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的转折:明代言官是怎样败坏的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3-14,星期四 | 阅读:420

撰文:宗城

明代的言官主要是指“六科”和都察院里负有谏诤责任的官员,所谓“六科”,即户、礼、兵、刑、工,六科设有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明会典》将其概括为“封驳纠劾”。而都察院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都察院御史同样可以纠劾百官、学术、科举考试及刑狱重案。相对而言,都察院御史侧重于对百官的纠察,而六科给事中可以考察天子得失,利用封驳之权约束皇权。在明代,给事中和御史又被称作“科道” ,所以明代的言官又被叫做“科道官”或“台垣”。

明代是皇权扩张的一个朝代,宰相废除、中央集权,让明代皇帝有了更大的揽权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在与阁臣、言官、宦官、其余京城各部官员还有地方势力的互动中,明代皇权得到一定约束,其中,言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明太祖时期,朝廷很重视言官的职能,朱元璋要求他们“有过必谏”“遇事必言”,“谏而不切者非忠也,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 ,这让明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言官文化,犯颜直谏成为一种潮流,诸如杨慎、海瑞、王用汲等官员,都尊奉着这种“谏诤”传统,但正是在他们所在的嘉靖朝,言官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言官的文化也逐渐败坏。史书归纳这种变化为:从“帝初践祚,言路大开” 到“厌薄言官,废黜相继” ,再到“酷待言官,力加摧抑”,及至晚年的稍加反省,略宽言路,嘉靖朝皇帝与言官的关系变化反复,但总体上处于一个皇权打压言官的阶段,这个阶段,明代的言官文化明显出现了败坏,从“仗节死义”到“附庸权臣”,言官的变化与皇权膨胀和党争激化相互关联。

明世宗嘉靖皇帝

正德末年、嘉靖初年被视为一个言路大开的时候,它的标志是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颁布的新皇帝即位诏书,在这份诏书中有多处对谏诤之臣的抚恤和鼓励,比如诏书中的第二条:“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内外大小官员人等,有因忠直谏诤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调升改充军为民等项,及言事忤旨自陈致仕养病等项,各该衙门备查明白,开具事情,奏请定夺。”

第十一条:“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有贪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紏劾,在外从巡按御史紏劾。”第八十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

第八十一条:“已上兴革政令,诏书到日,有司即便奉行,如有延缓者,许巡按御史按察司访察究问,俱以违制论。”

这些都体现了新皇帝对言官的重视。不过,这份诏书并不是世宗的手笔,而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主笔,写好后与阁臣共同斟酌、润色,最后交给刚刚即位的世宗批红,即位诏书由此颁布天下。它体现的是杨廷和等士大夫领袖革新朝政的决心,而世宗当时以藩王身份入主,在紫禁城无依无靠,自然凡事听从拥戴他的杨廷和。

在大议礼事件爆发前,世宗和杨廷和集团有过短暂的和谐期,这段时期言官的热情高涨,他们积极劝谏世宗,或是提醒他以史为鉴,励精图治,或是基于典章规范指正他的不当行为,对于这些劝谏,“帝亦优容之”。 但这段蜜月期很快过去,为了摆脱杨廷和的控制,树立自己的权威,世宗“渐疏大臣,政率内决” 。言官邓继增因此直言:“陛下不与大臣共政,而倚信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结果世宗大怒,把邓继增打入诏狱,即便给事中张逵、韩楷、郑一鹏,御史林有孚、马明衡、季本纷纷上疏求情,世宗也没有消解怒气。而在嘉靖二年,礼科给事中刘最弹劾宦官崔文“以祷祠事诱帝” ,反被崔文告状,刘最因此被贬官,这件事也反映了嘉靖初年世宗与言官的微妙关系,言路大开只是一个很短暂的状态,从嘉靖二年开始,世宗就因为议礼、宦官和建造工程等问题与言官发生摩擦,到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这一矛盾达到高潮。

杨廷和

嘉靖二年到三年,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的追封问题,以杨廷和、毛澄、蔣冕为代表的高级文官,和以世宗、张璁为代表的皇帝及中下层文官展开漫长的拉锯,它表面上是议礼之争,实则是皇权及文官内部的权力之争。朝廷百废待新,大批言官不希望正德朝的闹剧重演,所以他们联合起来,集体向皇帝进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杨廷和家的公子杨慎,他对众人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以他为首的二百多位京官跪在左顺门外,表达他们的强硬立场,其中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结果,世宗毫不留情,派人将这些大臣逮捕杖责,有一百八十多人因此受伤,十七位官员被打死,杨慎等带头官员或是被削职为民,或是被发配充军,这就是著名的左顺门事件。

嘉靖初期,言官对匡正社稷、尽忠直言抱有很大的热情,以至于一度出现过火的趋势,从嘉靖二年崔文事件中八十八位给事中、御史的联名弹劾,到嘉靖三年四十四位言官联名反对张璁、桂萼入京,再到同年七月的两百余人伏哭左顺门,集体上疏、犯言直谏成为嘉靖初期的风气。

