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前到“文革”:武田泰淳笔下的中国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11-22,星期五 | 阅读:436

撰文:徐静波

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文坛上崛起的新作家群,或者称之为“战后派”的作家中,无论从其个人经历还是其作品中所关注的对象,武田泰淳(1912~1979)恐怕是最具有中国色彩的一个人,或者说在战后崭露头角并有着卓越成就的作家中,象武田泰淳那样与中国有着密切因缘、对中国怀有深刻情结的人是十分鲜见的。

不过,武田泰淳并非在战后才初次登上文坛。事实上,他最早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可以追溯到1933年《明日》上发表的长篇怪奇冒险小说《世界黑色阴谋物语》,但一来《明日》只是一个影响非常小的同人杂志,二来作品本身只刊登了第一回就中断了,除了范围有限的同人外,几乎不为外人所知晓。尽管如此,自此以后武田泰淳基本上就没有脱离过文坛,尤其是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他的大部分的活动,几乎一直与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本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并在战前的1943年出版了可称之为长篇评论的《司马迁》,但以小说的形式登上文坛并为世人所瞩目的,则是在战后。

日本战败之前,准确地说是大正和昭和前期(1912~1945),出于历史、文化和政治情状的原因而关注中国的日本作家为数相当不少。比如1916~1920年曾在辽东半岛生活了将近5年、撰写了《大同石佛寺》《支那南北记》《支那传说集》等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木村杢太郎(1885~1945);自幼浸淫在中国文化之中、写了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并以《支那游记》一书引起世人物议的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少年时代起就具有浓重的中国趣味、两度来中国游历并以江南为题材撰写了不少小说随笔、与中国新文坛交往广泛的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以中国通自居、在中国古典上具有相当修养并曾与田汉、郁达夫等有着深厚交谊、参与鲁迅作品的翻译推介的佐藤春夫(1892~1964);1920~1930年代曾数度来中国生活和游历、将中国比做恋人、出版了以描写上海的《魔都》为代表作的10来部有关中国作品的村松捎风(1889~1961)等等。但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后,这些作家或者去世、或者退离文坛、或者发自内心或迫于压力而为当局的侵略政策摇旗呐喊,乃至于在战后,重新复出文坛的作家,也许是因为自己在战争中的不当言行,也许是因为对新中国政治和文坛的隔膜,几乎都切断了自己与中国的情缘,在战后问世的作品中,几乎找寻不到中国的印迹。

被视作战后派的大部分作家,如野间宏(1915~1991)、椎名麟三(1911~1973)、梅崎春生(1915~1965)和大冈升平(1909~1988)等,他们早年成长的岁月,中国憧憬早已不复存在,汉文教育也已逐渐废除,他们中的不少人虽也曾参加左翼运动而被捕入狱或被迫入伍走上战场,但这些左翼运动与中国大抵已无关联,战场的经历则多为南洋的菲律宾等,在大学中选择的专业,也多为英文法文等与西方文学和哲学相关的领域。出于早年的经历和战后的政治环境,他们的目光一般都没有投注于中国。

就战后崛起的作家而言,武田泰淳的中国情结也许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他那一代的文人(包括作家在内的评论家、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等)中,他只是一个突兀孤立的存在。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经历的与中国相关的刻骨铭心的人生履历,战后对战争因果的深刻反思,使得很多的日本知识人时时在关注、检讨中日之间(包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诸问题,以中国为一坐标轴或参照系来思考日本的命运和未来。以竹内好(1910-1977)为内核的形成于战前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内外围成员就是其代表性的群体之一。

因此,本文的展开,固然将充分注意到武田泰淳的作家身份,他的作品也是本文的主题要考察的主要对象,但本文将不会是一篇纯粹的作家论,对其作品,也并不重在文学性的分析。本文更关注的是战前、战时、战后这样的一个日本知识人群体对中国的认识和中日关系的思考。武田泰淳是这样一个主题的个案之一。就武田泰淳而言,来自于文物和文献的知识信息在他的头脑中构筑起了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中国意象,而战争时期和战后他又以各种形式实际接触到了中国的实像(或部分实像、或是实像与意象交织的混合体),这是他的中国思考和中国叙说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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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泰淳

武田泰淳1912年(明治45年,亦为大正元年)2月12日出生于东京市本乡东片町的潮泉寺(属净土宗),幼名觉。父亲是寺院的住职,名大岛泰信,武田的姓氏,乃是自其父亲的师僧武田芳淳承袭而来。武田自幼在寺院的环境中长大,少年时爱读侦探冒险小说,中学时英文成绩不错。

他与中国的因缘起于何时,尚难以确定,不过在寺院的环境中,他应该读过一些佛经。佛教6世纪中叶自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用的一直是汉译佛经,净土宗虽然是法然12世纪时在日本创建的宗派,但其经典《选择本愿念佛集》等大抵都用汉文撰写,在如此气氛的熏陶下,武田已培养起了阅读汉文(与中国的文言文大抵同意)的能力。这一点与他同时代的人颇不相同。在江户末年至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日本文人,大都具有汉诗文的造诣,即便如留学德国的森鸥外(1862~1922)和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1867~1916),皆留下了可观的汉诗文作品。但大正年间成长的日本人,一般已难以阅读汉诗文,即便后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科的竹内好(1910~1977),也并不具备汉诗文阅读能力。1928年,武田进入浦和高等学校文科甲类,上课并不热心,经常钻在图书馆里阅读“国译汉文大成”本的《红楼梦》及鲁迅、胡适的作品,并试作了二十篇汉诗。不详武田此时所读的鲁迅等作品是中文原作还是日文译作,因1928年时鲁迅等的作品还只有极少量的日文翻译。1930年他十八岁时,还前往住所附近的一所私立外语学校学习现代汉语。从他日后的行为来看,这一时期,他应该已对中国文学或中国真心产生了兴趣。

