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1-16,星期三 | 阅读:669

撰文:以赛亚·伯林

翻译:李寅

《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以卡尔·马克思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发展为主线,从他在德国的成长与求学,在巴黎的工作与斗争,一直写到流放伦敦的最后岁月,涉及青年黑格尔派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论》出版等众多历史事件,完整勾勒出了马克思传奇而动荡的一生。伯林在书中尤其关注马克思在各个阶段的思想发展轨迹,客观评述了他在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力图还原马克思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伯林对马克思的研究摆脱了后续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二次阐释的影响,从历史文献与马克思本人著述出发,生动呈现了马克思富于人性色彩的真实面貌。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巴黎

这一刻终将到来,那时太阳将会照耀在一个自由人类的世界上,那里人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再不认识什么主人,那时暴君和奴隶、神父和他们愚昧或伪善的工具将不复存在,只留在了历史尘埃中或者舞台戏剧里。

——孔多塞

在欧洲历史上,19世纪中叶巴黎的社会、政治和艺术氛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一大群诗人、画家、音乐家、作家、改革家和理论家全都聚集到这个法国的都城中来,在路易·菲利普相对宽松的君主统治下,这里为很多国家的流放者和革命分子提供了庇护所。长期以来,巴黎都以其对知识分子的豁达热情而著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正是欧洲其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从周围黑暗社会中成批奔赴到这个光明中心,大家发现在巴黎,他们不再像在柏林时那样被本土文明恐吓要求完全服从,也不再像在伦敦时那样被人冷漠地抛在一旁,只得聚在彼此孤立的小团体里,而是受到人们自由甚至是热烈的欢迎,而且可以自由出入君主政体复兴多年来还一直存在的艺术和社交沙龙。

这些人置身其中谈论和写作的知识氛围是令人亢奋的,也是十分理想的。一种强烈反对旧秩序、反对国王和暴君、反对教会和军队,尤其是反对困惑迷茫的市侩民众、反对奴隶和压迫者、反对那些妨碍自由个人生活和权利的敌对势力的普遍情绪,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情感上的团结局面,将这个骚乱不已、成分混杂的社会维系在一起。情感得到激烈的培养,个人感受和信仰通过热烈的语言得到了表达,革命和博爱的口号被那些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人狂热地一再重复。

在这十年中,来自不同国度的思想、理论、个人观点在这里百花齐放,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得多;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才华更加多样、更加引人注目、表达更加清晰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相互吸引、对抗和改变着彼此。每年都会有新的流放犯从皇帝和沙皇的领土上过来。意大利、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德国的侨居群体在惺惺相惜的氛围中兴盛壮大起来。他们的成员形成了国际社区,纷纷忙着写小册子、组织集会、参加阴谋,但最主要是在私人家里、在大街上、在咖啡馆里、在公共宴会上无休无止地谈论着、争辩着;人们的情绪是意气风发的,也是乐观积极的。

革命作家和激进政治家们处于自己希望和力量的顶峰,他们的理想还没有被扼杀,革命的豪言还没有被1848年大崩溃所败坏。这种为了自由的国际大团结此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诗人和音乐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感觉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或者某个特定群体写作,而是在为全人类而写作。在1830年,人们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继续靠这些胜利果实过日子;1839年被镇压的布朗基主义密谋,被大多数浪漫自由主义者当作一场不起眼的骚乱(émeute)而忽略过去了,但它不是孤立爆发的:因为这场沸沸扬扬却紧张不安的艺术运动,是针对狂热的金融和工业发展背景而发生的,与这种发展相伴随行的是冷酷无情的腐败,大量财富一夜之间到手,却又在成批的破产倒闭中消失殆尽。一个由幻想破灭了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政府,被新兴的由大金融家和铁路巨头组成的统治阶级所控制,后者是转入阴谋和贿赂的迷宫的工业大实业家,在这个迷宫里暗藏着的投机者和卑鄙的冒险者掌控了法国的经济命脉。在南部不断发生的产业工人暴动,昭示着动荡不安的局势,而这一方面是由特定劳工雇佣方的无良行为所引起,同时也是由那场与英国相比尽管规模小得多,但正在更加迅速、更加猛烈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所激发。

