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和革命:英国女作家罗安逸眼中的中国(1907-1912)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11-19,星期二 | 阅读:187

撰文:沈弘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从慈禧太后回銮进京的1902年一直到中华民国最终确立的1912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在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和西方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并被基于西方宪政模式的共和政体所取代。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变革时期,各种新的思潮和时尚不断地涌现,与腐朽没落的旧习俗和传统观念短兵相接,在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上上演了一个个戏剧性的场面。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工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型客轮的出现使得洲际间旅行日益变得越来越舒适、便捷和便宜。对于西方社会中的广大中产阶级成员来说,周游世界的梦想开始逐步成为了现实。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前来中国旅行、考察和探险的西方人,以及他们所撰写的游记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例如美国旅行家盖洛(W. E. Geil)就是在1902、1907和1910年间连续三次来华,对扬子江、长城和清朝的十八省府进行考察并写出三本相关游记的。英国水彩画家李通和(T. H. Liddell)也在1907年来到中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各地游历,并画了大量的写生,回国后不仅举办了画展,还出版了一部游记,题为《中国:它的奇景和神秘》(1910)。另一位英国职业画家门皮斯(Mortimer Menpes)也于大约同一时期来华,在中国画了各种人物速写、水彩画和油画。他回国后跟另一位作家合作,也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1909)的书。

本文所要介绍的是另一位英国人,即于1907年5月和1912年1月先后两次来中国旅行,并出版了《我眼中的中国》(1910)和《中国:机遇和变革》(1920)这两部游记的英国女作家罗安逸(A. S. Roe)。

虽然罗安逸的上述这两本游记自从出版以来就一直很畅销,直到现在仍有巴恩斯与诺布尔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等不少单位在重印和销售,但是从因特网上和一般的传记词典中我们却很难查到这位神秘作者的生平和背景。在亚马逊公司的网站上,居然还把她跟另一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美国男性作者(Alfred Seelye Roe)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两部游记的叙述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一位中年女性,她所描写的时代跟美国内战相差有半个世纪,而且她是来自英国——刚到达上海时,作者有一种做梦般的不真实感觉,当她看到上海街头身穿卡其布制服的英国警察时,恍惚间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英国。

目前我们对于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了解全部都来自于她的上述这两部游记。例如她在《我眼中的中国》的开头部分就告诉读者,她之所以能够来中国旅行,全都倚仗于她在中国上海传教的嫂子,后者名叫凯(Kay),是中国内地会的女传教士。跟她一起来中国的还有一位比她更年轻的未婚女伴,名为德博拉(Deborah)。这第一本游记是以书信体形式写成的,书中的十九封信均从不同的地点发出,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07年5月27日,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为1909年2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她首次访华,跑了近二十个城市,在中国前后总共呆了快两年的时间。每到一处,她都是按照凯的指示,去找当地的内地会传教士,并由后者负责接待的。从上海启程回国之前的一站是杭州,她在杭州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她又按凯的建议,坐船溯钱塘江而上,去兰溪玩了一星期左右的时间,认识了一位在那儿做医师传教士的内地会女传教士,“巴教士”(Miss E. J. Palmer),后者因献身于救死扶伤的事业,而在当地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次短暂的访问为罗安逸的第二本书埋下了伏笔,因为她第二次来中国时,专门到兰溪去住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而且第二本游记《中国:机遇和变革》中,几乎有一半的内容都是跟兰溪有关。

