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9-27,星期五 | 阅读:311

撰文:姜鸣

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严复自英国留学回国后,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 1890年出任学堂总办。笔者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2002年修订版)中提出,严复从1880年到1887年底所担任的,其实是天津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限于篇幅,书中未展开论述。对此,孙应祥、皮后锋分别提出质疑, 马自毅对此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且又引发了与史春林的讨论。台湾学者黄克武也注意到笔者的观点,并发表见解。讨论如此热烈,为我所未料及。然而,时隔六年,观点仍未统一。笔者认为,目前争论的分歧,均是史料不足引起的,仅凭有限史料做猜测、做推论、做过度发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有学者以为,天津水师学堂的档案资料早已毁于战火,使得严复在天津时期的一些关键性细节无法深入了解。其实,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北洋纪事》(抄本),是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的公文汇编,其第十册《水师学堂》,收录了李鸿章的奏折批札、水师学堂给李鸿章的报告(禀、详)、水师学堂起草的规章制度。通过这批公文,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履历档案等史料,可以基本厘清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履历变迁,订正传统说法的错误,并加深后人对该学堂乃至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发展沿革、教学和管理制度的了解,故撰写此文,与各位同好分享笔者的心得和依据。

天津严复与北洋水师学堂纪念馆

1 天津水师学堂的教职设置

天津水师学堂内设三个教学部门,即驾驶学堂、管轮学堂和练船。驾驶学堂培养指挥军官,管轮学堂培养轮机军官,分别相当于今天的指挥专业、轮机专业。练船是上述二学堂学生完成理论课程后的海上实习场所。天津水师学堂这三个教学部门是随着学校发展逐步设立的。

1879冬,李鸿章为发展北洋海军,仿效福建船政学堂,开始筹办天津水师学堂。次年8月6日,他正式行文,命天津道、津海关道和天津机器局道员许其光等人着手会议,规划准备。19日,李鸿章奏请任命前船政大臣吴赞诚筹办水师学堂和练船,获得允准。吴赞诚在天津机器东局一带勘定地基,遴派局员,绘图估料,兴工建造,并草拟规章制度。不久,李鸿章将从英国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回国的严复,从福州调来天津,参与学堂筹备。1881年5月,李鸿章因吴赞诚回籍养病,难期痊愈,另行任命福建船政局提调吴仲翔总办水师学堂和练船事宜。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谈之水师学堂,均指驾驶学堂。

关于天津水师学堂,以往我们仅看到《万国公报》所载《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大致知道其学制五年,第一批招收六十名学生,依据成绩,分班教学。①对于学堂内部的教学安排、教员配置等方面情况则所知不详。

《北洋纪事》中,存有该校1881年订立的《续定天津水师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下文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学生入堂试习三个月,分别去留后,即行第其资质进境,分作一、二、三班。第一班归洋文正教习课督,第二、三班归副教习二员分课。第一班遇礼拜一、礼拜四日,第二班遇礼拜二、礼拜五日,第三班遇礼拜三、礼拜六日,各以下午二点钟起至五点钟止,归汉文教习讲授经史。遇礼拜日,则三班学生全日统归汉文教习课督,上半日讲授,下半日命题作文……

学生入堂第一年,所习西学以语言文字为大宗,兼习浅近算学。第二、三年则以算学为要领,如几何、代数、平三角之类,均应指授,而中西海道、星辰部位等项,又在兼习之列。第四、五年,所造渐深,当授以弧三角、重学、微积、驾驶、御风、测量、躔晷诸法。若果诸生进境精锐,则帆缆、枪炮、水雷、轮机理要与格致、化学、台垒学中有关水师者,均可在堂先与训习,以资后来出洋肄业根柢。以上略举次第,应责成洋文正教习循序指授,以期日起有功。……

学生入堂半年后,春夏冬三季按季小考,由总办先期禀请派员会同考校, 并请派熟谙水师西学委员会同洋文正教习校阅试卷,统核分数,酌拟甲乙,由监考官会同总办呈送中堂鉴定,列榜晓示。其秋季西学汉文分期大考,由总办呈请中堂定期亲临阅试,以重作养而示鼓励。……

学生初入学堂,隔日傍晚由二三班洋文教习带赴学堂外,仿外国水师操法,排列整齐,训演步伐,并令练习手足,藉壮筋力。三年后每日早晚仍由二三班教习训练枪炮。至第五年随同外国练船教习,早晚上学堂前样船学操帆缆诸事。五年期满后,洋文正教习会同各教习,将历年所授各学开列详单,并各生所造浅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送由总办呈请中堂择期亲临,带同熟悉西学委员并外国水师官及所延外国练船教习详加考校。

