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染布”与清代的兴衰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1-8,星期二 | 阅读:334

撰文:张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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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古代时代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因为靠得很近,所以留下的研究材料和讨论的话题也特别丰富。清朝留给我们我们的话题中,最主要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清朝中前期的“康乾盛世”、国富民强,第二类则是清末时期的列强环伺、国破家亡。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向。换句话说,清代中前期与后期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局面,完全就是同一件事情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不同阶段。

清代前期,辽东人群取代了明朝成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掌控者,这一切使得这个新兴王朝把国家从明末以来最庞大的一笔开销中解放了出来。辽东地区此后永远不再成为国家财税的黑洞——毕竟随着八旗的入关,“龙兴”之地的安全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另一个曾经困扰明朝,间接造成“李自成起义”的北方关防问题,也随着清朝与蒙古诸汗的结盟与联姻而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意味着,清朝不用像明朝一样在北境戍边行动中花费巨额支出,而把这些财富作为提高国库积蓄和国民福祉水平的资金储备。

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清朝初期针对东南郑氏抵抗力量的闭关政策,但对外贸易的吸引永远大于闭关。于是,延续明朝留下的产业,瓷器、丝绸、茶叶,一切又开始运转起来。一边是支出大幅减少,一边是收入稳步增长(尽管通商有限,但仍在有效程度之内),这就成就了清朝中前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然而,对清朝来说,却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她热衷于出口,而无意进口。通过出口产品,清朝从国际市场获得大量白银,但因为无意进口,这些白银便无法重新回到国际市场,而永远留在了中国的银窖当中。或者说,中国出口产品,交换的是作为商品的有色金属白银,却没有将其当作国际流通的货币。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一个小镇上的土豪热衷收集所有硬币,那么总有一天人们会遇到在自动投币公交车上无币可投的窘境。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随着中国白银窖藏重新回流国际市场的,是外来产品的相继涌入。对于健康的双边贸易关系来说,出口和进口在长期内的动态平衡,有助于本国产业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可长期闭关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果,就包括产品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双重脆弱。在选择更多、价格更有竞争力的洋货面前,中国本土产品的市场开始不断萎缩。而市场的丧失,意味着国家收入的下滑,以及更大的收支危机。

关于清代最后的危机,便是从一些微小的生产领域开始蔓延,比如,南方的纺织与印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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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染布是指用植物染料蓝靛染色的蓝色土布。我们都见过的蓝印花布,就是典型的蓝染布。制作蓝印花布的工艺有好几种,比如蜡染、扎染、夹染(夹缬),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利用各种方法使布料表面有的地方染上蓝颜色,有的地方没有染色,通过颜色对比呈现花纹。当然,还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把整块布料不加处理,整体浸入蓝靛染料,经过煮热、固色、漂洗工序,使之成为没有花纹的纯蓝色土布,也是蓝染布。

顾名思义,蓝染布除了需要有布以外,另一项少不了的原料,就是蓝色染料,蓝靛。中国传统上用来制造蓝靛的植物,一般有马蓝、蓼蓝、菘蓝或木蓝,统称为蓝草。其中菘蓝的根部就是我们熟知的板蓝根。制作蓝靛染料时,会把植物的枝叶浸在水中沤熟、腐烂一段时间,之后加入石灰沉淀,就能制成膏状的蓝靛原料了。需要时,则从原浆中兑开取用。

布匹染色工艺在中国出现很早,但蓝染工艺在早期历史上并非主流,比如秦汉时期黑色、红色(赭色)更为流行,中古以后随着外来植物染料的出现,黄色、褐色、绿色也在各个时期成为当时的首选。到南宋时期,江南的嘉定等地,出现了一种名为“药斑布”的印染布料。根据《练川图记》的记载,药斑布就是一种蓝白相间的花布。而直到明清以后,蓝染工艺和蓝染布才逐渐在中国大范围流行起来,并最终成为中国本土产品的翘楚。

蓝染工艺在明清的兴起,存在多方面因素。简单来说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秦汉时期中国普遍使用的布匹原料以苎麻为主(丝、帛与普罗大众尚存一定距离);隋唐以来毛织物及纤维较短的木棉织物所有普及;而现代意义上的棉布的大范围出现,则要等到元代以后原产印度的海岛棉(棉花)的引进。(元代松江人黄道婆把织[棉]布技术从海南引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传说,可能就是这个棉花入华故事的一个章节。)从此,这些纤维较长的棉花,取代苎麻和木棉,成为了明清时代以后中国与世界纺织物的主要原料。第二、在人类研发的所有染料中,蓝靛对棉布的着色效果是显著的,也是最稳定的。

