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罐,其实是一种西方传统医学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5-19,星期日 | 阅读:549

文 | 谌旭彬

注:本文所有“中医”均系指“中国传统医学”,对应的概念“西医”则是指“西方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不存在中、西之分。


当代中医学界常将“拔罐”的历史追溯到先秦时代,宣称“拔罐疗法”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史料依据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一种“角法”。中医学界认为,这种“角法”,就是“拔罐疗法”。①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查《五十二病方》,所谓“角法”其实只是一种“痔疮割除术”,与“拔罐疗法”风牛马不相及。关于“角法”的史料记载如下

“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絮以小绳,剖以刀。”②

牡痔,即外痔。大意是:肛门长了外痔,大如枣,小如核,可用动物之角的小口,抵住需要割除的部分,等待差不多煮熟二斗米的时间,把角拿开,以小绳捆住凸起的部分,再用刀割掉。

非常地清楚明白,这种“角法”不是“拔罐”,是用来割痔疮的。

图:可用来割痔疮的牛角

当代中医界还认为,“拔罐”在中国传承有序。比如,东晋的《肘后备急方》、南北朝的《姚氏方》、唐代的《外台秘要》、宋代的《证类本草》、元代的《瑞竹堂经验方》、明代的《外科启玄》等传统医学著作中提到的“角法”,都属于“拔罐疗法”。

这种理解,也是错误的。

葛洪《肘后备急方》里的“角法”,又称“针角”,其实是一种用针刺破患处,再用角抵住,吸出脓液、恶血的外科手术,与“拔罐”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葛洪还说,患了“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疠”,千万不能用“针角”,否则是要坏事的。

《姚氏方》中关于“针角”的记载,与《肘后备急方》是一致的。③

唐人王焘的《外台秘要》里,动物之角被竹筒之角代替。书中说:京师蛇蝎多,如果敷药不管用,可以用细竹做的小竹筒,在伤口处实施“角法”来排毒。具体操作方法是:

“速作五、四枚,铛内熟煮,取以角蜇处,冷即换。初被蜇,先以针刺蜇处出血,然后角之,热畏伤肉,以冷水暂浸角口二三分。”

大意是:先将四五枚小竹筒放在锅内水煮,再用针将被蜇之处刺破出血,然后把煮热的竹筒扣在上面,如果怕烫,可以将竹筒口沾一下冷水。上一枚竹筒冷却后掉下来,再换下一枚煮热了的。

显然,这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外科“排毒术”,而非号称能够内病外治的“拔罐疗法”,仅在利用热空气冷却造成负压这一点上,与“拔罐疗法”有相似之处。④

宋人的《证类本草》、元代的《瑞竹堂经验方》、明代《外科启玄》里记载的各种“煮竹筒法”,都写得非常明白,是用来挤疮排脓的,操作方式与唐代的《外台秘要》大同小异。⑤

真正的“拔罐疗法”,要到清代才有记载。

康熙年间的徐彬(浙江人氏),在《金匮要略论注》中说:

“余见近来拔火罐者,以火入瓶,罨人患处,立将内寒吸起,甚力。”

这种做法,与今天中医界玩的“拔罐”,基本上是一回事了。徐彬把“拔火罐”当一件新鲜事记录下来,可知当时还不是非常普及。

乾隆年间的赵学敏(约1719~1805),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对拔火罐有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巅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合于肉,即牢不可脱,须待其自落。患者自觉有一股暖气,从毛孔渗入,少顷火力尽则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水汽出,风寒尽出,不必服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⑥

《本草纲目拾遗》关于“拔罐疗法”的理论表述——目的是排出体内风寒;原理是建基于经络之学;操作方式是以燃火之类的方式形成负压状态,使罐体紧紧依附在皮肤表面——被当代中医学界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当然,这些理论表述,只是“所谓的理论”,是完全靠不住的。

图:1950~1970年代,曾大力提倡“拔罐疗法”

实际上,“拔罐疗法”在西方见诸典籍的时间,要比中国早得多。它是一种西方传统医学。

比如,古希腊已有“拔罐疗法”,其理论基础是“体液学说”。医者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黑胆四种体液,某种体液过多时就会致病,故需要将其从人体内吸出。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墙壁上绘有两个吸杯,被认为是用来自人体抽取血液的器具。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12世纪。⑦

图:古希腊壁画上的外科器具“吸杯”

再如,古印度文献《妙闻集》,成书于公元2世纪之前。该书认为,人的体液会受到“风、胆、痰”三种病素的侵害。水蛭可以吸走因胆汁素而恶化的血液;动物之角可以吸走因风素而恶化的血液;葫芦可以吸走因黏液素而恶化的血液。其中,葫芦中置灯吸血,与拔罐利用负压的原理类似。⑧

此外,活跃于公元2世纪的罗马科学家安提洛斯,也曾提出过“干杯吸法”和“湿杯吸法”。前者不刺破皮肤,仅使用吸杯造成皮下淤血;后者划破皮肤后,再用吸杯将部分血液抽离身体。⑨