由此可知,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堂)教职设置极为精简,洋文正教习实际上是第一班英语暨各项西学基础课的授课老师,并有“督课”的责任。这种做法,出乎今人对近代西式学校按课程设置任课教师模式的意料,有点像传统私塾单一老师制的授读,然而这却是早期军事学校的通行做法。我们可以举出旁证:1883年,福建船政学堂聘请管轮洋教习师丢瓦任教,师丢瓦到职三月,提出辞呈,其理由之一,就是“该教习在外国食俸甚优,功课甚简,日前总理衙门咨由海部延聘之时,但云延教管轮。外国学堂章程,教管轮者,只教管轮,不教算学。教算学者,又另有教习专司其事,今(船政)后学堂学生,自语言文字算学一切,均归一人教课,繁劳异常,不能独任”。 显然,天津水师学堂在教师课程安排上,与船政学堂的做法是类似的,甚至是效仿的。一些学者没搞明白这点,将洋文正教习理解为英语教员,产生了望文生义的误解。 

1881年12月3日,吴仲翔向李鸿章建议增设管轮学堂,培养海军轮机军官。 次年4月,天津机器局总办潘骏德等人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本月21日接奉宪札,天津水雷学堂开办已经两年,效果不很明显,建议认真遴选,将其中资质学业略可造就者,提归水师学堂,照章分班肄习。接札后他们做了选拔学生的准备,还确定将水雷学堂校舍改为管轮学堂。 李鸿章将报告批转给吴仲翔。5月10日,吴仲翔向李报告,他已“督同洋文正教习认真考选”水雷学生。吴仲翔指出,“开堂伊迩,则执事各员不得不先期选派,以期委任得人。除汉文教习、文案、医生可勿庸设外,其洋文教习,原议以中国现乏管轮好手,先就水师人才选充,俾课语言文字及算学之属,俟一二年后再延洋师,则洋文教习正副二员此时所宜预派也。” 他建议任命参将衔补用都司萨镇冰,或都司衔补用守备林颖启担任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李鸿章确认的人选为萨镇冰。  

根据后来制定的《管轮学堂章程》所称,“水师(驾驶学堂)学生系分三班,第一班归洋文正教习课督,第二、三班归副教习二员分课。今管轮学堂所设洋文教习正副各只一员,学生入堂试习三个月,分别去留后,第其资质,分作两班,第一班归正教习课督,第二班归副教习课督”。“正教习设立各班日课簿,月底积计各生诸学分数多寡,列单送由总办呈报”  ,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同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是平行的教职,即两个专业第一班的“班主任”,各自向学堂总办负责。

再以后,天津水师学堂筹备练船事宜,指派“威远”为练船,制定《北洋水师练船章程》,通过严复向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联系招聘练船洋教习。《北洋水师练船章程》规定:

练船设洋教习四员,曰练船正教习,领袖全船,凡为兵船船主一切应知应能之事,号召部署攻战守御之方,驾驶积算御风应变之术,皆其所应课。曰枪炮教习,凡枪炮、水雷、鱼雷并随时新出军械理法原委及施放沈伏攻守避御诸事,皆其所应课。曰帆缆教习,凡御风操纵,临敌准备,升降攀跻,修治诸法,皆其所应课。曰测算教习,凡算法格致,天文风雨,测绘诸学及各国水战胜负之由,皆其所应课。……
练船应设公正廉明通晓水师之委员一人,以为约束稽察在船员弁、学生、舵水人等,收发经理全船薪饷、应用物件,勾稽银钱款目。该委员系与练船正教习敌体,不相节制。现奉宪行以“威远”为练船,应否即以该船管驾充当委员之处,应候钧裁。……

练船正教习有调度全船之权,委员亦有管理全船之责。上而帆缆枪炮,下而轮机锅炉,咸属船中要件。正教习及委员均应随时详加稽察,督同执役人等,逐一如法部署,期臻妥善。……

练船系归水师统领及学堂总办节制。练船出洋巡历随在情形及洋教习所课何事,学生人等操作勤惰何若,委员均应随时详晰禀报水师统领及水师学堂总办,以便转禀中堂察核。

练船在津沽,归学堂总办照料;出海操巡,归水师统领调遣。 

威远号练习舰

《练船章程》同样证明,其所配置的四名洋教习,在校直接受学堂总办节制,出海受北洋水师统领调遣。在管理上,看不出设有“总教习”这样一个层级。

台湾学者包遵彭在1969年出版的《清季海军教育史》和1970年出版的《中国海军史》中,刊布他所保存的民国海军部旧档“军学类编译第361号卷”,李照恒等人辑:《天津水师学堂事略稿》,说该校驾驶学堂“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正教习一员、副教习无定数、文案一员、操教习一员、司事一员、汉文教习一员、医官一员、书识二名、洋号手一名、洋鼓手一名”。管轮学堂“设总办一员(驾驶学堂总办兼理)、监督一员、正教习一员、副教习无定数、司事一员、其余均由驾驶学堂兼理”。在人员设置上与《北洋纪事》所存各项公文的记录基本一致。 

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天津水师学堂的组织架构,也不难得出明确结论:第一,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后,并未设置跨越驾驶、管轮学堂之上,被人想象为教务长的“总教习”职务;第二,驾驶、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其实就是“班主任”,除教授英文外,还讲授各项西学基础课程。

