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3-9,星期六 | 阅读:729

文 | 杨津涛

问:编辑能否介绍一下王阳明的心学?为什么很多近代人物,像孙中山、蒋介石,都喜欢研究心学?

“心学”这个事,可以解释得很复杂,也可以总结得很简单。

本文尽量说得简明扼要一点。

在儒学体系里,王阳明的“心学”,是作为“程朱理学”的批判面而存在的。

“心学”关注的焦点,是“知”与“行”,也就是“认知”和“实践”的关系。

它至少包含了两层涵义。

第一层:按照理学的观点,儒家士子的行为,须以孔孟圣贤的认知为理论指导。王阳明认为,在未亲身“实践”之前,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完美“知”,来作为“行”的指导。

具体来说就是:“知”要靠自己的“行”去获得。否则,即便那“知”是孔子留下的,对自己而言也未必是正确的、合适的;相反,如果是自己在“行”中体会出来的,即便那“知”显得很稀松平庸,也不能说它是错的。①

在帝制中国,儒学始终是政治性的。所以,王阳明的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在否定政治活动中存在不容置疑的理论权威;不同意用既定的、先验的理论来指导现实运作。亦即,在阳明心学看来,“凡孔孟留下的教导、做出的指示,都应坚决维护,全面执行”这类论调,是不对的。

第二层:在“知”与“行”谁先谁后这个问题上,理学认为“知”在先、“行”在后,必须先学习贯通孔孟先贤的教导,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性。心学的意见与之截然不同。

在王阳明看来,人必然先有想吃东西的心,才会去吃东西。想吃东西的心,才是“行”的开始。在“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障碍,这时候,就需要动用“学、问、思、辨”的能力,去一一克服。

王阳明反对“学问思辨”好了之后再去行动,他认为,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学问思辨”,进而获得真正的“知”。②

这两层涵义,提供了两层思想资源:

一、打破“理论指导实践”的牢笼,不承认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绝对正确的理论存在。靠自己的实践去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人人皆可为圣人”。

二、鼓励“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来指导,没有关系。只要大方向没问题,秉持“致良知”的原则努力去做;在做的过程中,靠着“学问思辨”更新认知并修正行动,“知行合一”循环往复,必能有成。

图:王文成公造像

理解了“心学”所提供的这两层带有强烈“改革”色彩的思想资源,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东亚的近代变革史中,常能见到“心学”的身影。

比如,阳明学在日本维新志士中颇为流行。被梁启超誉为“日本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精通阳明学。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功臣,皆出自其门下,也多少沾染心学,受到了影响。

在这些维新志士们看来,王阳明说“心外无理”、“虽其一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其实是教导人们不要盲从正统,进而抱定反抗旧秩序、推行改革的信念。留日的章太炎也对此颇有感触,曾如此评价心学:

“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③

章的“先导”一词,或许夸大了心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但他用“自尊无畏”四个字来概括心学,却是准确抓住了心学的改革气质。

什么叫“自尊无畏”呢?“自尊”,就是“人人皆可为圣人”,要相信自己也能通过实践得出真知,不必在“绝对正确的伟人”面前妄自菲薄;“无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没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的指导而慌张无措,须知做事真正正确的方式,乃是“知行合一”,懂得了“知行合一”,就没什么可慌张的。

明治维新时代,日本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自强、如何处理与列强的关系、如何改革政体……,在当时的东亚,均无可供参考的成熟案例。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兹事体大,自不免使许多人产生畏事情绪。阳明心学,恰可从理论上,为这些维新志士提供一点努力做事的信心。

图:日本维新功臣,自左至右依次:木戸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心学”的这种改革气质,也对晚清的革命党人有着很深的影响。

孙中山、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都曾研习过王阳明的学说。比如,1906年,宋教仁购买了《王阳明集》、《王阳明全书》、《王阳明学提要》,还订购了《王学杂志》,宋以阳明学修身、立志,在日记中说:

“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矣。”④

这些人当中,孙中山对阳明心学的立场先尊后抑,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案。

尊崇立场,见于孙革命生涯的早期。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曾强调阳明心学对日本维新有大功:

“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⑤

贬抑立场,出现在孙革命生涯的晚期。

1919年,孙中山发表其一生中唯一的哲学著作《孙文学说》。书中,孙中山阐释了“行易知难”论,否定了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

“日本之维新,……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注:孙还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不符合“实践之科学”)⑥

针对阳明心学,孙中山为何会发表如此前后矛盾的观点?是因为孙晚年对阳明心说有了新的认知吗?

其实不是。根源在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孙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需要在行动中摸索,故而肯定“知行合一”。到了1919年,他的三民主义已渐成体系,孙自认堪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要让自己成为革命党人信任的导师;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革命党人信奉的指导思想,自然不能再提倡阳明心学。

胡适对此洞若观火,曾写下评论,指出孙中山否定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改倡“行易知难”,其目的是想让党人与国人服从自己,奉自己为精神领袖、理论圭臬:

“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⑦

蒋介石也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据其自述,蒋从18岁开始接触王阳明,之后五十多年来“读了再读,研究再研究”,王阳明的《传习录》和《大学问》,“真使我百读不厌”。⑧

但孙中山对阳明心学的实用主义态度,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一方面,蒋面临的处境非常艰险,尤其是在局部抗战+全面抗战的14年时间里,他执掌国民政府,但并没有、也没办法提出一条绝对可以抗战成功的路线方针。这种情况下,倡导“自尊无畏”的阳明心学,可以为他自己,也为其他人提供一些精神思想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蒋又不能公开否定、驳斥孙中山晚年对阳明心学的贬损。

蒋的处理办法,是发明一个新名词“力行哲学”,来作牵强的调和。大致的调和方式是:王阳明是对的,“国父”也是对的;二者的冲突,源自某些概念的误解。⑨

所谓“力行哲学”,扼要说来就是:高度强调“行”的重要性,反对在“指导理论”方面做过多纠缠;朝着好的目标方向,赶紧努力去做才是正途;力行力行,就是“努力去干”。

蒋给不出能够解决国家危难、定能成功的方案,而阳明心学里的“知行合一”、“自尊无畏”,多少可以帮助他消除精神上的惶惑与行动上的不自信;自然也成了他在拿不出“绝对正确的指导理论”的前提下,用来引导党内干部去“力行”的思想资源。

这是“力行哲学”出现的时代背景。“力行哲学”大体可以视为阳明心学的变种。

图:阳明祠,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麓

参考资料:

①②王阳明,《答顾东桥书》。其原文如下:“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③魏常海:《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④迟云飞:《宋教仁的阳明学及伦理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1第4期。

⑤⑥李吉奎:《孙中山论明治维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

⑦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说”述评》。

⑧《蒋介石日记》1946年12月11日。

⑨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26、127页。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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