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2-15,星期五 | 阅读:531

撰文:严安生

翻译:陈言

甲午战败以后,有感中国落后的官民士庶掀起了一股留学于敌国的浪潮,东京与横滨等地一时成为了中国进步青年的“神山”和“梁山泊”。在这里,他们见证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体现出的文明与强盛,他们也遭遇了邻国力挫强敌后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的轻视与怠慢。敬仰、羡慕、愤恨、羞愧复杂的日本观感交相呼应,影响了秋瑾、宋教仁、鲁迅等留日者的一生,也间接地影响了近代的中日关系、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在《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严安生先生以生动的语言与丰富的历史细节,细致地描绘了晚清留日学生的众生相。鲁迅曾写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了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的话语正是“救亡图存一代”青年人的写照。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注释略去。

1 从“姿三四郎”热说起

向日本人介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岂非班门弄斧?但我是想披露一个关于他的大概连日本人都难以相信的事实。那就是,嘉纳治五郎这个人的形象,比起在他的母国日本,在中国更广为人知,而且为一般的中国民众所知晓和感到亲近。

嘉纳治五郎

我指的并不是九十年前。当然,那个时代嘉纳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最富盛名,仅是在他手下直接接受过预备教育的就多达七千余人 。他的名字与“三育”说等又通过留学生传布给国内教育界和广大的知识青年阶层,甚至对十几年后在内陆的洞庭湖畔读书的青年毛泽东们产生了影响 。不过大概谁也想不到,时隔八十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嘉纳先生竟然以其生前都难以匹敌的穿透力进入了亿万中国人的家庭,受到他们的喜爱。

从1981年春开始,历时一年,从上海到北京到内地——如同昔日留学生带回日本文化的路径一样——全国播放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日本电视台1970年制作)。播放当时,人气异常火爆,有个开玩笑似的传言,说是只要播放这个节目,当晚街上的流氓阿飞们也全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落得公安高兴心安。笔者对于社会风气也是颇有赶风、观察的兴致的。我曾入迷地盯视过人们忙着赶路回家的急匆匆的脚步,也曾在北京最高级的酒店前遭遇过“的哥总蒸发”,打不到一辆出租车,还得不断哄慰我陪伴的日本友人的狼狈。但于我而言,不仅生不起气来,反而认为这些无一不是欣然可喜的光景。经历了近一个世代的封闭和逼仄之后,长久蓄积在中国大众内心的能量与欲望,带着憧憬与梦想,迸溢到了新时代的开放了的世界的街头。尽管人们的愿望还很朴素,也依然到处是尘土飞扬、臭汗盈身、热气蒸腾的氛围,但是且看,中国不是也终于迎来了大众社会的时代了吗?每想及此,我甚至会眼圈发热。而这种热情迸发的一个表现,也是作为它的催化剂而出现的,就是《姿三四郎》热。无论如何,开放政策之前尚属罕见的人情剧,并且采取连续剧的形式,对人们来说很是新鲜(尽管说中国早就有俗文学传统),它吊着大家的胃口,让大家沉浸在欢乐的周末——以这种形式登场的节目,不但使得此前只是宣传工具的电视一跃而成为娱乐的途径,而且它还点燃了大众的热情。

电视剧中除了由美男子竹胁无我饰演的英俊帅气的姿三四郎之外,矢野先生扮演的嘉纳治五郎的形象也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那高尚自尊,沉着刚毅,形同东洋的知性和道德的化身的样子里,找不出一丝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武士飞扬跋扈、性情暴躁、死板的影子,显得那么的霭然儒雅。他能有这么好的形象,演员的演技固然占有很大的成份,但看来是从小说的原始创作阶段就被有意识美化了。当时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还没能找到福田常雄的原作《姿三四郎》(1942年刊行)来读。不过仅就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拍的电视剧来看,我就有这种感觉。洋鬼子是反面角色,最大的靶子是鹿鸣馆 ,在把谷干城 ——就连经常出入鹿鸣馆的伊藤首相在他面前也畏畏缩缩的——尊为时代的守护神的同时,嘉纳则被塑造成了弘扬国粹的巨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原作创作当时“歼灭鬼畜美英”之类口号充斥于耳的“圣战”的时代气氛。