翌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科。同级的同学中有竹内好,高一级的有冈崎俊夫(1909-1959),这三人后来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从浦和高等学校开始,泰淳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左翼,加入了反帝组织。进大学后,依然参加左翼组织的活动,因在中央邮局散发鼓动罢工的传单等前后遭到三次逮捕,并在本富士警署被拘押了一个月,也很少去学校听课,第二年开始不再交纳学费,由此中断了学业。不过这一时期,他开始与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了交往,此时他经常去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翻阅或购买中国图书,结识了几名留学生,后来圈子逐渐扩大,互相教授中文和日文,这是他与中国人交往的开始。

1932年,他进入芝•增上寺的加行道场,改名泰淳,取得了僧侣的资格。而在这之前,他父亲也自潮泉寺转入目黑区中母黑的长泉院担任住职。据武田后来回忆,在增上寺期间,他与一位来寺院修行的中国僧人彼此用笔谈的方式讨论了社会主义与佛教的问题,他觉得对方在佛教上的造诣很深。由此看来,这时的武田还不具备用中文交谈的能力,但从其稍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介绍来看,已经具有了现代汉语的阅读能力。

在武田早年的中国因缘中,最具有意义的恐怕是参与发起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以后在研究会中的活动。这一组织的缘起,主要是出于对当时东京帝大等的汉学教学和研究现状的不满,武田在1943年回忆说:

“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对汉学这样的东西抱有反感。与其说是抱有反感,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兴趣。通过汉学来接触支那的文化,总不能获得满足,在感觉上也很不喜欢。倒也不是说对汉学的本质已经看得很明白,而是对由汉文所笼罩的这种气氛,由汉学所散发出来的儒教的冬烘气,怎么也无法适应。作为日本人来说,研究支那应该还有其他的途径。…于是我们在昭和九年(1934年)开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支那的现代文学、支那的支那学者的业绩,展开了调查。”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无疑是竹内好,在他所撰写的“会则”中,将这一组织定位为“以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日支文化的交驩(原文的汉字为“交驩”,通“交欢”,意为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的愉快的交流——引译者注)为目的的研究团体”。有关武田对该组织发起的实际参与情况,竹内在当年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1934年(下同)1月24日。…十一时许,武田(泰淳)来,谈两小时左右归。劝其参与中国文学研究会。对其已阅读相当数量的(中国)现代小说颇为感佩。”

“3月1日。横山、佐山、武田、冈崎来访,举行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的准备总会。决定会名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决定每月1日、15日举行两次例会,出杂志。”

竹内好

研究会于1934年8月4日假借由研究会举行的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徐祖正欢迎酒会的场合,对外正式宣布成立。翌年3月,开始发行机关杂志《中国文学月报》,作为主要同人的武田,从第2号开始为杂志撰写文稿,内容兼及中国古典和新文坛两个方面,至其被应征入伍前往中国的1937年10月止,共发表了《钟敬文》、《今年度的中国文化》、《关于唐代佛教文学的民众化》、《昭和十一年中国文坛的展望》、《袁中郎论》、《抗日作家及其作品》、《关于李健吾的喜剧》等16篇,此前在1934年1月还在《斯文》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有关中国新文学的文章《关于幽默杂志<论语>》。由此大抵可知他早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所在以及有关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

1935年前后,武田与来日本的几位中国作家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其中有在千叶的市川流亡的郭沫若和以《从军日记》闻名、两度来日本留学的谢冰莹,并因后者的牵连而被日本警方关押了一个半月。

1937年10月,其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武田突然收到当局的征召,被编入辎重输卒队派往华中地区。在此之前,对于有志于中国研究的武田自然是期望有朝一日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却不料竟然是以这样的形式,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战后他自己反省这一段经历时说:“那时,我内心是反对战争的。”他觉得当时自己的身份是“侵略者”。那年10月,他在上海的吴淞登陆,到达上海南市的中山医院,被分配在卫生材料厂做后勤事务,四处横陈的中国百姓的尸体使他大为惊骇。后来又或坐卡车或坐小船辗转嘉兴、湖州、杭州,再自南京渡过长江北上徐州,一路途经安徽,目睹了“如小孩一般的中国士兵,懵里懵懂地被抓了俘虏,砍了头”的惨景,也曾在慰安所里买过春,又沿着长江抵达了九江、南昌和武汉,一路可谓戎马倥偬,却也因此而踏勘了中国中部的许多地区,并在战争间隙大量阅读了西洋的哲学、日本的文学和《论语》等多种中国古典,1939年10月退役返回日本。

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于武田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后来在谈到这一战争体验时说:“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可耻、痛苦和令人厌恶的”。竹内好后来评论说:“那一时段的体验和在中国的思考,可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武田的精神的转换——也可称之为生的自觉,是由出征这一体验所带来的。两年的兵营生活,让他变了一个人。”

