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9-14,星期六 | 阅读:290

撰文:斯蒂芬•穆勒-多姆 翻译:刘风

斯蒂芬•穆勒-多姆经过多年深入调研,亲自采访了哈贝马斯,以及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各种人物,最终为读者奉上了一部传记大作。《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是首部全面记录这位当代最富名望的知识分子生平的作品。以相关历史事件为背景,本书既记述和探讨了哲学反思与知识分子介入的相互作用,亦探索并展现了个人生活史与作品史之间的关系。本书清晰地勾勒出一位举世无双的思想家的画像:他不仅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哲学成就,而且每当他察觉社会发展滞后,不能为保证自由平等的生活条件提供可能性时,会立刻成为毫不妥协的批判者。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该书第九章。

1

历史学家之争

历史学家之争……在记忆政治的田野上打上了……政治精英们再也撼不动的桩子。

历史政策。

1985年5月,保守的共和党人、美国总统里根出访欧洲途中在德国停留(此次是他二度访德)。这次访问旨在纪念盟军“二战”胜利40 周年。根据行程,5月5日参观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之后有一项联邦总理科尔提议的国事安排, 即赴位于艾菲尔高原比特堡(Bitburg)附近,也葬有纳粹党卫军成员的“科莫斯山”军人墓地,共同吊唁“二战”阵亡军人。在出访准备阶段,这一安排就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一片哗然,导致在美国各界,尤其在犹太组织中出现了很多抗议声;但这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科尔新历史政策的一部分,与在凡尔登(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牵手”,在波恩建造“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在柏林建造战争与暴政牺牲者纪念馆的计划一样。联邦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5月8日在联邦议院会议大厅发表的备受瞩目的演讲,与保守主义的“精神与道德”的转折政策针锋相对。他在演讲中强调,1945年5月8日不是失败之日,而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他在演讲最后说:“在今天5月8日这个日子,让我们尽最大努力正视真相。”

里根和科尔在比特堡军人墓地

和许多人一样,被称为“战后德国历史性时刻”的演讲,也给哈贝马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比特堡的闹剧则让他愤怒至极。1985年5月17日,他在《时代周报》发表名为《清除过去》(Entsorgung der Vergangenheit)的文章。他说,在艾菲尔高原上的这一幕“握手表演”,是对摇摆不定的克服过去立场的彻底背离,是向全世界大秀新缔结的军事同盟。科尔不仅想通过这样的国家行为表明德国在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另外,他想要回归德国的民族身份传统。这一意图昭然若揭”。文章以关于赫尔曼·吕伯的阐述开始和收尾,显然并非偶然。关于比特堡事件的争论是与新保守主义阵营论战的延续, 它拉开了“历史学家之争”的序幕;这场异常激烈的交锋集中发生在1986年,但后期战火绵延不绝,余波不止,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哈贝马斯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向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斯图尔默(Michael Stürmer)、安德烈斯·希尔格卢伯(Andreas Hillgruber)和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立场直接开火,历史学家之争就此引爆。这场辩论大部分在纸媒上进行,以德国名义犯下的罪行是争论的核心,参与辩论的主体是(但不限于)各个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在辩论过程中迅速按左右翼图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阵营。

打头阵的是时任总理科尔的科学顾问斯图尔默。他于1986年4月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无历史国度的历史》(Geschichte in geschichtslosem Land) ,呼吁寻求一种对纳粹历史的全新的诠释模式:必须要以一种更强烈的民族意识来审视德国历史;唯有如此,即只有在一个具有意义建构作用的历史图景之上,才能产生民族身份认同。他最后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谁填充记忆的内容、创造概念并诠释过去,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他的观点与科尔领导的保守主义政府的“历史政策”不谋而合。对于科尔的博物馆计划,他亦积极支持。

几乎同时,希尔格卢伯在席德勒出版社(Siedler Verlag)出版了《两种毁灭:德意志帝国的毁灭和欧洲犹太民族的终结》(Zweierlei Untergang: Die Zerschlag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as Ende des europäischen Judentums)。这位史学家——半年后鲁道夫·奥格斯坦在《明镜》周刊上称他是“宪法纳粹”—— 在书中呼吁,历史学研究必须对德国位于欧洲地缘政治中心这个因素予以更多考量,必须看到由此造成的德国人的现实命运,必须认识到德军在东线战场上通过“抵死”反抗所做出的贡献。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诺尔特。1986年6月6日,他在约阿希姆·费斯特主编的《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上,发表题为《不愿过去的那段过去》(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的文章,文章副标题为《一篇写完但不能发表的演说》。作者在文中质疑纳粹对犹太人种族灭绝行动的唯一性。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纳粹主义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特殊回应;他声称,共产主义者的“阶级谋杀”是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先导。

