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6-27,星期四 | 阅读:529

采访、撰文:李礼

访谈嘉宾:章清,男,知名历史学者,1998年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委员等。

出版有《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殷海光》(台北1996年)、《胡适评传》等多部著作。

 本次访谈的其他内容可见:访谈|章清:从“知识转型”重审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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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2019时值五四运动100年,我想知道您对“五四”总体上持何种评价,特别是对其中的“反传统”? 

章清:我注意到,不单对五四,对于晚清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现在都有各种声音出来,这是当下的一种反映。我是做历史研究的,因此重视按照专业的要求去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重点是要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语境中去展开,否则难以做到“返诸旧心”。涉及对五四一代的评价,分歧较大的即是那一代对于传统的态度,五四一代的反传统不乏声音质疑,尤其不能接受所谓“打倒孔家店”。

如果把五四时期流行的一些讲法抽离出那个时代,当然觉得非常刺耳,也觉得很难接受。但是如果熟悉那段历史,了解五四一代的主张,特别是中国当时的现实尤其政治环境,或许就能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良苦用心,因为现实社会提供了太多的“负面”启示,导致五四一代才以这样的方式加以回应。有一点是清楚的,今天我们所谓“传统”,对于那一代读书人来说,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现实。反传统也好,打孔家店也好,都是因应于现实的一些问题。

当日的“思想市场”,确实展现出五花八门的情形,尤其政治势力往往借助于传统,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难怪李大钊要表达这样的感想:“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因此,五四一代所批评的“传统”,某种意义上看就是当时的“现实”。而且,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种种屈辱,也难以让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强的自信心。读书人把目光聚焦到文化层面,再自然不过。何况之前也曾经在制度、政治等其他层面做出过努力,只是成效不明显。陈独秀在言说中就揭示出其中之逻辑:“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东方历史评论:不少人反对从外部比如国际环境来解读五四运动,而倾向从中国内部加以理解。

章清:五四运动之重要,是因为这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一场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并且表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化运动的特色,最鲜明的一环即是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不只是印刷书刊,那个时代技术层面的推进都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效力。这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不同于以往文化运动的色彩。

新型信息传播机制对新文化运动发挥的效力,大致可区分为“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前者系指外部世界的信息及时传入到国中,当即引发回响;后者则指国内一地所发生的事件不断发酵,激起全国的响应。巴黎和会召开,所引发的事件即充分显示出电报及报章媒介具有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动员效应,无疑是决定此一事件持续发酵的关键。这其中,北大学生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即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胡适在一篇短文中还援引英文报纸介绍的信息说明,巴黎中国议和专使团先后收到国内国外团体或个人关于和约的电报,共七千通。

中国真正融入到世界中,最直接的后果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快会影响到中国。一战的爆发、巴黎和会的召开,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外部世界所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者已经说明,正是这些事件的发生,笼统的西方或者作为美丽新世界的西方发生了“分裂”。中国因此可以面对“分裂”的西方,思考该走英美的道路,还是俄国的道路。列宁式组织政党的方式介绍到中国,就促成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东方历史评论:说到五四前后的各种思潮,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海外也有不少学者以这种视角理解新文化运动。当然,不少人认为这种表述相当西化,并可能以此失去复杂性。您对此如何评价?

章清: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这是余英时先生做出的分析。胡适确实讲过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问题,最初他是用英文讲出来的,希望以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展示中国读书人的努力。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诊断,明显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相应的也区分为用中文表达和用英文表达,这也是值得重视的一面。面对中国读者时,他主要告诫大家要打破中国本位无所不在的钳制与根深蒂固的惰性,所以中国文化展现出来的便是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鸦片、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等等,认为这些都代表着不足迷恋的“几千年之旧的固有文化”。

而当他面对西方读者时,立场迥然有别。上述象征性的符号——或许也是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不再被提及,反而努力强调“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及充盈着“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光辉的中国传统。两相对照,不能不令人感叹差别何其之大。这也难怪胡适在中国有着“西化”代表的形象,在西方却博得“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称誉。

东方历史评论: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英文各自表述的方式和差异,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吗?

