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新议题:中国近现代史的重新书写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2-14,星期五 | 阅读:521

撰文:李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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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既往历史的认识和解读,跟自身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每当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历史书写便面临新的使命,即如何从新的历史制高点,回溯过去,识辨既往与当下之间的连接,修正曾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历史认知架构。这里所谓的历史认知架构,是指对一个特定时段的历史过程的提纲挈领的总体认识,所强调的是这一时段的历史主题,亦即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一线索犹如一个故事,有其起源、中间过程和结局,也就是所谓的「主叙事」(masternarrative)或「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metanarrative)。不同于具体历史事件的一般叙事,主叙事所突出的是一个长期历史时段的总体发展脉络;国内史学界过去有「历史主线」之谓,意思相近。主叙事对历史书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为人们认知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画面,犹如站在深山远处,可以略去枝枝节节,看清整片森林。更重要的是,主叙事给人们启示所叙历史过程的意义,启迪历史发展的方向,为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历史书写离不开叙事的建构,没有叙事便没有历史。而主叙事的建构,更是历史书写的重中之重。

古人写史,颇懂得叙事的建构。孔子编《春秋》,表面上看,只是一部以鲁国为中心的零零碎碎的历史事件编年而已,但是究竟哪些事件值得收录进去,哪些需大书特书,哪些可忽略不述,贬谁褒谁,皆以其编史的要旨为归依。这个要旨,用司马迁的话说,即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惡惡,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后人编史,无论采用纪传体、通鉴体,还是纪事本末体,其史事的择取和编排,均遵照史家的基本思路,要么为了「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么明辨「历代兴衰治乱之故」,为人君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司马迁

西人对长期历史过程的理解,亦离不开宏大叙事的建构。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心目中的世界历史,便是以理性形式呈现出来的绝对精神,经过人类历史的童年、青年和壮年,通往其终点即自由的历史过程;此过程分别以中国、印度和波斯为代表的东方精神,古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古代文明,以及日耳曼民族所创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来5。此一欧洲中心的线性历史观,对后来西方左右翼阵营的普遍主义宏观历史诠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流行于东西方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更是把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人民主权的实现,当做人类现代历史的归依。美国主流社会以白种盎格鲁—撒克森(Anglo-Saxon)清教徒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则以「天定命运」的驱动为主轴,描述美国边疆的扩张进程,在众多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中别具一格。而以「美国故事」为蓝本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现代化宏大叙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兴盛一时,并且在苏联解体之后,又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回光返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同时代的史家也为近世以来中国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各种版本的宏观历史叙事。概而言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流行于1930和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近代化」叙事、源自同一时代但在1949年之后长期在中国占据正统地位的「革命」叙事,以及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日渐盛行的「现代化」叙事。这三种主叙事的出现和流行,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都是为了回应国家、民族或党派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挑战而从历史中寻求解答的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史家乃至整个知识份子群体的意识形态偏向和政治立场,并且都跟他们所同情或拥护的政党或政权的议程和需求相关。

从近代化视角观察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以及现实中的中国所面临的最急迫挑战,曾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媒体以及为公众所广泛认可的历史教科书中颇为流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9年出版的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在此书中,蒋把「近代化」界定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十九世纪以来在中国次第实施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即1860至18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案。他认为前三者皆不彻底、不成功,或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国民党所实施的最后一道方案,才是「民族再生的唯一途径」。需强调的是,此书写作前后正值日本大举侵华,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因此,跟诸多自由派知识精英份子一样,蒋对国势忧心忡忡,认为当下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只有出现了这样一个政权之后,现代化方有可能实现。为此,他主张「民治」的长远目标需让位于「短期之专制」,同时认为「破坏统一和阻碍建设者都是民族罪人」,其矛头直指不服从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地方割据势力,包括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叙事,同样兴起于1930和1940年代。在诸多革命史家中,影响最卓者当数范文澜;其写作《中国近代史》一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国民党的文宣攻势,包括蒋廷黻所著近代史书中对国民政府的高度肯定和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其历史书写因此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他抓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软肋,把蒋及其追随者等同于对日投降派,并以满汉冲突和对外关系上的抵抗派与投降派为主轴,诠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