诺尔特文章刊出当日,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罗马厅论坛举行的“今日的政治文化?”讨论会上发言,驳斥诺尔特的观点。法兰克福市文化事务负责人希尔玛·霍夫曼(Hilmar Hoffmann)原本邀请诺尔特参加论坛,但后被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Mommsen)代替,他自己要做题为《不愿过去的那段过去》(Die 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的报告。在罗马厅论坛次日的讨论发言中,哈贝马斯批驳了诺尔特及其论述。他指出,诺尔特企图通过对纳粹罪行的无罪化,为修正主义的历史书写做铺垫。“他指出,20年代初期早已有大量文献描述类似的纳粹行为,由此说明奥斯维辛的独一无二仅在于毒气室毒杀这种技术程序,这是企图把奥斯维辛解读为一次例外事件。在诺尔特笔下,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蔓延’纯粹是对布尔什维克灭绝威胁的回应,他用优美的、近乎海德格尔式的语言描述道:‘古拉格群岛难道不比奥斯维辛更原始(ursprünglich)吗?’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把反共产主义的老调重弹理解为同一论点的另一面。”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不只是简单地表达立场,更未仅局限于对触怒他的话题发表观点。1986年7月11日,《时代周报》刊发了他的文章《一种损害赔偿方式》(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 Die apologetischen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sschreibung)。该报副刊编辑卡尔-海因茨·扬森(Karl-Heinz Janßen)在报纸头版宣告了哈贝马斯的“战斗宣言”。在该文中,哈贝马斯使用了多条论证路径阐述自己的观点,批判在德国纳粹历史研究上新出现的修正主义和调和化倾向,坚持“批判地继承传统”这一立场;他说,不能在心理上为历史画上最后一笔。他认为希尔格卢伯把德军在东线战场上的抵抗斗争崇高化了,他批评斯图尔默是在做意识形态设计,谴责诺尔特麻木不仁的立场。当诺尔特宣称,纳粹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唯一性仅存在于毒气毒杀的技术程序时,他是在无耻地伪造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雅斯贝尔斯的立场,即德国人对纳粹罪行负有集体责任,由此产生了铭记那些死于德国屠刀之下的人们的义务。“这些死者有权索要一种生死同盟的微弱的记忆的力量,这是一种生者借助不断更新、常常令人绝望的纠缠不休的回忆的介质才能得到淬炼的力量。倘若我们无视本雅明的遗言,犹太公民,尤其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子孙后代,在我们国家将无法喘息。”德国人的道德认同与“承认对纳粹罪行承担共同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反对历史化的辩护;他坚持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德国的民族自我意识“只能汲取自我们历史传统中较好的东西——不是不加审视地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只有这样对待历史,才说明德国人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形成了后习俗水平的身份认同(postkonventionelle Identität)。这与一种后民族国家时代唯一可能的爱国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密切相连,即“依赖于一种根植于信念的普适性宪法原则”。他认为,这些普适性宪法原则是西德足以引以为傲的政治成就。

哈贝马斯的《一种损害赔偿方式》发表次日,米沙·布鲁姆里克(Micha Brumlik)在《日报》发表评论,批判希尔格卢伯的《两种毁灭》;不久,《法兰克福汇报》刊登文章攻击哈贝马斯,论战就此全面爆发。诺尔特和斯图尔默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简短的读者来信反击哈贝马斯。而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Klaus Hildebrand)写了一篇长文抨击哈贝马斯。他在文章中称,从一般意义而言,哈贝马斯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很成问题,其片面性和主观性“甚至具有极权主义色彩”。弗兰克·施尔马赫和约阿希姆·费斯特均试图证明,哈贝马斯对历史概念的处理单一且带有意识形态偏见。8月底,所有主要德语纸媒都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这场论战。