这两个因素,蓝靛的着色效果和棉布本身的出现,决定了蓝染布生产在晚近时期,成为中国清代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我们应该会记得,在关于晚清的众多叙述中,几乎都会提到这种蓝色土布在洋布冲击下,发生的滞销,并导致了种种经济问题。

然而,当我们借助这个独特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到蓝染土布更关键的技术层面时,会发现蓝染布背后的蓝靛染料,在清末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莫名重要的角色。围绕蓝靛生产的转变,诱发了南方山地人口和平原人口的冲突,并随之爆发了长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蓝靛这种毫不起眼的染料,完全参与了清代最后的历程。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就来谈谈蓝染布背后整个清代的衰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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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蓝靛的在清朝的历史。先从一位虚构的历史人物开始谈起,这位人物名叫:方世玉。方世玉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频频出现于电影银幕。追根溯源,他来自一本名叫《圣朝鼎盛万年青》的清末演义小说,遗憾的是该书的作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这本小说主要以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为背景,讲述乾隆帝如何惩治贪官、褒扬善良的故事,但小说的一条暗线实际隐含了清末广东豪杰之间的一段恩怨。其中就说到,大侠方世玉出身在一个卖绸缎、布匹的商人家里。有一天,他遇到一个被人打伤的青年,名叫胡惠乾。打伤他的人来自一家广东的机房,机房也就是织布、染布的工场。胡惠乾原先在这个机房里工作,却被外来的机工,也就是染布和织布工人欺负,殴打成了重伤,失去了工作。于是,方世玉护送这位受伤青年前往少林寺学艺,最后青年学成下山后,通过打擂台复仇的方法,击败了占据机房的恶霸,成功夺回了自家染坊。

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万年青》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们,都有非常相似的出身背景。比如说,方世玉出身于一个经营布匹的商人世家。而另一位主角胡惠乾,更是和织布、染布的作坊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印象中五颜六色的染布工场,为何成为大侠施展拳脚的场所,就是一个非常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那些年看过的《方世玉》武侠影片,这一类型的电影中,完全抛弃了“乾隆下江南”故事,而变成一个南方侠义志士快意恩仇的竞技场。场景中往往摆放着各种染缸,挂着各色布料的作坊中,正邪两派的高手们,借助那些悬挂的布匹飞上窜下,有时还直接拿起一段蓝色布料,甩打两下,就成了一根手中应用自如的兵器,你来我往,打得非常精彩。有时为了增加镜头效果,还会安排一方失手跌落染缸,溅起数丈湛蓝飞沫。这种染坊中的武侠对决,也因此成为上世纪90年代香港武侠电影中的一段经典。

为什么这部清代武侠小说如此偏爱染坊场景,这还要从清代蓝靛生产的人口格局开始说起。中国大约从元代起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然后,棉布取代麻布成为中国纺织业的主流。白色的棉布容易弄脏,所以需要染成更深的颜色。在所有颜色的染料当中,蓝靛的着色和固色效果又是与棉布结合得最好的。所以,蓝草种植和蓝靛制造业,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一项产业。

蓝草种植在中国南方非常普遍,但因为明代晚期以来,甘蔗等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的引进。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蓝草就和甘薯等新来的粮食作物作物一同,逐渐从水、暖条件较好的平原农田,向两广地区东部和北部的山区扩展。两广北部包括湘、赣南部连绵的山地丘陵,生活着许多山区人口,他们在蓝草种植北移的浪潮中迅速抓住机遇,开始大量种植蓝草、生产蓝靛。慢慢地,蓝靛生产也就逐渐成为山区人口控制下的垄断产业。(当然,甘薯、土豆一类粮食作物对人口增长,也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

这个时期大约在清代中期以后,出售蓝靛的山区人口有了资金以后,就开始向外转移资本。大量被资金和粮食催生出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向平原地区的纺织业发起了渗透。这些大量出现的以蓝靛生产为业的山区移民,搬到珠三角的平原后,便直接进入了他们最熟悉的纺织、染布行业。这也让我们前面说到的《万年青》小说里的方世玉和胡惠乾倍感压力,于是,他们就撸起袖子,用身上的武功捍卫起自己的传统行业。

我们揭开了《万年青》这本清代武侠小说的背景,但这还只是由蓝靛生产引发的“蝴蝶效应”的第一幕,那么在《方世玉》电影里染坊场景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更大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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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青》小说里反映出来的情况,其实只是清末中国生产体系受到冲击的很小一部分。1840年,中国和英国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广州等沿海口岸开始向英国等西方市场开放。第一波冲击中国市场的,就是来自英国的布料,这些外来布料,被叫做洋布。它们和中国本土生产的蓝土布相比,价格和色彩都更加有竞争力,这就对中国本土纺织业造成很大打击。