作为一位女作家,罗安逸的文笔细腻、流畅,而且富于感性,相当真实地记录下了她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她自己的相关感受和评论。刚来中国的时候,她对于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英中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她看来有时简直是不可思议。例如她在芝罘逛街的时候,注意到每个店铺的门口都挂着鸟笼,便猜想这大概是店主是为图吉利。逛街之后,她们一行六人去当地一家饭馆里去撮了一顿,品尝了大碗面、竹笋、糖醋里脊、蘑菇等美味,酒足饭饱之后,结账时仔细一算,总的花费摊到每个人身上竟然还不到一个便士!在旅行途中,罗安逸开始努力学中文,其中文名字就是当时的中文老师给她起的。有一次去一个大户人家做客,她想跟那家的女眷们练习一下自己刚学到的中文,结果费了半天劲,却尴尬地发现别人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她的传教士东道主们带她参观了登州、武昌、成都、杭州等地的教会学校和医院,使她意识到中国正处于重大变革的前夜。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中式的婚礼,见识了婚前算新郎新娘的生辰八字和坐轿子过门等传统结婚礼仪。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上,她领略到了湖北新军欢迎当天从北京去汉口上任新旅长的一支仪仗队的宏大排场。在宜昌,由于天气寒冷,她学当地人的样子,使用炭盆烤脚,结果一不小心烤糊了鞋底。在扬子江的轮船上她遇见了两位从四川前往汉口去购买铁轨的中国工程师,得知四川省准备要自建铁路。在从天津去石家庄的火车上,她目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姨太太一个人包下了整节头等车厢,感到愤愤不平,便试图跟列车长理论,想要进入头等车厢;但各种努力都归于失败,结果只好在二等车厢里将就。在平遥城里,她得知了光绪皇帝一命归天的消息,还听说了袁世凯也死于非命的谣言,感受到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战争压力。所有这些细节的描写,都使读者较为真切地感受到了清末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然而,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在本文中只能集中介绍这位英国女作家在浙江杭州和兰溪这两个地方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种不同场景的细节所反映出来辛亥革命前后浙江社会中的流行思潮和变革。

罗安逸第一次来杭州的时间是在1909年1月,当时沪杭甬铁路尚未建成,所以她们只能从上海坐船沿着运河过来。罗安逸对于坐船的情况有如下的描写: 从上海到杭州的所谓杭州船队是由好几条客船首尾相连而组成的,它们都由一艘小拖轮在前面拖行。那些客船上有着鸟笼般的客舱。你得从一个三英尺高的门洞里钻进去,然后沿着一个陡峭的梯子下到黑暗的船舱里。大多数客船的船舱两边都放有卧铺,而船舱的另一端还放有一张桌子。在客舱的顶上是三等舱旅客的栖息处,他们都穿着棉衣,缩成一团地坐在船板上,就像一群母鸡耸起羽毛停在栖枝上那样,他们直瞪瞪地盯着我们,酷似一排母鸡用怀疑地眼光盯着闯入者。 旅途中旅客们要在船舱里整整呆上24个小时。值得庆幸的是,其中有八个小时是晚上睡觉的时间,而且在船上还睡得挺香,并不像她所预期的那么糟糕。此外运河两岸的景色宜人,也不像扬子江上游的边上那么荒凉。一片片桑树林和竹林环绕的农舍等杭嘉湖平原的特有景观给这位来自英伦的女作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进入杭州周边地区之后,令罗安逸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高耸的石拱桥和运河两边白墙黑瓦相映成辉的江南水乡景色。另一个令她感到振奋的事实就是她在船上看到,即将把杭州跟上海和宁波连接起来的沪杭甬铁路已经在开工兴建。这将是一条中国拥有完全自主权的铁路,即由中国人自己出资筹建,由中国人自己来建造,而且建成之后还将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运输大动脉。罗安逸对于这条铁路的前景看好,评价甚高,断言光凭这一点,杭州就已经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成语中自己的竞争对手苏州抛在了身后。 

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和白云庵(罗安逸,1909)

 在杭期间,参与接待的当地一对传教士夫妇将她们安排住在一个教会小学的楼上。这使得罗安逸有机会亲身体验了一番中国学校的教学情况。每天天刚亮,楼下教室里就传来了学生们大声读课文的嘈杂声。当时学校流行的传统学习方法就是让学生们高声朗读或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十孝》和《幼学琼林》等蒙学课文。学生们有的嗓门尖细,有的喉咙沙哑,但是都在放开嗓子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混沌初开,乾坤始奠……”——高、中、低等不同的音阶和内容各异的课文混杂在一起,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组震耳欲聋的大合唱,使得住在学校楼上,跟教室只隔了一层地板的罗安逸和德博拉不胜其烦,坐立不安。幸好她们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呆在房间里,否则就会受不了了。

