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国的“近代”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2-23,星期六 | 阅读:833

撰文:孙江

《重审中国的“近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是一本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之轮廓的著作。第一编涉及清朝统治之下满汉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史角度关注“中国近代”的复杂性,并非要将中国近代打入另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在全球视野下把捉中国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第二编从东西关系讨论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之问题。第三编选择宗教/基督教题材,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讨论了上述不同面相与论者持有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孙江, 1963年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日文专著:《中国の「近代」を問う——历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权力》、《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中文专著:《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宗教》、《十字架与龙》等。主编《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の空間の形成》、Soci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China, (ed.),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New York: M.E.Sharpe, Winter 2004-5/Spring 2005,nos2-3.)等10余部,发表英、日、韩等外文论文50余篇。共同主编《新史学》、《亚洲概念史研究》、《新学衡》等。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七章第四节《本真性与外来性:“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清末中国》,注释略去。

19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所谈论的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之问题,不可能不为与欧洲人有接触的清末知识人所知,但是,清末知识人公开谈论此问题,却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历史书籍的影响。《万国史记》是冈本监辅用汉文写作的世界史著作,1879年出版后不久即传入中国,被不断翻刻印行,影响甚大。该书在谈到人类起源时说:“亚洲为人类初生之地,他洲人民皆自此转徙。”这里的亚洲指巴比伦一带,是附会基督教的人类起源之说,与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不是一回事。对于《万国史记》“西人言巴比伦为人类肇生之地”,19世纪末的唐才常认为,“此指亚细亚洲言,非西人所说巴比伦、犹太之亚细亚。盖人类之生,中国最早,他国皆由中国转徙,毫无可疑。若西人谓挪亚之子闪居亚细亚大洲,特自夸其种类之繁衍耳”,并不认可。“西来说”进入清末知识人的话语世界并产生一定影响是在20世纪初,其源头便是上文所说的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

其时,经由明治日本传来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言论至少有三种。第一,前述那珂、桑原等人的“西北起源说”,这是日本东洋史教科书和清末历史教科书常见的看法。第二,“帕米尔起源说”,如林楷青译《人种志》(鸟居龙藏编)称:“其人民之元始祖,五千年以前由帕米尔高原之东、昆仑山附近各处,传于黄河、扬子江,渐移及支那之西北。”第三,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起源说”。在三种说法中,“西北起源说”和“帕米尔起源说”可以验之于中国文献,因此,对清末知识人来说不难接受。而对于第三种说法,从上述唐才常的认识可以想象,应该有不少人会觉得十分奇怪。那么,拉克伯里的“西来说”是怎样流入清末中国的呢?当时的知识人是如何看待“西来说”的呢?以下,本章以清末对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之“西来说”的接受、改写为视点,对这些问题做一考察。1

翻译与介绍

1900年,《支那文明史》出版后不久,即引起了东京和上海的中国知识人的关注。1903年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东京发行的《游学译编》广告声明,《支那文明史》一书已经翻译过半,希望其他人不要重复翻译。但是,就在此前三周,上海会文学社已宣告《支那文明史》的汉译即将以《帝国文明史》之名出版。《帝国文明史》系日文《支那文明史》最早的中文译本,内容仅20页,其中有关拉克伯里“西来说”的部分(第三章)仅3页。从该书第三章末尾处“续出”字样看,《帝国文明史》必是基于尽快出书的压力而在翻译未完之际匆匆刊行的。就内容而言,《帝国文明史》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对原著第三章内容的简译,同时还加入了译者自身的意见,可以说该译本是当时常见的“编译”著作之一。

