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忆先师陈翰笙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8-12,星期一 | 阅读:312

潘维

陈翰笙(1897-2004.3.13)

编者按:本文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2004年4月在“陈翰笙追思会”上的发言,原题《忆先师陈翰笙》,收入作者新著《士者弘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学人公众号由出版方授权发布。


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首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2004年1月2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协和医院为陈翰笙祝贺茶寿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20年后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回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兹忆当年师生事,纪念翰老,为自己余生鉴,亦为那精神薪火相传。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九子,仅存首末两子女,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唯“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可以这样定!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八十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我国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陈翰笙等人合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由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外国历史小丛书》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唯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到重要的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俩了。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

陈翰笙文集

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我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与先师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不讲,却讲了他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学习,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型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罗斯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1921年冬,陈翰笙在美国西雅图与顾淑型结婚留念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管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管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道: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佐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被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国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1984年12月陈翰笙与四十年代的挚友薛葆鼎在一起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该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由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30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路线,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在做陈翰笙的学生时,我就有个心愿,要做一点农村研究,要“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后半句,当然是由不得自己说的。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么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修课时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

如所有其他人,我称老师为“翰老”。今人可能会觉得学生这样称呼老师有点怪,却颇有道理。1996年,翰老99岁,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庆百岁华诞,我国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几乎到齐了。其间,季羡林先生自述成为“翰老学生”的经历,让我暗中吃惊。在北大教书,对季先生高山仰止,既为翰老门徒,岂非季先生“师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声名显赫的“无锡帮”,均是得翰老师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称“翰老”,就不会有辈分上的尴尬。先师“文革”中赋闲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在美国能编一个营。

“翰老”是我们大家的,因为他学问好,正直,率真。

先师是学问家,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讲原则,对自己心中的原则不妥协。他因为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不愿与苏联人共事。归国后,他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拒绝当北大副校长,号称“不会用刀叉,只会使筷子”。他疾恶如仇,直言直语,新中国成立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从不长进。我去读书时,常为他对时政的严厉评论所震惊。我曾说:“你这么讲话,不怕进监狱?”他说:“为什么怕进监狱?”我说:“那你若准备进共产党的监狱,当初还入共产党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为了打倒军阀啊,打倒旧军阀、新军阀。

先师是大学问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家读书,丝毫不感到压力。唯一有压力的是,课业结束离去时,他必定起身送至电梯口,作揖而别,让我觉得不敢消受。后来方知道,他是无论老幼亲疏、地位高低,尽皆如此。

老师平易,学生也就张狂。今日想来,依然趣味盎然。有一天,谈到苏联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个时候的大课题,他预测五年里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理由是,苏美两国疯狂地生产和储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两国的军工联合体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劲儿地争论,也说不服他。心生一计,就要求打赌。他居然同意了,问我赌什么。我说:五年后的这一天,如果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他那个月的工资归我;打起来了,我那个月的工资归他。他想了想,说他太亏了,不平等。那时候他的工资将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五年大概也就七八十元。他自己提了个赌注:输了就把手边那件大衣给我。不到半分钟,他又变了,声称那大衣是与斯诺穿错了的,不能给我。历史博物馆要,他不给,怕给弄丢了。我对此解释一声不吭。直到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说法:若五年后的这一天,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要拿根杆子把这旧衣服杵出窗外,就当作挂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输了怎么办,就是认输,承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笔者带着学生去看他。当时有电视台记者在场,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先师已过百岁,两眼完全看不见了,精力也很不济,谈话很难持续两分钟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头脑异常清楚,掰着手指头说:“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狠幽了北大一默。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他认定北大今不如昔,绝不改口。他自己眼镜都要旁人帮他戴,脑子也不走了,可就这些话,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陈翰笙!“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先师几乎与北大同龄。北大百岁,先师亦百岁。陈翰笙20多岁回国之际,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正教授,是为当年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先生过世时,已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生命跨越三个世纪,真神人也。

先师活了107岁有余。40年代与宋庆龄办“工合”,过手的钱千千万万,大部暗中偷运延安,自己却一生廉洁简朴。他从无额外收入,存款多用于补贴出书。离去时,竟仅余不到六万元存款。大概是举丧之资不累旁人吧。先师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并随其早逝之爱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谓“来去赤条条无牵挂”。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辟一室,建“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吴志攀同志亲任主任。先师工作之厅堂已原样搬入这里。翰老的亲友学生们,可在此重温那些温馨的往日。

先师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奋斗了漫长的一生。其辉煌业绩并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记录。但我深知,陈翰笙属于学生,他热爱学生,百岁之后甚至还“哀求”北大校方送学生给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脑里,最后的一缕余光是青年,是学生。我们在北大图书馆219室开设“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那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经过。希望他们在中心门前的铜牌前停一停脚,像我当年那样,问一声“谁是陈翰笙?”进来在他的书桌前坐一坐吧,那里有翰老的铜像和遗墨与北大学子们同在。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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