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求实之道 —— 谢宇教授访谈录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1-27,星期一 | 阅读:95

采访者:范钟秀、鲁子奇、刘真珍

编者按本文为《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于2011年10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接受访谈的整理稿。原发表于《云梦学刊》第33卷第3期。谢宇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等,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回归分析》《社会方法与定量研究》等。

采访者(范钟秀、鲁子奇、刘真珍):谢宇老师,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您来接受我们《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访谈。一向很敬仰您的成就,此次访问之前对您的求学经历也做了一些了解,得知您在1982年出国以后拿的第一个学位是科学史的学位,进一步接触您的学术成果后,发现科学史的问题意识,似乎与您在统计学、人口学等领域开启新的应用和反思视角有很大关系。那能否请您简单谈一下科学史的学习对您之后的研究有何作用?它起到了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

谢宇:人的发展有时不是可以设计的,也没有常规的发展方向,有时候过去的事情只是偶然发生的,跟你将来没有必然(关系),可能会有一些决定性因素,但这些因素有时候是隐性的,是人自身感觉不到的。我原来在国内是读工科,在当时的上海大学,是读冶金专业的,所以我当时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了解并不多。(出国以后)我从工科转到科学史,后者实际上完全是一门人文科学,(这种转变就)涉及到不同的思想类型的冲击,所以当时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在我现在看来,这个影响仍然不可忽视。从此我对西方哲学、科学史还有社会的发展有了基本的了解,了解了之后又改学社会学,我觉得隐性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但要把这种影响明确说出来,不是很容易。因为社会学很多的实证研究是研究比较具体的问题,所以一些背景性的知识积累并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有时候我会想一些哲学的问题,想一些涉及哲学领域的问题,(比如)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有科学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跟科学史的背景有一些关联。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您转学社会学,学成后一直在社会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据我们所知,您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而后又执教于密歇根大学。这两所大学在美国社会学界可以说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非常杰出的成果,您能不能借这两所学校谈谈美国社会学这20年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定量方面有怎样的趋势?

谢宇:美国社会学,我觉得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相对来讲“异质性”比较强。我在讲社会学时也经常讲异质性,人与人的异质性、系和系的异质性,不同专业和不同专业的异质性。实际上,社会学的异质性要比其他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是经济学的异质性更强。异质性可以表现在方法上,比如社会学家各自使用的方法不同,有的用定量的方法,有的是质性,有的是历史的,我对不同的方法都感兴趣,只是对有的方法了解比较少,应用也比较少,比如历史的方法,但我觉得那也是很重要的。又比如影响社会的因素也体现出异质性。政治环境就是对社会影响、对个人影响比较大的。文化,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很多因素是分不清的。

人是多维的,人生活在一个多维的空间当中,(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都受到影响,不同的人、不同的关系距离都会对他产生影响,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文化,技术、政策等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要了解社会,了解人的生存和发展,就要从多维的角度来考虑。我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不同方法都应该容纳,所以社会学的异质性自然就比较强。最近20年来,我觉得,(美国社会学)异质性的表现可能更加明显。做量化的可能更加量化,更趋于技术化,向更难、更尖端的数理方法迈进,比如说可能做到跟生物统计有关,做到跟实验有关,跟数理经济有关,而做质性研究的质性特色也更突出。从一定程度来讲,最近20年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比如你刚才讲的威斯康星跟密歇根大学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内部的异质性可能越来越大。这就是总的一个趋势,研究方向的异质性越来越大。

采访者:谢老师您刚才讲到,美国社会学现在学派间分歧很大。我们注意到您对您老师的老师,也就是邓肯先生所开创的学派,对他提倡的总体逻辑思想,以及他的人口学方法写过很多文章,那您能否再谈谈您对邓肯先生(学术思想)的体会,及他的思想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中能够得到怎样的应用?