杭州以西湖美景闻名于世,罗安逸在书中也描述了她们在西湖周边游玩的情况。她们登上了玉皇山的山顶,从福星观的亭子里远望坐落在西湖边的杭州城,那景色十分壮观: 从高处俯瞰那一大片在平地上密密麻麻,延伸到很远处的民房,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个庞大的蘑菇温床。白墙黑瓦的民居建筑密集地堆积在一起,其主色调为高墙上的白色。城市的西面就是美丽的西湖(据说湖的周长有12里长),它似乎在青山环抱中静静地睡着了。越过城市,再往前看,便是天地之间的一缕白色迷雾,那儿便是东海,极目望去,大海仿佛就在一英里开外。 下山之后,刚才看到的那个“蘑菇温床”顿时变成了热闹的街道。由于街道狭窄和人群拥挤,当罗安逸等人乘坐轿子从街上穿过时,轿夫们只能不断地高声喊叫,以便让行人们避开。由于街道狭窄和行人太多,所以城市中心的街道上既不能行车,也不能骑马。路边的小贩们或是摇着拨浪鼓,或是敲着铜锣,或是打着铁皮快板,各种刺耳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撞击着人们的耳膜。

突然间,罗安逸看见有一位女子痛哭流涕地从人群中穿过,她手里拿着一个孩子的衣服,一面跑,一面不停地尖声叫道:“回来吧,快回来吧!”有人告诉她,这位妇女的孩子肯定是因重病而昏迷,命在旦夕,之所以这么叫喊,是因为想通过招魂,把孩子的小命再救回来。而她手上拿着的那件孩子的衣服,则无疑是为了充当招魂的诱饵。

杭州里西湖的大佛寺和保俶塔(罗安逸,1909) 

当她们来到西湖边的时候,罗安逸注意到了宝石山上的保俶塔脚下一左一右两幢小洋房,便随即发了一通议论,认为这是杭州进步的一个象征。大约六百年前,杭州曾经是南宋的首都,所以红墙绿瓦的宫殿式建筑在西湖边随处可见。当十九世纪后半期中,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杭州,并建造房屋时,曾经在当地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些西式的洋房建筑会破坏城里的风水,造成“青龙”和“白虎”之间的相互冲突,但经过了西方传教士们几十年来的惨淡经营,人们最初的疑虑似乎已经消失,西湖边的那些洋房建筑也已经和谐地融入了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这种环境的变化还带来了观念的改变。例如保俶塔边上和宝石山后山脚下的那些洋房分别是英国圣公会所创办的广济医院的肺病疗养所和麻风病院,它们的创建有赖于作为广济医院创始人之一的梅藤更医生的不懈努力,除了上述肺病疗养院和麻风病院之外,他还创建了妇女儿童医院,培养本地医生和护士的医学校,以及一个康复院。由于广济医院等机构的成功运作,西医在杭州已深入人心。

然而传统的中医中药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每当疾病用西医难以治愈时,人们还是会诉诸于传统的中药,以作为“死马当活马医”。罗安逸也顺带一知半解地介绍了一些在她看来是稀奇古怪的中医理论:例如中医认为,肝部是人的灵魂所在之处,而人的情绪则是发自于脾胃,思想来自于肺部,右肾被称之为“命门”,但人脑却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任何地位。中医在诊断病情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靠号脉,遇上女病人时,有时还得隔着竹帘来进行号脉。病人左右两只手的脉搏都得进行仔细测量,脉搏微弱可显示病人的肠胃不好,而脉搏过重则表示病人的脾可能出了问题。据说慈禧太后晚年请了一位法国医生,但是后者只能为她隔帘号脉,但却从来没有见过太后的面。 

罗安逸所乘坐的船停在钱塘江边(罗安逸,1909) 

除了创办医院和医学校,以传播西医之外,杭州引领时代潮流的另一特点在罗安逸的书中只是间接地提及,那就是杭州的教会学校办的很早。前面提及罗安逸在杭期间被安排住在一个教会小学的楼上。西方传教士们当时在杭州办了不少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北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和美国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这两个男校,还有美国南长老会办的贞才女校、北长老会办的育才女校、浸礼会办的蕙兰女校和英国圣公会办的冯氏女校这四个女校等。这些教会学校都办得相当不错,为即将来到的民国时代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们办的三个女校于1912年合并成为弘道女中,使之成为中国最好的女子学校之一。

罗安逸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好遇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1912年1月,清政府已经被推翻,中华民国也已经宣告成立,但是孙中山在南京组成的临时政府还不能行使一个中央政府的职权,因为华北依然还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状态。罗安逸在书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当我们在香港上岸时,看见街上都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在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同船有一名想急着赶回北京的清廷大员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孙逸仙是谁?北方有许多人连这名字都没听说过!”他一个人留在了船上,以防在到达上海之前,头上的辫子会被人剪掉。

