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怎么失去的?—也谈郭沫若

发布: | 发布时间:2010-10-20,星期三 | 阅读:1,771

来源:my1510  作者:关不羽

dapenti AyHxbyrC M8H53晚年郭沫若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论,新名流与老贤达心心相印,恭维其学问优长之后,又为郭氏倍遭诟病的晚年行迹作开脱。只是新玩意儿不多,总归是“时来天地皆通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调子——将郭氏晚年的种种丑态尽归于有压力、被迫的“不得已”、“不自由”。 储安平有句名言:民国时是自由的多和少的问题,现在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自由是怎样失去的?仅仅是“运去”的缘故吗?若从这个角度讲,郭氏的人生堪为一条好线索。

一. 郭氏之道,一以贯之

也从1948年说起。郭氏是年大喜,获选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胡适担纲推选工作,郭氏的古文字同行董作宾先生让出了自己的名额给郭氏,成为一段坚持学术独立性的佳话。这当然是郭氏人生履历中的精彩一笔。不过,郭氏对这个“院士”头衔并不在意,对他而言《斥反动文艺》的发表更为要紧——围绕“文艺战线”上的“战斗”,郭氏的1948年分外精彩。《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以郭氏风格的激烈笔锋,用“红黄蓝白黑”的颜色标签对一批著名作家、学者进行了批判。沈从文首当其冲,萧乾、朱光潜以及历史学派“战国策”派一一在列,而其外延几乎可以囊括“进步人士”之外的国统区学界。而且,其批判全无学术意味,抓住敌人的“政治罪恶”穷追猛打——诸如“文化特务”、 “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反对抗战。政治话语完全吞噬了文艺和学术的固有标准。这篇文字影响甚巨,对此研究者甚多,不赘述了。不过,有一种意见需要商榷。那就是过于强调了郭氏与被点名批判者的个人恩怨,对此文出笼的重要背景予以重视。

郭氏对沈从文的私人衔恨是不必怀疑的,即使是数十年后奉周恩来之命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写序文,郭留下的却是一篇二百余字绝口不提作者的奇文。但是,郭氏在48年挑选沈从文做靶子别有深意,看重的是沈从文力持的纯文艺立场。萧乾与郭氏也有过节,但是并未正面交锋,仅仅是文章中提到的“五十称公”,按说郭氏不至于衔恨至此。《斥反动文艺》给他开列的罪名竟是——肖乾在唱

他的“人权与人道”。虽然“人权与人道”不知道帮助了左翼人士多少次了,但是48年时已经是种罪过了。另据当事的王芸生认为郭氏其实是在敲打《大公报》系——坚守“四不”,尤其是“不党”,在胜利前后有些扎眼了——沈从文恰恰也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而郭氏批朱光潜最为有趣,他自称在此以前从未读过朱的著作,恶补两本书后就如此大杀器为哪般?三年后朱光潜自己的检查中道出些消息,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由此可见,郭氏的矛头所指是力求保护自身专业领域不受政治操控的人物与机构——若仅仅是私人恩怨,打击面不至于那么广,打击力度也未必那么强。更重要的是郭氏的文章一出,“组织”迅速跟进,邵全麟等纷纷跟着郭沫若的调子穷追猛打。

显然,这并不是郭个人的心血来潮、一时意气,而是呼应毛泽东在1947年10月27日提出的打击自由资产阶级——毛提出“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军事尚未全胜时,自由已经是摆上台面的下一个敌人了。而真正操作起来,“右翼”的帽子其实是跟着自由走,而“反动”、“资产阶级”“特务”不过是用来顺手的棍子罢了。仅仅从战局和党争的角度去看,这个打击的方向很难理解——郭氏口中的“反动文艺界”对国府的反感是主流,批评起来往往不假辞色,在党争中更倾向于左翼的不在少数。而且,不过是书生而已。正因为毫无现实政治军事层面的威胁,毛氏所谓“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也只能说到“倾向”的程度罢了。究竟是什么倾向值得如此高调出击?不过是自由吧。整整这一年,郭沫若都在忙于这样一个呼应和落实毛的战略部署。除了《斥反动文艺》的全面出击,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胡适:2月一篇《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读读标题就够了;3月一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题目还算像样,文中借力主亲苏而半明半暗指责胡适通美卖国;5月又出《〈三无主义〉疏证》,把胡适自称的“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为“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这些全不是学理之争,而是政治陷害加谩骂了——还要讨论54年国内大批胡适时郭沫若的激情表演是否“不得已”吗?