谢宇:相对于其他学说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我觉得邓肯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我现在继续在做的领域,就是以人口学的视角、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现象,相对来讲被重视的程度还不够,这也是我在中国想推广的。

我觉得邓肯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派所做的内容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我们经常以社会中人的行为中已经发生的现象做为一个基础,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有这种现象,不是说完全是空想的理论,是考虑到具体的现象,比如说离婚,为什么会离婚,小孩的教育是怎样的一个成长,什么样的人会早期死亡,什么样的人会晚期死亡,什么样的人会得疾病,什么样的人他的身体比较健康,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入手,这些现象是我们的资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他们已经发生了。那社会上发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有的离婚有的不离婚,有的结婚有的不结婚,有的同居有的不同居,有的人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的人受不到高等教育,这些现象我们怎么来解释,就是如何来解释个体的差异。

而实际上,个体的差异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我们不能做反事实的推论,我们就从组间差异入手。我们的出发点经常是想解释差异,因为我们知道差异是很大的,同样的现象有的人经历有的人没有经历,但在我们研究当中,个人差异是没法认证的,没法做推断的,所以我们最后做的还是组与组之间的差异。在不可能完全把握个体差异的情况下,就只能做组与组之间的比较,比如家庭背景对比、教育对你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影响、社会地位对你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又比如说你的经济地位是不是会影响结婚的可能性———房价现在这么贵会不会造成很多人不能结婚,他本来想结婚,但因为房价的原因推迟结婚。

我们就会想到具体的个体上的或者组间的一种社会特征,包括经济,包括政治背景,包括家庭背景等等会不会对他的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出现产生影响。这就是以社会事实作为基础,然后寻求组之间的差异,进而利用理论,根据理论知道比如说家庭跟政治资本是不是有关系,受的影响是不是跟距离有关系,跟外族人的交往是不是跟它的环境有关系等等,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论来探索各种因素会影响或威胁到个人的差异性。而解释的方法一般是用统计、社会调查,观察数据,然后解释个体上的差异,实际上还是组之间的差异———因为统计上还只能做到分析组之间的差异。这是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用经验研究的方法,通过用数据调查来对现有的事实做一个判断、一种推理,然后得到一些结论。这样的方法相对来讲,中国还是比较少的。

以前类似研究确实比较少,要么就是非常理论化的,要么就是完全数数的,而没有试着去找到社会因素———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大人口”研究范围的因素。我们实际上做的跟人口学有关,但我们不是只说“生育率”和“死亡率”,而是要兼顾社会其他特征,比如说教育、家庭背景、男女平等、经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资本等等,由不同的角度来看个体和个体的差异或组和组之间的差异。为此,我们需要比较好的资料,比较好的统计手段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这是我们比较缺的,也是这几年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在北大,我们这几年开办了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暑期班,训练大家怎么收集数据,怎么分析数据,我们也建立了数据中心以便收集数据,收集家庭的和个人的跟踪性调查的数据,用这种数据来解释刚才所有的我提到的那些问题。

采访者:刚才谢老师反复强调说,您从学术生涯一开始就专注研究差异性,研究组间差异,也就是社会分组,包括各种关联的情境会给社会学提出什么新问题和新挑战,您的经验似乎已经总结成“社会科学的三个基本原理”,以此出发又有许多新的工作问世。我们知道您前几年在美国有一项很著名的工作,就是WomeninScience这部书,当时出版之后反响很大。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做“科学职业”时从女性入手,来做这个事情?