2 严复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后所担任的职务,是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这在《北洋纪事》所录公文中,存有大量记录。

1882年4月,天津机器局总办潘骏德等人报告李鸿章,天津水雷学堂办学效果不很明显,“实是教习未得其人”。“水师学堂正教习严宗光精习西学,于测算格致具有根柢,应令该员就近赴水雷学堂,会同原管各道逐加考校,认真遴选,将其中资质学业略可造就者,提归水师学堂,照章分班肄习”。他们“拟请行知水师学堂吴道、正教习严宗光择日提选”, 吴仲翔也报告说,接到批札后,“职道即督同洋文正教习认真考选,拟拔其尤者令充水师学生,次者令备管轮之选,又其次者商酌位置,或遣归水雷营。”  

1884年11月9日,吴仲翔、罗丰禄报告李鸿章:

驾驶一班学生堂课既毕,堪上练船,应及时大考……,所有试卷,卑职丰禄会同洋文正教习严都司宗光详加校阅……。卑职丰禄将此次所考驾驶一班学生试卷核定分数,酌拟甲乙及奖赏银数,并据洋文正教习严宗光照定章程,将各生所造浅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呈送前来。 

在报告中,吴仲翔、罗丰禄对严复的教学工作和伍光鉴等三十名学生的学习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同年12月21日上奏“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马自毅发现,这个文件被收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时,改称“水师学堂请奖折”,但所附拟保人员的详细名单没有收入。她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档中,找到了为严复请奖的原文:

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由闽厂出洋肄业,学成回国,派充该学堂洋文正教习,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 

我在军机处录副档所存请奖名单中,还查到以下教职员:洋文教习曹廉正、王凤喈、陈燕年,洋枪教习卞长胜,汉文教习董元度、郑筹、顾敦彝、陈壎、林学瑨、陈锡瓒,文牍甘联洁,司事顾衍贵,官医柳安庆等。 每人的教职都记录得非常清晰。

录副档所李鸿章奏折的末尾,还有一道上谕:“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84年12月24日)军机大臣奉旨:严宗光等均著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 这道上谕,连同前引李鸿章请奖折,被《清实录》编者概括整理,记录为“以北洋水师学堂办有成效,予教习都司严宗光、游击卞长胜,学生伍光鉴、王学廉等奖叙有差”。 《清实录》中提到“教习都司”是种简略的说法,其他各位教习也未一一列出,但没有“总教习”,则是毋庸置疑的。

此后,严复继续在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北洋纪事》中最后一个称呼严复担任此职的文件,是题为“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87年12月13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会同沈保靖、罗丰禄详北洋大臣李”的报告:  驾驶一班学生堂课毕业,照章应行大考……,十五日蒙宪节莅堂考校,诸生面聆启发,感奋逾恒。所有试卷复经职道丰禄会同洋文正教习严游击宗光、副教习麦赖斯等详加校阅……。英国领事璧利南素轻中国水师学生,此次考后,经职道丰禄示以题纸,彼亦推为仅见。良由正教习严游击专讲水师算学二十余年,其奥窔曲折一一周知。 

从《北洋纪事》所收公文内容看,其对严复担任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的记录是连贯有序的,也是可靠的;与一档馆所存军机处档案,可以相互印证。这也正是笔者提出“直到1887年底,我们从文献上看到严复仍然只是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观点的依据。至于他究竟何时不再担任洋文正教习,以及是否担任过学堂“总教习”,在水师学堂文件及李鸿章的奏折公文中,迄今尚未找到记载。

马自毅考证,关于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总教习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池仲祐1917年在《海军大事记》中作的记载:“(光绪)六年庚辰,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以严复为总教习。”其后,严复儿子严璩撰《侯官严先生年谱》,又将这个说法细化,称作“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再以后,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以及其他研究者普遍采用了严璩的说法。

马自毅还说,“从目前已刊各种严复本人的论著看,没有任何自称‘光绪六年担任(或者“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文字’”。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查严复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召见时所呈履历,就出现过光绪“六年十月调派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 这样一个奇特的职务称谓。

1889年12月1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日记中称:“接严又陵……信,严又陵现充天津水师学堂事宜总教习,保举知府。” 这是同时代人唯一的记录,目前尚属孤证。我们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无论前述“洋文总教习”的履历,还是《郭嵩焘日记》里的记录,其实都来源于严复自谓,尚未找到其他官方文件佐证。而官方文件证明,他自称光绪六年十月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显然是不准确的。倘若相信严复告诉郭嵩焘的说法,也只能说明,严复迟至1889年方才出任这一职务,倘若我们持谨慎的态度,则不妨继续寻找证据。由于水师学堂是个新设单位,教习更非经制官员,究竟叫什么,在当时并不十分重要,即使说错了,也关系不大;但今天却成了学术界的疑惑。究竟为何出现“总教习”提法,我们依然只能存疑。至于有的学者说“总教习”就是“洋文正教习”,相信读完本文的考证,学术界同仁自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还需指出,在早期新式学校中,同文馆设有总教习,由西人丁韪良担任,职责类似“教务长”。 福建船政学堂起先没有“总教习”,1887年(光绪十三年)起开始有这个提法,从其性质看,有点象“班主任”。 档案史料中最早出现“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提法,是李鸿章1887报销北洋海防经费(光绪七年正月至光绪八年十二月两个财年)的奏折,其中提到“水师学堂总教习洋员高文薪水、川资银一万八百三十八两七钱九分”。 这个高文后来未见记载,其承担的“总教习”究竟分管何项工作,也不清楚。而这些形形色色的“总教习”,惟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都是洋人。

3 严复何时出任水师学堂会办?