夏天的那几个月,辩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哈贝马斯与一开始就持观望态度、言辞谨慎的《时代周报》编辑罗伯特·莱希特有电话联系,莱希特在电话中建议哈贝马斯转移战场,到《法兰克福汇报》——正是该报引爆了这场辩论——发表言论。之后,哈贝马斯向《时代周报》总编和发行人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夫人(Marion Gräfin Dönhoff)寻求支持。1986年9月5日,哈贝马斯给她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试图赢得她对自己立场的支持。他也针对费斯特和希尔格卢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对他“匪夷所思”的指责作了自辩。他们主要指责哈贝马斯的批评是对这些历史学家的“学术名誉诽谤”。“显而易见,我所关注的是如今已在公共领域广泛流传的阐释,而不是我本人素未谋面的作者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如果我仅凭案头文本获得的认识去推测,可能会认为诺尔特是个道德敏感之人:至少,据此可解释他在纳粹大屠杀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挖掘因果关系的热情。”在这封信中他强调说,他不是作为专业历史学者对公众发声,而是作为一个外行参与争论。况且,这样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学-政治论战文章,也不是为大学历史专业初级研讨课写的论文”。事实上,这仍是关于政治思想的激烈交锋,不过牵涉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在《时代周报》发表的讨论结语中说,“我们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不应当把这场论争混同于“学术专家的讨论”。……所谓政治与学术的混淆,引发了参与论战者好面子的愤怒,这将论题推向了完全错误的轨道。

如同“德国之秋”事件中关于左翼恐怖主义思想根源的激烈争论一样,历史学家之争也是一场典型的政治思想论争,论战者严重两极分化,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明显对立的阵营。哈贝马斯是左翼自由主义阵营的主将,总体上支持其立场的有: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艾布哈德·耶克尔(Eberhard Jäckel)、于尔根·柯卡、汉斯·蒙森、沃尔夫冈·蒙森、汉斯-乌尔利希·维勒及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对方阵营的核心人物是希尔格卢伯、诺尔特和斯图尔默,为他们的立场辩护的有约阿希姆·费斯特、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赫斯特·默勒(Horst Möller)、托马斯·尼佩代及哈根·舒尔策(Hagen Schulze)。这场借助大众传媒发生的短兵相接的论战,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政治和文化话语霸权的斗争。在这场关于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唯一性的争论中,最终左翼民主派及其立场占了上风,1987年9月5日,沃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表达了这一看法。

“历史学家之争”文集,中译本题为《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似曾相识。时间过去25年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历史学家之争的战火似乎将再度燃起。不过,再次肇始于《法兰克福汇报》的这次小规模争论,一开始就有些荒诞的意味。事件的背景是这样的:文集《独一无二的奥斯维辛?》(Singuläres Auschwitz?)当时正在筹备出版中,该文集共集结了10 篇文章,是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对历史学家之争的审视和思考。出版人马蒂亚斯·布罗德科伯(Mathias Brodkorb)在他写的“有些另类的序言”中抱怨说,他曾多次致函“名哲学家”邀请他参与,然而他不但拒绝与诺尔特进行一次“非强制性的对话”,以“在学术层面上公开梳理过去的事实分歧”,而且他也回避与出版人进行有助于澄清事实的交谈。对于一些哈贝马斯宁可缄口不言的事情,他布罗德科伯可会毫无顾忌地爆料给读者。在现实中,哈贝马斯完全不遵照他本人“发明”的对话理论。当然,人们无法据此对该理论的品质做出什么断言,倒是可以对理论的“发明者”评说一二。

引发这场杯中风暴(Wassersturm im Glass)的是该书部分内容提前发表。2011年7月13日,《法兰克福汇报》在“人文科学”专栏刊登了罗斯托克大学古代史教授艾贡·弗莱格(Egon Flaig)文章的精简版。弗莱格在文中正面攻击哈贝马斯,令该报读者惊愕不已。他称,哈贝马斯当时伪造了引文,“为公开非难论争对手。…… 他还不惜采用通常只有无赖记者才用的新闻手段。”在这篇小册子式文章的结尾,他提到了奥斯维辛的唯一性这个论题,他写道:“如果我断言,相比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雅典民主更具有唯一性,我能举出一个充分理由:因为我认为,相比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雅典民主更有意义。”