回国后,武田陆续将他在中国草拟的笔记整理成《庐州风景》、《关于支那文化的信函》、《杭州的春天》发表在了《中国文学月报》上,并与小田岳夫合著了《扬子江文学风土记》。作为研究会的主干,他继续向日本读者介绍了臧克家和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曹禺等中国新文坛的作家。这一时期武田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题材撰写了数篇小说,不过除了《E女士的杨柳》之外,大部分都在战后才得以付梓。1941年10月起,武田进入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后改为日本出版会)文化局海外课支那班供职。此外的大量时间,武田躲避在父亲的寺院里阅读了大量哲学、文学、佛学和陆续发掘出来的敦煌资料等,这些都增加了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在战前武田与中国的因缘中,最重要的作品应该要推1943年4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的《司马迁》。日本评论社当时推出了一套“东洋思想丛书”,经人介绍向武田组稿,武田选择了司马迁。他在1942年12月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开始思考《史记》,始于昭和十二年,即出征以后。在严酷的战地生活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经过了漫长岁月后依然留存至今日的古典的强大生命力。汉代历史的世界,仿佛如同今日一样。当我们在思考历史的严峻、世界的严峻也就是现实的严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史记》中获得某种依靠的力量。在有限的闲暇我耽读于此书时,我越来越为司马迁的世界构想的广度和深度所震惊。……我将《史记》的世界置于我的眼前,我想以那世界的喧嚣,来试炼我自己的精神。”

《司马迁》

这部书为武田赢得了相当的声誉,许多历史学家都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著名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1907~1988)由此引荐他加入当时水准较高的《批评》同人圈子,这是武田正式踏入日本文坛的第一步。

1944年3月间,日本的败局基本已定,国内政治愈益黑暗,经济状况愈益窘迫,武田很想脱离日本而去海外求得喘息。于是研究会的同人小野忍(1906~1980)试图将其介绍至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供职,该机构也表示愿意接受。但因武田过去参加左翼活动而屡遭拘押的“前科”,东京目黑警察署不同意他前往海外。后经在大东亚省供职的研究会同人增田涉(1903~1977)向警察当局的请求和交涉,终于从警视厅外事课获得允准,经长崎坐船于6月9日抵达上海。

武田具体的供职机构是中日文化协会下属的东方文化编译馆,但实际上两者合为一体,地点即为今日上海延安路上的马勒别墅。在上海期间,武田一直寄住在编译馆副馆长小竹文夫(1900~1962)在西区(今新华路)上一幢自外国企业家手中接收来的别墅式住宅内,直至日本战败。编译馆的工作只是将一些日文书刊翻译成中文出版而已,其时日本已经陷入战争的困境,经济上捉襟见肘,实际工作进展缓慢。武田选择来上海,固然有其逃脱国内压迫和兵役的意图,但其中国情结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战败之前,武田活动的范围,主要是西部的昔日法租界一带,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夜间则往往在犹太人开的酒吧内买醉。其间与先后来到上海的小说家石上玄太郎(1910~)和日后成为小说家的堀田善卫(1918~1998)交往颇多,尤其与后者,成了终生的挚友。与上一次的出征经历不同,至1946年2月回国的一年半岁月内,武田除了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会议而短暂去过一次南京外,一直呆在上海市内,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有非常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战后一个时期他在日本文坛上发表的重要作品,几乎皆以上海的生活为素材。

1945年8月,武田在上海迎来了日本的战败。8月底,根据接收上海的国民政府的要求,武田随着其他在上海的日侨都集中在虹口北四川路一带的地区,出门必须佩带日侨的袖章,虽然生活艰难,但并未遭到中国人的袭击或辱骂。武田也因此对虹口一带的情形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此时武田开始认真阅读《圣经》。1946年2月11日,他乘坐“高砂丸”轮船离开上海回日本。

1947年,武田出版了生平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才子佳人》,里面收集了他在战争时期就开始陆续撰写、但大都无缘问世的有关中国的小说,并从这一年开始,他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以上海的经历为素材的小说《审判》、《蝮蛇的后裔》、《月光都市》和《F花园19号》等,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对上海这座华洋杂处的大都市的细腻描写之外,更多地关注了战争结束前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乃至西洋人的命运,倾注了作者更为宏观的思考。1952年,武田开始在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风媒花》,这部以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战后活动为经纬、探讨战后初期中日关系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被新潮出版社印行了三十几次。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作为战后派重要作家的地位。当然,武田战后作品的题材并不只限于中国。

1961年11月,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的一员,与堀田等去中国访问了一个月,足迹遍及北京、洛阳、西安、重庆、上海、杭州等地。虽然其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阔别15年之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还是使武田感到很兴奋,从日后发表的《菊花、河、大地——中国之旅》中可看出,新中国给他的印象基本上是光明的。1964年3月又随访华团前往中国,这次的感觉更为正面。1967年4月,正当中国的文革处于高潮期的时候,武田随访华团再度来到中国,绍兴之旅,是他此行的最大收获,虽然一路的所见所闻,多少让他有些困惑,但他对文革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这一年,他开始在杂志上连载长篇《秋风秋雨愁杀人——秋瑾女士传》。还在日本占领的上海时代,武田曾观看过历史剧《秋瑾传》,当时就颇为惊讶在日据时代竟然还能上演这样的革命戏剧,“这部戏分明是借了冒着性命反抗清政府权力的秋瑾形象,来表达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抗。”他后来之所以为秋瑾所吸引而撰写了这样一部传记,主要乃在于“她是一位曾在日本留过学、与鲁迅、孙中山、廖仲恺等相关联、与中国革命的源流休戚与共的人物。”这是一部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的具有纪实文学笔法的细腻而冷静的作品,与其说是秋瑾个人的传记,不如说是对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的一个深刻的剖析。这部作品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布的1969年度的“艺术选奖”,但武田拒绝了这一褒奖:“倒也不是出于什么深刻的想法,也不是表示什么反抗的精神。只是觉得与我不合适。”