不过香港庆祝民国成立确实有点高兴得过早。民国初年新旧交替,就连日期也产生了混乱。我记得当时至少有三个“新年”:一个是西历的元旦,一个是南京临时政府所规定的一月十五日,而传统的中国农历春节则是在二月初。 果不其然,清廷虽然交出了军政大权,但却依然在发布诏书,规范各种琐碎事项,诸如谁有权穿带衬里的貂皮大衣,谁可以享有在外殿骑马的特权,等。直到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才在袁世凯的施压下降下懿旨,正式宣告六岁的宣统皇帝退位: 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回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为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安闲,优游岁月,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紧接着,袁世凯于第二天宣布赞成共和体制,孙中山也于同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两天之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便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南北两方在新总统应该在何地就职问题上又产生了戏剧性的争执,所以一直拖到3月10日,袁世凯才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

罗安逸对于这个过渡时期的第一印象就是全民皆兵。在上海的租界之外,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新招募的士兵在加紧操练,其中最抢眼的就是女兵。女子从军正是辛亥革命时期所涌现的一个新现象。它标志着妇女运动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浙军进入南京城(罗安逸,1912) 

杭州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过几位闻名遐迩的“女侠”。如身怀武艺,担任过孙中山保镖的尹锐志、尹维俊姐妹俩曾率领一千五百名敢死队员专程从上海赶赴杭州,参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战斗: ……尹锐志 、尹维峻[俊]姐妹两人,身先士卒,手持炸弹。第一掷入者,即尹维峻[俊]也。於是抚署卫队,不敢反抗。惟其教练官施放机关枪一次,而未伤人。及第二次施放,已被卫兵目兵夺去机关,抚署无力抵抗矣。於是目兵以煤油引烧二堂庭柱。火即蔓延左近民房,幸未延烧。巡抚增温由后墙逃逸,为二标所获,交付孟带至福建会馆。增温家属亦至。其他各队,均能如所计划者进行。 

浙江巡抚增温(匿名,1911) 

妹妹尹维俊后来还亲自参加了浙江革命军攻打南京的重大战役: 杭州光复后,浙军谋攻金陵,各省亦起响应。尹维俊女士率女子荡宁队率浙军北上,闻某女校学生多人与焉。于十月初四(11月24日)晚出发,时各军踊跃合攻,敌军倒戈大却。俟十月十三日(12月3日)即抵宁城。沿途所经各战,女士莫不骑马荷枪相助,兵士有懈堕者,女士苦言相谏。金陵既复,女师复组织浙江女子北伐队,谋进北京,大招军士。未几而议和解决,女士等遂各归,复入校求学云。 

浙军在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上(罗安逸,1912) 

另一位参加了革命军北伐的女性是杭州人沈佩贞。这是一位志在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的职业女革命家。1911年,她曾经公开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此请求被拒之后,她便奔走于大江南北,到处鼓动人们起来革命。辛亥革命期间,她从事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在其名片上有七种不同的头衔。但是最有名的莫过于在上海创办女子尚武会,以办理北伐军之后方勤务。在“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中,她情绪激昂地慷慨陈辞: 自武汉起事以来,各省响应。上海为中国之大交通场,乃不费一矢,不折一兵,而垂手以得全埠,其能为如何?然而南京尚未克复,北京犹为满虏所据,其成败存亡,正在一发千钧之时。我同胞遂不得不力谋进行,于是有组织敢死队者,有组织北伐队者,更有我女同胞组织女子北伐军者,其一腔热血满身杀力,是令人钦佩无已!佩贞一弱女子,鉴夫时势之急迫,更目击夫同胞之勃发,不仅跳跃而起,愿为我祖国尽一分之义务,组织一女子尚武会,以求我女同胞得一日之自由。噫!吾同胞其亦有意乎?佩贞当执鞭以相从焉。 此番铿锵有力的语言我们塑造出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巾帼英雄形象。可惜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妇女运动这一光辉篇章如今知道的人并不多了。如今网上能够见到关于沈佩贞的评论多为恶意的谩骂。 

沈佩贞的照片和名片(新常富,1912)