章清:不能说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毕竟有这样能力、有这样机会的读书人毕竟不多。当然,胡适这样一种言说的方式,也包含着他对于“普遍价值”的认同,努力将中国历史纳入西方的历史系谱中,为中国确立发展的信心。

胡适在海外所发表的演讲,所显示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其一是反驳西方世界对中国前途令人沮丧的评判;其二则是努力发掘中国传统的某些因素,以与西方接榫。“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确实是胡适终生致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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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新文化运动算得上西潮的一个巅峰,同时某种意义上又是衰落的开始,比如“自由主义”被认为在中国水土不服。不过很多人或许忽略了,“社会主义”那时也是西潮的其中一种,胡适好像提过这一点。

章清: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在“主义”上的选择,有差异,也有共同的一面。大约在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差不多同时得到阐述,但受到的重视远不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未能作为一种优先的选择。而到了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呈现此起彼伏的景象,而且更加密切地与政治选择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确实开始为更多人所接受。

杨端六归国时就注意到社会主义迅猛的传播势头,他用“雄鸡一鸣天下晓”加以形容。张东荪也说过,欧战结束前几乎没有人谈社会主义,欧战结束后讨论社会主义成为潮流。1920年秋罗素在中国讲学,也有这样的感受,“大多数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主义者”。接受社会主义,固然有传统的因素,也是因为“经济平等”这一核心价值。这又和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的负面启示,成为社会主义风行的土壤。

肯定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也不能因此说就过时了。五四同样是“自由”张扬的时代。大致说来,五四时期是以“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作为“自由主义”的异语同义词,《新青年》杂志连出两期“易卜生专号”,就显示出“个人主义”在五四思想舞台的特殊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比之其他主义,自由主义主要与“西方”“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对此的接受也采取了“修正”的办法。以胡适来说,就努力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鼓吹“社会不朽论”。

新青年杂志易卜生专号

东方历史评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度过了一段罕见的“蜜月期”。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后来转变,很值得回味。 

章清:五四那段时间社会主义确实得到很多读书人的欣赏,大的背景就是西方的分裂。经历一战,西方世界之前建立的对理性、科学的信念,都受到很大冲击。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遭遇的,自然也会影响到对西方的看法。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引起重视,是看到有另外选择的可能,以修正资本主义的弊端。尽管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必那么清楚,但资本主义变得负面,就足以成为人们转向社会主义的理由。

我们今天往往放大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以此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裂的象征”,或视作“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这场论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浮出水面的象征,其意义固不可小觑,但要说李大钊与胡适的几篇文字,就解决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如此重大的争端,也难以想象。事实上,这场争论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或许只是在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凸显出两种不同主张。而且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无论主张改良再生,还是主张从根本上起死回生,目标上原本是相通的。

胡适后来的苏联之行,对他刺激非常大。胡适是在李大钊的建议下赴莫斯科的,仅停留了三天。短短几天的观察,他就肯定苏俄尝试的意义,甚至认为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最基本的,苏俄当时开展的政治新试验打动了胡适,那就是有理想、计划与绝对的信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使一个古老的民族起死回生。当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时,也有“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甚至组织政党的表态。随后胡适去了美国,又对美国的进步印象深刻,感受到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有意思的是,胡适并不是把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典范。当一位日本学者提出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胡适就表示可到美国去看看,或者可以看到第三条路。

因此,对于那一代所言说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都需要重视其特定的语境。胡适、傅斯年等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长期都是肯定的。一直到1945年,傅斯年还深有感触地表示:“我平生之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希望英美能作出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

东方历史评论:以胡适来说,什么时候才算完全放弃“社会主义”,不再抱有幻想?