战后,武田继续撰写了许多评介中国新文学的文章,并对中日间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发表了诸多见解,《黄河入海流》、《扬子江畔》等是这些文章的结集。他内心比较崇拜毛泽东,对于文革,也有诸多正面的描述。1976年2月,武田开始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以1944~46年间在上海的体验为素材的自传体小说《上海的萤火虫》,可惜尚未完成就突然去世了。这是一部了解这一代日本知识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本,2008年出版了由大桥毅彦等详加注释的研究版本。

《上海的萤火虫》注释本

纵观武田一生与中国的因缘,他应该是自浦和高等学校时代正式对中国产生兴趣和关注,大学以后的中国情结日趋深切,战争时期在中国的两年“出征”岁月,尽管充满了痛楚和彷徨,却使他对中国的认识突破了由纸面获得的意象,在上海经历的战败岁月,使他对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和两国的命运有了更深的审视和思考。总体来说,他一生对于中国的认识,大抵并无质的改变,却有着相当大的度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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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武田泰淳的中国叙说的时候,我想他如下的三个视角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第一是历史上几乎在所有的领域内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解关系的日本人的视角;第二是生长在两国关系充满了纠葛争斗的近代的日本知识人的视角;第三是与中国因缘深刻、有着左翼倾向却以侵略军一员等的身份在战时的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以文物文献和实际体验两个途径对中国有着深切感受的日本作家的视角。总之,武田作为一个日本近代文化人的立场应当得到充分的关注。

以下分成若干个部分来加以考察。

1.对中国思想的叙说

这里的中国思想,主要指的是汉民族(当然汉民族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融合体)的思想。一个民族的思想,应该可以理解为该民族对于宇宙(中国人的概念主要是天和地)、人类社会、人生以及彼此之间诸种关系的认识,简而言之也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在中国,留存于文献的,早年有先秦的“四书五经”和汉代起成立的官制史书,尔后又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来,上层与民间互动,逐渐形成了儒道释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内在核心的把握。

中国本土思想的基轴,一般认为是以孔孟为主体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主体的道家,所谓儒家主“入世”,道家主“出世”。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同时诞生了老子庄子的宇宙哲学和孔子孟子的实践哲学”,但武田认为:

“在追求人的生存方式这一点上,老庄和孔子并无二致。以日常生动亲切的语言向其弟子讲述具有社会意义的做人学问的孔子的《论语》,与用天马行空式的空想和比喻将有些悲惨的人的社会日常伦理以哲学的意味进行嘲讽的庄子,看上去似乎是大相径庭、互不相容的,但实际上都是力图彻底探究人的质与量的厚重性、人的功能的重要产物,只是一是采用平面行走的方式,一是采用数次跳跃的方式,其终极目标则是一致的。说起无为自然,看上去似乎摆脱了所谓小人君子这些人的习性特点而给人一种在太空中飘浮游荡的感觉,但你若仔细阅读一下《老子》的话,就立即会明白,这绝不是脱离了人间烟火的话语,它并没有舍弃人的喜怒哀乐,他只是告诉人们,人应该以他原本的朴素的方式来生活。”

在武田看来,老庄的思想看似虚无缥缈,横空出世,但它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结点都在于人本身,这一点它与孔孟并无质的差异。因长期固化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中国思想的主流逐渐呈现出了僵硬的一面,但武田认为:“其发生之时,它在理知性、人间性、革命性、鲜活性诸方面,绝不劣于任何西洋哲学,这一点不可忘却。”

武田觉得,以经史子集为形式的中国古典中,史,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本身是世界的主体,这与西洋思想和日本思想中强调神的至高无上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西洋思想强调的是神或上帝的主宰力,日本原始思想强调的是神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但《论语》中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既是早期中国人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也奠定了后世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态度。在《史记》中,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他的全体性上,而并非集中在少数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中,在人物的记述上,虽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分,“但司马迁并不认同统治者的神秘性。他一开始就否定帝制的持续性。实际上,统治者只要不是绝对的神格者,在他身上就会体现出人类的弱点和缺点,胜利之后会有败北,兴起之后会有消亡,所谓万世一系万代不易是不可能存在的。”武田认为,肯定、突出现世的人而轻视(并非完全否定)神怪和虚妄的来世,并力图消解人的神秘性和极端性,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基点:

“这种人学的发达,不仅只是对历史的编纂者,而且对一般的中国人也产生了影响。或者倒不如说一般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从自己生活的深层积淀中产生出的人学,构成了这样的历史基盘。中国人对于人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近于异常的关注和研究,对于所有的世相和物象都从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进行观察审视,热衷于此世的生的欢愉,此世的子孙繁荣。因此,自然科学乃至于宗教等,都在这种过于浓烈的人的气息的淤积中被搁置在了一边,几乎不被关注。”