 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杭州是处于浙江省政治漩涡中心的话,那么被漫山遍野清翠若滴的毛竹所包围的兰溪乡村在罗安逸的眼中便是一个相对平静的世外桃源。她在书中很多地方都特意强调了兰溪的这一特点: 中国那些肆意横行的士兵和政党,它的抱负和悲剧,都被留在了平原地区。而生活在竹林后面的农民们依然遵循着平静的生活节奏,后者并未被外部世界的动荡所搅乱。

一个灼热的下午,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一步一滑的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这村里没有商店,甚至没有寺庙。据说曾经仅有的一座庙,现在也已住进了人。山间冲下一道急流,两边盖着一间间房子,房子周围的植物长得就像热带植物一般茂盛,有阔叶的玉米、棕榈树、香蕉、桃树和柚子树等。果园的后面便是农田,田里谷穗随风摇摆。再往后,则是茂密的竹林和青翠的山峦。 乡民们兴致勃勃地围观这位新来的外国女人。他们头上仍然还留着辫子,并不理解为何要抛弃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对政治他们丝毫不感兴趣,虽然也曾听说大清国已经变成民国,可这似乎对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影响。平静的乡村里民风淳朴,村民们分不清民国与帝国有何区别,也鲜受士兵和土匪的滋扰。 

位于兰江边上的兰溪城(罗安逸,1912) 

但是兰溪城里的情况跟乡下还是有区别的,由于兰溪城位于钱塘江上,交通方便,贸易发达,所以受外界的影响相对也就大一些。但在罗安逸刚到兰溪的时候,城里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外界新思潮的冲击。她在第二本书中对于兰溪城的最初印象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我第一次进兰溪城是在十一月初。那时大河两岸的乌桕树已披上了鲜红的秋装。一两天之后,农民就要采摘它雪白的果实,再将它们卖给做蜡烛的工匠。在当地,谁的地里要是长了一株这种树,那么他每年可以靠它赚不少零用钱。大樟树就更值钱了。它们临江而立,像是树林中的巨人,其叶子光洁漂亮,四季常青。

城前的兰江江面有三分之一英里宽,河上的货船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墙上刷了石灰浆的房屋在泛白的城墙后探出头来,城墙下就是泥泞的河岸,岸边停靠着一排排乌篷船,很多家庭常年就住在船上。这些船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没有见不着船的时候。此外,还随处可见木材商的木排,一捆捆长长的圆木一直伸展到岸上。再往下游,在一个名声不太好的角落里停泊着一些崭新的“花船”,船上摆着一盆盆鲜艳的花草,新漆过的窗上挂着漂亮的窗帘。它们是许多滨江城市的污点。乘船经过那儿时,你可以瞥见那些年轻女孩,穿金戴银,从花船上窥探着外面的世界;除了最悲伤和痛苦的记忆,她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水流湍急的地方往往有渔船在捕鱼,船上的鸬鹚既听话又机敏,只要主人做一个手势,它们便会听命效劳。据说这些鸬鹚都训练有素,尽管有上百只鸬鹚在同一个地方捕鱼,却没有一只会认错自己的船。

城外,闪闪发光的江水流到山脚的拐弯处,便消失在视线之外。群山都披上了秋日华美的长袍,那颜色让人想到紫罗兰和紫水晶的吊灯,还有约克郡高沼地的群山。
……

正对着兰江的西城门就像是一条隧道的入口,高耸于江岸上两长段石阶的顶端。石阶上因粘着河泥而显得黝黑,城门门洞的墙壁上因经年累月积满了尘土也是黑黑的。只有城墙外表粉刷成了白色,“以求面子过得去”(对中国不应期望比这更好)。第一段石阶跟第二第二段石阶之间有一块狭窄的平台,这就是不到一年前公开执行死刑的地方。现在的死刑犯通常是被枪决而非斩首,但若非害怕来世缺个脑袋,犯人会宁愿选择砍头这个老法子,也不愿选择给那些不会瞄准的士兵当靶子,将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一再延长。隧道口般黑黝黝的城门门洞跟这个城市很匹配,因为即便天气晴朗,城里的大街上也总是泥泞不堪的。早晨、中午和傍晚,挑水工来来往往,从无盖的桶里溅出来的水,和着泥土和堆在路上的垃圾。自民国成立以来,就没有人来清理过垃圾。早晨、中午和傍晚,挑着粪桶——它们都要被用作田里的肥料——的人也要带着这些恶臭的东西进出城门。每一桶粪便只需花三法寻[24]就可买到。尽管不久前有人想要把价钱再提高几个铜板,但挑粪工们随即就罢工抗议,于是肥料价格便得以维持不变。 