由于这些洋布的进口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中国本地蓝色土布本来还存在平原人口和山区人口的竞争。现在又被洋布抢去一大块。本来充满矛盾的本土市场就进一步压缩了。生活在珠三角平原的纺织、染布工人,只能把压力的出口,对准了来自山区的外来者。因为他们无论从人数还是势力来讲,都相对较少。

就像《万年青》里的故事一样,方世玉、胡惠乾这些原来靠织布、卖布为生的人,就和其他平原各县的失业工人,组织起具有一定规模的行业群体,把矛头对准了来自山区的外来者。

来自山区的移民们,他们本身的经济,也受到洋布等外来货物的冲击。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受到平原人群越来越多的排挤。蓝色土布滞销,随之导致蓝靛的生产与销售接近停滞。由新开放商贸口岸引发的经济萧条,就这样从沿海城市向着内陆山区不断延伸。所以,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沿海市场开放之后十年,广西靠近广东西部的桂平县,就爆发了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这里面,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就是来自两广山区的移民,他们原先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粤东山区中,种植蓝靛、从事染布行业的普通农民。

就这样,原来是小规模的山区和平原人口冲突,就在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背景下,被无限放大,成为了横跨南方大部分省份的超级冲突。蓝靛与蓝土布的生产下滑,或许不足以引发这场巨大的经济萧条,但这其实只是中国本土产业在通商过程中,所面临的众多遭遇之一。曾几何时,那些为中国带来白银的出口产品,从茶叶到瓷器(受到印度茶叶、欧洲瓷器冲击),都在这一两个世纪中,失去了自身的地位。而来自外来靛农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只是这场经济停滞在南方中国投射的一个缩影。

太平天国运动本身,无法缓解洋货冲击下,本土产品日渐失去竞争力的局面。而且还通过对长江以南地方社会的蹂躏,摧毁了经济生产的人力、物力基础,给清朝本来便以入不敷出的经济现状,带来更大危机。

清政府决心平定叛乱,但付出代价也是巨大的。平叛的物质基础,在于得到充分的经济支持。如果说早期全球化引起了清朝走向终点的噩梦,但这个全新的机制也给了清朝超越前人的选择——向西方国家举债;借债度日,总好过无米下锅。(被后来诟病的清末外债,客观上也为这个王朝的延续,提供了无法替代的选择。)当然,获得外来经济补助的代价同样显著,用来换取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是更多难以关闭的口岸。结果,就造成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进入中国,中国土布和蓝靛的生产被进一步压缩,中国本土染织行业基本上就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了。

随着中国蓝靛生产一同下滑的,是其他传统轻工产业的下坡之路。产业的衰落,意味着税收的失控,那么清朝的财政收入也就越来越差。等清政府的税收已经赶不上它本身的支出时,它便陷入了致命的两难境地:一、无钱归还向西方国家购买的债务,只能用土地租借权勉强偿还。二、缺乏经济实力,平息任何一场局部叛乱引发的社会失范,哪怕这场叛乱最初的规模并布很大。(毕竟对一个山河日下的王朝而言,购买新式枪、炮、舰船也是很大的开支。)

就这样,这场由蓝靛种植和染布行业萧条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和清朝的命运彻底绑在了一起。而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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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蓝靛的故事,到19世纪末,有个叫拜耳的德国化学家,发明了用苯胺为原料人工合成蓝靛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合成染料,被称作“洋靛”。他后来还因为研究和分析了靛青、天蓝、绯红三种现代基本染素的性质与分子结构,对有机染料和芳香族化合物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化学奖。

这种合成蓝靛到20世纪初,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批量生产。从这以后,不但洋布占据了中国纺织市场,连外来染料也抢夺了中国本土天然染料的空间。民国时,中国本土蓝靛生产已经基本退出了产业化的序列。只在西南地区的部分山区还有种植和生产。

我们今天在西南地区常能看到的,布依族、苗族蜡染,白族扎染工艺,所使用的蓝染和蓝靛制作工艺,便是一个世纪之前,曾经占据中国主流市场的蓝色布料生产技艺的遗迹。事实上,除了西南民族地区以外,在长江下游的南通地区,建有中国蓝印花布博物馆,见证了蓝染工业兴衰。而它们在不久之前都是华南地区的重要产业,对清代中国的经济支柱之一。这些技艺并非西南民族所独有。只不过在最近两百年的开埠潮流冲击下,率先经受了时代的洗礼,成为历史的孑遗。