在武田看来,中国思想的另一基本点是对于均衡、秩序和规则的追求,这也关联到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近代以前中国的城邑,无论大小必有城墙,一般的民居,尤其是乡村,都有高深的墙垣,且大都呈四方形,大型的宫城或寺院,皆有整齐的中轴线。“采用了四方的城墙相围的体制,也就自然地决定了其生活的环境。于是形成了左右对称、两边均衡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中国人很不喜欢不均衡和不对称,因为这样会显得不稳定不适宜。与此相比,日本人不大喜欢定型的东西,而比较欢迎有点变形的、破格的、富有流动性的东西。”中国的律诗、绝句非常讲究对仗、平仄,字数均等,在有限的规矩中营造出艺术的生命力。“但人们为了在严格的规矩中活下去,幽默成了重要的拯救方式。因此中国人的生活,一方面有严格的规矩,一方面充满了幽默。”

唐长安城示意图,体现了中国城邑左右对称、两边均衡的特点

2.对中国文学的叙说

武田的文学生涯是从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基石起步的。在他出征去中国之前,已经凭借了良好的语言能力阅读了无数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将近四年的实际体验,又对中国文学的特质和表现方式有了切身的认识。基于武田对中国思想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的“人间性”,二十四史中的“列传”以及无数的小说戏曲,试图表现或热衷于表现的就是这一多姿多彩、复杂鲜活的人间性:

“因为观察人的眼光是冷静的、非匆忙的,所以对于人所具有的弱点和短处往往洞察无遗,这不仅体现在正史中,在民众所比较熟悉的元曲和明代的小说等文学形式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武田举出了《拍案惊奇》、《水浒传》和《红楼梦》等。这些作品所描写的民众生活,绝非儒家的教条所规定的那么刻板,一般人的喜怒哀乐甚至声色犬马,都有鲜活的表现,很难简单地用一般的道德框架去镶嵌。尤其是《水浒传》,里面登场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完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场景屡屡出现,然后也时时荡漾着一股浩然正气,人物未必高大完美却大抵鲜活生动,同时“仁”“义”等一般中国人的道德价值也无形地贯穿其中。而《儿女英雄传》《白蛇传》等作品中的十三妹和白娘子等,为了实现正义的举动,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叱咤风云、嫉恶如仇的豪迈气概。至于如《浮生六记》、《儒林外史》等,虽无波澜壮阔的宏大场景,却更多的凝结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人生,“这些中国优秀的小说兼具了历年储存的陈酒的隽永芳香和大地新鲜蔬果的鲜嫩滋味,确实是一副效能明显的人间良药。”

由以上的分析,武田认为,与别国的文学相比,“中国文学中激越和优美互相融为一体。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激越的要素非常丰富,而优美的世界也并不与此乖离。纤细柔弱的优美,并没有结晶为(日本式的)物哀,却加上了坚烈的钢筋铁骨,文学的形态变得如古鼎一般的安稳,或如金属一般的坚固。虽然也不时会流于咏叹,随感情漂移,柔和地顺应着时节的变化,但更多的却是充满了批判的精神,回归到理知,在空间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比起流动的美来,它也许更是一种沉着的美。将五言七言的诗、厚实坚固的建筑与日本的和歌俳句和茶屋样式的建筑相比时,从感觉上就能察觉出彼此的差异,但其中应该具有深层次的矿脉上的差异吧。”在上述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在善美中也包含了丑的世界,将弱者和强者同时运作了起来,这样才真正启动了整体的运作。中国文学并不沉湎于个别的善美的诗情,而是试图将世界整体开动起来,因此它需要这样的人物是很自然的。比起准确地描述了凡人、弱者的生活片段的(日本)私小说,(中国人)更喜欢被转动的齿轮机油玷污了的社会小说,理由恐怕就在于此吧。”

关于五四前后出现的中国新文学,武田写过相当不少的介绍和评论文章,他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追求个性解放、拯救民族危亡的新元素,但人间性依然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既有鲁迅那样的犀利沉痛冷彻的风格,也有冰心、许地山那样怀有温情、编织梦想的作家,而“萧军、艾芜、沈从文、欧阳山那样的稍稍新一代的作家,则对现实中的人,在山岳、森林、河川和小巷中稍稍象动物般地生活着的人们,也就是带有人类本性的人们怀着较大的兴趣。……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的追求,他们的人学,其私小说并未停留在私小说的层面,抒情也不只是以抒情而告终,而是以生活原始素材的真实性、谋生智慧的实际功效,来使文学变得更具有人的气息。所谓人学,是有关人的生活态度的学识,也是有关人的生存方法的学识,,也因此才成为有关人的本质的学识。”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比任何有关人的理论都更为复杂、更为丰富。人性或者人间性,是读解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3.对中国人物的叙说

本文所说的中国人物,是指武田作品中出现的真实和虚构的人物,藉此可考察武田的中国认识。

武田主要是一个小说家,他文字中出现的有人物形象的中国人,多半是虚构的,但也并不尽然。1934年间与其交往的女作家谢冰莹是其中之一。他在《谢冰莹事件》一文中对她的描述是:

“她举止动作并不怎么在意别人,也不左顾右盼,说话很率直,这样判断她也没什么错吧。……对她的作品我也没什么兴趣,一次也没读过,对她的性格,也没什么反感。当时我对她感到不满的一点,就是她缺乏一个女子的魅力。一张脸看上去没什么血色,瘦削的双肩斜斜地耷拉着,我当时曾想,她要是再漂亮些就好了。不过,为人很爽直,完全不令人感到不快,即使动作有些粗暴也不会在意。……说她缺乏女性的魅力,倒也不是说她像个老太婆似的邋里邋遢,她只是缺乏女性的温情和柔美,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活力,一双大大的瞳子里充溢着野性。”