那么这是不是48年这个迎接他们的胜利时,郭沫若才有的突兀表现呢?非也,郭氏之道,一以贯之。稍稍再向上推,看看郭氏在1942年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应。郭沫若是最早接到这一传达的文化人士之一,当即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当时并无什么“不得已”,而郭的兴奋也不是作秀,乃至当晚他也跳起了秧歌,并留下了诗句“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而同为左翼文化要人的胡风在接受《讲话》的传达时,虽然也表示了赞成,但是认为国统区的文艺界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这在后来也成了胡风的一大罪状——用周扬的话讲,茅盾和郭沫若对《讲话》都发表了文字,而胡风没有。尽管胡风对《讲话》的低调很可能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不过相形之下郭沫若的高调出击更令人侧目了。《讲话》是延安整风的产物,源于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文艺活动的规制——包括最著名的王实昧《野百合》案。《讲话》的核心是用民萃话语、阶级话语的方式确立了政治威权对文艺活动的统治。而近代以来勃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舆论界的主流恰恰是坚持其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并且始终保持对政治领域的关注和批评。因此,这种规制和统治还只是党内范围,推向全国的阻力很大。胡风的策略性考虑正在于这种风气的牢固,而郭氏毫无顾忌,不仅撰文鼓吹,而且从此以后一切文艺言论均从这一纲领性文件所出,不要说胡风的顾虑重重比不过他,就是“也写了文章表态”的茅盾也难以与郭氏此后数十年的夸张表演。从1942年到1948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界风气转换的重要阶段,而郭氏是主动迎合、积极推动,还是“不自由”、“不得已”呢?

知道了郭沫若对《讲话》的彻底服膺,就不难理解郭沫若在“大跃进”时期写下大量口水诗、口号诗的糟蹋文学了。其实,47年底他就提出“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文艺创作的民粹化是他衷心接受、身体力行的。唯政治标准是从,是他素来的主张。“人民至上,革命至上”、“战友集中,火力集中”,48年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时就被他奉为了总方向。究其根底,郭沫若早在三十年代提倡革命文学时就有赤裸裸地表达过——“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此人的思想根底不过如此,确实和毛氏专政心心相印。

数十年后,储安平感慨“自由的有无”时,郭氏会有这样的感慨吗?哪怕他昔日的战友们终于忍不住要一些创作、学术的自由——如邵荃麟之流也忍不住要讲点文学人物的多样性而倒霉时,郭氏始终保持了对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沉默。其实,他早就说了“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其时尚在1945年,还在“自由多和少的问题”时,郭氏已经如此了。求尾巴而成尾巴,求不自由而不自由,于他个人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而自由之殇当责何人?

郭氏给人的印象是恣意纵荡、个性强烈,然而从主张“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起,到宁做政治权威的尾巴终,乍一看确实是矛盾得让人难以致信。其实,这也不复杂,鲁迅对郭氏的评价“才子加流氓”足以说明问题。才子的狂放、流氓恣意,可是遇到情投意合、奖掖提拔的“老大”时便换作低眉顺眼、奴颜婢膝的模样。黄金荣、杜月笙手下有的是这样的人物,只不过他们不大识字罢了。今日文人把晚年荒唐割裂出来作粗率的历史观察,而归咎于外力压迫下的不得已、不自由,那是没看懂郭沫若,更没看懂诞生郭沫若所处的特殊群体,没看懂郭沫若所处的特殊时代

二.扭曲的时代,扭曲的群体,扭曲的人物

以新文化运动前后为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是在非常急迫、缺乏准备的条件下仓促而成的,确有着内部和外部的先天不足。西方知识分子群体是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徐徐成长的。一方面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发挥社会影响力的现代教育机构、现代媒体逐步出现,能够从容地形成外部规范和内部自律;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同时成长起来的社会势力庞杂,包括现代官僚体系、政党社团、工会等社会团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彼此互动制衡。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群体在几近三百年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个人有自律、群体有规范、外部有制衡的社会生态。

反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则是被迫启动、仓促起步。现代教育机构、现代媒体井喷一般陡然出现,相应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也呈急剧膨胀之势。围绕着生存和发展空间先后形成了三个争夺的热点:自教育部至教育机构的教席资源和管理权;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编辑权和稿源;社会舆论的风评和声望。缺乏从容成长、徐徐演进以成规范的历程,此类争夺迅速陷入无序状态,引发了知识分子群体此起彼伏的内讧。自章士钊、蔡元培始,胡适、周氏兄弟以后代代相传无一幸免。