但这种高度实用化的历史书写,在1949年共产党建国之后不久,便让位于「学科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其重要表征便是1950年代为了适应历史「通用教材」的写作需要而形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共识,即把近代史的期限界定为1840至1911年,把中国近代史诠释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并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作为历史叙事的主轴。此后数十年里,此一叙事架构一直构成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标准表述。这一共识的形成,源自195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争论。参与争论的史学家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包括阶级斗争、主要矛盾以及生产方式)阐述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及相关分期,结果胜出的是胡绳所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这个方案之所以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同仁的支持,并且最终成为官方近代史教材的标准叙事架构,不仅由于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建国初期有巨大影响力,也跟当时通过思想改造在知识份子中间刚刚建立的革命话语霸权有关。

1980年以后,围绕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主要线索,又发生了第二场争论,断断续续历时近二十年。当时为了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同时受知识界「新启蒙」思潮的影响,部分思想敏锐的近代史研究者质疑过去的革命叙事,重新评价并肯定过去一直被否定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乃至国民政府时期的各项建设。最早发起这场争论、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时岳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文中他对「三次革命高潮论」作为近代史主线提出质疑,同时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独特理解,认为中国近代史包含两个同时并存的过程,即中国从一个独立国家走向半殖民地的沉沦过程,与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社会的上升趋势,其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李时岳据此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四个阶梯论」:第一个阶梯,即太平天国运动,只是一个铺垫;后三个阶梯,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才构成中国近代史的救亡主题。

应当说,这两次大讨论各有其积极意义。第一次争论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建设,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固定下来,并且走向僵化,无法适应领导层以历史服务于现实的不断变化的实用主义需求,为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的「史学革命」埋下伏笔。第二次争论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推动了对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但是这两次讨论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就时间范围而言,大多数参与这两次争论的史家,均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的历史,将晚清和民初的历史与1919年以后的发展人为地加以隔断。尽管在事实上,愈来愈多的史学家在历史写作过程中倾向于把1840至1949年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统称为中国近代史,但如何理解这段历史的主线和分期,并没有形成共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界定过于狭隘,仅仅着眼于以历史书写服务于当下的现实政治。就定型于1950年代的革命叙事而言,书写近代史的首要使命,是为了证明中国在经历三次革命高潮之后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而对1980年代主张现代化叙事的史学家来说,近代中国的使命是要摆脱封闭、落后的状态,走向全面开放,学习和赶超西方,最终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现代化视角下书写中国近代史,便是要论证这一历史轨迹的源流和归属。由此形成的「现代化」说,把中国近代史解读为中国打开国门、学习西方、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或现代化的过程。到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受引进自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影响,愈来愈多的年轻一代历史学人倾向于把中国近现代史解读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心也从过去的革命运动转移到跟工业化、城市化、宪政运动、新式教育、出版、体育、宗教、公共卫生事业等等相关的全新课题上。一时间,「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著述中最常用的关键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受海外后现代史学和新文化史概念、方法的影响,同时作为过去近代化和现代化课题的延伸,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一方面,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利用,使研究者能够在摆脱过去革命史框架的制约之后,对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重新解读。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日积月累,对原来的革命叙事起到解构的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档案的挖掘,也推动了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基层各个领域的深入变革的探讨,研究者多能摆脱过去流行的现代化叙事的窠臼,就事论事地探讨具体问题。因此,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和拓展,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已经有了重大变化:研究课题之多样、细致,涉及内容之广泛、全面,发表论著数量之大,都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该领域所不曾有过的。

但不容否认的是,著述数量上的扩增和研究深度的拓展,并没有带来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诠释架构的与时俱进。事实上,在革命和现代化这两个主叙事被解构或淡化之后,虽然近现代史著述大批量涌现,总体上却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相对于过去历史书写的过份政治化或「以论带史」,今日大多数史学家愿意就史论史,固然是一种必要的纠正。但是,如果写史者仅仅满足于埋首故纸堆,专注于资料搜集和整理,不去思考历史书写跟研究者置身的时代处于怎样一种关系,不把所着手的研究课题及其问题意识与整个学科的范式演进联系起来,便无法在学科建设中进行精准的自我定位,而历史写作本身,则除了满足学位获取、职称升迁或项目考核的功能之外,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意义和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跟西方(至少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对比。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范式演进和代际更迭特征;每一代的研究范式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学术渊源和时代背景,都在同一个范式的引领和不同学科的交叉影响之下,在问题意识上展现出新的取向,在诠释架构、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上呈现出新的特征——人们的学术研究都在围绕着旧范式的解构和新范式的建立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式或新一代学术成果的形成比作一座建筑的堆砌的话,那么几乎每一本新出版的专著或论文,都可以作为一片砖瓦,精准地放到这座建筑的特定部位。