谢冰莹

1937年秋武田被派往中国战场,在安徽一带辗转期间,他遇到了许多当地的农民。这些中国底层的民众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即便是哭泣或是欢喜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总也凝视着某个异常的地方。山民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显得朴实无华,但他们的内心却如青黛色的水潭一般,深不可测。连小孩似乎也深藏着敏锐的聪慧。我们这些士兵平素交往的多是怀着这样心灵的贫困的山民。恐怕大部分的支那研究者和来支那旅行的人的眼中都没有留下过这些人的身影吧。但是他们创造出了构成东方文化源流之一的具有亚洲意义的支那。”

辎重兵时期在杭州他见到了两类不同的中国女性:

“回上海的前一天我拐进了街边的一家支那料理店品尝了包子。两位美丽的支那姑娘来到了我的桌边。一个穿着紫色,另一个穿着桃色的旗袍。在一旁坐下时旗袍下露出了她们修长的双腿。好像是十八岁左右吧。窈窕的身体散发出了香油的香味,充满了婀娜多姿的风情。她们说不喝酒的我是小孩,不知怎的我也喜欢上了这两个女子,付钱的时候将五十文铜板一个个地给了她们。……见过了这样如唐代传奇中的美丽的女性,也目睹过另一个喧阗吵闹的女人。好像是夫妻吵架时遭到丈夫殴打了的妻子。脏兮兮的脸上满是血迹,嚎啕大哭着向在小河石桥上晒太阳的我们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位像是母亲的老人,脸上充满了焦忧,再后面则是跟着一帮看热闹的人。”

上述的描述都近于日常生活的白描,虽只是一些非典型的场景片段,却可感受到武田对中国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积累起来,就形成了他小说里的人物。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小说《F女士的杨柳》就是以胡适的留美生涯为题材,但那时武田与中国的接触,还只是停留在纸面的阶段,这篇小说虽也很有文学的感觉,胡适的形象却显得颇为苍白,只是一个醉心于欧美的先进有志于中国自强的非常平面的人物。第一部出版的小说集《才子佳人》,大抵是战时习作的整理修订稿,大部分与中国有关。比较有实际生活气息的人物,出现在他自上海回国后陆续写成的一系列作品中。

比如《月光都市》里的在某中日文化机构事务所做杂役的“阎姑娘”。当小说中的日本人“杉”得知“脸上血色不太好,十九岁的年龄却有些孩子模样,一口宁波话,从早到晚喋喋不休,想要其他的杂役都听从她”的阎姑娘是一个基督教徒时,“不觉对她瘦小的个子刮目相看。满口脏话地责骂对方,稍有不满就非要吵嚷一番才肯罢休的阎姑娘,居然是个持有信仰的天主教徒。”一度她还成了杉的上海话教师。后来由于事务所经济拮据,决定将人缘不佳的阎姑娘辞退。那天晚上,在皎洁的月色下游荡于上海街头的杉,偶然与阎姑娘父女相遇,原来他们正赶往西区的教堂做礼拜,“也许是月光的缘故,像是涂了白粉的阎白净的脸显得异样的美丽,与平时恍若两人。”当她知晓自己已被裁员时,但竟然没有丝毫的怨嗔,脸上露出的是不屈的神色和基督徒的自信。小说的结局基本上是虚构的,阎姑娘这一人物却有原型,只是作者更多地给她抹上了些明亮色。

在《野兽的徽章》中武田描写了一个王姓的汉奸人物。在战败前武田居住在上海的一年多的岁月里,与其交往的不少中国人,在战后都被定为了汉奸。在武田的笔下,“王是一个自日本留学时代起就以头脑明晰而著称的青年,能言善辩,政治上的动作也十分快捷。……当决定在上海就职时,就立即给所有的日本贵族院的议员发去问候的明信片,王的这种张杨的做派,自恃才高急于邀功的类型,可谓是被占领地区的某类青年的极端代表。肤色白皙,相貌俊美,微微有些肥胖。”可当他好容易在上海弄到了某公寓的一间房、却被有军界背景的日本浪人夺去时,他就在私底下大骂所谓大东亚共荣政策。抗战胜利后,为了躲避对汉奸的惩罚,他竟然以其流利的日语而伪装成日本人四处逃亡。武田在小说中虽然也反省了使部分中国人沦为汉奸的日本人的责任,但对王那样的投机分子却并无怜悯之情,因为作者认为,无论是什么国家人,王这样的人物,其基本的人品是负面的。

4.对中国风物的叙说

这里的风物,主要指留下了中国历史的印痕、具有中国文化印迹的物象,这部分的叙说,实际上也透现出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武田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切身感受和认识,是他体肤所触及到的中国实像和心目中的中国意象的交织。

他初次踏上的中国土地,是上海,但他为战争的惨象所惊骇,当时几乎没有留下描述的文字。辗转到了杭州,他开始触摸到了中国的风物:

“尤其美丽的是西湖。春天仿佛是从围绕着湖水四周的所有的自然中生发出来的。湖心亭里已经飞来了春天的鸟儿。枯草和嫩绿的新草、春水和枯叶共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从涂着朱漆的桥上可以望见鱼儿在幽暗的枯草的阴影下瑟瑟地游动着。暗绿色的博览会的纪念塔冷冷的矗立着,但在春天白昼的倦怠中也显得并不苦涩。湖心亭的墙上题写着各种各样的诗句,大概是昔日支那游客书写的吧。……登上西湖周边的山丘,桃花和梅花已经绽放出了桃色或红色的花朵。在某一小山脚下阳光照射不到的潮湿的土地上,有一个石造的壮丽的革命烈士墓。”