《帝国文明史》出版后不久,东新译社和上海竞化书局先后翻译出版了《中国文明发达史》和《支那文明史》。东新译社是以留日湖南学生为中心的出版机构,其《中国文明发达史》译文多为直译,涉及“西来说”的第三章约为30页(第4~33页)。当时,东新译社的书籍大多通过上海《苏报》在中国内地销售,因此,该书虽然是在日本出版,但也应当流通到了上海等城市。日文《支那文明史》的另一个译本是上海竞化书局的《支那文明史》,出版时间标注为“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与当时的一般译书一样,这里使用的是清光绪年号,出版时间比《中国文明发达史》晚十余天。该译本正文247页,其中涉及“西来说”的第三章有33页(第20~52页)。和《中国文明发达史》一样,该书译文佶屈聱牙,但堪称最忠实于原著的全译本。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为人们记住和谈论的既不是东新译社译本,也不是上海竞化书局译本,而是日文本《支那文明史》的转述者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1925年缪凤林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一文中写道:蒋智由氏(观云)著《中国人种考》,主旨在即证明拉克伯里之说,顾以证据不充,犹悬而未断。至刘师培著《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论》《历史教科书》等,丁谦著《中国人种从来考》《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等,矜其淹博,东牵西扯,曲说朋附,于是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间有一二持反对论调者,亦未能动人观听。盖西来说之成定论也久矣。从蒋智由到清末刘师培,再到民初丁谦,缪凤林举刘师培和丁谦为两个时代“西来说”的代表,而蒋智由被视为首倡“西来说”者。

蒋智由(1865~1929),字观云,浙江诸暨人。1902年冬渡日前,在上海编辑《选报》,该报转载过梁启超的《新史学》。到日本后,他先后参与《新民丛报》《浙江潮》的编辑,著有《海上观云集初编》(光绪二十八年)、《居东集》(宣统二年)等,而尤以1903~1904年连载于《新民丛报》的《中国人种考》影响最大,这篇连载文章1906年以同名结集出版。而时下频频为论者言及的1929年版《中国人种考》,其实并非蒋氏一人所著,还收录了其他不同意见的文章。

1903年9月《新民丛报》刊载的《中国人种考》第二部分涉及拉克伯里的“西来说”,这比东新译社和上海竞化书局译本晚出四个多月。蒋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汉族迁徙问题。“奈亨台(Nakhunte)者,即近世Nai Hwang ti与爱雷米特(Elamite),历史所称之Kudur Nakrhunte相同,于底格里士河边有战功。当纪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谓当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至前二十四世纪),率巴克(Bak)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Kashgar,即疏勒),沿塔里木河(Tarym),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 第二,中国名称的来历。“昆仑(Kuenln)者,即花国(Flower Land),以其地之丰饶,示后世子孙之永不能忘,既至东方,以此自名其国,是即中国。”第三,简单列举巴比伦与中国上古文明的类同点。虽然蒋氏只字未提白河和国府的《支那文明史》,也没有提到两个中文译本,但从内容上看,《中国人种考》无疑是日文本的译介,而蒋在译介过程中显然参考了《中国文明发达史》的中文译文。  

有意思的是,虽然蒋被说成“西来说”的首倡者,但是蒋本人对于自己所介绍的内容并非尽信不疑。他在介绍完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后表示:“以上所引,其是否,未敢论定(所引只举其略,尚有各条及其论议均未及详)。以今日者人类学日益昌明,人情于其祖先之所由来,决不肯安于茫昧(如日本人考其人种所自来之书甚多)。今我人种西来之说,已为世界之所认,然则我国人有起而考其事者,必先探巴比仑(Babylonia)、迦勒底(Chaldaea)、蔼南(Elam,即稣西安那Susiana)及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美索不达尼亚之平原,与夫中亚细亚各地,而研求其碑碣、器物、文字、语言及地层中之遗物,而后是非真伪可得有显了之日,而不能不有待于中国文明学术进步后也(不解各学术者,不能考古,中国考古之事劣于西人,以无各学科为根柢故也)。”次年(1904),蒋为陶成章撰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作序说:“抑夫我种族之所始来,迄今尚无定论,余尝著《中国人种考》,网摭各说,然非能下确实之断案也,惟必推本于黄帝。”。但是,文本一旦经由媒体传播后,便与原作者无关,此后蒋文产生了作者始料未及的影响。2