章清:胡适晚年自称,到1941年已经对社会主义不再向往。准确地说,那段时间应该是结束了对苏俄的梦想,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失去希望。真正“放弃”是到台湾以后,结合殷海光翻译的哈耶克《到奴役之路》一书的出版,胡适1954年做了《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总结了过去岁月里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尽管胡适对此表示“忏悔”,但他也承认,中国自由主义者多少年来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将来必经之路。

东方历史评论:苏联不仅对中国,世界范围内它对知识分子似乎都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尤其在开始阶段,不少人觉得那可能代表人类未来的一个方向。

章清: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确实需要结合世界的潮流加以认识。苏联之所以产生特别的吸引力,主要是政治的效率问题。托克维尔讨论美国民主时也特别说明: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他政府”。关键即在于,民主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往往缺乏“效率”。“国难”之际,中国读书人也曾围绕“独裁”与“民主”展开论辩,所涉及的要害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更有助于国家度过危机,结果不少读书人都主张“新式独裁”。丁文江就明确表示,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在没有度过这双重国难之前,要讲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相反独裁政治倒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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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您曾经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胡适和自由主义,这方面还会继续吗?目前大陆胡适研究的现状如何? 

章清:上个世纪80年代胡适在中国重新引起重视,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胡适的论著,先后参与到《胡适学术文集》《胡适全集》的整理工作中。当然,“全集”不“全”,是难以避免的。最近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在编辑新版《胡适全集》,可望成为“最完整”的《胡适全集》,已陆续出版。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所藏胡适档案资料,都已经电子化,可以方便使用。这表明胡适研究现在有更好的资料条件,相信也能推动胡适研究的开展。

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中心人物,不仅个人涉猎的学术领域非常广,其广泛的交往更为一般读书人难以企及。我在学生时代的学术训练以研究胡适为起点,确实获益匪浅。对于胡适进一步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计划。但不管研究什么课题,胡适大概都是难以绕过去的。最近几年我对“概念史”有一定兴趣,为此也撰写了《胡适与自由主义:一个概念史的分析》、《“造新因”:胡适对建构“社会重心”的省思》等论文。这样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胡适,倒也不无裨益。

胡适这个名字是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说他的“自由主义者”身份确定于此时,似乎也不构成什么问题。但其实不然。将新文化运动视作“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只是有识之士的“后见之明”。从时间上说,胡适大约在1926年开始才比较集中地阐述自由主义,而且明显游离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故此他试图用“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替代没有太好名声的“自由主义”。

胡适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另有枢机,与思想界的分化密切相关;主要是国共两党及其他政治派别赋予胡适与自由主义的关联。大约至1930年代,胡适与自由主义以及中国自由主义才算完成正名的工作: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者”以及梁启超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者的地位,也得到肯定。

东方历史评论:您如何评价胡适那批知识人,他们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什么?其中有特别欣赏的人吗? 

章清:在讨论那代人的时候,学界往往很愿意用“旧学邃密”与“新知深沉”加以形容。作为过渡的一代,“旧学”与“新知”兼而有之,确实是那一代展示的特质。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中不少人属于人类学、社会学者所描绘的“边缘人知识分子”(marginal intellectual)。经历两种文化冲突的读书人,会受到特别的刺激,更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19世纪以来世界呈现为中心与边缘格局,催生了很多留学生,也造就了较为典型的边缘人知识分子。因为到异域留学,意味着参与两种文化的冲突。如果说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可以被理解为由中心沦为边缘的历史,那么伴随此过程,便是出现了大批边缘人知识分子。这些人如何化解同时介入两种文化所产生的紧张,进而再参与本土文化的创造,在胡适身上有充分体现。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较之于前辈,已不可相提并论。而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也建立在对于传统有真切了解的基础上,同时是在了解西方的背景下展开。

研究近代中国读书人,自然会产生对某些人的偏爱。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往往会投入感情,更容易寄予“了解之同情”,前些年围绕鲁迅与胡适的争论,多少也说明这一点。胡适自然是我所偏好的读书人,此外,我也很欣赏傅斯年,能做学问,又能成就那么一番事业,这样的人自然值得尊重。