谢宇:我在学术生涯中做过不同的题目,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可能因为贵刊是学生的杂志,很多学生感兴趣我怎样选这个题目、怎么样入手、确定怎样的具体分析方向。实际上,我自己想的是,做一个学者,对他的要求可能共同性比较大。人当然差异性很大,做什么样事情的都有很多,但对学者的要求、学者的工作,实际上,同质性是蛮大的。(学者)对每一个问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理论上的了解,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三个因素我觉得实际上每一个专业,不管你是学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心理的,甚至工程的,都是需要的。

在社会学里面,不同的题目,不同的课题,不同的主题,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做了很多不同的题目,不同的内容———Womenin Science是一个,其他的比如说有亚裔美国人的教育的研究、职业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基本上它的范式是一样的。刚才我讲的邓肯的范式是一个总体的框架,很多题目都可以从这样的框架中引出来。

事实上,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题目是偶然造成的。有很多我能想到的题目都是这样,我的印象当中最初做这个题目是因为当时美国正热烈讨论科学中的政治这个论题,各个学科讲的都比较多,其中一个热点就是Womenin Science,到底为什么少有女性从事科学,这个问题还引发了不少政策讨论,我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就开始做这个,但是对我来讲,可能做这个或做那个并不是那么要紧,只不过选了个题目,你就做下去,尽量做这个题目。你今天可以做这个题目,明天可以做那个题目。最近我又出了本书,Is American Sciencein Decline,已经审稿结束在编辑出版中。这个(主题)延续了我此前的工作,也许可以说我对科学还是蛮感兴趣的,可能确实跟我以前读科学史有关,我一直认为与科学相关的社会现象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采访者:具体这个领域当时是什么原因触发老师您对女性科学家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呢?

谢宇:我记得当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出来,为什么女性投身科学生涯的人比较少,希望社会科学的人能够做些研究。我不是很确定当时是什么原因做这个题目,但是我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于是就写了一个研究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得到了NSF的赞助,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学生一起做了这个项目,也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其实并不是计划当中的。

采访者:说到主持研究计划,您在所主持的很多研究项目中,好像大量采用的数据是那种所谓的追踪性数据,您现在在国内领导北大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做CFPS项目也是这样,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为什么您一定要在中国建设这种动态追踪的数据库,以及您对这种数据库以后运用的愿景?

谢宇:行。要讲这个我首先要讲一下为什么要抽样,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千变万化的,是有异质性的,所以我们随便找几个人的话,往往不能代表其他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只能研究这个总体,这个总体它由很多不同的个体所组成,我们研究总体有一种办法是每个人都研究,那样工作量就太大了,所以对每个人都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那我们就用科学的方法组成样本,这个样本内部也是变化的,而这个变化能够反映出总体的变化,比如说城乡的差别、教育水平不一样,或者年龄不一样,乃至基因不一样,经验观察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它都能反映到,这就是抽样,好的抽样。

那么抽样抽好后,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社会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小学的教育对他成年后有什么影响,小时候父母对他的教育、父母间的关系,对他后来的发展会不会有影响,我们想知道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没有跟踪性调查就很不好办。比如现在的小孩,他的父母跟他的情况不能够简单跟他成人以后父母对他的情况做比较,因为人与人的情况不一样,人和人是拼不起来的。那我们只能从小孩做起,今天的小孩,他今天是小孩,他父母与他有来往,对他有帮助,对他有影响,夫妻关系吵架可能影响到小孩,比如说父母离婚了对小孩是不是有负面影响,那负面影响是什么造成的,最好有跟踪性的调查。因为等当离婚发生的时候你能观察到父母对小孩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心理上的挫伤,是不是他不能用功读书,这样在(影响)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些信息。而等到发生了以后,等到他成年了以后可能这个害处已经有了或者他能够避免这样的害处,(对研究来说)可能就晚了,回顾也回顾不起来了。

