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5-25,星期六 | 阅读:397

撰文:拉塞尔·柯克

翻译:张大军

拉塞尔·柯克(1918-1994),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柯克以其保守主义思想而闻名美国,其思想甚至影响了尼克松、里根等美国总统的施政方向。从立意构思,到对保守主义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选取,拉塞尔·柯克所著的《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汉唐阳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在每一方面都做得极为出色,并借此开启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作者柯克亦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的思想家。

它并不是党派行动指南,而是试图界定“保守”和“保守主义”,梳理保守主义者们关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原则。或者更具体一些,是想探讨英国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何在;英格兰和美国具有什么样的共同观念体系,让那些有着保守天性之人能够持续抵制法国大革命肇始的激进理论和社会变革。(以下内容受权摘自该书第二章)

奇迹时代渐渐远去,遁入历史的荒原,成为不可思议的传统,现在就连平庸时代也已老态龙钟;在过往的世世代代里,人的生存依赖简单的法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法则变得日益空洞;似乎一切存有都已不在,只剩下现实的幻影,主导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主要是裁缝师和装潢师,所有人都戴上硬棉布面具,四处招手做鬼脸——突然之间,大地断裂了;在如地狱般的浓烟中,在刺眼的亮光中,革命激进主义的怪物冉冉升起。长着多个脑袋、口中吞吐着火焰的他问道:“你们觉得我怎么样?”

卡莱尔就是这么描写1789年爆发的革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写道,卡莱尔的《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将英国人从沉迷于伯克思想的状态中挽救过来”。顺便说一句,阿克顿会同意将罗伯斯庇尔和伯克吊死在同一个绞刑架上——这一充满煽情的说法代表了19世纪自由派人士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虽然他们在实践上同样憎恶真的这么干。自卡莱尔时代以降,很多认真思考问题的民众都认为有关法国革命的真相一定处于埃德蒙·伯克和孔多塞(Condorcet)——如果一定要找出来这么一个人的话——之间。

在自由主义节节胜利的一百年时间里,其中的批评家总是认为伯克在法国革命之意义的问题上犯下了大错。巴寇(Buckle)甚至以悲哀的笔调指出个中原因:伯克在1790年时已经疯了。不过,知识界对法国革命的辩护根本没有从对伯克的打击中恢复元气;伯克的同代人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向他的伟大对手无条件投降了,浪漫派人士在回应伯克的呼吁时抛弃了平等的诉求,而卡莱尔则无法拥抱潘恩的狂想。对于不断成长的那代人中的卓越之士,伯克的《反思录》抓住了他们的想象力,因为他的风格“像闪电般灵动多彩,带有犀利巧妙的修饰”[黑斯利特(Hazlitt)语];在大多数才华横溢的英格兰年轻人眼中,其光彩已超过卢梭:他的作品不仅经受住潘恩的攻击,而且让它相形见绌。他确立了英国保守主义的路径,他成为欧陆政治家的楷模,而且他曲径通幽地渗透进美国人的反叛精神。那些戴上硬棉布面具招摇的人无法逃离法国革命洪水的冲击,伯克则将那场革命称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最惊心动魄的事”。伯克并不是如此招摇之人;他也不属于平庸时代。他信赖奇迹时代——那个古老的奇迹时代,而非人为创造奇迹的新时代。他燃起一团火,目的是平息法国的大火。

晚至1789年夏,伯克之前所结交的朋友托马斯·潘恩从巴黎给伯克写信,希望说服拥有雄辩之才的伯克能够向英格兰引介“一种更加恢宏的自由体系”,并成为公众不满和民众主权的代言人。米拉波(Mirabeau)在国民大会发言时也长篇引用伯克演讲中的段落——有时会交代引用的来源,有时不交代,热烈地赞颂辉格党的领导人。这些陈年往事现在听起来可能让人惊讶不已,可是在当时,它们一点都不奇怪;那时,年轻的杜邦(Dupont)可能直言不讳地要求反对乔治三世的人称颂法国革命。保守的伯克也是自由的伯克——在殖民地事务上,他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反对帝国主义者(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尴尬);在经济事务上,他是斯密的盟友。不过,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法国革命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