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连同对政府懦弱和欺诈行为的统一认识,更加强了人们对于危机和变迁的普遍感觉,这种感觉使人认为似乎只要有足够本事、胆大妄为、积极主动,一切便唾手可得;同时它也让人充满无限幻想,创造着在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司汤达未完成的小说《吕西安·勒万》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种血气旺盛、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而审查机构的松懈散漫和七月王朝的宽松政策,容许政治刊物那种尖锐而激烈的形式的存在,有时还能上升为巧言激辩,在印刷出版的文字能发挥更大号召力的时候,这种刊物能煽动思想,激起人们的热情,并且能够进一步使已经群情激昂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那些作家、画家、音乐家——缪塞、海涅、托克维尔、德拉克罗瓦、瓦格纳、柏辽兹、戈蒂埃、赫尔岑、屠格涅夫、维克多·雨果、乔治·桑、李斯特——留下的回忆录和书信传递了那些年的一种魔力,其标志就是一种敏锐和自觉的感受力,一个满是天才的社会中增强的活力,一种对自我剖析的专注——有点病态而且装腔作势,却自豪于自己的创新和优势,以及一种从古代桎梏中突然摆脱出来的自由,一种全新的、打开了活动和创造空间的宽广感觉。到了1851年,这种情绪消失殆尽;但是一个伟大的传奇被创造了出来,流传至今,并且使巴黎变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革命进程的标志。

以赛亚·伯林

然而,马克思来到巴黎并非是为了寻求新的体验。他是一个不带多少感情,甚至有些冷漠的人,周围环境对他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而他反倒会将自己一贯不变的方式强加到他所处的任何环境中去:他不相信一切狂热的表现,尤其是全靠冠冕堂皇的语言支撑起来的东西。与自己的同胞、诗人海涅,或者俄罗斯的革命者赫尔岑和巴枯宁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经历过他们所描述的那种解放的感觉,他们在欢欣鼓舞的书信中,都声称自己在这个中心找到了欧洲文明里最值得赞赏的一切。他之所以选择巴黎而不是布鲁塞尔或者瑞士的某个小镇,是因为更加实际、具体的原因,即在他看来,似乎这里最便于他发行《德法年鉴》,这本刊物的读者对象同时包括了德国和非德国公众。而且,他还希望能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此前无论是在百科全书派那里,还是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的作品中,或者是他在1843年快速而急切地翻阅的大部分政治和历史文献中,都没有找到过满意的解答。

最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法国革命的失败呢?是理论上或实践中的什么不足导致了执政内阁、帝国的产生,最终使得波旁皇族的复位成为可能呢?对于那些半个世纪以后依然在寻找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社会的方法的人来说,需要避免哪些错误呢?难道没有任何管理社会变革的规律吗——掌握这些规律也许能够挽救这场伟大的革命?百科全书派中较为极端的一部分人无疑将人性过于简单化了,总是将其描述成通过启蒙教育就能突然变得彻底理性和彻底善良。至于黑格尔派的回答,就是时机并未成熟,革命失败是由于绝对观念还没有发展到适当的阶段,由于革命者们想要实现的理想还过于抽象、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而这个回答似乎也有同样的缺陷,因为除了那阶段本身出现之外,并未给出何为“适当”的标准;把正统的解答办法换成诸如人类自我实现,或体现的理性,或批判的批判等这些新方案,似乎也不能使之更加具体,或者真正增加一点有意义的东西。而且,绝对观念并没有任何发展阶段能代表马克思和激进分子们所理解的那一种自由而且公平的社会。