比如现在还有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国家(的社会学界)对流动人口很感兴趣,对流动人口的子女很感兴趣,他们经常到城市里做调查看看流动人口的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子女怎么样,实际上已经晚了,因为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没有流入城市的农民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的孩子流到城市和没有流到城市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如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不流动的话,他们实际上是跟留守在农村的孩子一样的,所以真正要知道流到城市对他们好还是不好,不应该把他们的遭遇和已经在城市里的人的遭遇相比较,因为他们不流到城市,他们的选择其实是留在农村,所以你要研究他们就要有跟踪性调查,就是他们流入之前在哪,他们流入之前和他们的同伴、同学相比较,所以这就需要一个跟踪性调查。而现在通常是很多事情需要马上做调查,马上出结论,实际上是做不了的,所以要做基础的学术准备,当社会现象发生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研究)。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婚姻,什么样的人会进入婚姻,你看了我的资料也知道我们做了一个跟踪性调查,什么样的人(缔结)婚姻、什么样的人同居。那同样的,已经结婚的人你去问他,他有很多事情(已经变化了),结婚已经改变了他的经济情况、他的观念、他的很多事情。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人进入婚姻,你就要从他没有结婚的时候开始,看他的轨迹怎么样进入到婚姻,经过什么样的经历进入到婚姻,就需要跟踪性调查。所以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流动人口、教育、成长、肥胖、人的身体变化、退休、婚姻、离婚,所有的你能想象的种种现象都需要跟踪性调查。如果没有跟踪性调查,你就很难知道它发展的过程,就更谈不上找到这个因果关系。

采访者:您利用这些数据做研究,一直在社会不平等方面和社会分层方面(做得比较多),以我个人对国内社会学界的一点了解,我认为社会分层这个领域是一直(有很多人)在做,但量化方法一直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您个人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尤其是从前两年在人大开的那个社会分层的大会(来看),现在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比较欠缺的地方是什么?

谢宇:我觉得中国对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研究还是蛮重视的,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增大,所以从政府到社会对社会分层都很感兴趣,这是个很好的大的环境,(有利于)研究分层,因为不平等现象很严重,大家也比较关注。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做得不够,也是我想推动的。

首先一个,我觉得分层跟人一样是一个社会现象,包含了多维的(层次),不能简单化,比如不能只注视阶级(一个方面),我觉得现在国内分层(研究)对阶级太重视了,可能其他方面重视得比较少。比如一个阶级里的人实际上异质性是很强的,所以你要考虑到地区、家庭背景、户口、教育,还有婚姻、智力、非智力的成长、学校、邻居、犯罪、男女平等,等等,都是分层的一部分,不能说只有阶级才是分层。国内有时把分层只看作阶级分析有点简单化了,我觉得分层也是个(涉及面)很大的很多现象(的集合),可能跟基因有关系,和语言有关系,所以分层是一个很复杂很多维的现象。

我们上次开那个会也希望把分层研究变成交叉学科,不同领域(可以有)不同关注点的学科。第二个(问题)就是数据也不够,所以我们(北大)在做调查,还有人大做的CGSS调查也很重要,以及其他比较小的调查,对分层研究都会起比较好的作用。第三就是人才的培养,(教学生)怎么样运用数据。做研究比较难教的就是怎么样把数据充分运用到说明一个社会学问题上———不是社会问题,是学术问题。怎么样用数据来说明一个要解释的问题,(它)是一个桥梁,你有数据、有问题,这两个中间桥梁的建立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也做一些训练、讨论。总的来说,要加强的有三块,一个是视角要有多维性,一个是数据要充分,还有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的训练要加强。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研究的训练,您也在北大一直推动量化研究的暑期学校,您在这个暑期学校,会面对许多学科的学生,不仅是社会学,那么您觉得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推广对量化意识的培养有什么样的意义?

谢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现在实际上从统计方法和软件操作来讲(国内)已经做得蛮好的了,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大。我觉得现在国内比较好的学校,包括北大,学生的语言能力、英文能力不错,他们的统计知识也不错,软件掌握得也不错,这些都是基础,只有在掌握了基本的技术基础上才能有比较好的研究。所以这个基础已经做得蛮好的了,我们也准备再做下去,继续为将来的学生提供他们可以得到基础知识的平台。但是这是基础训练,我觉得难的并不是统计、方法、软件,难的是怎么运用这些方法、软件和统计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这个很难,这需要个别的训练,需要研究生的训练,不是几门课程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你问我作用有多大,这是具备了个基础,如果没有这基础就没有下一步,但有了这个基础还不够。

采访者:您觉得这种量化的问题意识对研究生来说,有没有一个可以逐渐用力的方向来加以培养?(这种意识的培养)当然肯定不能只凭讲授来完成,那学生怎样能形成这方面的一种自觉?

