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以人名城”龙卷风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7-6,星期六 | 阅读:221

作者:秦晖

——苏联地名变迁史之二

第二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二次更名之风始于LN逝世,持续到STL经过党内斗争确立领袖权力的20-30年代之交。这一时期地名变迁的特点是以人名城,开启了以领导人之名命名城市的惯例,同时这股风气席卷大中小城市。

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失常导致了地名变迁失常。由于一人名数城而致大量重复,一城历数名而致变动不居,使用期从十几年到几年,地名寿命都是短命的。这时期的苏联地名扑朔迷离,令人难以捉摸,堪称为世界地名史上的一大奇观。

LN去世后不久,俄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把十月革命发源地、沙俄帝国首都和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改名为LN格勒。这是该城10年内的第二次改名(1914年曾把按德语拼读的圣彼得堡改为俄语名彼得格勒)。同时把LN的故乡、伏尔加河畔的省会城市辛比尔斯克改为乌里扬诺夫斯克,把亚美尼亚第二大城亚历山大罗波尔改名为LN纳坎。

上世纪70年代 彼得格勒街头

此后,以LN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不断增多,1936年有LN纳巴德(塔吉克第二大城市,原名苦盏),1939年有LN诺哥尔斯克(哈萨克的有色矿冶城市,原名里杰尔)和LN斯克-库兹涅茨基(库兹巴斯工业区第二大城市),此外还有一些较小城市一共十多个,至于街道更是多到不胜枚举。这些城市命名后都比较稳定,几十年不变其名,这在苏联的以人名城现象中是少有的。

LN格勒的命名如同开启了以领袖人物命名城市之潮的闸门,这成为一项无上荣誉,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仅在LN格勒得名的1924年,苏联地图上就出现了许多以政治人物而名的地方。

其中有乌拉尔最大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即原来的叶卡捷琳堡)、南俄重镇季诺维也夫斯克(原来的伊丽莎维特格勒)顿巴斯工业区的中心STL诺(原称尤佐夫卡,是沙俄时代以主持矿区开发的英国企业家和工程师尤兹之名命名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全俄中执委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当年建立党组织的地方,季诺维也夫斯克是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诞生地,只有STL诺与STL的活动无甚关系,属于即兴命名。 

此后几年又有一批这类地名涌现。1925年曾决定把托洛茨基开始其革命生涯之地、乌克兰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改名为托洛茨克,尽管由于当时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已走下坡路,这一命名为时仅不到一年便被撤销,但连同1924年前命名的伏尔加流域托洛茨克与中亚的波尔托洛茨克在内,以托氏之名命名的城市已有三个,这一纪录后来很快被STL远超了。 

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

随着托洛茨基与党内主流派的矛盾不断激化,他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以他来命名的城市随即改名——伏尔加河流域托洛茨克被改以内战时的红军英雄夏伯阳之名命名为夏伯阳斯克,其余两城则恢复旧称。 

托洛茨基之城”在苏联地图上昙花一现,开创了30年代同类短命地名的先例。如与托洛茨基同时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的另一反对派首领季诺维也夫,稍稍多保留了几年。他的故乡把季诺维也夫斯克之名用到1934年他失去自由时。

此外,1925年改名的还有著名的STL格勒(原名察里津),这座伏尔加河畔名城是以STL名字命名的第二座苏联城市,内战时期STL曾在这里指挥过战役。1926年,在苏联红军最高指挥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伏龙芝去世后,他的出生地、吉尔吉斯最大城市皮什彼克被改名为伏龙芝。

同年,乌克兰的大工业城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被改以当时健在的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命名,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纪念他早期在这个城市的革命活动。1929年,“大老粗之城”拉斯加皮诺被改名为捷尔任斯克,以纪念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

1931年,继斯维尔德洛夫之后的最高苏维埃首脑加里宁与继伏龙芝之后的红军首脑伏罗希洛夫都在其健在之年得到了此种殊荣:俄罗斯古城与省会特维尔被更名为加里宁(该省是他的出生地);顿巴斯的一个沙俄时代以著名企业家阿尔切夫斯基得名的钢铁工业中心阿尔切夫斯克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斯克(伏氏早年在这里做工并开始最初的革命活动)。

1932年,伏尔加河沿岸最大的城市下诺夫哥罗德改名高尔基,以表示对在该城出生的文学界领军人物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到STL阵营的嘉奖。同年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弗拉基高加索改名为奥尔忠尼启泽,以示对当时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泽的敬意,他当年曾率红军夺取该城。

至此,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局全体成员(除加米涅夫外),以及共产国际、苏维埃、军界、政治警察文坛与经济界的最高人物,乃至乌克兰的首脑,在城市命名之风中都获得了以人名冠名城市的殊荣。而失去这项荣誉的当时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而且除LN、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与捷尔任斯基外,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生前就得以享此荣誉。