在天津水师学堂,严复本来走武职发展路线。1884年底,他因李鸿章保举,获得补用游击,并赏加副将衔。但当时官场发展,重科举正途出身,严复本人尤其在乎,遂于1885年捐了监生,并于当年参加乡试,不第。此后,他于1887、1888年又两入秋闱,均失败而归。1888年10月(光绪十四年九月),他报捐同知、双月选用。1889年初(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因在水师学堂出力,经海军衙门保奏,请免选本班,以知府不论双单月选用,奉懿旨依议。 从此严复获得候选知府的文官头衔,不再使用“都司”、“游击”等武职官阶。

天津水师学堂的管理职位为总办和会办提调。前文提到,前两任的总办是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吴赞诚,和曾任福建船政提调的吴仲翔。在吴仲翔任职后期,李鸿章将福建船政提调吕耀斗调来充任会办。1886年,吴仲翔离任,吕耀斗继任总办。台湾学者王家俭教授注意到,水师学堂“会办一职并不常置”, 吕耀斗任总办后,会办一职就出现了好几年的空缺。

严璩《严谱》载,严复1889年担任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孙应祥认为严复是在光绪十五年十月(1889年11月)以后被任命为会办的。 马自毅则说,严复在光绪十五年秋天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她认为,“至少在光绪十八年前后,严复仍未被授以实官”。 

严复

马、孙的看法,其实依据均来自前引郭嵩焘所记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收严复信,得知他“现充天津水师学堂事宜总教习,保举知府”。只是马自毅不采信《严谱》所称严复本年就任会办之说,她表示“未见任何相关史料,不知何据”,她推断严复是在此年秋天郭嵩焘收信前的某个日子出任总教习。孙应祥对严复这一时期任职的记载,主要依靠《严谱》。为了协调同年之内严璩记载与郭嵩焘记载的矛盾,他将严复出任会办的时间,放到郭氏收信之后。

马自毅此处仍然有误。严复本年出任学堂会办也有史料记载。按照严复1898年奉旨召见时所呈履历,他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奉委会办天津水师学堂事宜” ,这与《严谱》在年份上恰好一致,但与孙应祥的考证在月份上有差异。按说会办是水师学堂第二号人物,严复履历对此记载应当是严谨的。而且严复获得保举知府,是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之事,则郭嵩焘的记载显得有些奇怪,二者之间何以出现不一致,尚待进一步考证。

但严复二月出任会办似乎又早了一点。从本年6月6日(五月初八日)水师学堂总办吕耀斗与罗丰禄就管轮学堂学生毕业给李鸿章的报告标题看,严复没有同吕耀斗并列列名,似乎还不象是会办:

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八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会同罗丰禄详北洋大臣:

管轮第二届毕业生照章举行大考……职道丰禄遵于三月二十三日起,邀同丹国海军兵官温德排日赴堂,会同职道耀斗将管轮毕业学生郑听如等一十三名,试以算学、代数……计二十二项,经温德会同洋教习希耳顺,将诸生所考各学试卷细加评阅……。 

同年11月11日,严复母亲去世,他回福建奔丧。1890年5月30日,严复乘“海晏”轮返回天津。接着,严复与总办吕耀斗的名字在学堂公文的标题上出现了并列:

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严复会同罗丰禄详北洋大臣:

驾驶第三届学生堂课毕业,照章应行大考。经职道耀斗、卑府复详请宪台定期亲临阅试……奉宪台批:“本大臣定于五月初一日亲临阅试,并饬水师营务处罗道于前七日邀同外国水师兵官分日会同认真考校……”。

职道丰禄遵于四月二十二日起赴堂,会同职道耀斗、卑府复调集驾驶一班学生刘秉镛等十九名,分日试以天文积算…… 

此后,吕、严的名字在水师学堂公文标题上均为并列,比如:

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严复会同罗丰禄详北洋大臣李: 

职道耀斗、复等具详,管轮第三届毕业生照章举行大考……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水师学堂吕耀斗、严复会同罗丰禄详北洋大臣李:

驾驶第四届学生堂课毕业,照章应行大考。经职道耀斗、复详请宪台派员考试…… 

从前官员丁忧,可执掌书院教席。官办新式学堂教员,也无需守制三年。但学堂负责人的任命亦不会在他回家料理丧事期间发表。笔者推测,似应在其请假离津前已经下达更为合理,即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11月前,严复已获会办的任命。这与《严谱》及严复履历在年份上是一致的,与他返回天津后给四弟严传安的家信中说的“学堂公事山积,吕道皆推俟兄到津时措办。体怠事繁,然无可推诿也” 的说法也可互证。

1891年10月8日,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徵、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 从此,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4 严复何时出任水师学堂总办?

