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中华:从帝国到民国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10-4,星期五 | 阅读:120

撰文:贾葭

《摩登中华:从帝国到民国》(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5月出版)是作者的历史随笔集,讨论清末民初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转型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者把这些问题与历史现场联系起来,每篇文章都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建筑入手,采用娓娓道来的故事方法,带领读者从历史情境中进入历史问题。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从南京汉口路22号大门进入南京大学本部,即为金陵大学旧址之金陵苑。在校史馆(即老图书馆)北侧花园之中,有一个两面皆字的碑亭,壁上所嵌者为两江师范学堂与金陵大学的校名碑石,校方称为“二源壁”。南侧魏碑体书“两江师范学堂”,北侧柳体书“金陵大学堂”。二源壁即象征着南京大学的两个源头。

“两江师范学堂”六字为学堂监督李瑞清所书。今人对李瑞清知之不多,此老系光绪年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江宁提学使任上署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当时正值取消科举的次年,他远赴东瀛考察,随即调整了两江学堂的授课科目,使之实具现代大学之功能。两江师范学堂冠甲江南,此老功不可没。

辛亥中,新军兵临城下,李临危出任江苏布政使。革命党入城,程德全以省府顾问之职相邀,李坚决不就,自称亡国贱俘,挂冠而去,客居沪上,以鬻字为生,有个学生叫张大千。此后即以“清道人”行世,不署本名,亦不用民国纪年,誓于民国不共戴天。

李氏逝于1920年,清室以其曾任学部侍郎及江苏布政使之二品衔,谥曰“文洁”。挚友曾熙与弟子胡小石遵其归葬金陵之嘱,将其葬于城南牛首山。其墓饱经战乱风霜,破败不堪。直至2002年5月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前,才重修了李墓,置原碑于前,墓碑上仅六个字:李文洁公之墓。李瑞清传略见《清江苏布政使临川李公瑞清传》。

看李瑞清资料时,我想到了远在北京的王国维。李瑞清去世七年后的六月二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鱼藻轩(故今年六月二日系王国维九十周年忌辰),是当年文化界之大哀事。王国维自沉后,清室谥曰“忠悫”。王国维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前,其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碑文,中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句,多为近人引用。此碑我每至必访,惜乎游人零落。

清华大学竟于1960年将王国维之棺木迁往北京福田公墓,至1985年才立碑为传。碑文系王国维之弟子戴家祥所撰,沙孟海书写。正面书“海宁王国维先生之墓”。我想,他的墓碑书“王忠悫公之墓”才合乎他的愿望,就像李瑞清那样,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清朝遗民,而不是中华民国之国民。

最了解王国维的陈寅恪,在纪念碑上书民国纪年,那是陈氏为王国维的遗老身份解套,并非王氏之愿望。陈氏写道: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但回过头看,一姓之兴亡重要吗?当然重要。尤其是作为郡县制最后一个王朝的清廷,其倾覆与前代绝不相类,不能简单地视为“一姓之兴亡”。

民国代替清廷,从几个方面都与清兵入关或者崖山投海不同。由帝制而共和,由儒学而新学,由臣民而国民,由天下而国家,这即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今日称之为“转型”,甚至,直至今日,这个转型依然还在进行之中,我们依旧在这个大变局中。

李瑞清与王国维,一南一北,两位遗老,几乎就是民国的敌人。林志宏先生的著作《民国乃敌国也》,就是描述了这样的一群人:前清遗民。“民国乃敌国也”这六个字,系遗老领袖郑孝胥所书。遗民群体,在转型过程中的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又在坚守何种理想?其实关乎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只有进到历史情境的细节当中,才能看到他们之于中国政治的影响。

1 再造共和与再造帝制

辛亥鼎革,后人称之革命,时人并不如此看。辛亥革命与法国革命相比,太过温和平缓,几乎没有“革命”。我记得幼时读鲁迅,老师说鲁迅很深刻,至于如何深刻则不甚了了。近年来,我是愈加看到鲁迅的深刻。比如鲁迅谈到革命,就是“咸与维新”,就是“革命了!同去!同去!”搬了宁式床,戴了银桃子,这就革命了?鲁迅的未庄,即“伪装”也。