东方历史评论:梁启超呢,他也很能做事。

章清:梁启超与胡适,分别代表两个时代,可以说是引领不同时代的舆论潮流的人。他们所展示出来的才能也好,或者说大局观也好,自然都令人欣赏。

东方历史评论:有点个人感受,和多数留学生相比,胡适似乎很早便踏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读书时代他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到处演讲,大受欢迎,这种经历和天天躲在一个角落,只和留学小圈子交流的人显然非常不同。

章清:胡适在留学生中确实很特别,交往颇为广泛,也留心观察美国社会。观察美国的选举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生活,对他刺激很大。不过,很难说胡适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民族主义实际上构成他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借,贯穿于其志业和思想的选择的,仍然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关怀。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向现代学科转换之中,梁启超和胡适会是两个转折点意义上的人物吗?

章清:学科知识的成长,重要一环是制度的变革,梁启超与胡适都是这个转变中很重要的人物。依拙见,重点还是要从制度层面来思考这些问题,那也意味着个别人物的重要性会降低。换言之,需要结合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傅斯年之重要,是他创建了史语所。

我们看梁启超,他对于传统学术的检讨,自然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也阐述了很多新思想,影响到很多年轻人,胡适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梁启超那个时代,制度层面的变革才刚刚起步,所以这方面的成绩相对薄弱一些。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就表示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当然,影响到对梁启超评价的,还有另一棵大树康有为。                   

东方历史评论:说到制度层面,您会把“新式报刊”这类东西理解为一种制度化力量吗?“学术刊物”呢?

章清:当然是的,新型传播媒介在晚清以降发挥了其他媒介难以替代的作用。我在《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这本书中,正是期望能揭示出这一点。晚清“思想界”的形成,最初的动力无疑来自于“合群”的诉求,只是如何“合群”,围绕着学校、学会及报章,各有看法。报章的创办更容易实现,并且影响更快捷,因此也成为推动“合群”的重要媒介。

报章对于推动晚清以降的社会变革所发挥的影响,值得充分重视。胡适在1923年就曾说过:“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一份报章的创办意味着聚集了一些同道,同时也会影响一批人。报章有不同的色彩,有的偏重学术,有的关心政治,因此晚清以来学术与政治的成长,也需要透过这些报章进行分析。再往后,具有明显政党倾向的报纸杂志也出来了,成为某一党派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媒介,其影响则更为显著。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最初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学术发表机制要到20世纪20、30年代才建立起来。很多学术文章往往发表在时论杂志上,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新青年》群体分裂后,1922年胡适等人创办了批评政治的刊物《努力周报》,第1期就发表了陈衡哲的《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第2期又有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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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把梁启超和严复视为第一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一直颇有争议,在您看来,其中的困难之处在哪里?

章清:我在研究中也试图理清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问题,即什么时候开始有中国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提法?并且有很明确的指向。通过历史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实际是由国共两党来完成的,当然也意味着从负面看待自由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先驱者的地位得到肯定。

将梁启超和严复视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指他们对自由价值的肯定,并且所阐述的一些看法与自由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但必须看到的是,将近代中国思想人物置于“主义”的框架下进行评说,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主义都有特定的指称与语境,游离于此,则不免对“主义”的了解产生歧义。同样,为近代中国的思想人物贴上这样的标签,或许也只是因为其生平的某一阶段或思想上的某些主张较为接近某一“主义”,但很难以此“盖棺论定”。

梁启超和严复

我想强调的是,不仅是胡适,包括严复、梁启超等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其命名也有具体的时限问题。确立这样的时间点,自有其意义所在,因为我们习惯以“自由主义”的身份来判定其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如能确立“命名”的时间以及具体的来源,多少能减少一些武断,避免基于对“自由主义”笼统的认识贴标签。实际上,西方世界研究自由主义的论著,同样受制有这样的困惑:要断定谁不是自由主义者,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已经十分困难。

