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装×利器吗?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9-28,星期六 | 阅读:376

问:中国白话文很早就出现了,至少在隋唐就出现了,为什么千年后的知识分子还在用文言文写文章?笔墨纸砚也不缺。是不是文言文成了知识阶层的装×利器,用于显示自己高高在上与普通百姓的不同?还是作为当时的普通话存在的?

文言与白话的角力

要回答以上这几个问题,必须先了解白话文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在先秦时期,人们使用的书面语和口语比较一致,还没有文言文、白话文之分,如著名语言学者杨伯峻说,

“今天看来,周秦文不但是文言,而且是更为难懂的文言,但它却是当时当地活跃在大众口头的语言的投影。”

到了两汉时期,汉代人在崇古思想及所谓“独尊儒术”的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学写先秦古文,导致书面语和口语走向脱节——书面语成为文言,口语则是白话。

图:魏晋时期的竹简

举例来说,司马迁笔下文字,大体提炼自汉代口语,保留有不少口语表达,如后世文言很少使用的“到”字,《史记》里出现了57次,以至被认为“雅不足”。②

班固写《汉书》,则顺应崇尚古文的潮流,动手将《史记》中很多的口语化内容,改为了文言。

司马相如等人继承先秦时期楚辞的风格,创作辞藻华丽而空洞无物的汉赋,并由六朝文人发展为另一种文言——骈文。③到了唐代,人们依旧认为,“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

尽管知识阶层大玩由文言构成的古文与骈文,当时的普通民众,却更喜欢口语化的白话文。

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僧人为向普通民众传教,在翻译佛经时,发明了一种文白夹杂、便于记诵的特殊文体。④如南朝人所译《百喻经》的文字风格是:

“过去有人,共多人众坐于屋中,叹一外人德行极好,唯有二过:一者喜瞋,二者作事仓卒。”

这些句子,可谓平白如话,迎合了普通民众的喜好。这也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传播甚广的重要原因。

图:有丰子恺题签的民国版《百喻经》

此后,从魏晋人的民歌、笔记,隋唐人的白话诗、变文(一种由佛经演化而来的说唱文学),到宋元人的话本、杂剧,白话文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变文、话本和杂剧的主要目标用户,均是普通民众而非知识阶层,自然以使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写作为佳。

元代是中国白话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的诏书、敕命等,都是先以蒙古文写好,再译为汉文,措辞相当通俗,被学者称为“硬译汉文公牍”。为方便皇帝学习儒家经典,汉人官僚还用“时语”和“俚俗之言”编写了白话文为主的《大学直解》《经筵讲义》等书。⑤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一窥此类书的独特风格:

(1)“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损伤者。”(《孝经直解》)

(2)“兔子死了,狗子们便烹索吃了;飞禽拿尽了呵,好弓便索藏了。敌国已并了,似俺这般功臣当死也者。”(《直说通略》)

皇帝阅读白话文,对民间当然有着示范作用,提高了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的地位。

图:元《通制条格》中一段,即所谓“硬译汉文公牍”

明清时期,市民群体壮大,加以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催生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一大批白话长篇小说——事实上,这些小说的许多情节,在之前曾长期以话本的形式存在。

至此,在经历了文白夹杂、白话渐多、半文半白的过程后,终于发展出了几乎纯为白话的文学作品。白话文终于具备了与文言文分庭抗礼的能力。

为什么文人坚持写文言

前文已经谈到,秦汉以降的古代文言文,基本是对先秦散文的仿写,词汇、语法、结构一脉相承,因此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
不同于文言文,白话文是“活”的,一直处于发展状态,词汇、语法不断丰富。

有学者统计,《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规定的最常用词中,有175个出现在隋唐至宋元;一般常用词中,更有351个产生于这一时期。⑥在文言文中,这些白话词是难得一见的。

不过,文言文并不能完全做到与白话文“井水不犯河水”。隋唐人、宋元人仿写先秦古文,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口语,也就是白话的影响。韩愈刻意复古,倡导“古文运动”,可他的文章和先秦散文依旧有诸多不同,这证明了吕叔湘的判断,

“……言文开始分歧之后,书面语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场合,有完全用古代汉语的,有不同程度地掺和进去当时的口语的。”⑦

图:韩愈,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也不是所有的古代文人,都对白话文采取排斥态度。

比如,东汉的王充主张“文字与言趋同”,反对书面语脱离口语而存在;南宋《朱子语类》记朱熹及弟子语录,很多都是白话,如“文字不可硬说,但当习熟,渐渐分明”“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浅明易懂。

宋元时期翻刻的佛经,直接将一些文言改为了白话,如东汉人译的《中本起经》中,原译中的部分“称”“目”“吾”,全被改成了“说”“眼”“我”。⑧

那么,为何大多数文人直到清末,甚至民国,仍还在固守文言文呢?

原因并不复杂,大略有二:

(1)古代文人有崇古心理,大都推崇先秦诸子及他们的作品(相对于骈文,被称为“古文”,即先秦散文),韩愈即认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在唐代“古文运动”后,宋、明、清三代都有名人前仆后继地推动文体“复古”。于是乎,文言文成了一种被公认的较之白话文“更高级”的东西——尽管普通民众更喜欢白话文作品。

(2)明代科举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言文——八股文,其要求通过仿写古文,代圣立言。八股文的出现,一方面强化了文言文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也给白话文的推广造成了阻力——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变革时,不愿放弃自己多年来所习得的“以文言写八股”的技巧;这种技巧,于他们而言确实是一种装×利器。⑨

图:明代万历年间状元赵秉忠的科举试卷

文言文的这种正统地位,一直延续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此后,文言文日趋衰落。衰落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白话文简单易学,更在于其能自由、流畅地表达新思想、新观念,僵化的文言文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知识需求。

研究白话史的徐时仪说的很好,

“白话替代文言不仅是一个语体形式的革命,也不仅是出于便利易懂,还是一个创造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语义系统的过程”。⑩

所以,在当下,文言文已只能作为一种缺乏应用场景的艺术作品而存在。

注释

①杨伯峻:《文言语法》,大众出版社1955年,第1、2页。

②孟昭连:《白话小说生成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③周远斌:《论汉大赋的“文言”特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④靳志明:《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

⑤刘畅:《元白话讲章的语言学价值》,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⑥徐时仪:《古白话的形成与发展考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⑦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刘坚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⑧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⑨陈蒲清:《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 增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页。

⑩徐时仪 :《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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