带着这些疑问,马克思以他特有的细致开展了工作:他认真研究了史实,阅读了关于革命本身的历史记录;他还一头扎进在法国写就的关于这一问题及相关问题的海量辩论文献中,并且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两项任务。从学生时代以来,他的闲暇时间主要是在阅读中度过,只不过在巴黎他的这一胃口超出了一切限制。在他与黑格尔派对话的时期,他是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下进行阅读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摘录、概括和长篇评论,这些大部分在他后期的写作中都曾引用过。到1844年底,他已经熟读了法国和英国主要思想家们的政治与经济学说,利用自己还是半正统的黑格尔理论来对其进行研究,最终通过明确自己对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的态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

他主要阅读了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魁奈和亚当·斯密开始,到西斯蒙第、李嘉图、萨伊、蒲鲁东以及其追随者。他们清晰、冷静、理智的风格显然胜过了德国人那种丰富情感与华丽辞藻糅杂在一起的风格;要求务实敏锐,强调经验观察,同时加以大胆新颖的总体假设,大大吸引了马克思,并且更加强了他的一种个性,即拒绝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只接受有重要观察实证支持的对现象的自然主义解释。法国社会主义作家和英国经济学家的影响已经在开始驱散笼罩着的黑格尔派迷雾。

他将法国的总体环境与自己的祖国进行了比较,前者远远高出的知识水平和对于政治思想的包容让他印象深刻:

在法国,每一个阶级都带上了政治理想主义色彩,都认为自己代表着普遍的社会需求[……]而在德国,现实生活是无知识的,知识是不现实的,驱动人们去抗争的只是物质需求,实际的束缚本身[……]但是革命能量和自信本身还不足以使某个阶级成为社会的解放者——它必须找到另一个带有压迫原则的阶级。

[……]——比如在法国,就找到了贵族阶级和教士群体。在德国社会中缺少这种急剧的紧张关系[……]只有一个阶级,其遭受的不公不是独有的,而是整个社会的——那就是无产阶级。

他认为德国人是西方民族中最落后的。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在德国的今天得到了真实再现:德国人真正的解放——德国人与其他更加进步的民族相比,就如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相比一样——必将导致整个欧洲社会从政治和经济压迫中解放但是如果说他对那些作家的政治现实主义有较深的印象,那么对他们历史感的缺乏,他也同样惊诧。在他看来,单是这一点,就使得他们简单粗浅的折衷主义成为可能,他们将修正和增项引入自己的体系时带有那样一种显著的漠然,而没有任何明显的心智上的不安。对他而言,这种宽容似乎表明缺少一种严肃或完整性。他自己的观点一直都是十分明确而且激烈的,都是从某些不容结论中有任何模糊性的前提引申而来。在他看来,那种知识上的弹性似乎只可能是因为对历史进程严谨框架的把握不到位造成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假设认为,当代政治经济分类适用于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域,这在他看来尤其荒谬。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如果英国狮心王理查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都引入了自由贸易制度,而不是卷入十字军东征,我们就会少受五百年的痛苦和愚昧”,似乎之前所有的经济体系都是近似于资本主义的谬误东西——必须按资本主义的标准对其划分和评价。这违反了一个事实:每个时期都只能按照其特有的概念和类别加以分析,并且由其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不能把握这一事实,就会导致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出现那些繁复详尽的体系,它们最终也不过是众多理想化版本的资产阶级或封建社会(略去了其中“不良”因素)。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某人希望发生什么,而是历史允许发生什么——当前哪些趋势是必然发展而来的,哪些是会消失灭亡的。人们只能依照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去发展。

不过,马克思对这些作家的道德品位都还是比较赞同的。他们同样不相信天生直觉,不依赖超出逻辑与经验观察的感觉;他们同样由此看到了反动和非理性主义的最后辩护;他们同样都是狂热的反教权主义者和反独裁主义者。他们中很多人对所有人类利益的自然和谐有着出奇的过时观点,或者相信摆脱了国家和君主统治干扰的个人有能力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幸福。马克思所受的黑格尔派教育使他根本无法接受这类观点;不过归根到底,这些人还是他对手的敌人,被划在进步的一边,算作理性进步的斗士。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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