平心而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郭沫若在文化界的起点确实尴尬,郭沫若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以新诗起家,也算小有成绩。然而,当他23年归国时看到的却是新学领袖的胡适。胡适时年不过32岁,而郭沫若仅比胡适少一岁。当时已经初具雏形的中国文化界,胡适为核心的欧美海归知识分子群体在学院、主流政界高歌猛进,而鲁迅为代表的留日及本土新生代知识分子则在民间舆论界呼风唤雨,影响甚巨。另有从知识分子群体出走、建党从政的陈独秀在士林也算特立独行,颇受关注。暗流涌动的是“新文化运动司令部”成员各自的前途选择,反映在舆论界、出版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则是山头林立、群雄纷争。而郭氏的天才自负、雄心壮志既不甘久居人后,又难以迅速地自成格局、独领风骚。这样的处境对郭氏的影响及于终身,挥之不去的“胡适情结”、翻云覆雨的操弄手段以及强烈的战斗意识都源于此。对胡适,从亲吻到仇视;对鲁迅,从依附到翻脸。整个二三十年代,郭氏的挣扎与努力始终瞄准着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其翻云覆雨的姿态确有性格浪漫的性格因素,但是更多的则是急于上位、裂土封疆的战斗意识决定——这也是当时的风气,郭氏尤为典型罢了。

人的竞争意识近乎一种心理本能,而更接近人类精神活动层面的文化人士更为自觉与突出。从正面讲,整个民国的学术成就、文学成就亦与激烈的竞争大有关系。郭氏的学术成绩尤其是甲骨文方面的突出也有竞争意识催生的因素。如果在一个自律与规范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中,郭氏不甘人后的强烈欲望可能更大地促使其天才在文化领域建功立业。然而,郭氏个人的经历与整体失范的环境却把正当的欲望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现代知识分子的成立源于对政治威权、意识形态威权保持高度警惕与独立——否则大学仅为教会的附庸,人文学科皆为神学的奴仆。而这种独立意识的养成,源于学院提供的学术训练与长期在公共领域活动形成的群体规范。然而,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本来就不充分,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又是良莠不齐。留而不学的留学生在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了很大比例——有趣的是,这个比例竟是伴随着时间增长而增长的。早年的严复、章士钊甚至辜鸿铭一代接受的学术训练最为正规,可惜数量有限,难成规模。至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便差次不齐——胡适最好,而陈独秀可谓留而不学的典型。其后的情形与时俱降,当时的舆论就讥评不断。缺乏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的独立意识薄弱,最典型的表征就是论战中的不断依傍政治话语、政治定性,胡适尚所难免,鲁迅已颇为严重——“资产阶级乏走狗”、“反动文人”时有所闻。至郭氏,则无所不用其极,28年《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上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不堪已甚。终其一生,这种政治腔从未停止,甚至在他彻底胜利、得意非凡时,对纯粹的学术问题也要夹杂政治立场的刀枪棍棒。49年后郭氏在甲骨文领域批董作宾,要强调董“跑到台湾去”;在楚辞研究领域批陆侃,则特意指出陆的文章是“发表在一种反动刊物上”。假如说鲁迅们的斥骂大都是泛泛地扣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郭氏则具备了搞专案式的精确打击能力了——这的确是种“进步”。良好正规的学术训练培养的不仅是治学的能力和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对学术独立性的自觉坚守,遗憾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成长之初就严重缺失这一环节。郭氏天资英发、夙慧天成,能在一些学术领域靠自学成为一时之雄,确实值得后人感佩,但是缺乏根底与素养所造成的终身之憾也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郭氏尚且如此,其同道中才情天分远逊郭氏者如成仿吾之流,除了变成文化棍徒外,确实也没有别的出路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笼统称谓中的千人万相,是不能不深察的。后来发展到政教一体、以政统学岂是偶然的外力压迫?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独立性的自觉本属先天免疫缺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平台又是现成的。在西方,由于社会发育的充分,文化、媒体、政治活动、信仰建设各有职司,社会各阶层各有分工,知识分子对政治领域以批判评论之姿隔江守望的居多,真正操戈入室的较少——社会功能本有区别,职业政客与公务员自有其专长和地盘,知识分子票友下海的空间有限。但是,中国是在一个扁平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突然展开现代化进程的,而仅有的社会中坚力量乡绅—士大夫阶层所依托的文化立场在新文化运动后土崩瓦解,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广阔的农村亦随之走向失语,刚刚诞生的现代政治资源、学术资源俱为城市新兴机构垄断。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继承了士大夫阶层在道义上和文化上的传统权威,同时迅速填补了士绅消退后遗留的政治空间——所谓“新旧军阀”的交替以及政党、社团成长的同时也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填补政治空缺、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即使是胡适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敏感性提出了“二十年不问政治”,却也无法抽身,其他可想而知——新式政府、新式政党乃至新式军队,都需要掌握现代化“魔法”的知识分子来点石成金、咸与盛事。当事人推也未必推得掉,何况是主动求效?而没有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知识分子,其政治品格还原为传统的行藏由我、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传统士大夫修养——但是这没有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士林风评的规范,这种修养纯粹仰赖于个人的操行了。若以胡适始终保持矜持的清流本色为“旧道德中的楷模”一极,那么郭沫若的匍匐崇拜为“才子加流氓”的另一极是不为过的。

