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律师是怎样登上晚清历史舞台的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8-17,星期三 | 阅读:2,082
作者:何仁勇

律师是一个舶来品。虽然在历朝历代的民事诉讼中,总少不了”诉师”影影绰绰的影子,帮当事人写写状纸,写写呈词什么的–香港艺人周星驰就曾在电影《算死草》里面饰演过清朝一位著名诉师陈梦吉–但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他们在诉讼过程中毫无权利和地位可言,被官府视为”非法之徒”,甚至成为官府打压的对象;连在民间也被轻蔑地称为”讼棍”。

直到晚清,律师才作为一种职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第一个上台表演的还是外籍律师。

外国律师来了

事情还得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说起。众所周知,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战争中,满清王朝被大英帝国的海军揍得鼻青脸肿,不得不以一纸《南京条约》告一段落。尝到了甜头的英国人并不满足从《南京条约》中获取的利益,而是利用满清王朝官员对国际惯例和自己利益的无知,引诱他们继续谈判。1943年,双方在广东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其中一条如此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我们素来所称的”领事裁判权”。

我们一般说”领事裁判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事实上,它带给中国的影响远不止这些。

从《虎门条约》中获取了”领事裁判权”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各通商口岸纷纷出现了西方国家设立的法庭或者法院。这些法庭或者法院按照本国法律,对本国侨民牵涉其间的民事诉讼行使司法管辖权,并在审理过程中引进本国的诉讼制度,允许当事人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律师,这就给了外籍律师一个大展身手的时机。1866年,第一位外籍律师的身影出现在上海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即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前身)。从此,外籍律师开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一试身手了。

开始,外籍律师只是在涉及外国人的诉讼案件中提供法律服务,后来,为了方便审理,也为了公平起见(能够聘请外籍律师的一方显然占据更大优势),中外双方约定,凡是在租界里审理案件,都可以延请律师。这为外籍律师带来了更多业务。于是,在中国出现的外籍律师越来越多。

外籍律师的职业精神

外籍律师让中国人见识了什么叫职业精神。

1875年4月4日,中国轮船招商局”福星号”轮船与英国”澳顺号”轮船在中国海域相撞,前者当场沉没,死亡65人,损失价值14万两银子的货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海难事故。轮船招商局聘请了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担文起诉”澳顺”轮。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最后判决”澳顺”轮向”福星”轮的船主支付42000两银子,支付受难家属11000两银子。

此案终结之后,英国领事写信称担文在辩护过程中,据理力争,甚至多次细抠法律条文。轮船招商局也表示,”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无不是”,担文”克尽厥职,无过可言。”

1907年,湖北汉口同大等钱庄,因为麦加利银行(即香港所称渣打银行)拒绝支付四万六千两拆票银,就聘请了在”福星号”案件里大展身手的担文律师,诉至英京大审院。麦加利银行是一家英资银行,担文也是英国人。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怕担文在暗地里帮助麦加利银行。但在审判过程中他们发现,担文毫不偏袒麦加利银行,全力维护同大等钱庄的利益。最后,替同大等钱庄赢得了官司。英京大审院判决麦加利银行全额支付拆票银,并按照年利率7厘的利息进行赔偿,同时承担诉讼费。

虽然外籍律师在租界内左右逢源、长袖善舞,但在租界外,”诉师”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改善。这样的怪事,恐怕也只有晚清的中国发生过吧?

好在,很快满清政府都要面对外籍律师的挑战了。

1903年,上海发生著名的”苏报案”。位于租界内的苏报馆被查封,章太炎、邹容等人被租界巡捕房抓捕。在引渡章太炎、邹容等人不成功之后,满清政府只得选择在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以西方诉讼程序起诉他们。

苏报案:四个外籍律师的舞台

一开始,满清政府并不打算延请律师。按照他们的观点,作为堂堂一国政府,要在本国管辖的范围(会审公廨在名义上业属于中国的司法机关)审理几个臣民,已经是丢尽脸面的事情。再要延请外籍律师,等于是向外界表明:政府害怕打不赢官司,不得不请外国人帮忙,这岂不是丢脸丢到姥姥家?再则外籍律师会不会尽心尽力地帮助政府,也一点把握都没有。

不过,由于此事太过重大,而且章太炎、邹容聘请了外籍律师博易和琼司,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满清政府决定聘请达两位英国律师,库柏和鲁芒德出庭,帮助自己起诉章太炎和邹容等人。

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完全成为了外籍律师的表演秀场。满清政府也第一次领略到律师的威力,并服膺于律师的职业道德。

在第二次庭审中,满清政府代表原告方以”另有交涉”为由要求延期审理。被告方表示反对。律师博易问:”现在原告到底是什么身份?是政府吗?是江苏巡抚吗?还是上海道台?”原告方无法回避问题,只好回答,承认是”承旨”办理。博易讥笑道:”堂堂一国政府,居然在低级法庭诉讼臣民吗?”

弄得原告方颜面尽失。

在苏报案的整个审判过程中,原告方和被告方四位律师,为了各自当事人的权益,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辩护。不管是案件管辖权、呈堂证据,还是适用法律条款、审理程序,都丝丝入扣,细抠法律细节。虽然最终法庭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期满逐出上海租界),与满清政府的意愿差距较大,但从案件审理过程中来看,鲁芒德和库柏对中西法律知识和诉讼程序的的熟悉、对诉讼技巧的把握,为了实现当事人目的而反复辩论的态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都让满清政府对律师的职业道德和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许正因为此,满清政府在1911年公布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中,加入了律师的有关章节。前者比较详细规定了辩护人的权利和义务;后者则对律师制度作了详细规定。从此,中国第一次有了比较完善的律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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