诠释与再诠释

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二)刊发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以致此前出版的《中国文明发达史》和《支那文明史》反而很少被人提及。确实,以蒋文所谈论人种主题和《新民丛报》的巨大影响,这一现象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蒋智由在译介的同时,还在文中加入了《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中文古籍里的资料,以验证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并非空穴来风。这对阅读者理解和接受“西来说”有重要的帮助。但是,如果将“西来说”话语置于清末知识语境里加以考察,即可知彼时人的知识来源不只有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一个渠道。

对“西来说”做出热烈响应的是《国粹学报》和光复会周围的一些知识人。他们对“西来说”的关注,集中在对中国人种/文明“本真性”的追求上。

首先积极回应的是经学学者刘师培(1884~1919)。1903年4月,刘师培在开封乡试失败,5月初在返回家乡扬州途中与章炳麟等在上海相识,转而赞同排满革命,加入蔡元培、蒋智由等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同年7月,他在扬州撰写《黄帝纪年说》,署“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以“无畏”之笔名发表于《国民日日报》第一集,稍后又刊载于《黄帝魂》。11月,中国青年会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民族志》。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引用桑原的《东洋史要》:亚洲人分为西伯利亚人种和支那人种,而支那人种又分为汉族、西藏族和交趾支那族等。“此族(汉族——引者)在上古时,似自西方移居内地,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接着他写道(以下引文略去原文旁注小字):“由桑原氏之说观之,则汉族亦支那人种之一矣。吾因此而溯汉族所从来,则中土儒书咸谓其始于盘古,而西书所记载复有巴枯民族之称,巴枯、盘古一音转耳。盖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方迁入。(中略)又谓中土文明本于迦耳底亚,语虽荒渺,理适相符。”


刘师培

这段文字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即刘师培不但看过1899年东文学社出版的桑原《东洋史要》,从“巴枯”一词推测,他还阅读过竞化书局版的《支那文明史》。刘师培不知道桑原在日本是反对拉克伯里“西来说”的代表,而将从这两本书中获知的不同人种信息杂糅附会于中国古籍,从而既说汉族起源于帕米尔高原,又将西亚的Bak/“巴枯”视为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之“盘古”。稍后,刘师培又出版了《攘书》,出版时间是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1904年1月)。该书《华夏篇》中有道:“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蛾蛾,实为巴科民族所发迹。(中略)汉土民人数典忘祖,制盘古创世之说,以溯汉族之起原。”这里重复了《中国民族志》中的看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使用的不再是“巴枯”族,而是“巴科”族。这一变化似乎暗示刘师培阅读过《帝国文明史》,但也不排除“巴科”来自《中国文明发达史》或《中国人种考》中的“巴克”。1904年7月,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思祖国篇》连载文章,认为昆仑以西的“加尔迭亚”即其在《华夏篇》中所言及的祖国,他重申“巴枯”即“盘古”,并断言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记述的“西王母邦”即西人所说的“亚西利亚国”。次年,他在《国粹学报》第4期刊载《古政原始论·国土原始论第一》(1905年5月),声称:“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史记·封禅书》曰:‘泰帝兴,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之转音也。厥后逾越昆仑,经过大夏,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皙种人民称为巴枯逊族。巴枯逊者,盘古之转音,亦即百姓之转音也。”这样,Bak一词又回到了其最初使用的“巴枯”。但是,关于巴枯族的兴起之地,他显然受蒋智由“迦勒底”(Chaldea)之影响,选用了“迦克底”一语,而不是其他两个译本中的“加尔齐亚”。盖刘师培取迦克底,更容易和中国古籍中的“泰帝”“泰古”相比附。

至此,刘师培完成了他关于中国文明“西来说”的中国诠释。这一诠释其后完整地体现在他编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1905~1906)中。他在该教科书第一课中“以卜居于中土”句下注明“用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论说”。这是刘师培第一次明确提到其“西来说”知识来自《支那文明史》。此外,在“此皆汉族初入中国之君也”句下注:“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拉克伯里、巴克、莎公、但克,以及《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皆与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同,刘著引自蒋文无疑。

