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知识与价值: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重导向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2-29,星期六 | 阅读:590

作者:独立学者 荣剑

【编者按】本文是独立学者荣剑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坐标2018: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名家圆桌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他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以独立学者的身份来参加会议。所谓“独立”有两重含义,一是独立于体制,二是秉持学者的独立立场——独立的观察、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知识生产。

今天的研讨会上,有六位学者做了非常好的报告。我感触最深的有两个,一是郑师渠老师讲述何兹全先生,二是谢泳老师讲述陈寅恪先生。何兹全与陈寅恪的遭遇很不同,而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群知识分子。在听了郑老师的发言之后,先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从事实判断出发,我仍然感到非常震惊:用何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中共建政之后自觉地向党“投降”了。过去在形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用的比较多的是“改造”这个概念,现在我认为“投降”这个说法能更准确地反映这类知识人的立场、他们当时的感受以及遭遇。

抵抗还是投降——知识分子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像何先生这样的知识人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八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非常欣赏的老学者如童书业先生、胡如雷先生,在解放后都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来重新表述他们的史学观和经济史观,对我大学期间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但过了十多年之后,他们的书基本上就没法看了。童先生的女儿后来编过一本书来纪念她的父亲,说实话,书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东西。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代学者,大多数来自国统区,进入中共建政的时代后,他们的智慧和学术创作力就这么被耗竭了。国统区的知识人和解放区的知识人相比,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觉得醒悟得晚、参加革命晚,没法占据一个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道德高度。这里还可以提一下我们都很熟悉的朱光潜老先生,他在解放后大概始终处在检讨甚至忏悔之中,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在解放后就基本没再有任何原创性的创作,主要贡献就是翻译了国外的一些美学著作。

还有一类知识人,就是谢泳先生讲述的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极少数能够坚持学术立场、抵制当时的知识生产体制的学者之一。陈先生能够坚守这种独立立场,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于后人来说当然值得不断挖掘,而需要问的是:他究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榜样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知识人普遍选择了“投降”之后,坚守“沉默”可能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提前终止。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说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他的创作力是被时代埋没的。

岳南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大师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其实比较上述两个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在这样的国家控制下,在这样的思想生产体制中,怎么可能出现大师级人物?民国时代大师涌现,这是没有争议的。中共建政后,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或“投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是对他们的最高道德肯定或奖赏。知识人以两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一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思想资源,最后因为没有传承而自然枯竭了,死后无人能来继续他的传统;大多数知识人像何兹全先生一样——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庐先生——自愿选择“投降”,或者努力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延续学术生命。在国家控制知识生产的体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脱颖而出。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地位、身份和命运时,不能回避知识生产和制度的关系问题。

“有心回天,无力杀敌”——思想与实践之间的断裂

我今年早些时候在FT中文网上发表长篇对话《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力求呈现中国知识界自改革以来的思想变迁,从知识人的身份转化来看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雏形,是2015年我受邀访学日本时在明治大学做的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有心回天,无力杀贼》。这个略显标题党的说法是有出处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受刑时,谭嗣同发出一声无奈的感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变法失败,最后导致晚清王朝覆亡,这是晚清士人“无力回天”的一个自然结果,改革对一个腐朽的王朝已无济于事。自晚清终结之后,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心回天”,这个“回天”就是一种价值追求,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即彻底改变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然而,中国知识人徒有回天之心,却没有杀贼之力。这里所说的“杀贼”,并不是要知识人上战场打仗杀人,而是说知识人必须要有现实做功的能力,能够致力于将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实践,并通过政治实践来安排政治制度。从日本的制度转型来看,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比较好地解决了从“回天”到“杀贼”的转化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从知识人的思想供给到思想动员,再从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然后通过政治动员到政治实践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条线索是一以贯之的。

回到中国语境,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人在从思想到实践再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发展序列中,只完成了从思想供给、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这些环节,而始终无法真正进入到政治实践层面。