兰溪城外的石牌坊(罗安逸,1912) 

这儿的主要街道很狭窄,宽仅六英尺,街中心铺的石板有时候一踩上去就会晃动。透过众多的缝隙,人们可以瞥见石板下面的臭水——这就是城里的下水道!街边的巷子里通常都是住家,在高墙的遮掩下,几乎看不见房子,偶而能看到一些不太显眼的门廊。这些巷子最多也就三英尺宽,蜿蜒曲折,走在里面就仿佛是在镜园里的爱丽丝,本以为走到了尽头,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入口。

若说巷子里相对冷清,那主街就过于拥挤了,通常只能成单列走,碰上有人扛着大物件,路就会堵塞。扛东西的不得不边走边喊:“小心!小心!我这儿扛着油呢!”才能让前面的人让出路来,因为没人想让好好的袍子蹭一身油。就算扛的不是什么脏东西,口里也得吆喝油或鱼,这样前面的人群才会应声散开。 

兰溪城里的城隍庙(罗安逸,1912)

幸好街上还没有带轮子的车,偶尔有匹长着粗鬃毛的小矮马嗒嗒地从街上经过,会使行人赶紧避到两边。而骑者就像约翰•吉尔宾那样,经过时似乎想要解释:“是我的马带我来这儿的!”

街道两边的商铺都各尽其能地侵占着公共地盘。有些铺子直接把货物都放到了街上,而有些店,主要是二手服装店,则把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挂在街道的上方,使来往的行人一抬头就能看见,就像英国小酒馆挂出来的招牌。人行道上有时会摆着货摊,有时摆着赌博用的轮盘桌,来玩的大多是孩子,拿橘子当筹码。有一个最大的药材摊只在天晴时才摆出来,以免下雨淋湿这些名贵的药材——熊掌、虎颌、人牙、晒干了的蜈蚣、风干的蜥蜴,还有坚硬的海马。

药材摊的摊主上了年纪,眼窝深陷,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角质框眼镜。他不仅卖药,也在大街上给病人动手术。一次我路过时,他正忙着给人拔火罐。病人坐在路边,半裸着身体,平静地接受治疗,路人也丝毫不以为怪。又有一次,我仅花了相当于1/7便士的钱就从他那里买到一条五英寸长的干蜈蚣。蜈蚣是仆人们额外的收入来源。去年夏天,他们就在山上的竹林里抓蜈蚣,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责备他们。有一天,一个仆人在走廊里活捉了一只蜈蚣并小心翼翼地带回来。我问他为什么动作要那么轻柔,对方回答说,要拿到药铺卖个好价钱,这小东西必须要活着时被慢慢地烤干。我很奇怪什么样的价钱才称得上是好价钱,毕竟我买到手时只需花1/7便士。若蜈蚣买回来是用于治疗而非装饰的话,就应泡在热水里制成冲洗液,外用可治疗脓肿。据那位老摊主说,蜥蜴是治疗心脏病的良药,海马能治淤伤,熊掌对水肿有效。而几天后,老先生就忘了水肿那回事,说熊掌能治风湿病。 

民国的革命军官兵在兰溪(罗安逸,1912) 

现在是民国,街上巡逻的警察穿着半西式的制服,戴着德国军帽。他们携带着子弹上膛的步枪,一个个都昏昏欲睡的样子,在街上执勤。警察装备最薄弱之处是在脚上:兰溪城里很少能看到皮鞋。一个阴沉的冬日下午,我看到一名全副武装的巡警脚上竟然穿着一双淡蓝色的拖鞋。大多数像样的商店里都有神龛,供奉着财神。商铺老板嘱咐伙计们每天都得拜财神,并且在每月的初六和十五这两天都得用猪肉来款待所有每天都虔诚拜过财神的伙计。

黄昏降临时,家家户户都冒着青烟,这是人们开始“烧夜饭”了。天色渐渐暗下去,人们陆续从家里或店铺里走出来,站在门口烧香。若是店铺,这项工作就交给最小的学徒。他得先拜三次天,再拜三次地,然后把香插在门口,这才能离开。 

坐在中间的那一位是孔子的后裔(罗安逸,1912) 