东方历史评论:如果按照国共两党这种“命名”过程,一开始就隐含了批判意味。

章清:确实是这样。不仅是自由主义,其他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之类,也是如此。简单说来,近代中国对“主义”的选择是充满政治考量的,胡适与“自由主义”发生关联,即来自国共两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赋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官方对胡适的批判,就将他作为“自由主义”或“自由派”的代表。如汪精卫将胡适等“人权论”者,归到“自由主义”这一派。共产党方面,则将“自由主义”与胡适联系在一起,主要是通常称之为后期创造社的社员扮演着主要角色。大致可以说,胡适与“自由主义”的结合,是伴随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而发生的,缘于国共两党逐渐占据强势地位。

当然,之所以强调中国缺少典型意义的自由主义者,主要体现在对“个人为不可化约的价值”的捍卫上。五四时期,读书人对于如何建立一个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甚为关切,但个人价值很快就屈从于群体意识,社会有机体的论调马上也起来了。这也意味着,个人自由之所以引起读书人的强烈反响,主要是看到其作为寻求富强、重建民族国家尊严具有的价值,反倒是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任何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对个人价值的保护与维持。

东方历史评论:其实晚清知识人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比如章太炎的“个体为真, 团体为幻”。五四时期个人主义一度也很有气势,却只是昙花一现。一些研究这声称,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里面很排斥这种东西,您怎么看?

章清:今天但凡提什么主义,通常就在放大它负面的东西。中国语境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充斥着种种负面的东西,往往和自私自利、自由散漫联系在一起。这表明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我们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如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如何体现。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排斥这些东西,也未必如此。即便传统思想中有负面的一些东西,通过所谓“创造性的转化”,也可以做出一些尝试。这方面说来话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问题的关键还在是“法律主治”(rule of law)还是“依法而治”(rule by law),这需要长期的努力。

东方历史评论:您肯定有这种体会,从晚清一直到现在,各种“国家主义”施加的驱动力,对整个知识界似乎一以贯之,其结果也延伸至今。

章清:这一切或许都要归于中国在近代的处境。作为一个老大的帝国,一下子跌落到弱国之林,自会产生巨大冲击,也会影响到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如前面所说的,胡适、傅斯年等人身上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一面。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读书人,从未放弃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种文化日益光大的民族主义目标,使这些读书人区别开来的只是他们各自开出了不同药方,以及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傅斯年之所以要办史语所,根本意图是要扭转乾坤,使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建立起来。立足民族主义立场来规划中国学术发展,其特点甚为鲜明,那就是力求专精,以提高中国的学术品质。

不仅如此,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也确立了国家优先的立场。这方面针对梁启超和严复的研究,都有所揭示。梁启超的“新民说”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但在中国处于灭亡的危机的压力下,梁又强调讨论脱离“国家”和“集体”的自由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史华慈对严复的研究也特别指明,严复主要受“国家主义”的驱策,所揭示的个人价值的本质意义也让渡于对国家富强的追求。 

东方历史评论:回头看那几代知识人,对于中国与世界、本土和西方如何相处,人们注意到胡适的看法可谓平和、理性,他很少强调被侮辱、被伤害的姿态,也没有显示过度的文化自信,可以说是那时的一种世界主义,今天看来仍很动人。 

章清:这确实涉及到今天仍需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处?“充分世界化”是胡适所阐述的重要主张,这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并希望中国能分享各国所取得的进步;“世界主义”一度在中国也颇有影响,成为不少读书人的选择。如同前面所谈及的,五四以后中国真正融入到世界中,在选择上也体现出多元性。不仅五四时期如此,到20世纪40年代之所以会形成所谓“第三条道路”,也表明读书人追求的,是既能保留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又汲取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主张,这也是立足世界进行的抉择。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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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纵横, 多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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