左顺门事件后,言官集体上疏的浪潮稍挫,但犯言直谏的例子依然不少,比如嘉靖五年,李达福案爆发,二十余位给事中、御史要求严惩武定侯郭勋;嘉靖十一年东,御史郭弘化借彗星天象,上疏道:“今者彗出于井,则土木繁兴所致也。” 劝谏世宗停止劳民伤财的工程;同一年,杨名等言官也借彗星之事上疏谏诤。这一时期,言官风气大体清正,虽然政见不同,但仍秉持公心,所劝谏的,也多是希望皇帝优待士人、体恤民情、远离奸佞、广开言路、不要沉迷玄修、减少不必要的土木工程等。尽管世宗在左顺门事件中展现了他的残酷,但在嘉靖二十年前,世宗还算励精图治,杨廷和、张璁、桂萼、杨一清、夏言等权臣,虽然互相争斗、政见不一,总体施政方针却也有益于社稷,比如整顿吏治、裁汰镇守中官、清查勋戚田地、改良科举风气等措施,都是得民心之举。所以,言官们对朝廷还抱持有希望。

在革新期间,世宗对言官的处置也并非总是残酷,而是随着政局变化保留弹性空间。一方面,他对触犯自己忌讳的言官毫不留情,比如在议礼中与世宗意见不同,维护张太后、杨廷和,或者批评世宗崇玄溺道、荒废国事的言官,常常被打入诏狱,杖责至死,嘉靖初期几次针对文臣的重大打击,基本都与议礼有关,由此可见世宗的政治意图,而与此无关的事,比如只是弹劾当朝权臣,或者揭发地方乱象的奏疏,世宗即便不采纳,也不会将上疏言官置于死地,例如在嘉靖十六年到十九年,御史桑乔、谢瑜先后弹劾宠臣严嵩,世宗没有采纳,但“犹未深罪言者” 。

嘉靖初年,言官秉持着儒家的道德规范,能够立身持正、忠言谏诤,维持着较为良好的监督风气,但在嘉靖二十年以后,随着世宗对朝政的松弛、严党逐渐掌控大权,犯言直谏的言官遭遇到更残酷的对待,而都察院等监督机构也因为塞入了不少权臣的鹰犬,逐渐变得乌烟瘴气、党同伐异,从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党倒台,言官陷入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言官文化也开始走向下坡路。

严嵩掌权后,不仅将夏言陷害致死,而且在世宗耳边巧进谗言,残害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言官。杨爵、浦鋐、周天佐、曾铣、沈束、沈炼、杨继盛、杨允绳、马从谦等官员都纷纷因言获罪,重伤致死者十有八九。以至于《明史》修撰者感慨:“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严嵩陷害这些人的做法破坏了政治斗争的底线。原本诸君意见不同、路线不同,即便在政治斗争失败了,仍有转缓余地,可如果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失败了一无所有,政治的修罗场上,官员就会不择手段整死对方,为此大量结党、枉顾国事。嘉靖初年,杨廷和与张璁虽然也有斗争,但不至于把人整死,双方争论,也多有理有据。但严氏父子对待政敌就毫不留情,他们不仅大肆结党,而且频繁借助皇权诛杀异己,如此当国二十年,政治岂能不坏?

严嵩

诸多言官被杖杀、充军、流放,以至于到了嘉靖中后期,六科和都察院常常出现缺额的情况,还在的言官见死谏无果,也大多灰心丧气,不复昔日的刚直与英勇。庚戌之变,俺答兵临北京城下,要求明廷授予封爵,每年进贡,严氏父子惶恐之下,在廷议现场力主苟合,结果众官员迫于严党强势,“日中莫出一言”,独独耿直的赵贞吉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许贡,则贼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内外夹攻,胡以御之?”“为今之计,请至尊速御正殿,下诏引咎。录周尚文功以励边帅,出沈束于狱以开言路;轻损军之令,重赏功之格;遣官宣谕诸将,监督力战,退敌易易耳。” 几年后,倭寇入侵东南,明军将领张经经过周密部署,取得“王江泾大捷”,却遭到严党诬告,被捕入狱,结果,除了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上疏求情,没有言官再为张经辩护,眼睁睁看着一代良将含冤而死。也是在那一天,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因言获罪,问斩于西市,朝野皆知继盛被严嵩所害,却大多明哲保身。杨继盛临刑赋诗道:“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周冕、聂豹、赵锦等人相继被罢官革职后,朝廷上敢于直谏的人更少了,徐阶、吕本等内阁重臣眼见于此,也就不敢违逆严嵩。嘉靖三十四年,严党已经占据朝廷和地方诸多要职,左右着国家机器的运转,他们利用嘉靖内心的多疑和不安,给不顺从他们的官员罗织罪名,轻者罢官,重者身死,如此一来,言官分流出两种态势——一种,是明哲保身,不再谏诤皇帝与权臣。另一种,是彼此结为朋党,依附在利益相近的权臣羽翼下,嘉靖末年,严嵩和徐阶的矛盾激化,严党和徐党也各自利用自己的言官力量弹劾政敌。