上行下效,各地方政府很快也开始以当地领导人之名命名该地的一些中小城市,似乎像是把他们管理的城市变成了“私人领地”。

尽管以领袖来命名城市是这一阶段地名变革的主旋律,但上一阶段的其他变革形式也有。如政治性改名方面,有1925年改名的西伯利亚最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原名新尼古拉耶夫斯克),1909年改名的库兹巴斯工业区中心新库兹涅茨克(原名库兹涅茨克)。同年改名的“共产国际城”和1932年得名的远东“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民族性改名方面,有1930年以科米语改名的科米自治共和国首都塞克蒂夫卡尔(原俄语地名为乌斯季一塞索利斯克)。

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例子,则首推1932年改名的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聚居的最大城市恩格斯(原名为波克罗夫斯克),当时恩格斯曾成为苏维埃德意志人自治单位伏尔加日耳曼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后来STL实行民族迫害,强迫迁移了德意志人,取消了这一自治共和国,恩格斯遂成了俄罗斯人的城市,但名称还在用。

第三次地名更改风潮

30年代STL的绝对权威最后确立了,随着苏联一五计划推行,农业集体化与高速工业化的实践、各党内反对派相继失败后,党内思想斗争告一段落,但人为的“阶级斗争”却走向高潮。

镇压的矛头从党外转向党内,乃至转向那些前不久才在打击党内反对派与镇压党外可疑分子的斗争中崛起的新一代政治家。以1934年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契机,一场镇压与处决的歇斯底里席卷了全国。

接下来的动作,大家都已熟知,第一届政府的15名成员中,只有STL一人得以善终。1934年十七大上的139名中委与候补委员中,70%都在1937-1938这两年内被逮捕与处决。参加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也有1108名被镇压。这种“森林被砍,木片纷飞”的悲剧,一直到STL逝世才停止。人们不解,为什么党内有这么多敌人?

政治风云变幻反映在地名史上,就是1934-1953年间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除了上一阶段已存在的以“以人名城”的主旋律外,又有两个明显特征:

一是随着个人崇拜之风进一步兴起,出现在地图上的政界人物名字从中央领导蔓延到地方干部,不仅“名主”越来越多,平均每人被用以命名的次数也在上升。

一些风云人物的名字常为几个乃至十几个城市竞相用以命名,虽然挖空心思地给同一人名加上不同的后缀,仍不免造成许多重复。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以STL命名的城市了。

伏尔加格勒,曾用名STL格勒

早在1934年以前,随着STL的权威不断增长,在STL诺、STL格勒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塔吉克共和国首都STL纳巴德、库兹巴斯工业区中心STL斯克等。

1934年之后愈发不可收拾:1934年中央工业区一座命名才4年的新兴城市鲍勃里基被改名STL诺哥尔斯克;1935年南奥塞梯自治州首府茨欣瓦利又改名STL尼里;1936年以后全苏又有十余个较小的城镇以SDL来命名。

1945年以后此风更扩及于苏联控制下的东欧,短短几年间除南斯拉夫与捷克外,其余东欧六国均产生了自己的STL之城:波兰西里西亚矿业中心STL诺哥罗德(现名卡托维兹)、罗马尼亚汽车拖拉机工业中心STL(现名布拉索夫)匈牙利新兴城市STL瓦罗什(现名多瑙瓦罗什)、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与主要海港STL(现名瓦尔纳)阿尔巴尼亚的石油工业中心STL城以及民主德国的边境口岸城市STL施塔特(现名菲尔斯腾贝克)等。

捷克虽无STL城,其最高的山峰也被命名为STL峰。一时苏联内外的STL之城竟达20余个之多。然而物极必反,上述城市在苏共二十大后的很短时间内又都纷纷改了名。

算来其以STL为城名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20年,东欧地图上的STL之名更是昙花一现,平均只有数年。当然,其中不包括阿尔巴尼亚,该国的STL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STL之城一直存在到1990年。

STL之下,这一时期其名字见之于地图最多的是基洛夫。他于1934年12月在LN格勒斯莫尔尼宫被暗杀,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的爆炸性反应,是苏共历史上其他被暗杀的领导人物如邵武勉、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所无法比拟的。

一时间“基洛夫旋风”席卷全国,从他遇害到年底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国各地就出现了4个基洛夫之城,三年之内这个数字又增加为13个,分布在当时全苏11个加盟共和国中的8个加盟共和国境内。一时间使基洛夫成为其名字在苏联地图上出现的次数仅次于STL的人。