然而,带着上述背景色彩,这部电视剧竟然被进入了新的开放时代的中国毫不犹豫地请进来,却也多少让人感到怪异。最早发言的一些评论家们的刻意推崇,夸大了矢野先生的民族自尊心,牵强附会地把它跟对外开放以来部分国人崇洋媚外的风气扯在一起,透出一副“看见没有”的语气,这就有点令人无以言说了。你如果想多介绍嘉纳治五郎这个人物,可以把他在留学生教育上的功绩和对草创期的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广为介绍的嘛。你如果想把故事讲得有趣一点,则不妨把电视剧场面稍作扩展,让中国的年轻人也登一下场,又将会如何?嘉纳不仅教授中国年轻人现代知识,还把他们收为自己柔道的门生,在弘文学院设立了“讲道馆牛込分场”。在这个“牛込分场·明治三十六年六月十日”项下登记了三十一个人,青年周树人也名列其中。 我们伟大的革命文豪鲁迅、年轻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君也在同一个老师指导下,在同样氛围的道场中拽呀抱呀同样被摔倒,或者干脆就在现场跟姿三四郎那样的前辈讨教、求技、挨过摔打的吧。如此等等,仅仅想象一下,都觉得很有趣的。嘉纳的时代,那个时代日本老师和中国学生之间交往的姿态,处处让我感动,感到如同发生在身边那样亲近。

但是,前述那些评论家们,恰恰是把早在八十年前就被一名留学生留意到并且进行了反驳的嘉纳落后的一面,自说自话地加以突出和夸赞,让人痛感到闭国的可怕,真正体会到文化交流(不是装门面或搞噱头,不抱先入之见或牵强附会,以谦虚实在的相互的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之必要。

2 嘉纳—杨度辩论揭幕

从1896年开始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嘉纳开设弘文学院是在1902年1月。就在弘文学院最需要生源的时候,湖南、浙江、四川等省恰好于同年春天开始向它输送师范生 。始于4月的湖南省第一届官费生速成师范班里,还有非公费生杨度。

杨度(1874—1931)是辛亥革命后为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的头号有名人物。他一生命运多舛:留学初期(1902年、1903—1907年这两个阶段)他是个热烈的爱国者,才华出众,沉稳从容,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第二次留学期间被推选为留学生会馆的干事。而另一方面,两段留日期间,他缓和了初期对日本的抗拒感,为日本式的维新道路所吸引,转向立宪君主派,从而与常常交换政见的孙中山(孙文)约定“殊途同归”(从不同的道路归向救国这个同一目标),而又分道扬镳。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道路,到了晚年,他觉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家,于是又秘密加入共产党,以此遂其人生初志。即使如此,也是直至其殁世四十五年之后,因为周恩来的遗言而为世人所知,才洗刷掉洪宪帝制以来的污名。 

杨度

且说就在学生结束六个月的学习之前的10月21日,嘉纳院长把学生召集起来,做了有关中国教育的演讲。那年夏天刚从中国视察归来的嘉纳,对中国新式教育的热情逐渐高涨,即便是对那些前来参观弘文学院和高等师范学校以及高师附属学校的视察者们,他也亲自担当向导和解说,非常热心学生教育。那日对首届速成师范毕业生的演讲,与其说是送别致辞,不如说是学业总结。嘉纳是非常认真的,他从教育总论和“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论”讲起,讲到“适宜贵国(中国)的方法”,全面展示了其日后主张也一以贯之的嘉纳特色的中国教育观。

嘉纳的演讲本身很长,并且一次演讲变成了四次辩论。仅仅是演讲及辩论的笔记就在《新民丛报》(梁启超主编,刊于横滨)1902年的第二十三和二十四号两期上先后用了四十页才刊完,可见这场辩论之热烈与持久。这里仅集中于“和平主义”与“服从主义”两大焦点,部分复原一下他们当初的争论 。

予游贵国,与政府诸公及各督抚论事,虽其中亦有明达者,然无不以老成持重为主,实皆守旧主义也。民间志士则多进步主义,然欲锐进而无权力,为上所忌。此贵国最不幸之事,而有心人不可不思善处此者也。

问题把握的精准与单刀直入的语气,显示出他到底是在现场感受到了新气象的同时,也传达了不安的气氛。然而对此,嘉纳就是担心发生冲突,他苦口劝告诸君,即便是为将来的立身出世计,也还是采取和平主义为好。