在严党这边,严氏父子积极利用赵文华、鄢懋卿等耳目,鬻权纳贿,控制言路。而在徐阶这边,为了扳倒严党,他也积极联合林润、邹应龙等言官,搜集严党罪证,等待时机做出致命一击。徐阶深知:要扳倒严党就不能牵连皇帝,严党之所以屡被弹劾却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借着皇帝的命令做事,比如沈炼、杨继盛、张经的冤案,都是严党取得皇帝的同意去做的,一旦追究这些冤案,就会引起皇帝不悦,事情也就功亏一篑。

对此,万斯同记载道:“(徐)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初事(严)嵩甚恭谨。及是,知帝闻嵩贪,及世蕃奸恣状,乃授意御史邹应龙劾之。” 于是才有了御史邹应龙的《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促使世宗下定贬斥严氏父子的决心。到后来,当严世藩、罗龙文涉嫌谋反被捕入京审理时,徐阶密见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黄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暗示他们如何置严世藩于死罪,又不牵连世宗。《石匮书·林润列传》记载了当时的对话:

徐阶:“诸君子谓严公子当生乎死乎?”

黄光昇等人:“死不足赎罪。”

徐阶:“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

黄光昇等人:“用杨、沈,正欲抵死。”

徐阶:“别自有说。杨、沈事诚出其谋,诚犯天下万世公恶。然杨(继盛)以计枢上所讳,取特旨;沈(炼)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己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平平打发出国门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辞责,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诸公方负物望,擢居要地,旦夕冢宰。此举又众所瞻仰,如斯而已乎?”

黄光昇等人听了愕然,请求拿回文书另议。

徐阶:“离此一步,迟此一刻,泄此一语,从中搅扰者必多,事且有变。今当以原疏为主,而阐发聚众本谋,以试上意。依次须大司寇(刑部尚书)执笔。”

黄光昇:“谢不敢当。天下事惟相公能测。”

徐阶从袖中取出事先写好的文书,说:“拟议久矣,诸公以为如何?”

徐阶取代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朝廷风气为之一振,压抑许久的言官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不过,徐阶利用言官罗织罪名、构陷政敌的做法,加剧了党争风气,也使得言官日益成为权臣的爪牙。讽刺的是,徐阶利用言官扳倒了严党,到后来,高拱为了取代他,也暗通言官进行弹劾。无论是严嵩、严世藩还是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都通过拉拢言官,达到影响舆论甚至构陷政敌的目的,党争激化,官员们不得不通过站队来保全自身,久而久之,无党无派、一心为公的言官丧失了自己的生存土壤,谏诤之臣愈发固执于党派成见,言官为了派系私心枉顾政治底线、国家大局,朝野也在混乱中日益颓靡。

其实,皇权缺乏制衡、党争激化造成的言官败坏不只出现在嘉靖朝。例如在南宋,担负谏诤责任的台谏系统常常形同虚设、置废无常,在权相当道时,更是成为权相安插亲信、操纵言路的渠道,比如南宋的权相韩侂胄,为了打击赵汝愚,他利用内批,免去监察御史吴猎职务,将亲信刘德秀、杨大法、刘三杰升做御史,这些人都成为打击政敌赵汝愚的得力助手。到史弥远、贾似道专权时,台谏系统更是被他们的亲信牢牢把控,台谏台谏,一批批自居公正的台谏官,形同奉承主子的太监。

和嘉靖朝皇权打压言官有相似之处,南宋台谏系统的衰落是君权和相权共同侵害的结果。学者虞云国在《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中指出:“南宋高宗以后,台谏‘连章累牍,入而不报’……即便是号称‘小元佑’的端平更化时期,理宗对言官奏札仍然是‘但有报可之虚文,曾无施行之实事,甚者不唯不见之施行。亦且不闻于报可’。”南宋自秦桧始,相权对台谏系统的破坏也有恃无恐。秦桧擅于“择人为台谏”,利用台谏官打击政敌,而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不但安插亲信,还要求台谏官将他们言章的副本封呈宰执,便于审查。南宋中后期,台谏系统对权相已经起不到什么制衡作用了。

而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以打击朋党名义对科道官的压制,虽然瓦解了潜在的朋党力量,却也使得言官再无能力制约皇权,原本上纠天子,下察百官的言官,实质上只能行使他们的后半部职能,沦为皇帝制约百官的工具。

在明代,言官的无奈实在于它先天就依附在帝制社会的制度框架中,无法真正与皇权分庭抗礼。他们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他们的仕途命运、经济状况也和与皇帝、权臣息息相关,这就使得言官在制衡皇帝、权臣时具有先天不足,他们往往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制造舆论,或是寄希望于皇帝或权臣个人的醒悟,来达到限制他们权力的作用,可一旦皇帝与权臣联合,用残酷的手段镇压言官,言官就如同脆弱草木,没有反击之力。而那零星的既不想结党,又渴望匡扶社稷的言官,就只能沦为孤臣或道德模范,被众人器重,也被众人疏而远之。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anyShare分享到: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嘉靖朝的转折:明代言官是怎样败坏的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06002.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标签: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