谢尔盖.基洛夫

在以后几十年间虽然由于几个小城镇又以LN来命名而使基洛夫之城的数量落于LN之下,但随着1956年后STL诸城纷纷易名,因而基洛夫之名在地图上出现的数量仍然居于第二位,在两位数以上。尽管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后缀,但仍有大量重复。

接下来的是捷尔任斯基。他虽然早在1926年便病逝了。但到了基洛夫事件后的大“肃反”时期,“阶级斗争新动向”使这位当年首创肃反机关“契卡”的人物又获得了新的利用价值与形象再造。

于是,1935-1938年间苏联又连续以他的名字命名了4座城市,连同上个阶段改名的伏尔加流域的捷尔任斯基之城,全苏共有5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其中4座的城名完全一样,很容易混淆。这5座捷尔任斯基之城跟他的生平都没有什么关联,他甚至从未到过其中任何一地。之所以以他来命名,完全是由于政治气候所致。

这一时期获得“一人名数城”之荣的,还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泽、加里宁以及已去世的伏龙芝等人。

1935年一年之内,苏联地图上便新出现了4座伏罗希洛夫之城。连同以前设立的另一座顿巴斯城市伏罗希洛夫斯克,以这位苏联元帅命名的城市有5个。

长期担任政府首脑之职的莫洛托夫,是STL在20年代党内斗争中的最重要的追随者、30年代苏联的第二号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城市有4个。

苏联副总理、国家计委主席古比雪夫在党内斗争中崛起为30年代政坛上的明星、STL在经济方面的最主要助手。他于1935年以47岁的早逝,当年苏联地图上就出现了三个完全同名的古比雪夫城:一为伏尔加河沿岸大城市、石化工业中心,原名萨马拉,是十月革命时古比雪夫组织起义之地;一为新西伯利亚州古比雪夫当年的流放地,原名卡因斯克;一为鞑靼自治共和国城市,原名斯帕斯克。

小女孩在萨马拉荣誉广场拍照

至于加里宁与伏龙芝,上节说过他们早在前一阶段就已有了命名城市,这一名单继续延长:1946年苏联把二战后从德国夺取的原东普鲁士首府、德语地名哥尼斯堡改名加里宁格勒,此前又把彼尔姆州的一个小城市改名加里宁诺。40年代,在伏龙芝祖籍的摩尔达维亚、父籍的乌克兰赫尔松州和内战期间他转战经过的吉尔吉斯奥希州,各有一城镇改名伏龙芝。

地名变迁的又一特征是镇压浪潮导致苏联政治生活失常,仕途险恶,宦狱盛行,朝为堂上官、暮为阶下囚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人忽而青云直上,名载图籍;忽而身败名裂,城名易主;忽而又获平反,城复其名。由于改名频繁,以致该时期产生的地名的平均寿命大为下降,从前一时期的48年降为不到18年。寿命只有几年乃至一二年的地名也不乏其例。

奥尔忠尼启泽城十年内在新旧名之间来回折腾。更典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北高加索地区的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克自治州首府,原名巴塔尔帕辛斯克。1936年为表示对俄联邦总理苏利莫夫的称颂改名苏利莫夫市。然而第二年苏利莫夫便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而被捕,次年被处决,于是该城在1937年又改称切尔克斯克。

次年,为表彰当时的政治警察首头目、内务部长叶若夫大肆屠杀“敌人”的“功绩”,该城再次改名为叶若沃-切尔克斯克。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踩着无辜者尸体爬上去的刽子手自己也被人请入瓮中,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捕毙命。于是该城又于1939年再次改称切尔克斯克。这样,这座城市在短短3年间竟然四易其名,两个“名主”先后上了断头台!

乌拉尔北部的纳杰日金斯克,在1935年以乌拉尔区党委第一书记卡巴科夫之名改称卡巴科夫斯克。1938年再次成为纳杰日金斯克。次年,这座城市又改称谢罗夫,以纪念苏联空军英雄谢罗夫。这样,该城便在4年内三易其名。

哈萨克共和国第四大城市奥利耶-阿塔,即中国古籍中的历史名城怛罗斯,也在短短3年间先后用过三个名称。以至于地图还没有下厂印刷是报废了。这种“荣则得名辱则弃,地名变迁如儿戏”的状况涉及了许多卷入政治旋涡的人物,反而是以一些文化名人,例如舍甫琴柯等来命名的城市,还相对稳定。

以调整民族关系为目的而改名,这一时期仍在继续。以非人名的政治性形式,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增加以“红色的”为前缀的城市。

另外,二战前后因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苏联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调子发生了升降,共产国际的作用渐渐淡化(以至1943年最后将其解散)。这种变化也反映到地名上来,如顿巴斯的“共产国际城”就在这种背景下于1939年改为一般性地名新沙赫京斯克了。


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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