至此可以断定:第一,刘师培的“西来说”知识先得之于竞化书局版《支那文明史》,继而得之于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第二,与拉克伯里的比较语言学方法相似,刘师培通过音意比较,将巴比伦的Bak/巴枯附会为“盘古”,迦克底附会为“泰帝”“泰古”。

与刘师培大约同一时期,经学家章炳麟也在关注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并将其心得写入1904年修订的《訄书》里。在《序种姓》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即伏羲——引者);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按,Lacouperie读音可省去“La”,而只读couperie,东新译社和竞化书局本译者分别将Lacouperie翻译为“克比利”和“苦柏黎”。章炳麟选择“科派利”显然经过了一番比较,加尔特亚一词也是如此。章炳麟对“西来说”的接受和刘师培如出一辙,即都是以中文文献来比附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如关于加尔特亚,他说:“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地直小亚细亚南。”何以见之?“其实葛天为国名,历代所公。加尔特亚者,尔、亚皆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采用同样的方法,他认为“萨尔宫”(Sargon)为神农,“古对音正合”。在神农时代前期,有“伏戏”(伏羲),后期有“尼科黄特”(黄帝)和教授文字的“苍格”(仓颉)。其后,黄帝东徙到达昆仑,“昆仑者,译言华土也,故建国曰华”,这就是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天皇被迹于柱州之昆仑”。

刘师培和章炳麟不约而同地运用其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知识,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勘音释义,积极呼应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他们的论证手法和拉克伯里提倡的“语言科学”(比较语言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论也附和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但是,中国文献最多只能证明中国人种来源于昆仑山,而从昆仑山到巴比伦还存在广大的地理空间,中国人种来自昆仑和来自巴比伦并不是一回事,这是“西来说”拥护者必须解决的难题。对于这一问题,蒋智由、章炳麟的浙江同乡、光复会骨干陶成章在其《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有所涉及。该书有两节专门讨论“西来说”。陶一方面认为“西来说”“未敢强定”,另一方面又说“其说既崭新惊辟,而其证据则又凿凿可凭,若尽目为无稽之言,不得也”。他沿袭蒋智由的论证方法,认为《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载述的汉族“迁徙之陈迹”,可以印证拉克伯里的说法。“据拉克伯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这样,陶成章实际上将“西来说”一分为二:由巴比伦到昆仑和由昆仑到中原。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问世。作为该刊的骨干,黄节在《国粹学报叙》(1905)中频频使用“巴克族”一词,表明他也很关注“西来说”。但是,在《黄史》一文中,他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具体讨论“克利比”(拉克伯里)——采用这一译名说明他看过东新译社的译本——“西来说”时,他这样说:“近时学者谓:加尔特亚,盖即古所谓葛天,巴克者,盘古一音之转,西方称吾民族为巴克民族,巴克民族即盘古民族。”关于加尔特亚即葛天,他注明是章氏的看法;巴克即盘古,是前文刘师培首倡。黄节接下来写道:“夫地名、人名重译不齐,审音比附,将毋可信。”如,里海西南隅有叫巴克的地名,昆仑又叫巴尔布哈,音与巴克尤近,而帕米尔诸番称其酋长曰伯克,这说明所谓巴克民族即昆仑民族。而且,唐代僧人法显在西游时,曾发现在服饰、饮食、风俗上与汉族相同者,这说明汉族东徙后,还保存了“祖国风尚”。最后,黄节在结论处称“信夫,吾民族来自西方,吾质诸古书尤信”,但是,他所说的“西方”不是巴比伦,而是帕米尔高原的昆仑山。黄节主张中国人种从昆仑山移居中原,这一观点与上文桑原的“中亚起源说”具有相似性,二者都是从中国文献中的相关记述推导出来的。从清末知识人接受“西来说”的语境来看,黄节的看法意义重大,因为他最早依据中国古代文献对拉克伯里“西来说”进行了改写。