严璩《严谱》称,严复于1890年由“直督李公派为总办水师学堂” ,现在这已成为各种严复传记的通行说法,但同样值得质疑。

首先,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吕耀斗直到1893年夏季一直在任。李鸿章1893年8月25日与庆郡王奕劻通信讨论昆明湖水操学堂学生来天津考试事宜时,提到“当即遴委熟谙西学之罗道会同水师学堂吕道、严道认真考校”。 显然,严复此时不可能担任学堂总办。

其次,1890年严复的官衔是候补知府,还没有升到候选道,做总办资格不够。曾经读过江南水师学堂的周作人说:“无论军事或非军事的学堂,向来做总办的人总是候补道。” 这话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可查,却是当时的实情。

第三,在严复履历中,记载他于光绪“十九年十一月(1893年11月至1894年1月)委办天津水师学堂。” 这是关于他担任水师学堂总办的最重要记载。

严复虽从小受西学教育,却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是以他有“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行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 的怨辞。水师学堂缓慢的升迁之路,使他颇有怨言。在他前面,总办吕耀斗挡住他晋升的道路。

吕耀斗,字庭芷,号定子,江苏阳湖人。1828年(道光八年)生,1846年18岁中举人,1850年22岁中道光庚戌科进士,与徐桐、王凯泰、袁保恒、俞樾、吴可读为同年,此时距严复出生,尚前四年,可见科名极早。1886年,吕耀斗进京交内阁验看后,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旋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吕耀斗虽无新式海军背景,但资历老,与吴仲翔一样,做过福建船政提调, 熟谙官场世故的李鸿章不会将其随意摆放。可他在水师学堂仕途蹭蹬,一干竟是七年。时人说他“剑佩奋发,胸有甲兵,然亦用而不尽用,坦然处之。而慷慨之气,终欲为康乂民物,偿其夙志,出入军中,逡巡有年”。 天津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曾说,吕耀斗是位翰林,“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在他管理下,当地人和外国人十分和谐融洽,没有摩擦。”外国人撰写的评论认为:水师学堂的“成功来自于诚恳的工作,不搞阴谋诡计。而这个国家很多有用的机构,正是被各种阴谋伎俩,搞得一塌糊涂。”  

水师学堂总办或会办,都是差使而非实缺。欲使“用而不尽用”的吕耀斗让位严复,要么放实缺,要么平调差使。从操作上讲,两者都要等待机遇。即便平调差使,对于吕耀斗这种老资格的官员来说,也要谨慎考虑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场内部复杂的人脉关系,其中道理,古今皆然。可惜今日学者对于这种细微之处很少悉心体察,常为严复晋升缓慢而着急,认为他专学海军,满脑子西学和爱国思想,不会奔走夤缘,与北洋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不被重用。其实,严复既然放弃武职,改为文职序列,又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晋升困难当在意料之中。吕耀斗和其他候补道要在狭窄的仕途上漫长地等待,严复也只能跟着等待,这是官场的规则和程序。

1894年12月2日(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李鸿章奏称:

天津道方恭钊由湖北荆宜施道调补今职,前后接算,历俸已满六年。经部调取引见,自应委员接署,以便交卸,给咨赴部。所有天津道篆务,查有二品顶戴军机处存记候补道吕耀斗,品学纯粹,资劳甚深,堪委署理,仍兼办绥巩支应局事务。除檄饬遵照外,理合附片具奏。 

此时,吕耀斗的身份是候补道,兼办绥巩支应局事务,已为严复腾出水师学堂总办的位置,转管绥巩军事务了。这与严复履历中所称在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委办天津水师学堂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严复担任水师学堂总办,是获委重要职务,与洋文正教习不可同日而语,其任职时间与撰写履历的1898年也很接近,故我确认这条记录是可信的。时年严复40岁。

5 如何评价严复在水师学堂的工作

严复是第一批派赴英国的海军留学生,回国后在天津水师学堂工作,前后凡二十年,对该校的建设和学生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史料的缺乏,后人对严复在这个时期的工作状况所知甚少。学术界对严复这个阶段的研究,带有很大的推论和想象成分。

严璩曾说:天津水师学堂“以吴观察仲翔为总办。是时,府君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 我们通过前面的考证知道,严复其实并不是“总教习”,也对天津水师学堂由单一教习讲授全部西学基础课程的做法有了了解,就不难从另一个角度来领会“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的真实含义。但把这话被解释成“事实上他却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 则是言过其实。