必对其长官如子弟之于父兄,无少怠慢,诚心相与,使其感动,以求信用,徐图大展其才。

说此番话的嘉纳,此时在其头脑里浮现的,或许是两年前的唐才常 发动起义时四散的早期留学生的面容,也或许是因为回忆起了那年夏天访问中国频频向他打听留学生动向的那一张张高官的脸,从而为学生们的前途而忧虑吧。不过,他的心情即便能够理解,也太单纯了。而且简单地强调立身出世,为此还拿出卖了戊戌维新的袁世凯作为范例。从这一论一例就看出嘉纳见识的局限了。他不懂得对于当时的中国志士来讲的志气与抱负为何物。争论由此展开。

杨:先生虑守旧、进步两主义之相冲突,而欲令锐进者以诚心感老成,求其事之能济。然于执迷私利私欲之敝国之官吏,欲以诚心感之,而无心可感,则处此将如之何?

嘉纳:今日北京政府之权力,尚能尽遏自费游学之途,不宜过激,以自阻塞。虽然腐败之人而有权力,足以阻遏新机,此本以去之为宜,若有其机,固亦甚善。唯去之不宜以公众之名,致招群敌,但宜于其一身之声名恶劣,如贪贿赂等事去之,则无不可也。

杨:既如此,则避众敌而攻一身,非自道理上言之,而自权力上言之也。然官吏之不惜声名敢于为恶者,必倚一大有权力之人为之保护,以有恃而不恐;而保护之者,又必有权力极大之一人,为之保护而托命焉。是虽揭其一身之短,彼犹将笑其不量力而日加恣肆矣。如此则诚心既不能感之,权力又不能去之,而犹欲与之共事,以图相济,则如之何?

嘉纳:此论愈益精微,实为贵国一大问题,非一时所能尽言。贵国此时实不可以复乱,乱则外人乘之,瓜分之事必矣。

嘉纳的担心是真诚的,但也不容否认东亚同文会对情势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稍后一两年,那时汇集在东京、横滨一带的梁启超等立宪君主派和孙文的“同盟会”之间的对抗渐趋紧张之时,前者也正是以一旦发生革命势必引发内乱瓜分的说法,来牵制革命派的。 这很像是清末最有代表性的反对革命的论点。当时的杨度看到了“庚子之乱”之后各国由瓜分主义变而为门户开放、间接统治主义。此外,他还在笔记中多处记有:日本人一个劲儿地叫嚷反对欧美列强分割,实则内心是有同样的企图,只不过表面上为了掩盖实力的不足而不得不谋划牵制的策略。所以他以一种我们已然心知肚明的从容态度,为骚动主义辩护,堂堂正正地回敬了干涉不可避免论。

此但问其能进步否耳,如今之势何可骚动!若能进步,则有国民矣,则外人干与亦无妨碍,反而建立永久和平之基础。据近代欧洲各国历史而观之,其革命独立之际,何一为从容自治而无外力之摧压者?

相反,即如今日之中国者,政府官吏亦持和平主义,遂其苟安怀禄之私,以任国事之日坏,外人亦何日而不干与之!不唯干与之,且利用此傀儡以夺我国民之权利焉。

与其在屈辱的和平中走向死亡,不如赌一把以骚动求进步,即便赌输也没啥大不了,男儿的夙愿就是如此。这并非是杨度一个人的豪言壮语,而是在众多留学生的文章和书信中随处可见的当时爱国者们共通的悲壮的紧张感。

3 嘉纳也说:不要学日本

处在焦虑中的清末知识青年们祈望改革和进步,他们的心情,不是中国人的嘉纳先生无法领会和理解,这也是无可强求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是在当时的日本人中间,嘉纳也处在保守意识形态的立场。他推崇和平主义,固然也有前述的政治性判断,但它的根底是一种渐进主义的历史观,而且他是发乎虔诚地推崇和平主义的,并且反复提醒弟子们。

且一国之进步,不可有枉错迂折虚费时日之处。论者多谓敝国之能有进步者,由于有欧化主义骚动之一级。予则谓无此一级,以枉错迂折虚费时日,则今日之进步犹当不止于此。前车之鉴,未为甚远,贵国岂宜复蹈其辙乎?