热爱传统的伯克既是普通人,也是新人。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新人们主导的时代:在整个西欧地区,尤其是在英格兰,日后革命家们迫切要求的理性和灵性平等已经大体上实现,这比巴士底狱被攻陷还早一些年头。“富有进取心的才智之士”的崛起成就了革命的大灾难,而革命的灾难被宣称是模棱两可的回报的必要前提。在伯克的同代人中,英格兰最杰出的人才都是新人,来自中产或更低的阶层,他们的姓氏包括:史密斯(Smith)、约翰逊(Johnson)、雷诺德(Reynolds)、威尔克斯(Wilkes)、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谢里丹(Sheridan)、克拉珀(Crabbe)、休谟(Hume),等等。哲学家名录上的名字也差不多是这些。伯克在伦敦国会大厦(St. Stephen’s Hall)演讲时环绕他身边的就是这些他会将国家命运托付于其手中的自然贵族们(natural aristocracy)。

伯克

伯克这位新人、这位都柏林律师的儿子已成为贵族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和组织者。鲍德温(Baldwin)在评论伯克和罗诺克(Roanoke)的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时曾探究为何前者不是托利党人,后者不是联邦党人。他说:“他们都是古典意义上的辉格党人,因为他们都非常珍惜个人自由——这种爱惜之情像他们的自豪感一样深不可测,不可战胜;也因为他们都有强烈的阶层归属感,换言之,他们都钟爱属于自己和所在团体的权利。”

给辉格主义下定义并非易事。辉格党人反对专断的王权,提倡政府内部的改革,对英格兰的海外冒险事业总是持怀疑态度。当伯克进入英国下院时,辉格党总共才经历七届政府的任期,和今天保守党的存续时间长短差不多。它与商业利益集团和大地产主有隐隐约约的联系。辉格党党纲中的很多内容会吸引像伯克这样的年轻人的想象力:法律之下的自由、共同体中各团体之间的平衡、较大的宗教宽容度、1688年的知识遗产。托利党也会欢迎伯克这样的新人,而且伯克在托利党内也不乏熟人。不过,托利党人支持顽固的王权,有时被愚蠢生硬地执行的殖民和国内管理计划,以及对不同意见者的不宽容——对于亲眼目睹过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无能的伯克来说,最后一点非常可恶。这两个党派中间没有一丝激进主义,同时也没有真正自觉的保守主义。伯克选择了需要他的罗金汉(Rockingham)辉格党。

大卫·塞西尔(David Cecil)勋爵评论说:“即使对占据了辉格党人大部分时间的那些国务,他们也疏于理会经济理论或行政管理实践中的枯燥细节。对他们来说,政治首先是人品问题,其次是一般原则问题。而一般原则是他们表达的手段,而非思想的中介。他们并不妄想着质疑辉格党基本的正统原则。所有人都认同有秩序的自由、低税收和圈地政策;所有人都不认同专制和民主。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以一种新颖有效的方式重新申明这些无可辩驳的真理。”

整个辉格党结构的缺陷不言而喻。被罗金汉勋爵纳入麾下的不知疲倦的伯克立即开始工作,修补辉格党大厦中的各处危险裂痕。伯克对政治经济问题非常感兴趣,对于让大多数政客头疼的无数细节能了如指掌,仅凭自己就起草了辉格党的经济改革方案,并促使它在下院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他还承担起另一个角色,将辉格党人所钟情的那些一般观念清晰优雅地表述出来。他愿意工作,辉格党的领袖人物中很少人有这一优点。在一个讲究说话艺术的时代,伯克是其中最优秀的演说家。作为作家,就连辛辣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也对他爱慕有加。辉格党的观念构建工作几乎全部落到伯克的肩上,同时他还要承担辉格党的大部分行政管理职责,哪怕在福克斯(Fox)开始与伯克并肩战斗之后,情况依然如此。正如约翰逊所言,伯克这位天才能承担一切工作——可以做主教、总督、诗人、哲学家、律师、教授、士兵,而且在每个行当都能取得很大的成就。然而,即使以伯克所处的贵族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像他这样的人能成为一个大党派的其中一名管理者也是让人意外的事。他才华过人,可是,天才之人常常在政界吃不开。经过1832年的选举改革后,伯克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发表竞选演讲,很难想象那时的他还会喜欢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由于缺少迪斯雷利(Disraeli)的柔软身段和格莱德斯顿(Gladstone)的自以为义的狡猾手腕,伯克鄙视民主操作的手段,结果被布里斯托(Bristol)的选民抛弃。

