日起接连降雨,然后海啸淹没军营,军士死亡上百,不少马匹毙命。直隶总督王文韶电报说,“沿海防务非一两月不能成军”。举人们聚集于松筠庵时,王的电报也传到了北京,彻底摧毁了朝廷残存的拒和决心。在紫禁城内,皇帝盖上玉玺,批准和约,派遣联芳与伍廷芳前往烟台换约。在天津养病的李鸿章则电告伊藤博文,皇帝已批准合约。

举人傍晚散去时,“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他们中有人说“仍当力争以图万一”,也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激愤的群情让位于退却与疏离,几百人又取回了知单,邱菽园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他认定“主战之不可恃”。到了四月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

原本计划于四月十日上呈的万言书,最终夭折。康有为将之归结于军机大臣孙毓汶的阻挠,举人“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他还称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促成了皇帝批准和约,甚至不无故意地歪曲,直到四月十七日都察院仍在代奏江西举人与云南举人的条陈。这也是最后一次“公车上书”。

举人们情绪的变化,不仅因为和约的签订,也因四月十二日发榜。除了中榜者,大部分人作鸟兽散,政治情绪随之消散。草堂师徒迎来了喜忧参半的结果。梁启超、麦孟华与梁朝杰再度落榜,命运却给了康有为奖赏,他在贡士榜上名列第五。关于梁启超的落榜,还有一个传闻。据说副考官李文田非常赞赏他——李以西北舆地之学的知识著称——在策论中取《西游记》的内容出题,只有梁启超的条对甚详。李文田与另一位副考官唐景崇拿着考卷去找徐桐,希望在满额的榜单上增加这位考生。试卷上的今文学说却激怒了徐桐,他责备李文田偏袒广东同乡。李颇感惋惜,在试卷后批注 “还君明珠双泪垂”。另一种传言是,徐桐将梁启超之卷误认为康有为所作,梁是代师受过。

北京的政治参与气氛消散了。“和议之成,天下率皆不愿,违众而成,恐和议未能久耳, 何如不和之为妥也”, 刘大鹏在四月十五日写道。无论如何,这个山西读书人经历了人生一次独特体验,有机会表达对于国家事务的看法。这是很多人的感受:一个月来,举人单独或联名上书31次,1555人次,几乎覆盖了每一个省份。

“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梁启超日后写道。上书没改变结果,却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而“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康梁师徒发起的联署没有最终上达,参与联署的并非他们自称的千余名,却也达到创纪录的603名。康有为未能将好运气继续下去,在四月十六的复试中,只中了三等第四名,二十一日的殿试中则是二甲第四十六名,保和殿的朝考中只是第二等第一百零二名。康有为的功名心与忧患意识同样显著,他将活动能力运用到关系疏通中,据说他想通过张荫桓打通阅卷大臣的关节,试图高中状元,跻身翰林院。李文田颇为不悦,不仅将他摒斥在翰林院之外,还将他的躁进行为告诉了京城士大夫,康有为日后的论敌都将以此来攻击他。五月十日的新进士召见时,康有为只被授予工部候补主事的官衔。在一个充斥着冗员的官僚系统中,这无异于慢性死亡,很多人要等上十年、二十年才能得到一个实缺。他这样的候补官员不需要赴任,也没有具体的工作。“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康有为用傲慢来掩饰自己的失落。

会试再度失败没太影响梁启超。至少在给朋友的信里,他没有流露出任何失落。一连串的上书行动、康有为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还有迅速变化的政治气氛,都给他某种鼓舞。在参加新贡士拟定复试时,光绪鼓励考生“直言无隐”,想“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殚心图治”,四月二十八日的朝考又以“变则通通则久论”为题。

年轻皇帝在战争期间的慌乱暂时退隐了,随之被激发出来的是变革的决心。他在和约签订后颁下圣谕,鼓舞朝臣振作起来:“我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骛忽远图,勿沿故习,勿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本文授权选摘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第六章。

朝野之中,拒和的热情同样变成改革的热情。从翰林院编修到地方大员,甚至普通生员,都认定变革之必要性。“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防边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拊膺,合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王鹏运在四月十七日的奏折描述到这种踊跃场景。王文韶也称,“此诚我中国自强之一大转机也”。

五月二十一日,康有为上奏《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这是他对上一次并未呈交的万言书的改写,去掉了拒和,添加了自强部分。他们也开始拓展新渠道传播自己的理念。这一年夏天,上海石印书局出版了《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开篇是一连串序言,先是“仓山旧主”袁祖志与来自长沙的刘锡爵、斐如甫的序言,接着是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记录事件过程的《公车上书记》,《上清帝第二书》则作为主要内容出现。书中还附有康有为的殿试文章。这对于一个三甲进士来说很不寻常,此前往往只有获得状元、榜眼、探花这种功名的人才有资格如此。离京南下的邱菽园此刻恰好在上海停驻,“见坊肆众人争翻南海康氏《殿试策》”。这些小册子预示着康有为、梁启超的未来之路:他们的影响力是依靠面向公众的印刷术,而不仅是奏折。

《公车上书记》在《申报》刊登了七次广告,销量高达数万部。一个康有为版的“公车上书”神话开始了。

(注释略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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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许知远:1895年的转折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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