西湖

1939年的冬天和夏天,他曾随军队两度来到了武昌:

“对这座闲静的城市我一开始就感到了一种亲切的感觉。与令人感到不安的繁华的犹如外国一般的汉口完全不同。武昌的街巷具有了一种吸引我的独特的风格。妓女的衣裳固然有其夺人眼球的鲜丽,但武昌的衣裳则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自悠长的生活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简约素淡的衣裳。……黄鹤楼矗立在武昌江岸的高处,相隔黄褐色的长江,眺望着汉口和汉阳。……黄鹤楼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象征力吧。”因为它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屡毁屡建,屡建屡毁,“我见到的是用红砖瓦建造起来的近代风格的楼房而已。”尽管如此,武田还是由此联想到了唐代崔颢和李白等吟咏黄鹤楼的诗作,想到了辛亥年武昌革命的风起云涌。“伫立在俯瞰着汉口和汉阳、矗立在江上的黄鹤楼的一侧,我不禁感到了揭竿而起的男子的豪迈气概。心头不禁涌起了即便不能驾鹤飞去、也可乘着时代的风云大干一番的豪情壮志。哪怕像我这样的异国男子也有这样的感觉。”

1944年6月起,武田在上海居住了将近两年,对西区的法租界尤其熟识,这是一个存在于中国国土上的异样的世界:“从霞飞路的电车道向左折入,是一条两边是优雅的洋楼的闲静的街道,秋风飒飒。街上行人很少,不时可见像是夫妇模样的西洋人挽着胳膊迈着有韵律的脚步在街边走过。街边法国梧桐树的树叶,向着朱红色的屋顶、奶白色的墙垣、灰色的门,还有杳无人迹的庭院和运动场投射出了明亮而寂寥的色彩。二楼三楼对着街面的打开着的形状各异的窗户,花费了各种心思设计出来的有趣的大门,还有自大门到房屋门口的石子和水门汀的道路铺设,荡漾在楼房与楼房之间的静逸和洁净,在在都打动了他的心。”而相隔不远处,就是一个充满了中国人气息的世界:“随着暮色越来越浓,两人在耳边满是周边居民喧嚣的声音中走到了环龙路,走进了一家酒馆。这家酒馆的店堂内总是散发着潮湿阴暗的酒瓫的气味。在长长的木板凳上坐下,嘴里啜饮着老酒,投眼向店外望去,对面是一家家摆满了商品的、色彩华丽的糖果店和肉食店,仿佛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

3

从上文的述论中可看出,以1945年为中节点,大约此前的10年和此后的30年,差不多在武田生涯主要的40多年岁月中,始终与中国保持着不解之缘,在他增补版的20卷全集(不包括收录别人评人的第21卷)中,几乎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文字都与中国相关。这里我想讨论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昭和时代武田(们)中国情结形成的缘由。

在昭和时代前期,由大正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潮酿成的政党政治很快就趋于瓦解,日本整个国家走向了帝国主义时代。在国内,以军部势力为主导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在全国蔓延,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了严厉的压制;在国外,对中国等的扩张和侵略已经越来越肆无忌惮。中国长期的政局动荡和经济衰败也越来越显出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历史积淀起来的中国憧憬已经在日本人(包括日本文人)心目中消解。1921年的中国游历,使自幼浸淫在中国古典中的芥川龙之介开始用冷眼来审视现实的中国;1920至30年代曾屡屡踏上中国土地、写出了大量源自中国古典的故事传奇的佐藤春夫,最后不惜以影射攻击郁达夫、郭沫若的方式来坚定地支持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曾经狂热地喜欢上了中国、并大叫“支那是我的恋人”的村松捎风,在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后,其立场就转向了日本当局一边。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武田泰淳等人,何以会酿成深刻的中国情结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可以考虑。

第一是青年时期萌芽的左翼思想,并因参加左翼活动遭到当局拘押而产生的对于当局的愤懑和反抗意识。自思想黑暗的1930年代初期起,他在闲静的寺院中阅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后来回忆说:“《资本论》无论从其厚重浩大的结构还是生动准确的表现方式,都充分具备足以了让人陶醉的魔力。”由左翼文献的阅读和因左翼活动遭受的压迫产生的对于当局的对抗意识,使得他(或他们)对日本的体制和内外政策萌发了怀疑和批判,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他们内心一直感到十分的苦恼,以至于当后来当局试图强行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纳入“文学报国会”的体系以配合当局的战争政策时,研究会不得已于1943年将组织解散并停刊了机关刊物《中国文学》,以示反抗。我认为由左翼思想而引发的对于当局的内外政策相拮抗的态度是武田等中国情结生发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并非早期具有左翼经历的日本文人均会如此。典型的如作家林房雄(1903~1975),大学时代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是共产党的理论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编辑,后来又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员主将,但被捕以后即彻底转向,不仅抛弃了左翼的思想,而且坚定地拥护天皇制和对外扩张的政策,并且在战后也毫无反省,撰写了两大卷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来为战前日本当局的武力扩张政策辩解。