郭氏的从政一言以蔽之——望尘而拜。朱大可先生讲“就在震耳欲聋的打倒偶像和社会革命的背面,一种对新威权的服从,也在新文化运动的缝隙里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他举的例子就是郭氏《女神》的一节,仅仅九行竟有二十多个“崇拜”。假如仅仅是诗歌创作里的夸诞之辞也就罢了,可是几十年后短短一薄册的《新华颂》里对斯大林毛泽东竟达55次之多,无怪乎朱大可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崇拜”的呼声是一个精密的预言,它揭示了从“流氓叙事”向“国家叙事”的美妙转型”。郭氏自26年从政,除了早年和蒋介石闹翻后蹉跎十年外,基本没有离开过政治舞台,而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到俯拾皆是“望尘而拜”的镜头——拜蒋介石、拜鲁迅、拜斯大林、拜毛泽东。1941年政坛最重量级的人物——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将郭沫若的五十岁生日硬生生推上了文化界的盛世,进而新一代旗手、班头加冕,是为郭氏政治生涯最具有戏剧性的转折,从此郭氏一“拜”不起。至文革前后的拜江青,今人竟以“不得已”之类好话的之开脱,其实以郭氏之素性,多此一拜又有什么稀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郭氏的身上演绎为“拜而优则被拜”的对价关系,以身作则地甘作尾巴是他一贯的作风,哪里是晚年被迫之举?

郭氏的人生纵贯整个中国现代史,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至消亡的历史线索与某种典型。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被笼统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发端于中国悲剧性的现代化过程,最后分化为特质各异、互相对立的若干人群,以至于分崩离析,不复其早年的社会影响力,甚至连继承过来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遗产、道义遗产一并葬送了。以郭氏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学术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自觉,投身政治后进退失据,最终蜕化为政治威权的尾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头羊”。归根结底是其先天的缺陷与不足,甘心投效、望风而拜,不能一味归咎于外力的压迫。而这一群体的得势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向覆灭的因素之一。

三.阻止他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此话极为痛切。观诸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闪亮登场可谓咄咄逼人。可是指点江山三十载之后,或黯然出走,终老海外;或甘心为“驯服工具”,脱掉知识分子的外套换取意识形态官员、技术官僚的资格;或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否定,甚至遭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其实,“向来比较出色”的“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根性,由来已久,不容小觑。

根源还是要从“新文化”运动说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洋务运动的求器用,一变为立宪派的求制度,再变为倡导文化革命。凡此三变,关注的重心越来越靠向精神层面的形而上,乌托邦理想顺势而起,整体救赎的幻想与“牺牲—献祭”的准宗教狂热极易泛滥。而这场催生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运动是在激烈的新旧交锋中展开,形成了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外在表现为“打倒”、鼓吹破坏流血,你死我活的暴力语言风格。同时,虽然是所谓“文化”运动,其根本的问题意识却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治,泛政治化的倾向势所必然,以政治标准遮蔽专业领域的学术标准、艺术标准被视为当然。而崛起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继承的就是这样三份遗产:准宗教意味的乌托邦狂热;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人文学术领域的泛政治化。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诞生伊始就只是一个风格相近、起点相似的人群,而不是一个现代学术共同体——缺失了学术独立性与现代人文价值观的价值观共识底线。“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矛盾由此而来。

