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代是最好的时代?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4-12,星期五 | 阅读:174

文/郭贤源

最近十余年来,大陆地区形成一种热情赞美北洋政府与袁世凯的思潮,在这种声音影响下,北洋被逐渐放大,什么有自由(不是英美国家那种),什么民主选举,什么政党政治,什么国会,一副与欧美现代政治没大差异似的。因为北洋系思潮的崛起,人们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比如现在很流行的北洋如何好如何自由,该思潮有一个简化的观点——北洋是最好的时代,是最接近欧美民主的时代,如果不是孙文发动的革命破坏北洋,中国人可能早就进入了欧美式政治生态。

以表象、框架结构来看北洋时期的政治,我们的确会得到某些自认为的结论,如北洋时代是存在政党、议会选举、国会、办报等,但如果依据这些现象就认定是自由民主,或是最好的时代,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特别是它在逻辑上很难自洽,比如南京政府在败退台北以后实现了自我转型,那么转型后的政治生态难道不如北洋时期的?又如,北洋在袁世凯死后陷入军人乱战状态,国家呈现多中心状态,这莫非也是“最好时代”评选的标准?如何认识北洋时代的政治建设,这其实已经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过去,有国民党的“破坏共和,破坏约法”之说,后有阶级论的说辞,再又有在阶级论基础上产生的北洋系反思学说。看待北洋政府,虽各有说法,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评论的标准各异,且各标准均不是依照英美经验做参考,也缺乏参考欧美诸国的成败经验。在各说各话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自设条件的“好”或“坏”评论,而那些评论却未必有现实或历史意义。

认识北洋时代的建设,可参考的经验实在很多,而且不同的角度还会呈现出很多的看法。以最近利比亚的局势作为参考,这也是一种认识北洋的维度。以利比亚来说,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颠覆以后,利比亚步入了政治重建阶段,各种势力在新时期都浮动出来,这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的形势是很相似的。民初“南北议和”以后,各种势力暂时妥协退让,共同接受袁世凯主导的北洋军人势力之下;利比亚则是各派系暂时妥协,在联合国和欧盟支持下成立民族团结政府,但军事强人哈夫塔尔的态度左右着民族团结政府的前途与走向。军事强人的袁世凯,军事强人哈夫塔尔,他们显然都是左右政治重建的决定性力量——他们的思想认知对建设新政治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尽管北洋政府和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在表面现象上都接近或类似于欧美国家的那种模式,如三权分立、政党、选举、议会等,但只要袁世凯及其势力、哈夫塔尔及其势力不予支持新政治建设,那么表面、表象的新政治很快就会陷入僵局,甚至是破产。

最近,利比亚国民军老大哈夫塔尔宣布对首都的黎波里发动进攻,对民族团结政府直接予以致命的打击,直接挑战新政府的权威不说,就是新政治建设也不得不接受考验。如果哈夫塔尔的进军获胜,那么民族团结政府就必定要改头换面。所以民族团结政府表面、表象的那些东西,根本就是虚像,并不值得格外吹捧。回过头去看北洋政府,它虽然存在某些表象,但对表象进行赞美,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建设自由民主的新政治不是靠着表象,而是需要军队的支持(这还得在进步力量掌控之下),需要进步色彩的政治建设团体及其指导思想,需要稳定的政局,需要自由与包容的批评声音,等等。

北洋政府时期有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支持,但北洋军人的整体势力却是相对守旧的思想,北洋时代的政局也不稳定,北洋时代对待批评声音也不是足够宽容——它多是管不到或管不住。在袁世凯死后,作为北洋军事势力这个整体已经散了,此时就更不可能建设新生的自由民主整治。以英国、美国为例,两国在建设新政治时都不存在多个军事实力主导,也不存在混战导致政局长期不稳。同时,英美还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主导新政治建设的势力是进步意义的,而不是守旧势力,守旧势力可以参与到新建设中,但成为主导作用则很难推动社会进步。至于说到政局的稳定与新政治建设,我们看北洋时期,再对比一下英美,就知道更迭频繁的北洋与英美两国的稳定形成了鲜明的不同,与法国大革命后的频繁更迭倒是很接近,所以政局的稳定对新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关系到新生政治模式能否持续与产生。

以包容批评的意见来看,这涉及到新生政治的良性循环,没有批评就很难改变现实,也就缺乏助推社会进步的动力。

从表象去看,北洋政府的空壳、框架似乎不错,但从整个的现实建设来说,北洋时代是缺乏建设新生政治的多个重要条件,因而它最后走向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作用。所以,时下流行的赞美北洋,实际上是一种赞扬表象、空架子的行为,却与现实主义的政治脱钩了。


来源: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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