伯克的职业生涯可以按照四项大议题分成截然不同的阶段:限制王权;美洲殖民地争议和革命;有关印度问题的辩论及对黑斯廷斯(Hastings)的审讯;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在所有这些斗争中,伯克只在第一场获得具有实际意义的胜利。他及其同僚无法与美国达成谅解;黑斯廷斯获释;在皮特(Pitt)和邓达斯(Dundas)领导的英国与雅各宾党人的法国的战争中,实际战事的进展与伯克的主张有很大的差异。他议会生涯的另一个主要努力方向是经济改革,虽然现在我们对这件事不甚清楚,当时它却是最重要的事项。伯克在这方面的努力要幸运得多,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持久的好处。就本书之目的而言,重点要关注的是,伯克在处理这些紧迫问题时孕育出的保守主义观念;确实,从他抗议法庭帮派的腐败到写下《论弑君以求和平》(Thoughts on Regicide Peace),这是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奥古斯丁·比莱尔(Augustine Birrell)评论说:“有评论指责晚年的伯克背叛了所谓的自由观念,没有比这更肤浅的了。终其一生,伯克都积极维护固有的秩序,特别憎恶抽象的东西和形而上学政治。他在反对法国革命的评论中的火热激情与他早年相对平静的写作中的温婉尔雅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观点……伯克将人类看作成群出入的劳作之蜂群,因此总是问自己:这些人怎样才能免于无政府状态的灾难?”

于是,伯克坚定不移地拥抱保守主义;可是,保守的对象又是什么?伯克不屈不挠地要维护的是英国的宪制及其分权传统。在伯克的思想中,综观整个欧洲,英国的这一体制是最有利于自由和秩序的;胡克、洛克及孟德斯鸠的观点都强化了他的上述看法。他要维护的也是范围更大的文明体制(constitution of civilization)。阿那卡西斯·克鲁茨(Anacharsis Cloots)可能会声称自己是人类的雄辩家;伯克则是人类的保护者。伯克的写作和演讲中内含有一种属于所有文明人的普世宪制;其主要内容有:敬畏社会偏好的神圣渊源;从传统和成见中获取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指引;确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仅限于此;坚定支持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权;反对空泛教条的变革。《反思录》对这些信念分别进行了极其真诚、饱含火热激情的陈述:

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在许多世代中都无法达成,于是它就变成不仅是活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还是活人、死人和未出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特定国家的每一契约不过是永恒社会的原初大契约的某一条款而已,将低级本性(lower nature)与高级本性(higher nature)以及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联系起来,其依据是一份由神圣不可侵犯的誓言确认的凝固不变的协定,而这份协定则囊括了所有物理和道德本性,并让它们各安其位……

在紧急状态中,人们会随时诉诸成见;在此之前,成见一直不断地以智慧和美德滋养人的思想,让人不会在决断时刻犹疑不决、疑虑重重、迷惑不解或优柔寡断。成见将人的美德变成习惯,使行动不再是率性之举……

你们本来会有一个受到保护、心满意足、勤劳顺从的民族,他们被教导去追求并欣赏那种凭借美德可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得到的幸福;这里面就包含了人类真正的道德上的平等,却没有那种弥天的幻觉,对于一生注定要默默无名、劳作不已的人,这种幻觉刺激出错误的观念,只能恶化和加重它绝无能力清除的那种真正的不平等;对于那些生活处于微寒状态的人以及能够攀升到更为亮丽的生活状态的人来说,文明生活秩序所构建的这种幸福带给他们的益处是同样的,而且后者的生活状态不会比前者更幸福……

这个国家的有些年轻人急于将年迈父辈的社会结构撕成碎片,然后求援于魔术师,希望靠着后者的法具和咒语就能够让父辈们的宪法重获新生,并更新父辈的生活。明智的成见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和排斥这些人。

这是未雨绸缪。威严的教会、美好的旧习俗、谨慎的改革——这些要素不仅属于英格兰人,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伯克来说,它们在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和英国的布里斯托同样有价值。而且在整个19世纪,伯克的法国和德国追随者们都认为它们也适用于欧洲大陆的体制。因此,伯克的思想体系就不仅仅是为了捍卫英国的政治体系。如果他的思想局限于此,那么他对我们的意义有一半就只与考古有关了。简要回顾一下伯克所称赞的那个具体的宪制可能是值得的——同时也是回顾该宪制所仰赖的那个18世纪社会;反过来,这一社会也依赖于那套政治宪制。最近,针对18世纪出现了很多怀旧型悼念文章;不过,现代人仍有充足的理由尊奉那个时代。

