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贸易逆顺差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9-9,星期一 | 阅读:156

作者:秦晖

宋代海上贸易

桑弘羊主张逆差贸易:“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

贤良文学反对外贸,主张闭关自守:我国万物皆有,“不待蛮貊之地、远方之物而足用。”他们也提到逆差之害:“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但并不主张顺差贸易。

农业时代的外贸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强大帝国的这种需求(可以货币支付的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即为“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初级工业化开始后,大宗产品供给与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没有投资需求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是为产业强势逆差。 

秦汉唐宋与罗马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前后的西欧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两者都不表明它们的经济不如其贸易对象。勿宁说,在前重商主义条件下,明清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之从此前的历史性逆差转变为顺差,倒更有可能是她开始逐渐转为相对落后、相对“边缘”化的体现。 

制盐业

秦汉唐宋直至元朝,是中国“前重商主义强势”期。此期间的逆差与罗马帝国的逆差相似,都是中国那时的贸易圈中国力相对强盛、购买力高昂、通货信用度高的体现。明前期直至清末甲午,是中国“前重商主义弱势”期。此前的相对强盛不再,“消费劣势”导致顺差大增。而此期间西方则经历了从“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 到工业化开始后的 “产业强势逆差”的转变。 

清代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甲午战后。道光时期的逆差并非西方工业品输入增加,而是鸦片进口的结果,实际上是西方以鸦片顶替白银支付逆差。而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是顺差。如果顺差意味着先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除鸦片外西方经济仍然“没有竞争力”,仍然落后于中国? 

鸦片战争前中国因鸦片进口而持续逆差的状况到鸦片战争后并未因鸦片进口增加而加剧,反而因开放通商后中国传统商品出口明显增加、但进口工业品仍然很少,而导致逆差缩小,乃至出现间或顺差。 

而如果除去鸦片贸易,仅就一般商品而论,则明清以来一直顺差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鸦片战争后此种顺差且有增无减。就在甲午战争前后,这种顺差还呈急速上升之势:从1891至1895年,即使包括鸦片进口在内,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仍然从5.6、7.6、8.5、13.3一路攀升至14.3百万海关两,年均增长26.4%之多。而如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从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万海关两,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28%增至29.1%。 

广州十三行

换句话说,迟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外国每购买100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有近三十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 

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而且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这种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大量增加引起的。1896-1936这41年中,中国只有6年顺差,其余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百万海关两(18 840万美元)。直到甲午后,西方工业品才真正打开了中国市场。 

甲午以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外贸逆差时代,这当然是中国当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尽管是被动地融入)国际市场的反映。就前者而言,中国的逆差反映了其孱弱的产业完全无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西方工业品竞争,因而处在可悲的依附或“边缘”地位。

而就后者而言,此前中国的“顺差”却丝毫也不反映中国的强势,只表明那时的中国开放度尚低,在工业化未起步前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也十分可怜。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国人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 

而此时的“顺差”转逆差则体现了此种状况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比重增加更是明显。 

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

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 

金陵制造局

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 

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按“加州学派”成员麦迪孙的统计,在1890年以前的长达70年间,包括加州学派认为中国经济辉煌时期的清中叶1820年在内,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 

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是慢的,它至少高于大多数国家,也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幅度,更远远超过了哪怕在“加州学派”的算法中已是十分惊人的、明清间据说中国因为顺差而处于“世界经济中心”时的增长速度。 

19世纪末,中国在禁烟失败后改行“进口替代”之策,自产鸦片逐渐替代进口,乃至转为出口。但甲午战后由于工业化起步,投资品进口大增,使中国外贸进入“常态逆差”时代。此时中国当然是落后的,但是否比过去与工业化根本不沾边的时代更落后?是否可以说中国从这时起才落后了? 

甲午后至1949年,中西贸易具有典型的重商主义性质。在中国开始投资品输入后,西方摆脱“乔治逆差”,转而因产业优势取得顺差,中国因产业劣势且无关税保护而逆差。这种逆差迥异于汉宋间的强势逆差,它反映的是中国的“重商主义弱势”和西方的“重商主义强势”。但仅就中国方面的纵向比较而言,这种“重商主义弱势”并不比此前以顺差体现的“前重商主义弱势”更落后。 

1950-1955年六年外贸持续逆差,其中与朝鲜战争进口武器有关的1951年逆差达4.4亿美元的高峰。从1956到1973年,我国继与西方之后又与苏联集团国家闹翻,经济日益走向封闭,外贸数额小,出入基本保持平衡而通常略有出超,18年间仅有1960、1970两年出现不到一亿美元的少量逆差,其余16年都是顺差。 

但这个时期经济状况的糟糕是众所周知的。1949-1973,中国有少量的外贸顺、逆差由垄断下的政策决定,经济指标意义不大。1974-1989,中国开始“主动开放”,出现投资品输入拉动的“重商主义弱势”逆差,与“后甲午时代”的逆差在经济功能上有类似之处,但主被动及国家利益影响不同。 

1990年以后,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发挥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制造业大国,与依靠技术优势的日本一样取得以大量顺差为表征的“重商主义强势”,而欧美则因“消费优势”与后工业时代产业转移而出现以“高资本输出,高消费,高逆差”为表现的“后重商主义强势”,而“低资本输入、低消费、高逆差”的不发达国家则夹在两者间处于双重弱势地位。 

1974年至1989年,由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导致的中国门户逐渐开启,乃至接着而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外贸发展加速,而且由于此期间中国产业结构落后,发展水平低而限制了出口值,这一时期百废俱兴的建设又导致投资品进口大增,因此出现了1949年后仅见的一段大逆差时代。 

尼克松访华

16年中有11年逆差,尤其是1984-1989连续6年逆差,最高的1985年一年的逆差就达到149亿美元,不仅远远超过此前那个“顺差时代”18年累计的顺差总和,甚至超过了建国至此前30多年的累计顺差。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大逆差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是此前那个“顺差时代”根本无法相比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期的大逆差与甲午后的逆差有一点类似,即都与工业化投资拉动有关。正是在此一发展的基础上,从1990年起,我国凭借“逆差时代”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和突出的低成本优势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起飞道路,开始了迄今仍在延续的大顺差时代。可见即使在现当代的中国经济进程中,简单地说顺差时代一定就比逆差时代好,也是大谬不然。    


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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