当然,国内的近代史研究并非从来没有范式演进和代际更迭的特征。1950年代至1980年代前半期曾经占据正统地位的革命史学,便有一套独特和完备的认知范式、问题意识、理论体系和概念方法;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盛行一时的现代化史学,也在打造其研究范式的道路上进行了认真的努力。可以说,历史书写中的细节与整体的关系,一直都较为清楚。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却是公认的事实;这一现实所折射的,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认知架构和叙事建构一直处在停滞、不作为、与时代愈来愈脱节的状态。虽然新论著层出不穷,并且已经提供了太多的细节,但整体画面却无实质性变化,甚至在原有的主叙事褪色之后显得模糊不清、残缺不全。

2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不同时代,人们对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对历史的未来走向,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历史的认知架构和宏大叙事也会因此不断更新。无论1930和1940年代的近代化和革命叙事、1950年代以后学科化的革命叙事,抑或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叙事,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思考过去与当下之间连接的产物,都是针对历史过程延伸到当下所面临的全新挑战,而反思过去、重构历史叙事的结果。

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中国经过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基础建设和1978年以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体量急剧扩增、开始在全球发挥影响力的时代。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跃居首位,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开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所谓全球化,亦即商品、资本、制度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世界各地之间联系的加强,本身是一个悠久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从西北欧向全球的扩展,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但全球化过去一直是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化和西方化为主要形式而展开的,由此所产生的是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只有在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指标全面超过西方主要工业国,以及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之后,全球化才变得名副其实,进入了一个东西方各国对等参与的全新时代。东方(主要是中国)在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重建世界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将会发挥与其经济体量愈来愈相配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只要能够避免重大的战争灾难、维持国内社会安定,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产业升级进程的加快,中国走向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进程将不可扭转。从中国近现代史长时段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时代。它同时也将为人们重新认识近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历程,重新建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提供一个新的制高点。

在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里,中国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冷战与热战交错的时代;地缘竞争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之故,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成为革命叙事的终极目标。及至1978年底邓小平主政之后,中国为了抗拒苏联霸权,寻求与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结成「一条线」的准战略同盟关系,同时在「四个现代化」口号下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中国经济从此开始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现代化叙事在此背景下流行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也有其必然。但无论是革命叙事,还是现代化叙事,皆不能应对当下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的实质,乃是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对「中国」重新定位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中国的自我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即中国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革命叙事也为此一定位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作为反苏「一条线」的一员,全面对西方开放。现代化叙事试图为中国重新加以定位:中国不仅要在科学技术上全面学习西方,而且也要在制度层面向西方靠拢,成为完全被国际社会(毋宁说西方国家)所接受的一员。事实证明,这一定位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并不容乐观。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国力大增,不仅中国本身不再甘心在西方世界所制订的既有规则下继续扮演「搭便车」的角色,而且西方国家面对经济体量迅速扩增的中国,也抱有复杂的心态,不愿接纳中国成为其战略伙伴。因此,无论革命史还是现代化史叙事,都不再适应全球化时代中国重新自我定位的要求。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重新自我定位方面所遭遇的难题,跟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有根本的不同。首先,它不同于毛时代革命叙事所要回答的中国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什么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后毛时代已经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找到答案,不再成为议题。其次,它也不同于后毛时代的现代化叙事所要回答的中国是否需要全盘西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见仁见智,但不断演进的中国经验也已经使这一议题逐渐退出人们所关注的视野。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自我定位问题上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上升而产生的全新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疆域辽阔、人口庞大而族群又十分复杂的国家,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经济上迅速崛起并开始动摇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一现实不仅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因而无现成的理论能够加以解释,同时也给作为现存世界秩序的制订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带来深刻的焦虑,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因此纷至沓来。