严复一直被认为基础课程学得很好,可以作为教员培养使用。他的教学情况究竟如何呢?我在拙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曾举留美幼童梁诚对他上数学课的批评,来质疑他的教学水准。梁诚1881年被从美国撤回国内,次年在天津水师学堂就读。这位麻省名校菲列普中学(Phillips Academy,Andover, Mass)的学生说:“我们的总教习(笔者按:译文如此),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他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 。梁诚是当时极少数既受过正规外国中学教育,又听过严复本人上课的学生,有很好的比较能力。他的记录,是值得参考的。

1884年秋天,天津水师学堂第一班学生毕业。吴仲翔、罗丰禄、严复于10月30日至11月4日对学生进行全面考试。其中4日还邀请英国助理领事霍伍德(W.Howard)和俄国炮舰舰长史塔克(Storck)一同检查。7日,李鸿章本人也到校面试。吴仲翔、罗丰禄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 

卑职丰禄查英国水师章程,学生届上练船,考试题目除他国语言文字外,计仅算法、代数、几何三项,所考分数以得三分之一者为中选。上船之后方习三角、驾驶、天文、重学诸书。今天津水师学堂一班学生三十名,本届大考题目,除英国语言文字外,于算学、代数、几何、平弧三角、驾驶积算、推步阐理、重学、地舆均已受课,而所得分数过半者多。上船后,只须专习枪炮、帆缆,便堪器使。如令出洋续习,益求精密,则根柢既深,端绪易引。……从前闽厂洋教习初入中国,惮其繁难,在堂未课。严教习知其用广法良,不厌讲解,阅诸试卷,于重测一法,推步多能如式。夫天文算学不难于布筹而难于立表,不难于墨守成规而难于推阐理数。从前洋教习期诸生之速化,用前人之成书,但课检寻,未探奥窔,递乘级数多付阙如。严教习踵格林之规模,授立表之算法,虽朱仁杰之《四元玉鉴》,李治之《测圜海镜》,算家所惮为艰深者,无难迎刃而解。故其阐理一项,多为卑职丰禄从前所未习,出其题纸以示俄国水师兵官,诧其精审,疑为英国算家所出……。今各省西学学堂,教习多属洋员,而天津水师学堂专用华员,自非选材严密,课导认真,学生造诣断难若此。卑职丰禄身为学生,于西学甘苦尚知一二,叠承宪恩,委考学堂,不敢阿好溢誉,亦不敢避嫌缄然,仅就识知所及,据实直陈。职道仲翔查自开堂以来,时阅三载有奇。学生叠经淘汰,驾驶一班仅得此数。仰荷宪台逾格甄培,在堂教习各员咸能勤于约束课导,诸生亦知奋勉用功。兹际毕业,察诸生所造,虽材质不无高下,未能一律精深,然以配上练船,酌派出洋,尚均具有根柢。经会同卑职丰禄,将此次所考驾驶一班学生试卷核定分数,酌拟甲乙及奖赏银数,并据洋文正教习严宗光照定章将各生所造深浅,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语,呈送前来,谨分别开列册折,并各项题目试卷,统呈钧定,俯赐添榜,并试卷札发,实为公便。 

以上考核业绩,便是前述李鸿章所上“水师学堂请奖折”之由来,亦是严复获得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的晋升依据。李鸿章说:“今年春秋两季,经臣饬派委员罗丰禄邀同英俄两国水师兵官到堂会考,该兵官等佥谓,欧洲水师学堂所留以俟上练船后指授之学,此堂均已先时预课。罗丰禄亦谓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洋教习所未及课”。 人们据此相信学堂办学成绩斐然。

问题在于教学质量究竟如何?

英国外交部档案中,保存有英国驻天津助理领事霍伍德参加本次考试后撰写的观察报告。霍伍德写道:

这场考试给我的印象是,老师颇具耐心,学生无疑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校方告诉我,(学堂章程)第三条规定本校为五年学制,参加考试的学生已经学了三年半。他们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足以用原版教材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学、地理、几何、三角、静力学和动力学、航海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他们用英文工整写就的答卷堆积如山,但整套体制的实际成效甚小。一个已经通过理论考试并将登上练船的学生连下列简单问题都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航海主要使用什么仪器?什么是船的风压差?这让旁观者不由想到,三年间的教育花费被浪费掉了。数百年来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头脑,不适合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霍伍德还说:

最好的前三十名海军学生被逐一叫来,由严先生和罗丰禄先生面试。顺便指出,这二位似乎对航海的理论和实际知识驾轻就熟,无所不知。前十二名学生的回答很有才智,但随后学生的答题水平开始下降,有些学生居然不知道球的截面会形成一个圆。同样令人奇怪的是,竟有那么多学生坚持认为经纬仪是航海中使用的主要仪器之一。

霍伍德认为,午饭后在操场上的队列操练显然好于上午的考试。不过他说,这种行进中手臂在身前摇摆的操练,毕竟是非军事的把戏。 

霍伍德对严复的评价是正面的,但他批评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依据经验,区区三年半时间,要把毫无西学根底的学生,通过对英语、数学、物理课程的速成教育,达到初、高中水平,显然极为困难。同样,对严复本人来说,从做学生到做教师,也有适应和提高的过程。诚如王家俭先生指出,“以我国当时的教育体制及科学技术,当其创建初期,诸多均难达到理想,自为意中之事”, 但教学成果是否有浮夸报功的成分,后人在研究时也须细辩。

