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的智利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11-5,星期二 | 阅读:142

文丨张原峰

非理性的民意基础和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彼此强化,形成了典型的民粹政治,而“拉美化”也成了政府管制失序和社会发展停滞的代名词。

国际社会寄予厚望的中美贸易协议签署,双方原计划在今年智利APEC会议期间举行,然而计划却因智利应对反常的突发事件而泡汤了。

仅仅因为地铁等公交系统票价微幅上涨就引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这听上去的确有些反常。智利作为南美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典范一直是人们的固有印象,新千年以来,智利在拉美各国当中经济发展极为稳健,是该地区最为繁荣的国家,2018年人均GDP为15923美元,为拉美地区首位,智利也拥有拉美各国最高的经济自由度、政府清廉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并已于2010成为该地区首个OECD成员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对拉美地区所在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了整体评估,预计该地区全年经济成长为1.4%,作为这个大陆有重要影响力的ABC三国,阿根廷年度经济增长表现为0.4%,巴西预计全年的经济成长为1.8%,而智利的预估增长率为3.8%。今年8月,知名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对拉美多国展开领导人形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以68%的支持率排在各国元首的第一名。这位中右翼总统于去年上台,也是他第二次当选智利总统,他于2010年到2014年有过第一次总统经历,所以此次民调应该排除选后蜜月期因素的影响,智利今年的经济表现可能也是巩固其良好形象的首要因素。

此次公交和地铁票价是一次浮动定价调整,交通管理部门旨在调节高峰时段人流量,以美元计价涨幅最高也就5美分,却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着实让人非常的吃惊。但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智利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和中下阶层民众对生活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些不满又直指现任政府和总统皮涅拉。据拉美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统计,智利是拉美地区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1%的富人掌握着 26.5%的财富总量,而占人口比例超过 50%的低收入族群,只占有全国财富总量的2.1%。这是一幅无法和谐拼合在一起的国家面貌,而民调更是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

整个拉美地区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受到当时全球风行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左翼思潮影响,集中涌现和成立了众多的左翼政党,其强调社会正义、平等发展和广泛福利的政策主张,对广大基层民众有强烈吸引力。除此之外,这些政党也秉持国家干预和国有主导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体系,鼓吹经济自决与建立独立发展能力,在该地区先后上台的左翼政权的领导人,包括巴西的瓦尔加斯、阿根廷的庇隆、智利的阿连德、墨西哥的卡德拉斯和秘鲁的德拉托雷等无不以此思想治国施政,在这些时期,所实施经济政策,包括全面广泛的社会福利、高企的企业税收、贸易保护主义和重要产业全面国有化等措施,导致民间和外国资本纷纷逃离,税基萎缩后继而实行货币超发、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不可持续的措施最终都以恶性通胀、高失业率、低工资和严重的货币危机收场,非理性的民意基础和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彼此强化,形成了典型的民粹政治,也演变成捆缚拉美长期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拉美化”已经成了政府管制失序和社会发展停滞的代名词。造成上述特有现象的原因,众多区域发展研究归纳为几个核心要素,即民众福利化的政治偏好、追求公平正义的宗教传统以及热情感性的民族文化特点,成为塑造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

这股左翼民粹主义政治潮流兴云播雨、延绵不绝至二十一世纪,以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总统为标志的左翼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开启新一波左翼执政浪潮,从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到巴西的卢拉、阿根廷的基什内尔、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特别是查韦斯实行激进的政治经济策略,并成功修宪成为终身总统,更成为此轮拉美民粹浪潮的顶峰。

相比其他拉美国家的发展道路,智利的政治选择形成自身非常鲜明的特色。十九世纪智利脱离宗主国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争得独立建国以来,自1925年起就开始定期举行民主选举,稳定地运行着民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持续发育,相比其他拉美国家,更是鲜见军人干政和强人政治。但在经济上,智利呈现明显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特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铜矿和硝石采掘、拣选行业处于西方垄断资本的绝对掌握之下,国际资本对政府重要决策施加的影响无所不在,造成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平等。与此同时,智利也经历了和拉美其他地区类似的左翼思潮的洗礼,智利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在这一时期借助产业工人规模增加,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愈加强烈的呼声与诉求而不断壮大。

1970年,阿连德作为激进的“人民团结”联盟候选人在智利总统大选中获胜,由于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认同,使其经常批评资本主义,上台后更是实行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造成短短两年之内,出现了140%恶性通货膨胀,当时智利的整个社会局面就如同今天的委内瑞拉。

1973年,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领导的激进左翼政府,成立军政府并上台,其后在经济上他成为自由市场的信徒,确切的说是他试图摆脱混乱经济情势,逐渐信任和任用了一批“芝加哥男孩”,这是一批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经济学家,承袭了弗里德曼的衣钵,实施了一系列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在其治下的保持了强劲且持久的增长,整个八九十年代,智利的贫困人口总量和失业率持续,这一阶段平均每年GDP增长率达到了6.2%。在其执政后期,逐渐放松思想钳制和意识形态冻结,并以立法形式约定在适当的时候还政于民。从那以后,智利一直保持中左、中右温和政府的平衡格局,但在经济政策上,一直坚决拥抱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国家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普遍惠及一般民众,而社会保障水平又非常有限,政府对中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的缺乏社会公平与实质关心,相较其他激进福利化的拉美国家如同异类,这种不公平的被剥夺感持续累积,直到这次地铁票价调整引发年轻人不满的爆发。

纵观2019年以来全球各地如星火燎原般的抗议风潮,智利的抗议并不是最激烈和暴虐的,但因为扰乱了中美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备受瞩目。而在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无论是泛阿拉伯地区众多国家的民众因政府专断、腐败、无能而要求其下台的抗议,还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年轻人寻求独立的一腔孤勇,其实本质的原因都是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那种被剥夺感,以及对未来的无望带来的焦虑和恐慌,最终引发了集体性的情绪宣泄和暴虐抗争,像去年法国“黄背心”抗争运动一样,在政治上他们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系统性的中心诉求和领导型人物,更多的是丧失了对生活的向往和沟通的期望,如何让年轻人重拾对生活的向往,是摆在各国包括智利政府面前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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