在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界,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新的问题意识也浮上水面。人们所要追问的,不再是过去几代学者所曾关心的旧问题。这些旧问题包括: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共产党革命?共产党革命为什么在中国取得成功?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主义?它跟苏联到底有何不同?——出版于1990年代之前的有关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的绝大多数著述,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述问题相关。所有这些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已经不再是热点问题,甚至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新的问题是:现实中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它的产生是否符合世界历史上国家形成的常规?它是否具有一般民族国家通常所具有的合法性和生命力?现今中国的国家制度所体现的究竟是通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最终目标的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抑或不同于源自早期近代及近代西欧的民族建国路径的另一种模式?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构成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其体量之巨大:不仅国土广袤,资源多样,而且人口规模也超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二是其结构之强固:不仅权力结构高度集中,而且相较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1990年代初纷纷解体,也显示出异常的韧性。今日的中国国家,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相比最为独特的地方,一言以蔽之,即其规模之大与结构之强这两者的结合。这种「既大且强」的结合,既给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也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背后最根本的原因。然而,无论是其体量之大,还是结构之强,从以往在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所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规范认识角度,均无法加以理解。这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和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的最根本原因。具体而言,这些质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关于中国的疆域和族群构成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背景,有一部分跟学术界所流行的关于国家形成的规范认识相关。依照此一认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线性演进,乃是现代国家形成的标准路径。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被普遍认为是在殖民帝国或征服王朝分崩离析之后,原先生活于同一帝国内部的不同族群,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各自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应当说,疆域和族群问题,在革命史的视野下,原本不成为问题,因为按照斯大林的民族自治理论,少数民族可以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加以解决。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政治精英中间所弥漫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主权争议问题,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在清朝覆灭之后其原有疆域并未发生四分五裂,而是由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以继承,因此中国被视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帝国疆域基础之上的国家。在此视角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合法性受到质疑;中国之「大」,似乎并不符合民族建国之「常轨」。

其次是关于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问题。在冷战时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所有成员,不仅在政体上均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所谓「党治国家」,party-states),在结构上也具有高度中央集权的特征。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通过共产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苏联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在1960年代初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中国不再是苏联阵营的一员,但其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用说,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上述特征,皆曾有助于它们在和平建设年代发挥其独特的资源调控能力,特别是在危机年代展现其超常的动员能力。然而,由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基本特征之一的「主权在民」原则,通常跟西方各国所流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等同起来,而共产党国家内部各种形式的大众参与制度,多被认为有名无实,因此其合法性和生命力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纷纷垮台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维持着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国家,于是悲观派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不可避免地步苏联的后尘,其崩溃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被简单理解为政府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或者停止,便会产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视角下,所有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归结到党治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上;中国国家结构之「强」,似乎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有关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也反覆出现于西方的主流媒体。

因此,要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其自身历史上和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中的定位,仍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有待人们从全新的历史角度重新加以认识。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经历了艰巨且漫长的国家再造过程之后,为什么会在1949年产生这样一种「既大且强」的政治体?如何从世界范围的国家形成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所走过的国家建造道路?尽管1949年以来中国的疆域格局和国家结构显示了巨大的稳定性,但是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有没有完结?未来中国的国家演进,将会朝什么方向展开?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上述问题,拙文〈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曾做过十分简要、初步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下面仅就国家形成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和分期问题,稍加申论。