回顾辛亥后的中国政坛,前清督抚转个身盘了辫子就是督军,内阁总理大臣做大总统,驻外使节原地不动,尚书侍郎变为各部会总长,地方上更不消说。缪荃孙就说,“亡国未有如此之易者。”什么意思?这个革命太简单了。毋宁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改良运动。但这个改良,又处在新旧交替、中西冲突的背景下,因而又与一般的政治改良不同。

隆裕太后诞辰,民国政府派遣国务员前往朝贺,去故宫个个熟门熟路,都不用带路的。其中仅有一人系贡生未入仕,余则皆为前清旧臣。别的不说,堂堂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副总统冯国璋,居然就是怀念前朝的遗老领袖。徐世昌经常去看望溥仪,领了封赏还要写在日记里,“蒙恩赏”。1924年逊帝溥仪被逐出宫,善后委员会赫然发现多封徐世昌谢恩的亲笔原函。

副总统冯国璋,其妻周道如过世,他按照前清丧仪办,寻找“状元宰相”担任祭礼司仪,最后一位宰相陆润庠已逝,不得已找了状元出身的夏同龢。1927年,民国已成立十六年时,康有为七十大寿,溥仪赐御书“岳峙渊清”,康有为穿清代朝服,顶戴花翎接旨谢恩。

试问,这样的民国,如何完成臣民到国民的转变?过去我们史书上说袁氏称帝黄粱一梦、张勋复辟昙花一现,均系共和民主已深入人心云云,实则如何?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尚且入宫跪拜,前清官僚在民国从政者十之八九,何谈普罗大众?即便百年后的今日,我们何人敢言共和民主已深入人心?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例子,逊帝依然住在皇宫之中,前朝大员接踵摩肩如过江之鲫般地去拜望,而新政权就在一箭之地。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想想赵氏孤儿的案例,不得不说北京政府实在是太松心了。再退一步说,即便主张帝制,主张复辟,那也是北京政府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之范畴。

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的确是有其土壤的。制度层面,帝制骤变为共和,而人心不能骤变,社会不能骤变,文教不能骤变。自民国成立之日起,反民国,复帝制的声音无日无之,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都有迹可循,不是什么突发事件,共和之所以难产,不是因为共和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共和图有其表而已。

像李瑞清和王国维这样的当世学林领袖,根本就不承认民国的存在。遗老们还发明了一些隐喻的暗语系统去称呼民国,比如“氓国”、“冥国”之类,管大总统叫“大肿桶”之类的。这让我想起台湾青年对领导人合法性的质疑,在一百年以后同样用“大肿桶”去称呼“总统”。鲁迅指责林琴南说,“你老既不是敝国的人,不要再干涉敝国的事情罢!”也让我想到近年网络上的“贵国”。这是一套“不承认”的暗语系统。

王国维

我在上一篇谈段祺瑞的文章里,用了“共和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就是从民初六年里两次复辟、三造共和的角度去看,如果再分析“满洲国”的成立原因,与二战后中国的走向,建政后的历史,放在一百年的视野里去看,必须承认共和之艰难与反复。

2 君臣大义

“民国”对时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仅仅只是没了皇帝吗?没有了皇帝很重要吗?《茶馆》里面说的“大清国要完”仅仅只是一句叹息吗?在后人的进步史观看来,从帝制而共和,是国家形态的进化与演进,可是历史现场里,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这种变化的。

在很多人眼中,民国堪比五代之乱。《申报》主笔杨荫杭(杨荫榆之兄,杨绛之父),是早稻田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经常拿五代政事来比喻民国。“不料共和之结果,一变而为五代之割据。”遗民更是如此,恽毓鼎、劳乃宣、罗振玉诸人,在诗词酬唱与信件中,常以五代类比民国。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一个乱世。

对知识分子而言,乱世之乱,并非只是兵连祸结,而是纲常名教之沦丧。章梫就说,“三纲扫地,人类将尽,不止为六朝五代乱,未可猝定。”辜鸿铭认为中国受法国雅各宾派过激思想影响,厚颜薄耻成为常态。帝制时代的道德情操被一扫而光,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黄祸”。

辜鸿铭批评袁世凯对清室背信弃义,直接毁弃了中国人原先的廉耻心与责任心,也破坏了政教与文明。梁济在遗书中也说,他“殉清”并不是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义”为本位。这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换句话说,遗老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忠于纲常名教,不是政治的意义上忠于清廷。