1886年11月,李鸿章前往天津水师学堂,视察季度考试。根据《中国时报》报导,他考察了学生的中英文各科目的教学。严复执教的驾驶学堂获得很高评价。数学考试采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对海军上尉的试卷,参试者除一两人外,均获通过。40%的学生表现优秀。 

1887年秋天,驾驶学堂第二届学生即将毕业,《中国时报》跟踪报导了季考情况。考试科目包括代数、三角、航海术和理论航海天文学等。题目仍由严复选自皇家海军学院,有的问题要花费3-6小时才能答完,难度相当高。但考试结果,多数人成绩达到标准之上。各课平均分,分别为55、53、50、51分,去除一二个因病假而表现不佳者,则分数为60、56、53、54。在二十名学生中,有八人的分数在80分以上。此外,立体几何及几何学锥线法,平均成绩为46分,其中四人成绩超过75分。静力学平均成绩为34分。航海天文实践课,学生反映难度较大,平均成绩为48.4分,有两份卷子达到皇家海军学院的荣誉标准,一人满分,另有三人在80分以上。测绘学平均成绩均在60分以上。 

从11月21日起,吕耀斗、罗丰禄及前福建布政使沈保靖,开始对学生进行毕业大考。25日,英国海军军官马图林、法国海军军官马罗勒,大副贲璧尼勒、随员达祃都也应邀参加考试。考试科目包括英语、算术、地理、代数、平弧三角、物理、化学、力学、驾驶等十五项。29日,李鸿章亲临水师学堂阅视。洋文正教习严复、副教习麦赖斯(William Mcleich)也参加了考试。吕耀斗等人事后撰写的报告称:

职道丰禄查英国海部章程内载,凡副勒夫脱难(按即lieutenant,海军上尉)在格林书院(即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学成,大考题目除他国语言     文字外,计代数、几何、三角算法、重学、格致、驾驶、天文测量仪器等若干项,分数得六分之一者为中选。今驾驶一班学生入堂前后仅四年有余,已将英国海军副勒夫脱难应知之学一律毕业,且多习割锥、化学、流质重学、动重学、鱼雷五项。本届考试,除英国语言文字、算学、化学、格致四项及割锥等五项由职道丰禄会同正教习严游击等命题外,其余系试以英国格林书院题纸。统计全班中得分过四分之三者六人,四分之二者十人,其余亦皆在三分之一之上。英国水师兵官马图林等共叹学生造诣之精纯,称为意料所不及。英国领事璧利南素轻中国水师学生,此次考后,经职道丰禄示以题纸,彼亦推为仅见,良由正教习严游击专讲水师算学二十余年,其奥窔曲折一一周知,学生中时有不能领悟,一经口授指画,无不融会贯通。副教习麦赖斯长于推算,诸生每日受课后,复经发难相稽,令其布算,以期心灵手敏,诸生获益更多。故本届考试代数、三角、驾驶等,设题多至十数问,限两三点钟交卷,从无草率不完之弊。从此派上练船,只须历练风涛,专习枪炮帆缆,印证所学,便成水师全材。英国水师兵官马图林等所称似无过誉。职道耀斗查自光绪十年上届一班学生毕业,经将二三班学生冯琦等升并一班,交正教习严游击授课,不惮繁难,苦心启牖,时阅三载,日起有功。上年复添洋教习麦赖斯入堂,功课认真,和衷商榷,诸生等咸能仰体宪台作养德意,无不恪循绳范,奋勉图成。兹际毕业之期,详加考校,虽造诣不无优绌,未能一律精深,然以配上练船,酌派出洋,尚均具有根柢。 

从以上吕耀斗的报告,参考《中国时报》的报道,可知学校教学在严复的努力下,确实在不断进步。

天津水师学堂炮法操练

1888年春,管轮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上练船实习。李鸿章派罗丰禄并邀请法国海军工程师福利士(G.Filche)到校考核。查阅吕、罗事后递交给李鸿章的报告,以及福利士给李鸿章的单独报告,均未提及严复的教学或教学管理,提到的教员为正洋教习霍克尔(H.W.Waller)和副教习希耳顺(G.H.Hearson)。 霍克尔、希耳顺均为严复1883年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总教习蓝博德(Captain Lambert)联系后,由该校推荐派送来华任教的。 同样,1889年春,第二届管轮学堂学生毕业,吕、罗递交给李鸿章的报告,1892年第三届管轮学堂学生毕业,吕、严、罗递交给李鸿章的报告,也都没有提及严复。而1890年第三届驾驶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报告,则指出严复和洋教习麦赖斯“互相课授,指示奥窔,不敢惮烦”。 1892年秋,第四届驾驶学堂学生毕业,严复已是学堂会办,他和吕耀斗、罗丰禄联名提交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不再细谈教学功绩了。