一个星期后,2011年7月21日,温克勒在《时代周报》撰文评述此事。他简略介绍了历史学家之争的各种立场,随后对弗莱格展开批评。他认为弗莱格企图弱化犹太人大屠杀的唯一性,将之轻描淡写为“陈词滥调”;他批评其所谓这是想表明德国人的变态,以断言他们被“虚构出来的唯一性”的暗讽。同时,他态度低调但立场明确地为哈贝马斯的观点辩护。令人称奇的是,在布罗德科伯出版的这本文集中,也有温克勒本人的一篇文章。

对于这一短暂而离奇的历史学家争论的重演,哈贝马斯保持了沉默。媒体评论本来也大都站在他这一边;再者,也许他认为,对于让他心力交瘁的这场论争,已无话可说,该说的都说了。他眼下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要关注,尤其是欧洲问题。

2

德国统一的质疑者

两德统一并未被视作——出于政治自我意识,合并为一个国家公民民族(Staatsbürgernation)的——两个国家的公民基于价值观规范意义上的意愿诉求而发生的行动。

新民族主义?

在激动人心的1989年的那几个月,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11月,柏林墙倒塌,12月,勃兰登堡门开放。面对这一切,哈贝马斯起初保持沉默。他试图与这些戏剧性的历史转折暂时保持距离。急剧发展的统一进程令他担忧,对强权民族主义观念复辟的忧虑重又涌上心头,尽管他相信现代社会将向后民族结构(postnationale Gebilde)演变。和君特·格拉斯一样,较之“统一”(Einheit) ,他更喜欢“联合”(Einigung)的说法。同时,他十分重视联邦德国融入西方(Westbindung),在他看来,这能确保“我国战后发展趋势不会发生逆转”。鉴于上述原因,他尽可能保持批判的距离来观察两德统一的最初进程和“波恩共和国的终结”。两德边界开放刚过去两周,他就写了一篇题为《民族感情高涨的时刻:共和思想抑或民族意识?》(Die Stunde der nationalen Empfindung. Republikanische Gesinnung der Nationalbewußtsein?)的文章,就此事件表态,这也是他首次对此发表个人观点,不过最初他只把文章寄给了自己的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过目。在这篇文章中,对于被称作一方“加入”另一方的两个主权国家的统一方式——东柏林依赖于波恩的财政援助——他深表忧虑。同时,他也担心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新的国民心态。他悲观地预测,联邦德国将利用其经济力量迫使东德单纯并入联邦德国。然而,当在电视上目睹,1989年11月9日东德人潮水般涌入西柏林,“在人们重获自由的那一刻,在迁徙自由急速实现的那一刻,我激动万分,随后陷入了沉思:柏林墙所代表的一切恐怖、荒诞和超现实,骤然间暴露出来。当然,1961年柏林墙拔地而起时,人们也感受到它的恐怖。但柏林墙的这种恐怖很快被反共产主义思潮淹没,成为陈腐老套的话语。……现在,当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的外壳被打破,违背人性(unnatürlich)的东西如久被遗忘之物重又浮现。”即便如此,对于民族感情的新表达和“感情的无言的力量”——当勃兰特在联邦议院老泪纵横时,他想他看到这些东西在发生作用——他仍然表示怀疑。哈贝马斯建议用理性的宪法爱国主义这剂药来医治民族狂热;“即赞成基于自决权而建构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和民族、文化及集体‘命运共同体’的制度观念之间做出区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东西柏林的市民都兴奋地来到墙边庆祝。

哈贝马斯认为,应将东德公民纳入民主形塑的决策过程当中。他对科尔和他的“自己制造时间期限压力,明显利用联盟政党组织网的政策”显现出的草率和急促表示疑虑。他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官僚机构过度臃肿和对民主法治(Rechtsstaatlichkeit)的蔑视,但也在于,这个制度重视的是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生活质量。

对于在莱比锡爆发的、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口号的持续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哈贝马斯的解读是:这是“追补的革命”,人们的普遍诉求是政治自由和经济富裕。而定位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则暴露了“创新性及前瞻性思想几乎完全缺位”。在这种背景下,被臆想处于守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没有理由披麻蒙灰地悲切忏悔”。但非共产党左派——哈贝马斯将自己归入这一派——“也不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990年3月底,他在《时代周报》发表谈论两德统一的首篇长文,标题为《德国马克民族主义》(Der Dm-Nationalismus)。文章开篇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德国的身份认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的疑虑指向“压倒了共和意识”的“一种经济民族的观念”和经济民族主义。他评论道:“对于所有问题只有一种记账单位。德国马克是衡量和实现德国利益的标尺和手段。”他批评科尔不顾一切异议支持成立德国联盟,批评其“既成事实”政策;他主张根据基本法第146条来完成统一。该条规定,一部德国人民以自由决定制定的新宪法是开启统一进程的前提。但若依据基本法第23条来安排统一进程,结果将会是,公民只是“容忍”统一,当然,这有益于被赠予了货币和社会联盟的民主德国公民。