当然,这个关于中国蓝靛和蓝染布的故事,还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一时间,美国弗吉尼亚的淘金潮正在涌起。一个名叫李维·斯特拉斯的德国移民看到工人衣衫褴褛、容易弄脏,便用帆布为他们制作了世界上第一条蓝色牛仔裤。牛仔裤的蓝色,就是用化学合成的蓝靛染制的。帆布和蓝色设计使得牛仔裤经久耐穿,成为劳动阶层骄傲的象征。在之后的150年里,牛仔裤便成为世界服饰中最主流的款式。

而中国轻工业从上世纪90年代起,重新起步,也开始工业生产合成蓝靛。现在,作为最重要的世界加工厂,全球70%以上的合成蓝靛和牛仔布面料都来自中国。虽然这些染料不再来自中国南方山区,但从18世纪开始,中国国门打开的那天起,蓝靛产品就见证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全部进程。

本文已收入《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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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侠电影《方世玉》的情节中,我们看到,蓝靛和蓝染布的生产改变了两广地区的人口结构。当清末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外来洋布和洋货,冲击了中国本土市场。使山区移民感到了来自本地和外界的双重压迫。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选择了武装抗争的方式,挑战了清朝政府的权威。这一结果最终动摇了清朝最后的统治。

同样的机制,事实上也回响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从史前时代直到近代中国,古人们追求的每一种产品,每一项外力援助,都对生产与消费的双方造成了巨大影响。商代晚期诸王用玉石作为货币购买周人的效忠与军事服务,也使自身的粮食源源不断流向周人,当周人得到壮大之际,也就造成了商王朝的终结。继承商朝的周人,在追求铜矿原料供应的道路上,由于无法摆脱对马匹的需求,把未来留给了秦汉帝国。而这两个古代王朝,并没有就此离我们而去,他们在告别中国历史舞台的同时,也将对玉器和青铜器的崇尚,写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

秦汉王朝对域外世界的向往,召唤起中国文化底层最底层中,对“神仙”之境的向往。杂糅了“仙人”与“先人”观念的博山炉,燃尽了秦汉帝国的积蓄,也打开了帮助后者登天的不归路。当神仙从远方来到中原边境时,他们却不小心遗落了羽衣,变成了东汉护乌桓校尉墓葬中“胡市”中的骑士。

为了让骑士们为己所用,汉地王朝再度倾尽所有。然而,这些流入北方营帐的钱粮,除了再次滋养了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外,还留下一个孱弱的魏晋社会。当魏晋名士们不堪北伐带来的赋税压力时,行云流水的草书,成为了他们遁身仙境的咒语。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其有着共同思维起源的观念,则以相反的形态,帮助北朝建立了一个现实的神仙之境。佛教的现实王国,不但将北魏皇帝的容貌留在了大同通往塞外的山崖上,也为中国的再度统一贡献了宗教现实主义的力量。

很快,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这种力量重新以消费主义的形式,推动了中国王朝的新一轮交替。茶叶的适时出现,让这份佛教留给中国的遗产对后世产生两种殊途同归的影响,一方面,它成功挽救了安史之乱后,限于马匹和缣帛双重供应不足的唐朝经济。另一方面,茶叶贸易,也给宋代留下了辽国和西夏,两个因茶马贸易而崛起的异姓兄弟。

宋代出现的私家园林,仿佛一种象征,代表了时代的气质。在宋代,它犹如四周缺乏伸展空间、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国家本身,圈住了国家最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只能在山水画作中,追求自己逃情的林泉。在元代,这种象征形式恰好翻转了过来,上进无门的知识分子重新聚集在园林之中,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把幻想的仙境在街衢建造了出来。当所有失望的知识分子都跃入仙境,元朝的统治便随之瓦解。

不过,对于明朝而言,元朝留下的记忆又是情怀满满。为了重现蒙古帝国的物质网络,西欧航海家与郑和一同为打通欧亚大陆东西的海洋之路作出了尝试。新航路的开辟,将美洲白银运到了中国这个巨大的银窖,这为明代的江南园林增添了许多家具陈设外,还令这些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东北的部落的营地。明朝的丝绸与茶叶,以及白银,以粮食的形式又一次鼓舞了北亚的人口增长,而这些物质产品也为满洲的首领打通了来自欧亚草原西部的火枪与火炮之路。

从此以后,控制东亚财富流动的开关,已被那只被称作“全球化”的无形之手掌控。正是它的操作,导致了清代中国经济从停滞到下滑的转变。最终陷入了收不抵支的支出困境。但正如全球化给清朝带来的难题,这个全新的机制也包含着题目的答案。随着中国重新掌握了蓝靛化学合成技术,中国蓝靛和牛仔布面料的生产,也在上个世纪末重新占据了世界主要市场。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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