在兰溪生活的将近一年当中,罗安逸仔细观察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并详细记录了众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当地民风民俗。根据她的调查,兰溪城里的主要产业是腌制火腿和制作冥钱,虽然看上去这两种手艺似乎都不能挣大钱,但当地人却都能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因为当地的生活费用很低。同时她也注意到,城里并非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别处有的众多陋习在本地也可以见到。例如吸食鸦片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虐待女婴的事件在这儿也时有所见,天花等传染病有时也会肆虐城镇乡村,还有当地人自杀的各种不同方式——喝盐卤、吃含铅的香粉、吞金戒指、吃藤黄和服用过量的鸦片。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她的游记之中。然而她笔墨花得更多的是类似于算命、风水和红白喜事等当地习俗。例如她注意到,一户人家生了男孩,就会在大门上挂一大块生姜,以示家里添了新丁;在婚礼宴席间,人们只能吃生花生,因为按中文的谐音,炒花生会导致新婚夫妇生死婴;出席葬礼的人除了要披麻戴孝之外,还得领一块“哭巾”,以示对死者的敬意;擦洗尸体的水要向龙王买,即用一个茶杯从兰江里舀水之前,要先往江里丢两个铜板。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这些并不是本文所想讨论的问题。 

兰江上的一艘炮船(罗安逸,1912)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当中,罗安逸观察到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新思潮也逐渐开始传到了兰溪。这首先反映在货物流通和商业贸易上,来自上海的洋货先占领了省会杭州的市场,然后又通过水路传到了内地的其他县城和乡村。在她的游记中,罗安逸这样写道: 从兰溪沿钱塘江而下航行三天,就能到达省会杭州。浙江的铁路将来某一天还会贯通全省。到那时,乘火车很快就能到上海,后者可是孕育洋货的温床,“几乎跟外国人的一模一样”。无怪乎兰溪也渐渐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兰溪城的大街上,有六个店铺都在卖便宜的洋货:柏林毛线、粉色或蓝色的搪瓷脸盆、眼镜、小女孩用的发梳等。梳子目前供不应求,因为船夫和其他人最近刚剪掉了辫子,都需要用梳子来梳理他们又黑又长的头发。

煤油灯也很受欢迎,美孚石油公司的生意很红火。西药特许商店的顾客最多,不过也未到供不应求的地步。我们自己也去这些货架整洁,货品充足的药店里去买过药,这也可以说明这些店受欢迎的程度。

年轻的店主热情地招呼我们,并不失时机地向我们询问他所销售这些药品的相关知识。他一瓶接一瓶地将药品摆在柜台上,请我们翻译标签,请教药的功效和每次用量等。

在一些新式的商店里在出售男女老少戴的洋帽、阳伞和内衣,后者是在当外衣卖。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对西方时尚的奇怪模仿不时出现。在更往南的一座城市里,我还偶尔见到过一个公子哥儿将法式紧身褡当外套穿在身上,招摇过市。 

一位裁缝在内地会巴教士的屋里干活(罗安逸,1909) 

上面所提及兰溪西药店的出现,说明了当地人对于西医的看法也正在逐渐改变。跟杭州由英国圣公会医师传教士梅藤更所主持的广济医院一样,兰溪的内地会女医师传教士巴教士也经过多年的努力,靠自己的妙手圣心为成千上万名病人解除病痛折磨,从而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罗安逸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则轶事: 巴教士的医术高明,在兰溪城里有口皆碑,就连附近寺庙里的菩萨也会指引病人去向她求助。有位患者受内科病折磨,看过一位又一位的郎中,但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庙里求签。他抽到的签上只写了两个字:“东北”。这位病人虽然不明究里,还是立即动身前往东北方。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后者帮他解了签。“东北!”解签人说,“那就是白教士的家啦,她医术高明。你无论晚上还是白天去,她都会手到病除。” 由于兰溪一带的城镇乡村曾一度天花肆虐,巴教士便引入了种牛痘的新技术,义务为当地的儿童和其他人服务,以预防传染病的传播。清末中国各地受鸦片的余毒甚深,巴教士又帮助当地政府在衙门的监牢内办起了一个鸦片戒毒所。根据罗安逸的说法,在以往二十年当中,巴教士已经帮助许多人彻底戒掉了毒瘾。光是在1912年这一年当中,她就治疗了上千名有毒瘾的鸦片鬼。而且她还引入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马来疗法”,病人只需交纳几元钱的成本费,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戒除毒瘾。 