时隔近一年后,他再次在《时代周报》撰文谈论统一问题。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比以往更鲜明地区分“我们”、“西德的我们”和前民主德国“那些人”。他认为,“民主德国遗产最坏的一面在于”,在其短暂的历史中,政治修辞败坏了先进思想的名声。此文让人约略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似乎他想让那些把现实社会主义作为替代选项的西方左派们睁开眼看看,他们陷入了怎样的谬误,而——这个他承认——初期弥漫着反共产主义思潮的西德又助长了这一谬误。他坦承,他一向对民主德国兴趣不大,直到1988年第一次得到入境许可,他才踏上民主德国的土地,此前仅有几次短暂访问东柏林。“民主德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更不是我的儿女们及其整代人的历史。我们必须能够不带任何感伤地指出这一点。”

这篇根据与时评家米夏埃尔·哈勒(Michael Haller)的谈话加工成的文章,再度聚焦于批评联邦政府对待民主德国的方式。他称,人们遭遇到一种“强迫性领土拜物教,似乎通过合并民主德国我们能获得某种传统遗产。这种因臆想的精神增高而充满胜利喜悦的调子,着实让我感到不安。”公共交往发展空间越来越收缩或受限,严重损害了民族的政治自我意识,致使不可能出现某种程度上双方关系对等的统一过程。哈贝马斯认为,民主德国公民的“追补的革命”并未给德国的老问题带来新启发。“在我看来,我们最优秀和最脆弱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贬值,”哈贝马斯写道,“是民主德国带给版图扩大了的联邦德国的最坏的遗产之一。……诚然,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打从一开始就是为苏联帝国主义量身打造、证明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但在1953年之前,从西方回到民主德国的流亡人士,如布莱希特、布洛赫(Bloch)、汉斯·迈耶(Hans Mayer)、斯蒂芬·海姆(Stefan Heym),以及像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等人,也见证了民主德国假意维护在德国土地上历来尤难容身的传统。……若问我民主德国有哪些值得保留的规范性价值取向,我的答案是,应当少把民主德国与德意志自由青年同盟(FDJ)和党代会的政治口号扯在一起,而多与德发电影制片厂(DEFA)的早期电影,与一些50年代初出版的书籍,与远至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和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的一到两代左翼反对派作家联系在一起。”

德发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凶手就在我们中间》(1946)

在1992年发表于《时代周报》的第三篇关于德国统一的文章中,哈贝马斯在民主德国历史的问题上深化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与米夏埃尔·哈勒的对谈中已有所表露。他说:“一条恶龙,人们可以杀死它,可是死去的章鱼呢——它不会把吸住的所有东西都松开。所以,会有些并不是那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存活下来。”他把对民主德国历史的处理看作一个“多维度”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要在公共商谈、司法判决和个体责任间加以区分。由于其意识形态特色,前民主德国社会深受对历史缺乏清理和反思之害,“因为,旧政体反法西斯的合法统治形象,实际上阻碍了对纳粹历史的深入剖析”。现实情况是,在签订“2加4 条约”后,民主德国终于并入联邦德国,此后“变节者和投机者在新联邦州纷纷扶摇直上。这次革命没有吞吃掉自己的孩子;它根本没有孩子。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正如沃尔夫冈·赫勒斯(Wolfgang Herles)在《德国的另一种历史》(Andere Geschichte Deutschlands)中所言,“民主德国发生的革命是少数人的事情。多数人想要的,是按东部的条件得到西部的富裕。”在西德,哈贝马斯观察到政治再次向右倾斜。自由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蜕变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可能将加入右翼极端分子阵营。“如今,几乎不再有声音反对那些明目张胆地抹除俾斯麦帝国的延续性,或拿国家社会主义推动现代化的成绩,来抵消其大规模暴力犯罪的上蹿下跳的历史学家。”
哈贝马斯认为,绝不能将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民主德国,一方面,人们“不为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不为以工业化方式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负责。另一方面,由于持续时间之长和个体深陷“权力行使的官僚之网”,民主德国政体从一种“正常化效应”中受益。至少,曾有过批判潜能,并因此曾萌生过民主化的希望。在这种背景下,他提醒人们警惕一种复仇心态和媒体审判。“在西部一些像墙头草一样的报纸副刊上,似乎仅出于技术原因就已有大量类似舆论看似偶然地聚合在一起,因为民主德国没有时间发展拥有自己基础结构和话语的公共领域。东德的知识分子常这样被西部记者当作提线木偶。”联邦德国版图扩大两年后,还远远谈不上是一个真正融合统一的德国。不过,通过“宪法确立的统一,……双方决定共同塑造未来以及相互谅解存在两种不同的战后历史”。