图:各式各样的西方“吸杯”

兴盛于清代的“中式拔罐疗法”,它的产生,很可能与蒙古西征所引发的阿拉伯医学东传有关。

公元7-8世纪,阿拉伯医学界翻译和编纂了大量以古希腊医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杯吸疗法”得以盛行于中亚。

比如,巴格达医学校校长、先后任四代哈里发御医的马萨华(777~857年),他的著作当中载有杯吸术。名医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中,也载有放血术和杯吸术。

其后,因蒙古大军西征,阿拉伯医者、药物大量输入中国。

1292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內)设置“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1302年,元朝廷又“升广惠司秩正三品,掌回回医药”。成书于明代的36卷《回回药方》,已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吸纳到了书中。⑩

同期,与拔火罐疗法一并自中亚传入者,还有“肩关节脱臼复位法”、“放血疗法”和“治疗白癜风的配方、诊治方法”。⑪这些“西方传统医术”,最先被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然后再传入中原,传入江南,这个传播过程耗费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清代藏医觉吾·伦珠扎西,在《大宇妥·元丹贡布传》一书中写道:

“疾病外消法首先产生于蒙古地区,即放血、灸焫罨疗、拔罐等。”⑫

他之所以会有拔罐起源于蒙古地区的错觉,其实是因为杯吸疗法自西方进入中国,最先传入的地区是蒙古草原。至于中原及江南地区,接触到这种疗法的时间,则要晚很多。康熙时代的浙江人徐彬说起“火罐”,言辞间还将之当成新鲜事物;乾隆时代的赵学敏说起“火罐之术”,提到“江右及闽中皆有之”,似乎已在江南民间普及开来了。

图:“拔罐”在西方有着很悠久的传统,称作“cupping”(杯吸)

“杯吸疗法”传入蒙医后,“干杯”性质的拔罐、“湿杯”性质的放血,都被保留了下来。但传入中医后,中医界高度排斥放血术,只保留了“干杯”性质的拔罐。对此,乾隆年间使华的马戛尔尼留下了一段观察:

“我们整个的旅途中遇到过无数的人,……中国人十分害怕尖削器械,不愿做放血手术,尽管医理是懂得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怎样)划破皮肤和用拔火罐之法抽血。”⑬

对放血术的排斥,凸显了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上,与西方传统医学的某些核心区别。

中国传统医学围绕着“经络脏腑”,以“阴阳五行”之说来构筑关于疾病的解释体系;西方传统医学则多基于“体液学说”。西方传统医学玩“杯吸疗法”时,认为该疗法会作用于血液和其他体液;中国传统医学则将“杯吸疗法”做了改造,认为该疗法会作用于穴位脏腑。所以,清代的中医们对“放血”不感兴趣,他们相信,头疼时应把火罐置于“太阳、脑户或巅顶”等穴位处,腹痛时应把火罐“合在脐上”。

有意思的是,到了1950-1960年代,“中式拔罐疗法”的经络脏腑说,与“苏联杯吸疗法”的血液说,又被强行糅合到了一起(具体可参见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拔罐疗法》,侯康国,张永增/编)。

简言之,当代中医界虽然喜欢拔罐,但严格说来,“拔罐”并不起源于中国,它在中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清代,它是西方的“杯吸术”在中国的变种。退一大步讲,将“拔罐疗法”中的其他元素全部剔除,“利用负压即为拔罐”,也只能说东西方传统医学界都独立发现了“利用负压”的医疗办法(事实上,在清代之前,中国传统医学利用负压的目的只限于吸脓排毒。是一种临时急救措施;而杯吸术和拔罐术则被视为一种常规医疗保健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来一下)

事实上,除了引发皮下淤血、对人体组织造成伤害,进而诱导人体分泌某些物质对伤口进行修复之外,迄今并无任何实验证据能够证实“拔罐疗法”对人体有益。

参考文献:

①这种说法在中医著作中极为普遍,可参见:张淳,《中国火罐疗法》,贵州科技出版社,2013。余不赘注。

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五十二病方》之“牡痔”篇,文物出版社,1979。

③(晋)葛洪/著、王均宁/点校,《肘后备急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P189。

④(唐)王焘,《外台秘要》,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P1226。

⑤(元)沙图穆苏/著、宋白杨/校注,《瑞竹堂经验方》,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P69。⑥(清)赵学敏/编,《本草纲目拾遗》,人民王生出版社(影印),1957,P39。

⑦参见(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59-150。

⑧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107-108。

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76 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P296。⑩宋岘,《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P90;P147-154。

⑪王灵桂,《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2010,P277。

⑫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P180。

⑬(英)乔治·马夏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P330。

本文还参考了:廖育群,《拔罐,竟然是西方舶来品?!》,《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院官方科普平台)2016年8月11日。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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