3

在二十一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架构,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国」本身的涵义。近现代史上的「中国」,就其基本属性而言,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基本含义,按照学界公认的定义,应该包括疆域、人口、主权和政权四个要素。如果我们把这四个要素全面考虑进来,那么今日「中国」的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一个由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两个特别行政区所组成的多民族的现代主权国家。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各国,其最基本特征应该是前文所说的体量之大与结构之强两者之间的结合。相形之下,无论是1950年代形成的革命叙事还是198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叙事,事实上都只是围绕政权这样一个单一要素或者政权所体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建构的,而对国家的另外三个基本要素,即疆域、人口和主权问题,并没有系统的叙述。同时,即使是对政权本身的解读,也有以上所说的鲜明的目的论色彩。由于这些局限性,无论革命史还是现代化史叙事,都无法回答全球化时代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所产生的新问题,尤其是在「帝国—民族国家」视野下对中国国家构成特征的重新认识问题。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中国」界定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主权国家,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史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中国如何逐步获得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领土、人口、主权和政权)的过程,亦即如何形成一个囊括内地和边疆的多民族的现代主权国家的过程。这些属性的获得和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就疆域和人口的构成而言,最关键的发展是在清代前期;就主权而言,最重要的环节发生在晚清时期;就政权而言,最重大的突破则是在民国时期。如果我们把中国从一个汉人为主体的华夏王朝或「原初中国」向多族群的疆域国家转型、再由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向统一集中的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便可以做如下初步界定。

(一)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从1640年代满人入关、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开始,到1750年代平定准噶尔蒙古势力,将新疆正式纳入清朝治理体系为止,历时一个多世纪。具体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满人入关,使得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与内地各省连成一片,构成1644年后清朝国家最初的版图(1683年收复台湾,可视为此一过程的延续);第二,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针对准噶尔蒙古汗国的威胁所展开的一系列征伐,结果将外蒙古、西藏和新疆正式纳入治理体系。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中国」。就疆域而言,中国已从秦汉至明代一直大致未变的原初形态的王朝(北至河套地区,南至岭南地区,西北至河西走廊,西南至巴蜀地区),变成一个囊括内地各省和亚洲内陆各边疆的国家;而台湾之正式纳入版图,也使中国从一个大陆国家变成海洋国家,从而为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国家之现代转型过程中将要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埋下伏笔。就人口构成而言,中国也从原先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形态,变成一个由汉、满、蒙、藏、回等族群所组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多族群国家。所有这些,均奠定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所赖以存在的领土和人口基础,从而告别了清代以前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就地缘战略而言,中国则从过去作为一个对北方游牧族群的军事进攻一直以采取防御策略为主的农耕社会,变成了一个彻底消除了游牧部落威胁、将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与以非汉人族群为主体的边疆各地融为一体的国家。

清朝版图

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中国,最恰当的定性应该是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它不同于一般的帝国,因为自1750年代以后,其疆域即保持基本稳定,并且与周边国家之间划界明确,而非如世界史上的军事帝国那样始终从事征战,其疆土一直处在伸缩不定、缺乏固定疆界的状态。但它还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因为欧洲自十七世纪以来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尚未把中国纳入进来。而就国家内部的治理体制而言,其权力结构的高度集中、官僚体制的科层化和职业化程度之高,以及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的存在,均使之与世界史上的其他诸多「早期近代」国家相比并不逊色。

(二)疆域国家的稳定和衰落时期

这一时期从1750年代清廷平定准噶尔部落开始,到1850年代太平天国起事而结束,同样历时一个多世纪。这一时期可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从十八世纪中期至晚期,清朝国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保持了长期的国内和平,并维持了疆域的稳定。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地缘格局和财政结构上的均衡态的形成。在1750年代平定了中亚地区准噶尔部落之后,清朝国家在其周边地区再无可以对其战略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对手。不同于早期近代欧洲的列国竞争导致各国竞相扩充武力、提升装备水平,从而带来一场近代军事革命,而不断上扬的军事开销,又带动整个财政体系和官僚制度的更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在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上均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在财政上,也固守「量出为入」的原则,国库的收入总量稍多于支出,由此可产生一定的盈余,以备不时之需,但无论收入还是支出,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均衡态的形成,有三个必要前提,即地缘政治上无竞争对手,从而使军事开销处在大体固定的水平;人口与耕地的比率处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可产生足够的经济剩余,从而确保地主的田赋负担能力;物价相对稳定,未对地主的纳税能力产生影响。但这三个前提条件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所以此种均衡态也是一种「低度均衡」。