中国知识人政治动员的最高峰在什么时候?大概就是在1945-1946年期间。这是中国最接近于实现民主宪政的一个窗口期。这个时候的政治动员到什么程度?在国共两党包括第三党的范围里都达到了一个共识。中共提出的《共同纲领》——和平建国共同纲领,现在即使不改一个字,仍然对制度建设有指导意义。当时国民党没有提出关于宪政改革的方案,国共共同委托了第三方的代表张君劢起草了宪法草案,该草案充分采纳了中共共同纲领的基本要求,在1947年被国民大会所通过,至今仍在台湾地区实行。可以这么说,在1946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制度转型,从康梁开始,经过民国初年陈独秀和胡适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包括中共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讲宪政,国共两党和第三方力量围绕着宪政所展开的思想动员以及政治动员,已经到了顺理成章的程度了,随之而来的工作就是预备立宪、立宪和行宪了。就预备立宪来说,中国人开创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就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进行了各方协商,并大致达成了各党派的共识。但是,国共两党爆发内战,导致从政治动员走向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断裂。1949年,国共之争以中共的胜出而告终,之后就是中国知识人的集体出局,出现了知识人的两种命运,绝大多数知识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投降,由此彻底退出了政治实践。

从思想到学问再到价值——40年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导向

郑老师讲话中提到了中国知识人命运转换的三个阶段,我的《道术为改革裂》一文,就涉及到郑老师讲的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这40年里,中国知识人的命运以及身份转换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把这40年划分为三个年代。

第一个年代叫思想的年代,就是八十年代,那个阶段中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思想启蒙。到了九十年代,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断裂,这个断裂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有了一个重大转换,这是一个思想退出政治动员而转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生产的过程。以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九十年代是“思想家退出,学问家出场”的时代。如今大致有个共识:九十年代的学术化生产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具有显著的不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识人身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启蒙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转化为专业主义,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在我看来,专业主义在经济学、法学和历史学三大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专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工具理性、实证主义、经验论、程序正义、逻辑学、形式主义话语、去意识形态化等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九十年代作为学术的年代以及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清朝乾嘉之学的繁荣做过比较,它们有一定的可比性。当然,九十年代的专业主义学术性发展,和这个时期政治技术精英逐渐占据政府的主导地位是有关系的。专业主义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领域的建构问题,还涉及到政府治理系统的专业化管理。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除了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之外,他们在学理上是基于专业主义而不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是有影响的,但是,启蒙主义主要的价值追求,比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在大多数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那里都不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这些普世价值要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专业主义的建构不光是目前学术界一个主流的思维方法,或一个治学传统,而是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学理性基础。

按照专业主义路径前行,似乎是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的共同选择,但是这条路径目前遇到了挑战。一方面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在现实中发生了异化。我想在座的教授们能够直接感受到,这20年里他们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在经济领域,商业精英们的财富增长更是令人无法想象,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利益的高度集中实际导致了阶层固化,引发精英和底层的脱节,精英日趋和底层处在对立或冲突状态。另一方面,精英共同体现在也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一个日趋庞大的国家主义权力体正在试图瓦解精英共同体的专业主义基础,不仅是政府系统内的技术官僚重新被政治官僚所取代,而且知识精英的专业主义又被重新纳入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系统里,原来在专业主义框架内已经差不多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祛魅”,如今又“再魅”化,重新回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这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就是我说的,改革40年来,自思想的年代和学术的年代之后所出现的第三个年代:主义的年代。

主义的年代,大致是从新世纪开始以来的十年——我把2012年之后的时间以另外一个概念进行表述。主义的年代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识人的身份又发生了转换。如果说在思想的年代,知识分子是启蒙知识分子,在学术的年代,知识分子是专业知识分子,那么到了主义的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主要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今天许纪霖老师对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对知识分子新的定位做了非常细腻的观察,我完全同意他的基本判断。以我的分析框架来看,启蒙知识分子是思想导向,专业知识分子是知识或者学术导向,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价值导向,也可以视为是意识形态导向。但三个导向并不是彼此割裂或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出现三重身份的重叠,或者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和影响力取决于三重身份的重叠:必须同时具有思想的、专业的和价值的三重构成,这三重身份重叠在一起后,才可能有效地对公共领域发生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唯有公共的才是有效的

