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茨艺术节:反思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深渊”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10-21,星期一 | 阅读:289

张璐诗 为FT中文网撰稿

创办于1968年欧洲革命风潮中央的奥地利施泰尔马克之秋艺术节(Steirischer Herbst),每年三个礼拜不间断地用打破舞台、视觉艺术与音乐边界的先锋艺术展演填满奥地利小城格拉茨。

来接机的司机关上车门后,就跟我聊起今年的音乐部分大大削减了,而翻看三百多页的厚厚节目册时,也很容易找不着北。这位司机先生原来是参演艺术节的一位吉他手,开车只是兼职。他提到的“改变”可能要从担任了艺术节总监十多年的维罗尼卡(Veronica Kaup-Hasler)去年撤任讲起。

维罗尼卡从接手这个职位开始,就往改变“艺术节”在当今世界所代表的“精英”文化的方向努力,她不愿意步巴塞尔艺术展、萨尔茨堡音乐节等的后尘,光请大腕艺术家撑场面,而观众层面保持狭窄。不过,这一鲜明的取向在新的艺术节总监、俄罗斯艺术策展人伊卡特琳娜(Ekaterina Degot)上任后已经彻底改变。她去年一就任就请来第一支去朝鲜演出的摇滚乐队Laibach参演,快速聚焦了各国媒体的注意力;她同时以奥地利与欧洲之间的关系作为艺术节的探索主题,引导众人目光重新锁定在过去10年间艺术节逐渐跳脱出的“欧洲中心化”视角。

过去艺术节的“先锋”色彩体现在委约艺术节创作与当前现实发生关系、激发观众思考与讨论的作品之上,这一点倒是在不少新作上都有迹可寻,但伊卡特琳娜也清楚表明所有作品都“与格拉茨及斯泰尔马克州的历史紧密相连”。

不过,无论两任总监的视角有多么不同,肯定不会改变的一点是,这个艺术节上出现的每一件作品,都离不开对社会政治的反思:

比如,英国艺术家Jeremy Deller在格拉茨艺术馆里装置了影片《普京高兴了》,拍摄手法极像新闻报道的片子,是对“脱欧”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观察。大字报与横幅上印着“普京高兴了”、“有时候你可以愚弄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愚弄所有人”等标语。

又比如,格鲁吉亚艺术家Giorgi Gago Gagoshidze的父亲曾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车厂经理,前苏联解体后违法移民到葡萄牙当建筑工人,十年前在水泥搅拌机里失去了右手。艺术家以父亲为主人公,以“看不见的手”为题,拍了一部纪录片,一一触及前苏联解体、经济危机、移民劳工与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命运等命题。

一旦艺术工作者要找茬,阿尔卑斯山脚下宁静的疗养地Bad Gastein也逃不过。两位以色列影像艺术家Daniel Mann与Eitan Efrat发现,今日坊间盛传“对风湿病有疗效”的这个奥地利南部矿洞,纳粹曾在二战期间当金矿来挖掘过,结果金子没掘到,却发现了带有放射性的氡气。战后,这座矿山被开发成为疗养胜地,尽管没有案例证实过氡气能治病,穿着泳衣坐着小火车进矿的休闲客仍然络绎不绝。艺术家的解读,就从“一向闪耀着民族精神、甚至一度有着法西斯象征意味的奥地利群山”着手作文章。

今年,伊卡特琳娜为艺术节设定了一个晦涩的隐喻命题“大饭店深渊”(Grand Hotel Abyss)。这个词汇出自1930年代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他用“大饭店深渊”去比喻欧洲知识分子与文化圈面对法西斯主义来临时的“末日嬉戏”情景。而置换到当代今天,“充满了泡沫的文化舒适圈”可以有多种代入,历史也在自我重复式地面临着极右势力“新纳粹”在抬头。格拉茨这个奥地利南部中产小城的安逸表面与右翼当政的政治危机,正是本届艺术节策展的触点。

像往年一样,艺术节办公室位于18世纪建成的阿滕姆斯宫之内,正对面的房子是一战前夕在萨拉热窝被刺的奥地利公爵弗兰茨•费迪南德故居。没有什么比在这座巴洛克风格原封不动的艺术节大本营里,构造一幅“大饭店深渊”图景来得更具隐喻色彩的了。哥伦比亚艺术家Oscar Murillo戳破舒适的坐垫和靠垫,将金碧辉煌的大厅改造成为正在变形并逐渐腐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场景。空气中蔓延着欧洲巴洛克时期的新富阶层,当年靠殖民美洲与非洲致富的黑暗面。

阿腾姆斯宫也是战后奥地利被四国盟军分治期间,英国占领军的总部所在。当时英方积极使用古典主义音乐、戏剧与歌剧作为媒介,对奥地利人民进行“文化再教育”。这个过程中,包括了英方将“纳粹同情者”指挥家卡尔•邦姆请为座上客,当然,伊卡特琳娜麾下的艺术节对此也提出了质疑。

“大饭店深渊”的主题下,格拉茨的几家大饭店少不了进入镜头之内。保加利亚艺术家Nedko Solakov在六家酒店大堂里制造了冷战时期的“间谍”装置,英国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曾在格拉茨某家大饭店(当然也在六家之内)短暂居留这一历史,足够诱惑好奇者走进这些酒店里,一边参与艺术家设计的游戏,一边反思“新时代冷战”的到来。

我在格拉茨的老友托马斯是位老左翼,这天他带我走过市政厅,走入主干道上一座教区教堂,直接走到祭坛后面,指向描绘“耶稣受难”的彩釉玻璃右角落:“你看到了什么?”我定睛找了两分钟,心里一惊。居然是“二战”期间留下的两张面孔: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格拉茨是德国纳粹早期发展的一个重地,1938年希特勒曾在这个小城立过一座“胜利柱”,1988年,德国艺术家Han Haacke在原地模仿“胜利柱”做了一件艺术装置,纪念被纳粹杀死的当地人,但不久就被新纳粹分子炸毁。这些历史,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格拉茨由自由开明的斯泰尔人民党执政等因素,这个城市与艺术界充满叛逆与质疑的先锋精神一再得以点燃,并且代代相传。

同样是“纪念碑”装置,今年维也纳艺术家Eduard Freudmann在城市公园的小山坡上竖立了一座粉红色的纪念碑,上面刻着这行字“ÖDUOPFER”:在德文中,这是“奥地利,你这个受害者”的缩写,但今天常见于青少年之间互怂的口头语。这个表达有更深层的意思:1943年的“莫斯科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奥地利,纳粹首个受害者”的说法,到了1949年左右,奥地利全国上下都接受了“受害者结论”:“二战”期间所有希特勒的奥地利支持者,其实都是在纳粹政权之下违背了自我意愿的受害者。Freudmann这座装置命名为《纪念碑,致一个谜》,他将碑体设计成粉红色,是刻意对这句宣言做讽刺的软化。在装置脚下的浅塘上,飘浮着几个黑体字:“感谢红军”,艺术家让我们看到,与当年接近英雄情怀的“受害者结论”对比,别忘了真正将奥地利从民粹主义深渊解救出来的另一方,尽管如今看来,他们的气场有点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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