伯克说,英格兰宪制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所有阶层的英国人:确保他们的自由、他们在司法上的平等、他们体面地生活的机会。其渊源何在?其中包括:英国人传统的权利,国王认可的法律,以及1688年后国王与议会达成的约定。民众通过他们的代表(representatives)——而非代理人(delegates)——管理自己的国家,这些代表选自英国各个古老的团体组织,而非飘忽不定的群体。谁是民众?在伯克看来,公众由大约40万自由人组成,他们有闲暇或财产,或者是某个负有某方面责任的团体的成员,这使得他们能够理解政治的各个要素。(伯克认为确定普选权的范围要审慎和适度,根据时代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乡村绅士、农民、专业阶层、商人、制造业主、大学毕业生、某些选区里的店主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业者、终身拥有四十先令财富的人,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享有选举权。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各个阶层之间由此有了恰当的制衡——王族、贵族、乡绅、中产阶级、旧市镇、国内的各大学。把每一个英格兰人放在其中一个阶层,其实际利益就一目了然了。在良善的政府体系中,投票的目的不是让每个人表现自我,而是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不管他是否亲自直接投票。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针对18世纪的英国选举体制所提出的一系列指控。没有人比身为《花名册年鉴》(Annual Register)编辑的伯克更了解国家的状况,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要求改革的呼声。不过,伯克认为改革需要小心以待。自治市镇腐败和贪贿横行,新的工业城镇代表权不匹配,竞选活动和议会本身充斥着腐败,辉格党财阀占有支配地位——伯克清楚了解这一切。他愿意推动对英国社会结构进行缝缝补补的改革,不是打断政治发展连续性的那种一切从头来的改革。对于里士满(Richmond)公爵提出的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要求,他不认同。他一直倡导自由,从不支持民主。在选民资格要求中,符合其中至少两项——土地和闲暇——的人,那时和现在一样广泛;有教育资格的人更多了,不过,这里的教育通常并非伯克希望的那种。虽然个人收入出现平均化趋势,但符合伯克认为选民理想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可能并没有提高。伯克会对现代民主体制感到恐惧。

伯克的时代常常被称作贵族时代。不过,严格说来,它算不上贵族时代:权力基础很广泛,远超贵族和乡绅的范围。伯克本人获得的很多支持来自中产阶级,而且他会说:“至少就贵族这个词通常被理解的意思而言,我不是贵族阶层的朋友……我宁愿看到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也不愿它被严酷傲慢的贵族支配。”托克维尔的学术作品精准地描写了自由的英格兰:“初看起来,英格兰的旧宪法似乎仍有效;不过,细看之下,这种幻觉就消失了。忘记那些旧名字,无视那些旧形式,你就会发现,英国的封建体制早在17世纪就已基本上被废弃:所有阶层相互之间都自由交往,贵族势力已被削弱;贵族身份向所有人敞开。财富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赋均等,媒体自由,辩论公开化——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中世纪社会未曾有的。年轻的血液被巧妙地注入旧封建体制,因此延续了旧体制的生命,并赋予它新的活力,同时还保持着它古老的外观。”通过观察英国的自由体系,伯克的思想中留有这些深邃真理的印记:灵性上的连续性,将变革保持在习俗的框架之内的无比重要性,社会是不朽的存在的认知。有些不知深浅的评论家喜欢说伯克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这个词会令人想起实证主义和生物进化。实际上,伯克非常小心谨慎地避免这一草率的类比。他将社会看作一个灵性的统一体,一种永恒的伙伴关系,一个总是在消亡同时也总是在更新的团体,很像另一个永恒团体和统一体:教会。伯克认为,维护这种社会观是英国体制取得成功的关键——他要捍卫的这种社会观早在胡克时代就已内含在英国人的思想之中,不过之前从未得到如此清晰的表述。

伯克明白,自由是一个精密巧妙过程的产物;为永久维系自由,需要保留那些缓慢艰难地将野蛮人提升为文明的社会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终其一生,伯克首要关注的是正义与自由,这两者的生死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一种有明确内涵的自由,其边界由习俗确定。他曾为捍卫英国人的自由而反对国王,为捍卫美国人的自由而反对国王和议会,为捍卫印度人的自由而反对欧洲人。他捍卫这些自由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是新发明的事物,而在于它们是古老的特权,为悠久长远的实践所保障。伯克是主张自由的,因为他是保守的。托马斯·潘恩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思维框架。