6 谨慎评论李严关系

严复是李鸿章亲自点名从福建调来天津的。1880年3月28日,李鸿章在给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信中表示:“此间逐渐购置新船,管驾头目暂取资于闽厂,既虑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尤恐人地不习。故拟仿设水师练船学堂为造就之基。创办伊始,师徒均少。丹崖星使迭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夏间学生出洋后,允饬赴津,感盼之至!” 8月下旬,严复到达天津,拜谒李鸿章,从此开始他的北洋生涯。李鸿章对严复的到来十分重视,他写信告诉吴赞诚:“顷该生来署禀谒,嘱于明日趋谒台端。见在学堂甫经动工,应否留局暂住,讨论一切?” 此后李严关系并不热络,原因不详。1890年,严复在家信中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常被传记作者演绎为严复走了李鸿章的门路,由此当年获任学堂总办。 本文的考证说明,严复该年其实并未获任总办,那些后人编造的官场故事也就不能成立,甚至,《严复集》中所载的这封没头没脑的抄件,“此老”究竟是谁,本来没有解释,将其附会为李鸿章,既不严肃,也不可靠。

严复有做官从政的抱负,在北洋却没能实现,在存世的一些文字中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孤独。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有关严复人际关系的资料很少,尤其是李鸿章对严复的评论,1880年后就不再看到。陈宝琛在严复的墓志铭中说:

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败,文忠为德璀琳辈所绐,皇遽定约,諅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这段话,以往被研究者普遍引用,据此认定严复思想过于激烈,使得李鸿章与他疏远,把李严关系简单图解为爱国观念之争。在笔者看来,陈宝琛的记录可质疑之处有三:一是严复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论从当时语境来研判,并不过分。二是德璀琳事件即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消息泄露,与严并无关系,严复恰是在1884年底,获得第一次保举。三是把这次怀疑造成两人的疏远延申至后来严复出任总办,竟不获参与机要,更是言过其实。说到底,天津水师学堂这样一个学校,又有多少机要呢?我们大可不必在严复担任教习的时候,非说他实际上担任总办的责任,而做到总办之后,又说他不预机要。

当然,也可以把“不预机要”放到更大的概念中去理解,即严复在北洋只是从事教育,没有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天津水师学堂规模并不宏大,前后共培养了6届125名驾驶专业学生,其中严复亲自授课的1-3届,计88人。此外还有6届85名管轮专业学生。严复在校二十余年,先在吴赞诚、吴仲翔、吕耀斗领导下做教学工作,后来全面主持校务。李鸿章对严复的使用上并不存在歧视。比如劝他戒鸦片烟,比如允许他参加科举考试。在官职上能够关照的,也都关照到了。以当年一同派往欧洲留学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来进行比较,马建忠早先随传教士学习外语,出国前已入李鸿章幕府。他以郎中资格,作为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随员,与海军留学生一起出国,在法国留学国际法。回国后仍留北洋办理洋务,后来担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官衔是道员。陈季同是福建船政前学堂第一届学生,海军留学生出国时,他是李凤苞的文案。在法国,他也专攻国际法。后来随李凤苞转入驻德、驻法使馆,升为参赞。陈的官衔级别走武职,一路升至副将、总兵、提督,但换成文职,同样不超过道员。更有可比性的是罗丰禄,罗与严复均是船政后学堂同学。1878年在英留学时,即捐主事,还有“船政大臣吴赞诚派带出洋肄业学生前赴英法德各国襄办肄业局事宜”的名分,做过李凤苞的翻译。1881年,罗丰禄被李鸿章调赴天津,派办北洋水师营务处,兼办洋务,并担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同年因出洋学生学成回华案内,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并加四品衔。1885年因出洋肄业暨天津招募学生学业有成及中西教习出力人员请奖案内,奏保以知府分省补用,又以历年防务出力案内奏保以道员分省补用。1893年经李鸿章奏保以关道记名简放。 罗丰禄出国前、毕业后的职务始终在严复之上,1885年获候补道员时,严复为游击,赏加副将衔。同年严复捐监生,改走文职路线,虽四次乡试未售,依然在六年里追成候补道,全部功绩是在水师学堂教书而已。严复没能如罗丰禄那样,“凡以调外交、策战守,……无所不咨”, 跨入北洋决策的核心圈子,他私下对罗丰禄略有不悦,声称“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 但就海军教育的本职而言,后人并不能举出他受到李鸿章排挤的具体事例。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阶段,是他思想和学术日臻成熟的时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职情况之后,进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状态和在北洋官场的处境,对于正确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发展轨迹具有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发掘新鲜史料,开拓观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当时生存的环境中去考察,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不能仅凭鳞光片羽,就串缀概念,过度发挥。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洋文正教习、会办、总办三个职务,不能算是什么大题目,近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还是严复自己布下的,使得史学界研究严复的学者都走了弯路。戊戌前后,严复因翻译西学名著享誉天下,以此推论他先前在水师学堂的表现,推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尤其需要谨慎。事实上,研究这一时期李严关系,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过硬的原始材料。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姜鸣: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09279.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标签: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