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余英时?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3-25,星期一 | 阅读:512

崔莹 为FT中文网撰稿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副教授丘慧芬评价余英时:“余先生在中文与西方的汉学界以及史学领域,早已是研究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代表权威。”余英时90岁大寿前夕,台湾出版界推出两本和他有关的著作:余英时本人撰写的《余英时回忆录》,以及由他的16位门生合著的《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事》,呼吁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了解这位史学泰斗的学术和思想,感受其为人与处世的风格。3月20日下午,这两本书的出版人、以及台湾学者相聚中央大学,探讨余英时的学思历程,和他的著述的现实意义等。我恰好在台北,便前往中央大学聆听了这场座谈会。

《历史与思想》轰动一时

《如沐春风》由联经出版社出版。早在1976年该出版社便推出了余英时的著作《历史与思想》,书中包含余英时于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和《“君尊臣卑”下的军权与相权》等文,开启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此书出版后便在台湾引起一场思想风潮,余英时、张灏、林毓生等关于“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的讨论,更是轰动一时。直到今天,《历史与思想》依然被不断重印,影响深远。余时英也认为《历史与思想》是他的所有著作中流传最广而且持续最久的一部。他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并不仅仅是研究历史与思想的学者,也包括关心历史和思想问题的一般的知识分子。

座谈会上,中央大学历史所副教授蒋竹山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上大学阶段,无论学历史、中文,或其他学科的学生,都热衷读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出版了《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表示:“《历史与思想》脉络清晰,很容易阅读,尽管身为学者,但余英时从不掉书袋子,他认为写的东西本来就是要让人看得懂。”《历史与思想》之后,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所有著作,都备受台湾知识分子的关注。余英时被公认是胡适之后,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和《历史与思想》的文字风格一脉相承,《余英时回忆录》的话语平实亲切,读者像是在聆听历经世事的老人在缓缓讲述他那个时代的故事。余英时自己表示:“我是写历史的人,我想从史学家观点,将个人经验、亲见亲闻,以及这几十年中国变化关键的地方给点出来。”廖志峰评价:“《余英时回忆录》的岀版,来自于一个时代,也将超越这个时代。”在读过《余英时回忆录》后,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博士徐力恒感慨:“印象最深的是于英时先生回顾他在安徽、北京、香港和美国的几次人生转折,其中呈现的心路历程,生动地映照出一位满怀中国情怀的历史学家如何在激荡的时代中,冷静面对中国的变化,捍卫自己的理想,继续读史、思考和著述。”

《如沐春风》中包括余英时子弟们的怀旧忆往,纪实文章,余英时的思想整理,关于他的学术论文,以及余英时的演讲稿等。参与该书撰写的丘慧芬教授指出余英时数十年来始终坚持将自己学术思想上的信念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他的论说和行动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的存续发展,形成了独特且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下思考问题

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在座谈会上指出,余英时的著述是针对普通大众的,他举例余英时的很多文章经常发表于报纸的副刊,显然,余英时希望普通读者了解他的想法。无论史学研究者或其他人,阅读余英时的作品,都很有意义。因为余英时所探讨的,不仅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现实意义。他的著述启发人们通过学习中国传统和中国思想,来了解人生追求的现实意义。

胡川安介绍,余先生最初到哈佛大学读书时,他对海外的汉学研究一点都不了解,他后来学习西方的汉学、西方的理论,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他经历了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在香港新亚学院毕业,又去美国求学。在这个过程中,余英时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脉络下的学问,这些“多元化主义”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余英时在解决、思考某一问题时,经常用不同的学问、在不同的文化脉络里去思考。这种跨文化的角度、具有多元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很值得年轻人学习、借鉴。

早在20世纪50年代,余英时就曾表明自己的多元文化历史观,他表示:“首先,我绝对不是一元论的,其次,我更不是命定论的,我无法相信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由于某种单一的作用,自然我也无法相信历史是单一的公式,历史的因素极多,也极复杂”。

参与座谈会的联经出版社总编胡金伦认为,余英时的思想和研究融汇了一些西方的理论,但他最终还是回归到中国的传统。他指出余英时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热爱。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余英时曾一再强调,中华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并不冲突,儒家不只讲君臣上下,也讲平等自由。

廖志峰指出,余英时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显然,余英时少年时期接受私塾教育、学习古典诗文,用文言文写作等经历,都对他之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金伦也表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在断裂、是否能够继续保存延存下去,一直是余英时最关心的事情。

对中国现实有诸多批判

在《余英时回忆录》的序言里,余英时提到自己“不去中国大陆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事实上,自从1978年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后,出生于天津、20岁之前都在中国大陆度过的余英时就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大陆。2019年2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余英时解释不回大陆的原因是因为“六四事件”,他不想对中国政府有任何支持。

余英时曾改编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注:托马斯•曼的原话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对他而言,中国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他表示会吸收中国文化好的方面,无论他在哪里,他过的生活、运用的价值基本上都来自中国。

座谈会期间,台湾出版人和学者就余英时的思想和研究是否对他的政治立场带来影响进行了探讨。胡金伦认为,余英时一直据守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经常在他的著作里、和他的学生探讨,上个世纪,如果政权没有易手的话,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会被保留?余先生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他所想象的,因此,他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会有诸多的批判。

廖志峰表示,余英时在回忆录中提及“五四精神”,其中“五四精神”最重要的价值是民主和科学,但他认为这两点一直没能在中国落实。在这本书中,余英时讲述他的表哥汪志天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识青年。当年,这位表哥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也是最早向余英时灌输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廖志峰认为,余英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香港读书,后来去美国求学,他的政治立场更多源于他自己的实践,是根据他的经历、他的阅读和思考后获得的,和他的学术研究不一定会有关系。余英时的政治态度体现的是他对人的关怀,对文化的尊重。

胡川安补充,余英时曾写社论、发传真支持学运,他支持民主,并一直支持胡适的“自由主义”,这些都是在继承五四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文首照片由廖志峰摄影。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责任编辑: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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