“民主与科学”的旗号、以及自由、个性等口号一时为新文化各派所尊奉,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短暂联合,给后人造成了这一群体具有价值观共识底线的幻象。然而,陈独秀心目中的民主和胡适心目中的民主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前者无非是把民主当作民萃话语煽动群众的包装纸,而后者指向的是现代宪政体制的社会状态。“德先生”的名号虽然一致,其方向近乎南辕北辙。所以,当“旧学”这个共同的敌人迅速消亡之后,两面的分歧凸显,以至于分道扬镳便是无可挽回的。胡适带领一干追随者从“革命”中出走,作为学院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胡适主持的文化学术建设不复疾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而是培养兼容并蓄、笃实治学的专业精神。以至于鲁迅们把胡适“整理国故”当作一种背叛而愤怒。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胡适在政治上则坚持现代宪政民主的改良主张,整体救赎、乌托邦理想的褪色也引发了昔日盟友的严厉批评。其实,胡适个人的学术主张从未脱离过“全盘西化”、否定传统的新文化底色。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的学术成果未必尽和他本人的西化趣味,却是学术活动应有之义。胡适较为清晰地把个人所持的“正确意见”与学术活动组织者的责任区分,这是其民主价值观的体现。而站在他对面的鲁迅们看来,读旧书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其余免谈——“创造精神财富”与“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分歧露出端倪。

当然,在胡适和鲁迅之间,分歧还是思想观点上的,他们都没有借重组织、政府、领袖之类外力介入的意识。尽管胡、鲁二公都有激烈反传统的倾向,却都有着某种程度传统士林群体的身份认同,自觉不自觉地遵守并维持着这一传统群体的交往准则。两人和当时的政党势力皆有深厚的关系,但是不约而同地都与之保持距离和警醒。传统士林的“文人相轻”司空见惯,但是若引入宦官、外戚、军人等其他势力参与则必为士人不齿。胡适和鲁迅都保持了这种矜持自律。面对文化界的纷争,胡适的宽和包容、厚德载物毋庸赘言。而素以凛冽锐利示人的鲁迅在各色纷争中坚持以文人本色的笔墨之争,并不依傍唾手可得的政治资源,他所坚持的底线和胡适有着微妙的默契。胡适在晚年说“鲁迅终究是我们的同路人”,未尝不是因此而发。但是,这种源于传统的自律亦随传统的消逝而渐渐远去,强烈的敌我意识终于导致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果无法挽回,这将在陈独秀的道路终点开花结果。

从逻辑发展的一致性、必然性而言,陈独秀走的道路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风尚与方向。欲从口诛笔伐中消灭“反动”、“保守”、“落后”的意见何其难哉?于是,从文不如从政,执笔不如举枪。从书斋里的革命走向社会现实的鲜血淋漓,从语言暴力的批判到实体的消灭,宗旨与主义有了枪杆子的加护,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在暴力政治中一揽子解决,乌托邦理想唾手可得。“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从纸面的设想落于现实,不驯服的、不被规制的皆不允许。不仅反对者必须消灭,连不赞成、置身事外的自由也不容许。尽管陈独秀早早实践了“革命吞噬革命之子”的悲剧,但是这条不归路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如磁铁一般吸引了“五四之子”纷纷涌入,而郭沫若在这一人群中的身影尤为高大。从陈独秀到郭沫若,这条道路何尝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自觉自愿、摇旗呐喊走出来的呢?因此,1948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呈现出奇异景像。一面是,胡适们一本正经坚持学术独立性评选郭沫若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另一面却是郭沫若的奉旨讨伐自由知识分子的横扫千军。“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分道扬镳的最后一幕就此终焉,而从此“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

那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终焉,很大程度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打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灌输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开门揖盗,主动要求政治威权占领并统治一切专业领域,几乎贯穿始终,罕有抵挡者。用阿伦特的话讲“极权总有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之开道”。而郭氏实为这一群体在中国的典型之一。至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前后,郭氏真有些落寞了。数十年“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努力修成了作茧自缚的正果——“文化界”彻底荒芜了,曾经荣耀一时的“文化班头”、“新文化旗手”当然也不值钱了,郭老从铜锤花脸的高音大嗓沦落为小花脸的陪衬调笑,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晚景凄凉,其心态不问可知。但是,要从当中去挖掘什么失去尊严的辛酸泪,却是找错了方向——不待强权的剥夺,双手奉上自由,那还谈什么尊严呢?晚年郭沫若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了,可是从现代知识分子蜕变而来的意识形态官员还在文革中占据了要角,其中以姚文元的金棍子特别出彩,其棍法中依稀有着《斥反动文艺》的影子。

郭沫若死后,遗嘱扬灰于大寨,这是他的最后一拜吗?终其一生,郭沫若不存在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不要自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就是那样吊诡,有的争自由,有的守自有,有的恨自由,有的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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