第二,从十八世纪晚期至1850年代,随着人口压力加大、经济剩余减少、白银外流加剧导致物价上涨,尤其是经过军事革命和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列强威胁的到来,上述维持清朝国家均衡态的前提条件均不复存在。由于财政和军事体制僵化、衰退,在内忧外患(白莲教起事、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事)接踵而至之后,清朝国家已经无力从容应对,对自身进行根本改造是国脉存续的唯一出路。

(三)向现代主权国家的初步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从1860年代开始(以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为标志),到1916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去世为止,历时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有两个最重要的发展:第一,晚清政权成功地维持了其自十八世纪中叶所形成的既有疆域的基本格局,使其传统意义上的王朝疆域,变成了国际法所公认的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第二,按照现代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中国逐步建立了与世界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由此加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完成了向现代主权国家的初步转型。在这一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中,晚清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部分领土和主权的丧失,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幸免于非西方世界绝大多数社会所遭受的被殖民地化的命运,成功地将其领土和主权较为完整地由肇建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再由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下来。

晚清国家之所以能够比较完整地幸存于十九世纪后半期,首先可归因于其财政结构的根本转型,即由原来以土地为主要税源、缺乏弹性的旧体制,转换为以工商业为主要税源、辅之以金融信贷、具有巨大扩张力的全新体制。其次是清朝国家自十七世纪以来的中国化,不仅使其统治内地各省的合法性牢固地建立起来,而且使其继承自明朝、又经过更新的高度集中化的行政体制,依然可以继续发挥调控全国资源、应对内忧外患的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则是上述新的财政资源与原有行政体制的结合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权力关系和治理体制,不妨谓之「区域化集中主义」(regionalized centralism),即一方面,地方督抚拥有对辖区内新近形成的各项财政、行政乃至军事资源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中央依然能够对正式渠道内的各项资源进行有效控制和调拨,从而使得晚清国家有能力展开国防现代化和捍卫边疆的用兵方案。但晚清以汉人为主体的省级督抚势力对地方财政和军事资源的控制,又进一步使得他们能够与清廷讨价还价;督抚对朝廷的态度,也从1850年代之前的无条件忠诚,变得愈来愈有条件,他们更在清末最后数年因为满汉隔阂的加剧而改变效忠对象,导致清朝的覆灭和民国的建立。

(四)统一集中的民族国家肇建时期

这一时期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历时三十多年。其中心内容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致力恢复晚清所丧失的部分领土和主权,并在二战结束之际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以盟国「四强」的身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并拥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战后中国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铺平了道路。其二,也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晚清和民初中央权力下移所展开的持续不断的国家权力再集中过程,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步骤:

第一,民国初期区域范围内的集中化、正规化和科层化政权建设(可谓之「集中化区域主义」,centralized regionalism)。奉系、晋系、桂系等军阀势力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而在地方财政和军事集中化方面做得最彻底的,则是以广东为基地的国民党势力;相比之下,皖系、直系、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及控制其他各省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军阀,皆因缺乏自成一体的区域性财政、军事政权建设,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先后败北。

第二,国民党政权下全国范围的党政军架构的形成与地方实力派的同时并存(可谓之「半集中主义」,semi-centralism)。国民党势力之所以能够从广东一隅的地方性政权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得益于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三次飞跃,即广东时期由财政部长宋子文所打造的一个高度集中、有效的财政体制,使国民政府有可能以广东一省之财力支撑国民革命军北伐直至长江中下游流域;占领上海地区后与江浙财阀结成联盟,从而使之有可能依靠金融借贷最终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全国;建立全国政权后对海关关税的控制和国内统税、盐税的征收,使之能够制服地方实力派的联手抗拒,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效向全国推进。但国内政局的失序和外患的侵迫,使国民政府始终无暇他顾,从事基层的政权建设,也始终未能成功地整合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和军事资源,最终导致在日后的国共内战中败北。