由上可见,从1903年到1905年间,清末知识人的“西来说”话语经历了由直接附会“西来说”(刘、章)到区分两个“西来说”(陶成章)和篡改“西来说”(黄节)的变化。此后,质疑“西来说”的声音越来越多,而积极倡导“西来说”的人越来越少。

1905年2月,主张排满革命、倡导黄帝纪年的宋教仁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中称:“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而一年后,宋在1906年12月29日日记中写道,蒋观云所著《中国人种考》搜集诸说,但文章过于散漫。虽主张汉族自西而来,但黄帝是否为迦底之帝廓特奈亨台,汉族是否即丢那尼安族,神农是否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沙公,尚无确切之解释。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种考》即1906年新民社出版的单行本。仅仅一年多时间,宋教仁即告别了“西来说”。与此同时,章炳麟也开始对“西来说”提出质疑。1907年,章炳麟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中有从正面批判“西来说”的。比如,他在《中华民国解》中称:“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于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这就不仅彻底否定了“西来说”连“中亚起源说”也否定了。此后,在其他文章中,章也反复重申这一点。民国以后,章再次修订《訄书》时,将《检论·序种姓》中赞成西来的话——“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改为“征之六艺传记,非也”。

何以宋教仁、章炳麟等会放弃原有的主张,对“西来说”反戈一击呢?从其话语转变来看,以下两点值得考虑:第一,汉族本真性和外来性之间的矛盾。所谓“本真性”是指跨越时间的中国人种和文化所具有的不变的特质,它被认为体现于既往的辉煌的文明史中;而“外来性”则指起源于西亚的巴克族——汉族所具备的自我进化和如同欧洲人一样的征服和同化他者的能力。对章炳麟而言,在进化论语境中强调汉族的“外来性”确实能说明汉族在文明—野蛮序列中具有优胜者的强势地位。但是,如果这一前提成立的话,外来的征服民族汉族就缺乏将同样是外来的民族从中原驱逐出去的正当性。他在《定复仇之是非》(1907)一文中说:“诸夏之族自帕米尔高原来,盗苗族所固有,而苗族曷尝不思排之?汉人排满为正义,彼苗人排汉者,亦独非正义欤?”这样,当觉察到汉族的本真性与外来性之矛盾以后,章炳麟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曾为之激动的“西来说”。

第二,学问与政治之关系。为了消除汉族本真性所遭遇的外来性之矛盾,章炳麟写道:“满洲自宁古塔来,历史之明文,然也。汉族自帕米尔高原来,特以冢书神话之微文,展转考索比度而得之,而历史未尝有其明据。”章炳麟在这段文字里从学术上质疑了“西来说”,其背后暗含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满族的外来性有史可证,汉族的外来性不过是牵强附会。和当年接受“西来说”一样,政治倾向在章炳麟的学术见解当中一目了然。1910年5月,章炳麟在《教育今语杂志》撰文,强调中国的学问不应跟着他人走,而要从本国语境和自己心得中去追求:“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

当然,对于“西来说”,清末知识人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如宋教仁、章炳麟一样从赞成转向批判者,也有一贯对“西来说”嗤之以鼻者。夏曾佑即为后者代表(参见第五章)。此外,也有坚持“西来说”而不放弃者。如金为在翻译桑原的著作时,在译文中任意添加“西来说”内容,称汉族来自巴比伦。该书在民国七版时仍然这样写道:“德人某著《东亚历史》并附图考我上古事曰:黄种人自西北巴比伦来。(中略)又《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云:方汉族西来时,有一族与本族分离。”也有人对拉克伯里“西来说”进一步铺陈发挥,如对于黄帝何以放弃安逸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样一个问题,“西来说”的拥护者丁谦在《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中将故事演绎为巴比伦发生了叛乱,黄帝不得不率众避祸来到中国:按西人但知奈亨台王,率其种人,迁入中国,而不知彼国之民,实自生叛乱,攻灭其君,乃归附于中国。不然,奈亨台王时代,国势正强,何忽弃其安乐之故乡,于万余里外,别求栖息地耶?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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