谢宇:我觉得这就靠两方面,一方面靠自身的磨练和训练,慢慢地成长。我觉得做学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做的,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所以我也有耐心,慢慢做,学生的成长不是一天就能出才的。另一方面我觉得需要大的环境,特别是搞量化的,他需要一个社区,需要互动,需要讨论,不是完全靠闭门造车就可以做的,所以我比较提倡一个学术社区的建设,加上有讨论,有问题可以共享,资源可以共享,有很多研究你做了我就不要做了,有很多量表别人做了你就可以拿来用,你也可以跟别人合作,所以我说需要一个社区。现在我觉得社区还差一些,因为没有人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人了解你做的内容,没有很好的社区在这边成长就受到一些限制,有些不利的因素。

采访者:您刚才说到社区的问题,希望让不同的学科都能够分享一些量化的数据,提出一些新的成果,我冒昧问一个问题,在一定数据的基础上,量化的方法对于一些人文学科,比如历史,会不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或者说这方面是不是有个尺度或限度?

谢宇:我是很理解你的问题,我知道很多历史学家都用量化的方法,但他的资料一般都不是抽样来的,资料比较有限,得有多少用多少,但历史学还是有用量化的方法的。不过我觉得从社会学拿到历史学的量化的方法不能简单地搬用,对历史来讲还是有一些特定的限制、特殊的情况,我觉得总的来说方法都不是能随便用的。我经常讲方法没有最好的,因为最好的方法是对你的科研问题的提出最适用的方法,所以这种历史的方法可能是看具体的史料里的问题是最适用的方法,因为史料上相对量化的资料比较少,所以他们能用的也比较少。我觉得方法本身并不是很要紧,问题的提出和原始资料更重要,然后方法是把资料和你的问题能够衔接,这是方法能做的。如果没有资料和理论问题,那也没法衔接,有了这两个你才可能把它们衔接在一起。

采访者:您刚才在回答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提到衔接,可以看出您对学术论证的逻辑的重视,您觉得国内在运用量化数据撰写定量取向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时候,青年学生还存在哪些问题?

谢宇:你问了我就讲一下。我最近来国内来得比较多,我以前的学生主要是美国学生,很少有国内学生,最近几年多了一些,而且我在国内来跟学生打交道蛮多的,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有很多很多的优点,而且比我们当时做学生时知道得更多,比我们更聪明、更能干,对世界更了解,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我是蛮喜欢的,他们的知识背景,还有种敢想敢做的精神,还有勤奋努力等,都很好。

但是假如你一定要问我中国学生有什么方面还不够的,训练当中欠缺的,我也想了这个问题,觉得大概有三方面,可能国内学生总体来讲———当然个体差别很大———有些欠缺。一个方面,国内学生相对来讲批评精神稍弱一些,是不是老师讲的就一定对、书上说的就一定对?(他们)喜欢引用别人,好像别人说的就没有错了,批评精神差一些。第二点是创造性稍微差一些,也就是想象力,没有的东西要想象出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要想象你经历过,他人没做的事情你可以尝试做一做。第三,写作能力稍差一些,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我觉得一篇文章是要有逻辑结构的,要写得严谨是不容易的,所以国内学生在这方面要加强训练,即带着问题去看问题、看学术文章或书籍。要以批评的精神去看,不要迷信老师和书本。培养想象力,敢想敢做。想他人所未想并非是说不负责任地去空想,而是使自己的想法有所支持,这就是学术训练的一种imagination。所以第三部分就是靠严谨的推论来支持,最后的推论和写作就包括运用数据、运用推理和论证来说明你想说明的问题。所以第二点、第三点实际是有矛盾的,有的同学想的时候就不着边际地想,你可以想,但要有证据来支持。