第三,194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克服领导层的宗派主义和各地方的山头主义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军事和财政上的高度统一集中(可谓之「全面集中主义」,total centralism)。共产党政权之所以在1940年代初能够铲除高层的宗派主义,既依靠毛泽东非凡的领导才能,也离不开共产国际对毛的公开支持;而各根据地的山头主义,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自成一体的地方财政、军事政权建设,也无法形成如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那样尾大不掉的离心力量,因此可以在国共内战爆发后所产生的生存危机下轻易地加以消除,使各根据地和各野战军在对敌作战中有效地相互协调。正是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体制的形成,与共产党势力在控制东北后所形成的十分有利的地缘格局及充沛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致使其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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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主叙事和分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二十世纪中叶所产生的阶段性结果,即一个「既大且强」的国家结构。就其「大」而言,中国在疆域和人口上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构成,源自十七世纪以来国家转型的三项历史遗产。首先是清代前期的国家形成,使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台湾,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然而,这一过程不能完全等同于帝国扩张,由此所形成的清朝国家也不能简单地视作一个军事帝国或征服王朝,因为清朝扩张的动机和边疆治理方式,跟世界史上所有的殖民帝国或征服王朝均有很大的差异;其疆域的高度稳定和国家机器的集中化、科层化和职业化程度之高,使之更接近于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现代中国国家的建造过程,因此并未按照「帝国—民族国家」这一范式所设想的路径展开(即在帝国分裂后由各民族按照民族自决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仿效欧美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形成各自的国家政权),而是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缓慢转型的过程。其次是晚清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而支撑这一转型过程的,则是清廷地缘战略的调整、财政结构的更张(财源从依赖土地和农业,到以工商和金融业为主)、国防的现代化以及边疆的内地化,从而避免了国家沦亡的危机,维持了边疆的基本稳定。再者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这不仅体现在晚清时期满人与汉人官僚及知识精英中间日益增长的共享的国家意识上,这使得中华民国有可能成功地继承清朝国家的疆域和主权;而且体现在民国时期的政治精英不分党派和派系所追求的以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大义」上,它有助于避免地方割据局面的长期延续和滑向分裂,使统一集中的政权建设从区域迅速推向全国。

就其「强」而言,二十世纪中叶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国家结构的形成,同样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转型的多项历史遗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清朝国力鼎盛之际所形成的地缘政治和财政、军事结构上的「低度均衡」机制,它使得清朝国家在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到来颠覆了原有地缘格局、人口的大幅增长和白银外流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的财政健康状态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依靠区域势力维持国内稳定和抵御外侮,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和军事资源的控制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因此,不同于西欧的国家形成主要围绕王权与贵族、教会及城市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和妥协展开,最终走向宪政民主,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是针对晚清的国家权力下移和民初地方割据局面的形成,以国家财政、军事和行政权力的统一和集中化为核心内容而展开的。建国的主角不断更替,轮番上场,每次更替都是因为新的主角比其前任打造了更为统一和集中的政权,拥有更强的资源吸取和动员能力。国家建造本身,也成为追求更高程度的国家权力的统一和集中过程,而最终在竞争中取胜的力量,也在集中化程度上超越了所有对手。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与近代西欧的国家形成历史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动力和逻辑。

这样一个「既大且强」的国家,自其诞生以来,已经展现了非同寻常的活力和稳定性;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国家的构成要素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除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之外,中国的疆域和主权范围依然如故;而政府体制以及族群构成也保持了基本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已经结束。展望二十一世纪,国家建造仍面临诸多挑战,举其要者,有如下诸端:第一,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家利益在境外的不断延伸,中国的地缘战略将会进行重新界定,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和领海之争,有待最终解决方案;第二,就疆域整合而言,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处理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如何寻求代价最小、利益最大的双赢方案,尚赖国人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眼光;第三,不同族群之间的民族认同的形成、国人对自身历史的重新认识,以及海外华人对中国及自身身份的认知,仍皆有待时日cq;第四,最为艰巨的任务,无疑是在利益分化和社会多元的条件下,通过权力结构和利益表达机制的调整、更张,建立全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经济纽带的加强和区域共同体的出现,主权国家的若干基本功能将会逐步减退乃至消失,而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将会代之而起。所有这些趋势,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前半期变得日益明显。因此,从1950年代起的一个世纪,构成了中国自十七世纪以来的漫长的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定形时期。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定形之后,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中国近现代史才会画上句号,并最终将让位于一个以区域化和全球化制度安排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的全新时代。

(作者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授权刊发,原文《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再议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及分期问题》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8年1月号,注释和小标题略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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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全球化时代新议题:中国近现代史的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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