对于本章所涉及的18世纪政治生活,伯克大体上是满意的。相较于被幻想家重塑的社会的不确定前景,并非社会改良主义者的他更喜欢这个相对和平与安宁的时代,不管它有什么缺陷。虽然有着非常了不起的才智,伯克在捍卫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时仍感到力不从心。不过,人们可以有把握地指出伯克预见性不足的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他似乎忽略掉经济因素对18世纪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种影响与《社会契约论》对18世纪思想的否定一样确定不移。他对政治经济学有透彻的了解:按照麦金托什的说法,亚当·斯密曾亲口对伯克说:“在他们讨论完政治经济学议题后,他是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与斯密想法完全一致的唯一一人。”然而,伯克对英国农村社会的衰败不置一词,又当何论?伯克和杰斐逊都知道,创新来自城市;漂泊无根的城里人试图编织起一个新世界。保守主义最忠诚的跟随者永远都在乡村,乡下人不急于摆脱旧有的方式,正是这些旧方式让他们与其头顶上无垠星空中的上帝以及脚下坟墓中的父辈紧密相连。就在伯克为英国橡树下淡漠的牛群辩护之际,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这是辉格党富豪重要的财富来源——正摧毁自耕农、佃农和所有家境贫寒的农村人。随着自由农民数量的减少,地主的政治影响力肯定下降。伯克写道:“有些人认为,值得质疑的是,将公共和废弃土地圈起来的做法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明智的或可行的。不过没有人认为这些做法已经过分。”他的不满仅止于此。

不过,这是例外情况。伯克通常不会将重要问题置于他的考虑之外。他非常注重实际,几乎无所不能。“我必须亲眼看到那些事;我必须亲眼见到那些人。”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从惯常的马基雅维利手段升华至具有美德高度的审慎。伯克曾这么评价自己的政治实践:“我每朝前走一步,都很费力。”沉稳地前进不是爱尔兰雄辩家们的惯常做法。所有人都知道伯克神采飞扬、滔滔不绝的雄辩之才。对于惊慌不已的托利党看客来说,黑斯廷斯庭审中的伯克看起来确实不像深邃谨慎之人。不过,作为一位政治家,伯克对总的政策有精准的阐述,因为他在做出每一个重要决定时都要仔细考察具体情况。他憎恶“抽象的东西”——这里他指的不是原则,而是夸大其词的一般性结论,不考虑人类的脆弱和特定时代及国家的具体环境。因此,虽然他认同英国人的权利以及某些具有普适性的自然法,却讨厌潘恩和法国教条主义者马上就要宣布为不可侵犯的“人的权利”。伯克坚信适合文明人的某种宪制;他和塞缪尔·约翰逊一样坚信有关普世人性的道理。不过,这些权利的运用和范围只取决于习俗和地方环境;就此而言,伯克比法国的革新者们更忠实于孟德斯鸠的思想。一个人永远都有自卫的权利,不过他并没有随时随地佩带脱鞘之剑的权利。

当法国革命大潮开始萌动时,伯克马上就年届六十;从事反对政府的活动让他早生华发;在他整个议会生涯中,除了短暂的两段时间,他没有任何官职。因此,在潘恩、米拉波和克鲁茨看来,他一定是想象中最自然而然的人物,可以带领人们清除英国的旧体制。几十年来,他一直抨击当权者,其激烈程度在法国无人能及,甚至连伏尔泰也惮于模仿他的做法。伯克曾将英格兰国王称作诡计多端的暴君,称印度的征服者为没有原则的掠夺者。然而,被潘恩、米拉波和克鲁茨忘掉的是,伯克反对国王乔治三世和沃伦·黑斯廷斯的原因是他们爱搞新花样。他预见到理性时代的新规划旨在将社会搞得天翻地覆;在揭露对永恒之物的这一新威胁时,伯克表现出来的厌恶之情超过他对托利党和大人物们的所有抨击。其中的原因是,比起法国的全部经济学家和文人雅士,作为辉格党了不起的务实代言人的伯克更加理解人类的缺陷。“伯克的政治智慧长久流传,泽被众人,如果没有它,政治家们就好像没有航标的大海上的水手。”说这话的不是丘吉尔,也不是塔夫脱,而是已经过世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哲学上保守主义的存在要归功于伯克对革命理论的辨析。