这一席话,其苦口婆心之貌多么栩栩如生。而杨度的回答就更精彩有趣了。

(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近代欧洲)一样,数千年之日本不闻以和平进步,必待近三十年来倾幕之兵,立宪之党,一大骚动,而后骤进于文明。是则骚动者所以促文明之进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进步者也。盖不如此,不足以鼓起全国之民气,使之破除痼习,发扬蹈厉,以言论思想之自由,而其程度得一进千里之势也。……如其骚动,固亦未可以责国民。且若以此而促文明,则并不得尽谓之为流弊,即谓之为大利,亦无不可也。贵国以人民之骚动而得立宪之诏,于是骚动顿止,岂非往事之可征者乎?

这样热烈的口吻,真让人分不出哪个是中国人,哪个是日本人了。这种立场逆转的情形可以说成是在急剧变动的年代里人们可以超越民族和国界,以倾向性和主义连带在了一起。杨度对欧化与骚动的日本大加赞美,让人联想到明治时代大文豪森鸥外在与其德籍恩师的“纳乌曼论争”中站到了正方,下了德国才代表了“对最纯粹意义上的自由与美的认识”这一论断,转而力挺欧洲文化的有名的例子。 不过,杨的主张则纯粹是拥护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

要说连带现象的话,在另一面(可悲的是)我们的嘉纳先生则从主张和平主义,进而劝说到服从主义。他说,“贵国之国体,支那人种臣服于满洲人种之下而立国者也。臣服既久,名分既定,岂可复有外之之心?……故支那人种之教育,必以服从满洲人种为其要义”,并且声称这是在种族竞争的世界里黄种相互提携这个大义名分下的要义。但是,如果说这些就是面向中国人所宣传的“国家的观念”与“忠”的内容的话,那么除了一小撮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满洲贵族,留学生中大概没有谁能够忍受这种屈辱和露骨的统治。杨度以其机敏锐利的逻辑,鲜明地指称这种在保全黄种的大义名分之下的服从说,不过是让汉民族永远甘于奴隶地位,完全是从清朝统治者及其主人西方列强的角度考虑的。而此时的嘉纳毫不犹豫地引用英国人的“满洲支那两人种优劣比较论”,公然宣称“主仆之分,亦由性根所至已有如此区别”,诸如此类,正暴露出种族优劣、民族存亡的喧声不绝于耳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问题。而这些都直接与留学日本的动机联系在了一起,将在后面的一章论述。总之,在以清末留学生为代表的无数爱国者的心里,这种负面的力量像阴云一样笼罩着,像石头一样沉沉地压迫着。只要被指戳到这块“软肋”,纵使杨度,也只能以形式逻辑回应,而难以铺展出此前那种堂堂然的论争阵势来了。

4 “到日本来,然而又是拜么?”

不论是和平的渐进主义,还是种族服从主义,总的看来,这一方面有当时日本“对支政策”和东亚同文会的思潮作为大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嘉纳自身的学术思想根底也是陈旧的。他反复主张“德育宜用孔子之道”,强调“贵国向尊儒教,教育仍宜以儒教为宗。至于路索(今译作‘卢梭’,译注)诸人之学说,不过有此一说而已,未足以为教也”。嘉纳的本意,或许是尊重中国的国粹、为中国考虑也未可知。但正是这番“设身处地”,拂逆了中国学生们的情绪,这是嘉纳的悲剧。

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这是鲁迅同样在弘文学院,同样是在1902年(比杨度和嘉纳的辩论稍早)的体验。那时青年周树人所感受到的失望,还鲜活地留在三十三年后文豪鲁迅的笔端。而对于前述那样一直为变革的正当性而争辩下来的杨度来说,他更加不能不对“要遵从儒教”“勿受卢梭之惑”的说教加以反驳了。

事之有前因者必有其后果,支那人之服从根性何自而来乎?亦由数千年之学术如此,教育如此。有今日之果,必有昔日之因,如影随形,如响应声,丝毫不容假借也。今欲去此恶根性,非取其可以救此之学说以为教育,必不能于今日布其前因,以求于异日收其后果。故予之意,谓非路索诸儒之学说不能为力,若仍泥旧学而不思变动,则前因如此,后果可知,已往如此,未来可知,名为精神之教育,实以重奴隶之性,其愈于形式之教育无几也。

杨度自己也意识到,对他这种坚持异议绝不稍让的做法,本国同胞或许会责备为失礼。即便如此,他仍然抱持“吾何能已于言!”的态度,在笔记的结尾处披露了挑起这次论战的动机和所感。那就是可用如下的一句话概括的过程——从怀疑到警惕。