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达伦多夫是激烈批评“西德马克民族主义”这句“废话”的人之一。他认为,这句话的背后潜藏着“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金钱一定是肮脏的,而政府则尽量做到仁慈”。然而,正是德国马克不但使前民主德国最终摆脱了柏林墙,而且让它变得“适宜人居,不适于权力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则相反,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自由度,首先并不看是否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是否是福利国家,而是看社会内部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以及这些如何体现在民主程序中。
克里斯塔·沃尔夫。1991年11月,哈贝马斯与前民主德国作家和异见者克里斯塔·沃尔夫开始通信。同哈贝马斯一样,起初她也反对两个德国的仓促统一,但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她赞成将民主德国当作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选项”,作为第三条道路。

克里斯塔·沃尔夫

两人都有意寻求意见交流。开始通信缘于在艺术学院——该学院位于东柏林罗伯特·考赫大街7号——举行的一次讨论,当时艺术学院还保留着作为独立机构的原有形式。1991年11月,哈贝马斯曾现身讨论现场,虽然没有在讨论会上发言;回到施塔恩贝格后,他马上给沃尔夫写了一封私信,在信中,他提了一个疑难问题—— 当今时代有一种趋势,即把“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政体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与沃尔夫讨论。联邦德国民主化进程的消失点,是使德国获得解放的、推动民主发展的融入西方政策。而在民主德国则相反,进步理念被德国统一社会党滥用。在他看来,西德民主的成就神圣不可亵渎:“在西德,我们身处的生活状况,使一种以西方为标杆的解放体验成为可能,在智识领域也是如此。走向西方不是让德国人扭曲灵魂,而是让他们练习挺直腰板走路。”

柏林墙倒塌后的次年,沃尔夫曾到位于法兰克福米利乌斯街的哈贝马斯寓所拜访他和夫人,两人从晚餐后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深夜。收到哈贝马斯的信后,沃尔夫很快回了信,信写得很理性。她说,她看到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她对这一点感到迷惑不解。同时她很遗憾,她不认为存在“零点时刻”(Stunde Null)。正因如此,必须要谈谈两个德国各自的历史,以及两人各自的人生经历。对于东德知识分子对西德的文化和生活状况几乎不了解的说法,如哈贝马斯信中所暗示的那样,沃尔夫予以激烈驳斥。

神学家、在民主德国首次自由选举的人民议院中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里夏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也在《时代周报》撰文反驳哈贝马斯的说法。他对哈贝马斯批评联邦政府对待民主德国的方式是“强迫性领土拜物教”尤为反感;对于哈贝马斯要求全民公投,他的解读是,这是要决定民主德国公民究竟可不可以成为联邦德国公民。实际上,施罗德写道,“多数联邦德国公民都赞成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实现统一,他们没要求必须先测试在联邦德国铁石心肠是否能获得多数票”。生于1937年,在德累斯顿和柏林成长的作家弗里德里希·迪克曼(Friedrich Dieckmann),也明确批评哈贝马斯的说法。关于联邦德国的历史和民主德国的历史是两段互不相干、兀自发展的历史的断言,是个谬误。“这位[指哈贝马斯。——作者注]如此杰出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欺欺人,几乎比什么都更能说明与联邦德国捆绑在一起的国家意识的虚幻性质。”被西德政府的自我欺骗所欺骗——事实上,即使对那些习惯了各种归因的人们来说,这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归因方式。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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