顺便再提到,做学者和其他工作有所不同。培养人有两种不同的目的,每个大学培养的人才有两种类型,对他们要求是不同的:一种是同质性比较强,希望他们能胜任一定的技能,如医生等等,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有很好的职业训练,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去胜任职位;另一种人是个性化较强的,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不能被别人所代替,完全是标新立异所带来的价值,有很多职业的最重要的人都是不可取代的,比如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军事家。对这些不可取代的人的培养是没有一定方向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真正能成才。所以我觉得从学术的发展来讲,应该提倡他们的自由发展,他们只有自由地去追求了,才能极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和积极性。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培养学生是培养他们做学者的,所以我们强调他们个人的异质性,看到他的兴趣、特长,去按照他的实际情况(来发展)。

采访者:您也做过学术刊物的编辑,我们想听您谈谈,一本好的学术刊物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探讨学生自己办刊物(的经验),所以应该向各式各样的学术刊物学习。

谢宇:我觉得你们已经很了不起了、蛮好的。有些行业,比如法学院,最好的刊物都是学生在做,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对你们也是很好的锻炼。至于难在哪里,你做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就会发现,人实际上往往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事情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抱怨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作为一个作者来讲总是觉得找不到地方发表,作为编辑来讲总是觉得找不到好的文章,就如同结婚一样,男性说找不到喜欢的女性,女性说找不到般配的男性,买家和卖家两边总是不能够很好的衔接,作者总觉得好的文章发表不了,(编辑)总觉得好的文章得不到,供需都不能够完全得到满足。

我觉得做一个刊物的主编或责任编辑,最重要的一点(判断标准)是学术价值,因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是会得到大家公认的,是大家可以流传的,所以好的学术作品是不受时代影响的、不受时髦命题的影响的,而是有前沿性、前瞻性,能够对将来的学者和学生有影响的。这点实际上是挺难做到的,因为我们只是生活在现在的状况中,只能知道它对现在的交流(的影响)。你的文章对将来其他人的发展(有所影响)、在研究其他问题时能够受到重视,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种学术性,不管是对今天的学术还是对将来的学术。所以(做编辑)要比较有远见、比较能预计将来的需要和发展,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也是难做到的。

采访者: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了很多研究是要追踪很长期的过程。那么我觉得社会学研究是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那社会学的研究怎么样把一个长期的过程投射到社会中,真正实现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呢?

谢宇:我是这样想,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价值观是一种价值的评价,对于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的判断);政治倾向(是关于)你应该是什么样的政治决策,或者(什么样的)政党或政策。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可能没有价值观和政治倾向。我和韦伯的想法差不多,我们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价值观或者政治倾向,如文明,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有我的政治倾向,比方说我可能比较左,但是我觉得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应该排斥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的影响。我觉得这还是可以做到的,不一定完全能做到,但是我觉得尽量要做到。

比如说我有一篇文章是讲亚裔人和白人的工资待遇问题。很多人觉得,同样的教育水平下,亚裔人是受到歧视的,这一观点很多社会学家喜欢,它就是说亚裔人是受到歧视的,虽然他们得到的社会地位是通过过分的教育,而他们在同等教育下是受到抑制的。那这个观点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在现实中,亚洲人在美国社会还是受到一些不利的影响、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很寻常的,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但我们的数据中,没有发现他们和白人有什么差距。所以我们认为应当以数据说话,假如是有歧视的话,这个歧视没有明显地反映到工资上面,可能以其他方式来反映。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政治倾向和价值观,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把这种政治倾向和价值观隔离开来。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学者和公民的角色是可以分开的。我是提倡把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公民的身份分开,所以我不是一个公共分子,因为我不去宣传应该怎么样做,我觉得作为学者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分开来。

采访者:很高兴百忙中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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