5 从怀疑到警惕

这不只是杨度,而是大多数留学生都流露的不满。不仅在教育现场(参照第五章),在当时的新闻媒体等的报道社论等中也公然宣扬的这种“以代兴教育自任”的姿态从一开始就令人不快,乃至使人震惊。代行“支那保全”,代行教育振兴,还代行服从说教,代行孔子崇拜,这种态度严重地伤害了留学生们的自尊心,也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不用说,这反映出了政治家和大陆浪人进出中国、经营大陆的企图。不过,笔者认为此部留学精神史论述的各章将要考察的另一个主题,即明治日本人对“清国”“清国人”的认识和姿态实为问题所在。他们对古文献里的中国有亲近感,但是对近世以来逐渐衰落、在危殆状态中拼命挣扎的中国则缺乏理解。再就是那种——部分信奉膨胀的日本帝国国策的人是在有意显示,部分人则掩在亲近感之下流露出来的——傲慢自大、自以为高明的态度。尤其是当中国人从接受其教育、受到其照顾的心怀好意的日本人那里因而也更加日常化地感受到后一种态度时,事情就更糟了。对于自尊心很强、敏感的中国知识人而言,这比起赤裸裸的侮辱更加令人烦躁而难以忍受。因此强烈地感到:这种态度正是留学生最终无法与日本和日本人亲近的一大障碍、一道鸿沟。

日本以“代兴教育”自居,会不会是拿它作为“外交上的材料”呢?杨度进一步向那种自居高明的背后投去了怀疑的目光,并且向嘉纳先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据他说,当地报纸已在提醒教育当局说,本来日支关系就很微妙,现在日本又主动代行教育,则如若传授了真正的教育精神,是否会与满洲政府的主义有所扞格,给外交惹上麻烦?杨度听到这番论调,当然就会起疑并且推论:照此说法,是否一边还另有“真正的教育精神”在,而灌输给我们的那些观念啦宗旨啦要义啦等等,会不会全都是日本在看清政府的脸色行事之下专门传授的呢?

疑念没有到此停止。杨度接着又问:即便老师们诚心诚意地向我们传授的就是日本的教育精神,那又怎样?

以予思之,各国国民之程度不同,则精神亦不能易地而善。予观贵国教育之精神,亦经屡变,锁港以前之时代,国民之静守性亦甚深固;及得见泰西之文化,而举国风靡,群趋于欧化主义,自由民权之说弥漫于社会,其后乃归于国粹保存主义。此亦由人群之感情,由渐进化所必经之阶级,而无可逃避者也。今敝国之言教育方自此始,若遗其中间过渡转关之一级,而以贵国今日之主义行之,则不唯有躐等之患,且以顽固之国民而加以保守之教育,必将益缚其进步。故予意以贵国前日之教育精神,施于敝国之今日,其程度乃为适合也。

这一节是杨度对老师最后的回击。这种杨度自身焦躁不安,也让人焦躁不安的彻底咬住对方不肯罢休的情景,彰显出日中师徒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严峻的紧张关系,看了叫人的心情难以平静。

那就让我们听听紧张的心灵相互碰撞而激发出的,也是这次论争最后总结的如下激越的警世之音吧:

吾国之言教育,方自兹始。而群以取法日本为捷易之法,日本亦以代兴教育自任。(中略)吾国言教育者虽多,而不致为“奴隶教育”者有几何人?来日本学教育者几遍各省,其不致因“嘉纳君”所言仍以“奴隶教育”归而教其国民者几何人?

论战落幕之后。新年后的1903年3月初的某日。在杨度的故里湖南湘江,一只船溯源而上,里面坐着第二届官费留学生杨昌济(怀中)等人。杨昌济后来成了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那时他已过而立之年。杨昌济在船上与同行的友人或是练习语言,或是研究文字的异同,有些兴奋。同行的朱德裳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他们这种预备学习的情形:“阅《支那教育问题》,此杨度与嘉纳问答之词,至为透辟,怀中先生推许甚至。” 刊载论争全貌的《新民丛报》最快也是头一年年末才在横滨印出来的,而翌年3月前就到了从中国内地出来的知识分子手里,并在感叹声中被广为传阅。想象到这般情景,仅此一点,就感觉好像那个时代的氛围扑面而来,令人感慨不已。

那么,那些抱着与杨度相同的疑问,却仍然争先恐后地奔赴日本的留学生,他们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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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纵横, 国际观察, 教育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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