比如,任志强的公共影响力非常大,他在房地产领域所表达的意见,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超过了许多房地产专家,这些年来发出的关于房地产的预言都被验证了,这是他之所以广受国民认可的一个重要的专业基础。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通过他们网络身份的优势来对公众施加影响,比如成为“网红”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力仍然取决于思想和学术的力量。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传播的问题。许纪霖老师讲到了知识的公共传播问题,他认为知识传播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知识的生产。我在许老师的基础上再做四点补充,以此强调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出现了以下在印刷时代所没有的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互联网时代,产生了海量的信息供给,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被生产出来,始终处在不断地更新中。这使得传统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传统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知识由少数精英垄断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了。

第二个特点,在海量信息供给的条件下,思想和知识的国家定制几乎不可能,知识生产的人为控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比如,在秦始皇时代,知识生产的国家定制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在竹简的传播条件下,只要消灭四百个儒生就可以统一全国的意见市场。到了印刷时代,仍然可以通过消灭印刷物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的国家定制和知识生产的国家控制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因为技术上已经无法完全控制海量的信息供给了。再加上信息传播速度,一条信息只要在网上“存活”20分钟就可以得到有效和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要形成全国统一的思想或意见市场几乎没有可能性。

第三个特点,即使海量信息、迅速传播,导致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但知识生产的一个核心要素仍然没有被改变,那就是知识生产和传播仍然是“内容决定论”。这就涉及到了教授们的价值。如同刚才所讲到的,任志强之所以比其他专家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传播的内容所决定的,取决于思想、学术和价值的含量。

第四个特点,互联网时代可以是“网红”的时代、“大V”的时代或话语霸权的时代,但绝不可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知识多元供给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思想市场里面的赢家。即使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的知识,比如考古或漆器制作,通过一个特定的传播方式,仍然能够获得最大范围的传播,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纸媒时代或印刷时代,一本非常专业的读物可能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读者,而现在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未必不能被广为所知。互联网时代,让草根能够成为英雄,多元就是主流。

从思想的年代到学术的年代再到主义的年代,这是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变迁所做的一个基本分析,涉及到知识人身份的转换:从启蒙的知识分子到专业的知识分子再到公共的知识分子。

很显然,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专业学者都能担当的。我曾在私下里和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十几万个教授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把他们的专业性知识转化为公共产品?是不是只有万分之一?因此,关于知识人身份转换的这个分析框架,并不是针对个人来说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所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从思想、知识和学术的生产、传播到消费。至少知识人必须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人身份的转换,或许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学习方式或授业方式的转变,而一定是知识生产和传播观念的转变。即使你不能完全从专业知识分子转为公共知识分子,你也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我的知识究竟是为谁而生产?就传播决定知识生产而言,如果知识人生产的知识没有市场,不能被知识消费者所消费,这种知识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无效的知识供给。因此,当前的形势对很多专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前几天文学批评家李陀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上午许纪霖老师提到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死了?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大概是一个老派知识人的问题。一个80后的新闻记者就对李陀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她认为李陀的发问太自恋了,现在的“80后”、“90后”,更不用说“00后”了,谁还会在乎知识人是否已经死了的问题?知识的生产和传承的的最终决定权一定是在年轻人那里,如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不能勇于面对当下的挑战,那就是主动或被动地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在前现代,但在时代上,我们和西方的后现代是同时代人。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是现代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互联网时代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革命,在美国、欧洲或者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引发了它们以前难以想象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借助于互联网这个技术条件获得了在某些方面超越现代性而直达后现代的“后发”优势,那就必须承受与互联网与生俱来的那些问题。当信息和知识共生时,当信息的制造和传播有了比传统知识生产和传授更大的效力时,关于“知识分子已死”的感慨岂不就是旧时代的一曲挽歌?在中国的主义的时代,在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出场说话的时代,知识人传统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以及言说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知识人的唯一选择就是汇入到这个时代洪流中去,即使是身不由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email protected]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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