第二个原因也许更重要,这就是早年对于中国文学的耽读、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以及在中国战场上的实际体验(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培植并加深了他(他们)的中国情结。当然,对中国文献的阅读,并不能直接导致中国情结的产生。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少年时读过《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史记》《前后汉书》等,尤其是《左传》,曾经通读过十一次,有趣的段落都可背诵,但他后来却成了一个对以儒学为首的中国思想的激烈批判者和“脱亚论”的倡导者。不过,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无疑是武田等最初的中国意象的酿造源。就像鲁迅当年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抱有极大的关切一样,身处于主流之外的武田(们)对于时风所贬斥的处于弱势的中国反而容易激起共鸣,更何况两千余年来中国文化曾一直是日本文化的培养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本身蕴涵着无穷的魅力。与中国留学生的实际交往,又使得武田(们)增加了对中国的亲近感。当1937年秋天他被送往中国战场时,现场遍布的民众的尸体让他感到惊骇和痛楚,而一路的山川风物、古迹废墟,也催发出了他对此的凭吊追怀的感伤。上述诸元素的叠合沉积,使得武田(们)内心的中国情结愈加凝重深厚。

第二,武田(们)的中国情结与日本人立场(或日本人身份)的关系。

中国情结,是表示武田(们)因中国文献文物和个人的体验所酿成的对中国的情感。这些情感在本文所引述的“中国叙说”中已可窥其一斑。日本人立场或日本人身份,则是武田(们)则是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倘若忽视了后者,我们的研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作为一个具有左翼倾向并因此而受到压迫的知识人,武田(们)对于当局一直心存芥蒂和隔阂(他在战后对日本政府颁发的“文艺选赏”的拒绝,依然可看作是一种对当局的拒斥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具有日本人的立场或日本人的身份。堀田善卫在他去世十年后被公开出来的当年的上海日记中,非常真实地记述了武田(们)获悉日本战败的消息时内心表露出来的失落和苦涩:

“随着电车渐渐从静安寺驶近南京路,从车窗向外看,商店几乎都关上了门,不时地从里面一个个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尽管南京路的商店全都打了烊,但满街都是人。……人们带着异样兴奋的表情在行走。确实这是不容易的。……虹口方面支那人的商店也都一家家地关上了门,不过日本人的商店都开着。……(有人带来了《中华日报》的“和平号外”)坐在那里的我们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时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上心来,眼睛不知往哪边看好。武田睁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读着号外。我也读了。……天黑了,我和武田一起回家。回去的路上,两人一时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武田慢慢地说道,日本民族也许会消灭,倘若今后自己留在支那的话,就会告诉中国人,以前东方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我们自己来告诉别人。”

1945年的上海南京路

从上海回日本后不久,他发表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这些人虽然与中国文艺多有接触,但稍微静下来想一下,还是觉得日本的文艺更亲切。中国文艺犹如他山之石,憧憬的彼岸,异国之花,怎么也无法成为自己的东西。(夏目漱石、森鸥外、川端康成等这些作家)让人感受到一种血缘之亲。与此相比,中国的作品还是有一种隔阂之感。”

这些话是真实的内心独白,因为这已是在言论自由的战后,他没有必要去迎合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中国也已经切切实实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明白无误地将过去的对华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对曾经是侵略者一员的自己深加自责,战后他一直在呼吁日本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以后,他甚至主张中日合为一体:“我想,中国、朝鲜、日本,不久将合为一体吧。……欧共体若能成立的话,从历史的必然性而言,日本和大陆什么时候也会统一的吧。虽然并不抱有实际的期望,但从一个梦想来说,我想中日联合是可能的。”

也许,他最终的梦想,是中国情结与日本人立场自然地融为一体。

1967年他在《扬子江畔》的后记中写道:

“说起来,若加上战争中的两次经历的话,如今我已经五度伫立在扬子江畔了。对我而言,‘扬子江畔’就意味着‘中国大地’。但我只是一直伫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却决不会融化在其中或沉落在其中。因为这不可能。即便我身处日本国内,长江之水,也从没间断在我耳边发出滔滔的流水声,使我不得宁息。我无法躲避开这令人呼吸急迫但又令人眷恋的流水声。每当去中国访问,我总觉得自己仿佛要被那片土地弹飞出来似的。可是,每当离开中国时,我都会感到有一种将我吸引过去的宿命的磁力。”

这段话,大概非常生动非常形象地刻写出了武田(们)内在的真实心境,刻写出了中国情节和日本人身份在其内心的纠结。这恐怕也是与他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体验和经历、持有类似视角的昭和一代人的心声。对于武田(们)而言,日本人的身份或立场是他(们)观察和思考中国或中日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中国情结则是一个深重甚至是巨大的情感元素,这一情感元素在大部分场合会拉近他(们)与中国的心理距离,从而增进和加深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力,但有时候也会削弱他(们)对中国的冷静的审察力和批判力。如今,昭和时代已渐行渐远,战争留下的阴影日益稀淡,中国文化的元素也在慢慢地被剥离,在新生代的日本人中,武田(们)的中国情结已经渐趋弱化,而日本人意识和日本人立场则愈益强烈起来。尽管如此,当日本人在思考日本和亚洲的命运和未来时,中国始终将是一个难以撼动的坐标轴和参照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授权刊发,首发于《日本学刊》2011年06期,原标题为《昭和时期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管窥———以作家武田泰淳的中国因缘和中国叙说为例》,注释略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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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从战前到“文革”:武田泰淳笔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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