在他们看来,清廷是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制度的象征。在过去“家国同构”的体系之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准绳,忠孝一体,君明臣忠,父慈子孝,这是政治以及道德的起点。由忠孝而衍生出的纲常,亦保证了尊卑秩序。皇帝既然不在,忠于谁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忠君观念不存在,其他的人伦价值如何保证呢?这就是辛亥鼎革与过去一姓天下更迭的不同之处。

清遗民与明遗民对改朝换代态度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一统垂裳的天下体制遭遇了种族问题的冲击。虽然经常会被类比,但清遗民更有文化价值上的自觉,与种族及政治关系甚小。在知识分子看来,传统的夷夏之说是在文化意义上区分敌我。叶德辉就明言,强调君臣伦理与种族问题无关。比如康有为,在诗词中,就不会区分“中国”、“清朝”、“中华”的概念。易言之,君臣大义的位阶是高于种族问题的。

为了为复辟张目,遗老们成立各种孔教会与宗圣会,倡言读经尊孔。不仅如此,还要拉民国领袖为之背书。比如孔道会,延请冯国璋为名誉会长。宗圣会,则由阎锡山经济援助。张勋驻军徐州,有新党商议砍伐孔林,张勋特地派兵驻守曲阜孔庙。后来孔令贻深感其恩,一度有意在曲阜三孔附近,为张勋建生祠。

既然讲君臣大义,倡立孔教、倡言读经那是题中应有之义。袁氏称帝,一度要求尊孔读经,小学生念什么弟子规、三百千这些读物,都与帝制的背景密切相关。今人不察,纷纷以国学为大学问,家长送小孩子去读经,那是不晓前朝故事而已。至于今人提出儒家宪政,迎立孔家后裔为帝而虚君共和,那更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把戏。
倒是日本人桑原骘藏谨慎地提出:如果把孔教设立为国教,那么极大可能引起中国其他宗教及民族的关系紧张,不利于中华民国的凝聚力。何况,国外的宗教人士也会以“宗教自由”为名,不利于中华民国的外交。

3 遗老与中国学术

有清诸帝如康熙、乾隆等,经常以元代自比,凸显本身之正统地位。这样一来,给了革命党一个操作种族议题的机会。以“驱除鞑虏”为口号,把反满革命与民族压迫相连接,以异族统治来否定清廷之合法性。好在清季满汉问题并不那么严重,清廷也试图以“中体西用”也消解种族问题的冲击。辛亥后,“五族共和”代替了“驱除鞑虏”,更可见时人对种族问题的谨慎。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提出了辛亥革命中的边疆问题,百余年过去,至今仍为中国的大难题。遗民何藻翔说,“满清入主中夏,挈满蒙回疆二万余里,归我版图。今国体骤更,五族仓卒,如何集讲?谁人足当代表?”满清入主中原后,蒙古、新疆、西藏、满洲诸地均列大清版图,幅员辽阔,是中国版图最大的王朝(不能类比蒙元帝国,姑从略),“驱除鞑虏”,使得边疆中国和中国本部的冲突骤然升温。

蒙藏本来是以“一国两制”统治的边疆区域,辛亥革命后独立的欲望渐渐萌生。盖因清廷在边疆中国以教统政,利用与甘丹颇章的“供施关系”和藏传佛教安抚蒙藏回部。革命后,民国政府无法承继清廷与黄教这种紧密联系,自然无法笼络蒙藏回部。革命党人过于强调种族矛盾,也加剧了蒙藏的分离趋势。

遗老们此时的意见相当有见地。何藻翔认为,为了避免民族分裂,应该有名义的君主,但为了免于过度专制,虚君有其必要。最好的办法就是“迎立异族为君主”。那么清室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可以说,当时的这种政治构想,极大程度上考虑了中国的边疆问题。后来南京政府在地方政制上,设立西藏、蒙古两个“地方”,未设行省,也是考虑到边疆的政治趋势。

西方学者在辛亥前多次在中国新疆地区发掘考察,建立了20世纪初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敦煌学、吐鲁番学等,令罗振玉、王国维心疼不已。王国维、罗振玉去国赴日后,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学人的交往,在学术上推动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也为后来民国在边疆的主权论述寻求了相当有力的依据。