《反思录》出版于1790年,时在伯克与福克斯的辉格党决裂之后。次年出版的有《给国民大会代表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以及《新辉格党人对老辉格党人的呼吁》(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出版于1796年的是《给尊贵的勋爵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Noble Lord)以及《论弑君以求和平》中所包含的早期信件。《论弑君以求和平》的其余部分出版于1797年。在伟人生命接近终点时出版的这些著作成为保守主义的宪章性文献。由于他鄙视那些如空中楼阁般建构起来的空泛哲学和观念体系,伯克没有致力于将自己的观念整理成普通的政治学说文集。不过,他在论及法国短暂的恐怖统治时所运用的普遍原则超越了其所针对的具体论题。伯克的观点内置于丰富的历史和人物细节之中,这常常使得他的想法比其对手的文章更容易理解。他的小册子先是抑制了英国国内向往法国人新花样的热情;很快就使得皮特能够号召起英国人反对法国的爱国情绪;然后又激起对平等原则的抵制,使得英国宪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变动。他在世界上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直到近些年,对伯克思想的批评大多来自自由派人士以及乐观主义者;前者无法认同伯克对“进步”和“民主”的怀疑立场,后者的写作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革命之前,希冀全社会普遍享有物质和文化成就,这成为他们展望的迷人图景。

这些评论家都认为,伯克肯定误解了法国革命运动的总趋势,因为革命是迈向普遍平等、自由和繁荣的必要一步,不管其当下的表现如何令人不快。然而,事态的发展过程似乎印证了伯克的预言,而且我们当下麻烦不断的世代已经历了革命年代那些无限希望破灭的现实:公正与诚实之神(the gods of the copybook headings)带着火与剑回来了。伯克习惯性地从长远趋势和后果考虑问题。伯克的所有预言都已应验:国家分化成一个个个体的简单集合,政治机器主导的财产分配,残酷无情的战争时代,应运而生的军事强人从无政府状态中打造出独裁政体,道德和社会行为规则可怕的沉沦。伯克认为,这些恐怖现象的源头就在革命思想家的激进愿景之中。

一直到1914年,对伯克评头论足者还普遍相信他夸大了激进革命思想对英格兰的直接威胁。这些评论家没有亲眼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胜利,尽管在欧洲所有国家中,俄罗斯显然是最不适合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也许,伯克可能高估了英国激进主义的势力;不过,现在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保守主义的胜利在何等程度上直接源自伯克的告诫以及皮特的谨慎之举,我们只知道伯克和皮特的政策至关重要。到1790年时,支持抽象平等原则的风气在英国取得很大的进展,以至于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要假装自己就是英国的“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Egalité),就连贵族们——尤其是里士满、德比(Derby)、诺福克(Norfolk)、塞尔科克(Selkirk)和埃芬厄姆(Effingham)——都成为激进的宪政协会的会员,而且福克斯和谢里丹也都误判了革命风潮的走向,甚至后来成为伯克门徒的年轻人——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都被平等的幻想冲昏头脑;即便如索爱米·杰宁斯(Soame Jenyns)之类的学者也认可“抽签的原则”和其他修正后的古典民主原则。只有伯克挡住了这一狂热的风潮。伯克对英国出现的类似法国社会的问题熟稔于心:受圈地运动压迫的英国农业劳动人口;北部矿区可怕的生存状况和新兴产业阶级的非人道待遇;可能会导致伦敦瘫痪的严重群众骚乱——其领头者就像滑稽歌剧(opéra-bouffe)中的乔治·戈登勋爵;利斯(Leith)暴动;爱尔兰在这些年积累的可怕怨恨;持理性主义立场的神职人员情绪上的激进化——其中超过半数最初似乎同情法国革命。法国的物质环境为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再有利不过的条件;革命宣传则为冲突埋下火种。伯克决心掐灭英国的革命火花。如果他没有剪断革命的火花,或者如果他只是和福克斯一起颂赞自由、平等和博爱,也许就没人能扑灭革命的大火。批评者对伯克的评价离事件发生还不到一百年;如果要评估将整个世界推倒重来的后果,一百年的时间还太短。某位拥护民主的著名人士对伯克的评价比多数人更富智慧。当伯克提醒英国注意防范法国革命时,“伯克就是伯克,而且他是对的”。这是伍德罗·威尔逊的评价。

(注释略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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