在照相馆里身穿西装拍照的两位兰溪青少年(罗安逸,1912) 

禁烟是慈禧太后清末“新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清廷还专门设立了禁烟大臣管辖此事。民国成立之后,对于禁烟的打击力度有增无减。不仅通过禁烟据发布告示,而且还采取了实际行动,收缴鸦片和烟枪、鸦片灯等烟具。罗安逸在兰溪城里成为了这场轰轰烈烈禁烟运动的目击见证人,既留下了确凿的文字记载,还有照片为证: 毫无疑问,至少在兰溪这儿,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铲除鸦片交易。烟管、烟灯、烧壶等吸鸦片的用具,一经发现即刻没收。仅在几个小时内,兰江边上所有的鸦片馆就都被抄查一清。民国二年一月,政府公开销毁大烟,将收缴来的烟具和一包包的鸦片都付之一炬。

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开展了类似的禁烟运动,但有谣言说,烧的根本不是鸦片,而是经过加料处理,烧起来气味和鸦片相近的红糖。

不过,在兰溪城里的禁烟绝无半点虚假。大半个晌午,苦力们都在一趟趟地将准备焚烧的东西搬运到公立学堂前向阳的那个平台上。将被销毁的东西里,有吃洋烟土专用的雕花银烟枪,镶嵌着翡翠象牙和其他奢侈物品,价值不菲。不过最值钱的还是那一袋袋鸦片,价值数百,不,可能数千英镑。当地民国政府的“知事”也亲莅销烟现场。若在从前,他来时肯定要坐八抬大轿,轿前开道的衙役身着红绸黑绒,高举着红色的万民伞和其他的官方招牌。但现在的“知事”不能再摆那些排场,连丝绸也不能穿了,只是头戴一顶西式毡帽,身穿最普通的长袍,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他神色匆忙,似乎想掩盖自己因穿戴失体而感到局促不安。但实际上人们几乎根本没有察觉这些。在他们眼里,“官就是官。”

终于等到点火令下,浇了煤油的鸦片等瞬间就烧起来了。火苗越窜越高,炙烤着后面的白色“影壁”。

火光闪闪,热气撩人,逼得围观的人们直往后退。他们表情麻木,既不开心也不哀伤。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中了诅咒的中国已沉睡多年,但它现在正在觉醒,并开始慢慢恢复。 

在兰溪城公开焚烧鸦片和烟具的现场,坐在前排,手执扇子的外国女子就是游记的作者。(罗安逸,1912) 

然而,兰溪城里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年轻人在观念上所发生的改变。罗安逸来到兰溪之后,城里有一位家境殷实的王公子突发奇想,要赶民国的时髦,跟这位英国女作家学习英语。于是乎罗安逸便在兰溪收了王、鲁、张这三个正式的学生。这也使她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当地的中国人,以及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方式。虽然从她的文字描述来判断,这前两位学生似乎只是游手好闲,附庸文雅的公子哥儿,但是从学生们送给她的照片来看,他们看上去都长得相当精神,像是典型的民国时尚青年。

在“花灯与学校”这一章节中,罗安逸专门介绍到了中国的女子教育,并且引用了袁世凯的一句名言:“中国当今的第一要务就是女子教育。”她提到了那些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里接受过良好教育,以及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女性们: 她们中有的剪短发,穿男装,在女子国民军里为国而战;有的当红十字会护士,只有一个女伴陪着,在全是士兵的房子里进进出出;有的在南京议会大厅里为妇女参政呼喊;还有的作女侦探,为政府效力。在婚嫁方面,她们也尽力采取所谓的“美国”方式,有的主动求爱,也有的像武昌一位女学生那样在一家当地报纸上登征婚广告。 所有这些对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新女性的描写,使我们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尹维俊和沈佩贞。 

罗安逸的三位学生鲁公子、王公子和张公子(罗安逸,1912) 
辛亥革命时期兰溪城里的几位新女性,其中左面那位身着男装(罗安逸,1912)

综上所述,英国女作家罗安逸在《我眼中的中国》(1910)和《中国:机遇和变革》(1920)这两部游记中真实记录的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社会思潮和变革在地方史研究、民俗学、妇女研究和民国史等众多领域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挖掘和探究。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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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机遇和革命:英国女作家罗安逸眼中的中国(1907-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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