《清史稿》的编撰、南社的成立等,都是遗民推动文化思想的行动。比如张元济,与许多遗老互通有无,借助他们的藏书与学术研究,出版了许多稀见的刊本。沈曾植、沈曾桐、缪荃孙等遗老,为涵芬楼的《四部丛刊》贡献了相当力量。遗老赖际熙在香港创设学海书楼,购置海外汉文典籍充实,使得学海书楼成为岭南的学术重镇。赖并在香港大学创设中文系,早于内地许多国立大学,时人评曰“礼失求诸野”。

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他们坚守古典中国的文化价值,经由这些文化活动去型塑当下的政治价值,以抵御新旧之争中的失序挑战。像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对旧学的极端批评,引起中国人一种对“新的崇拜”。举凡旧的就是恶、就是落后、就是糟粕,举凡新的就是好的,就是进步、就是精华。五四前整个反传统的思潮,让遗民们忧心不已。壁垒分明的背后就是认同的危机。

《学衡》即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学衡派反对胡适等人提出的白话文运动,主张“中正之眼光”,“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态度。吴宓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梅光迪说:“吾国所谓学者,徒以剥袭贩卖为能,略涉外国时行书报,于其一学之名著及各派之实在价值,皆未之深究,只问其趋时与否”。学衡派诸老甚至深入到了对五四的反思。2016年,南京大学成立了学衡研究院,我是希望这个研究院能多想想一百年前的命题。

4 共和与复辟

今人常常将“共和国”挂在嘴边,然则何为“共和”,恐怕少有人知。欧洲的共和制,英文为republicanism,日本学者将之译为一个中国古典词汇“共和”,反而无法对其精确定义。辛亥鼎革,“共和”一词被频频滥用,甚至有“共和女性”之说。袁氏后来也借民间对共和之不满,为帝制张目。郑孝胥有专文《论共和之恶状》,直斥共和之非。康有为也撰文极力反对不成熟的共和。

然而共和到底是什么?周代厉、宣之间,周公、召公共同辅政,中间十四年没有周天子,史迁将这段时间命名为“共和”,共和,简而言之,即无帝也。但从西方及日本引入的共和,则有了更多含义,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包括元首并非世袭,经由选举产生等等。

康有为结合传统定义,提出虚君共和论,主张不是复辟大清,而是另建“中华帝国”。劳乃宣特意写了《共和正解》,提出“共和”乃是君主立宪制,并援引周召共和故事,并主张今日之民主,不是共和。他劝诫袁氏维持君主制度,甚至在袁氏就任总统后满十年后,采取周召共和的方式,仿日本德川幕府还政明治天皇的故事,还政于溥仪。

这些遗老们,不仅不承认民国之实际存在,反而时刻意图颠覆民国。这就是中华民国最初十五年的状况。袁氏逝后,张勋、倪嗣冲等人就在公开商议复辟,就连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冯国璋都私下认可。至于大总统徐世昌,对张勋复辟几乎采取视而不见之态度。民国之根基薄弱,由此可见,共和之反复,也就在情理之中。

民初的国家治理扰攘不堪,袁世凯又失信于民,人心思旧,本也无可厚非。何况在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政治认知中,民国不过是取清廷而代之,与王朝更替无异,故而对复辟故事也视若平常。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已是司空见惯。求共和之名易,求共和之实难。

后来故宫善后时,胡适以优待条例为由表达对逐宫的不满,周作人即去信讨论说:“在民国放着一个复过辟而保存着皇帝尊号的人,在中国的外国报纸又时常明说暗说的鼓吹复辟,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还有一点,遗民早期对民国的反对是因为北洋时期的共和乱象,后期则恐惧于国民党与赤化思想。大学者叶德辉因为支持帝制,北伐时被杀,家中藏书财产被洗劫一空,给遗民带来相当大的震撼。周作人也说,帝制时代享受的平等自由空气,远胜如今的恐怖时代。

郑孝胥的共氏三世之说也与此相关。“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遂昌。此图谶也。”时人总结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王国维早在十月革命时就预言道,”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辛亥之变,五德终始说与天命循环观从此结束,所谓的王朝周期律至此失效。但辛亥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转型时代由此揭幕,政治秩序与思想的重大转变开始了。这就是共和主义初级阶段,新的主义,新的信仰,新的生活方式到来了。“天下”结束了,“国家”到来了。民族主义从此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轴,夷夏之防的文化冲突变为民族冲突,型塑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进的轨迹。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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