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大学应该取消哲学系本科,哲学作为公共课开设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2-11,星期二 | 阅读:436

陈嘉映:哲学主要是一种反思活动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11月11日上午,正当网络购物狂欢节,哲学家陈嘉映教授做客新安晚报大皖客户端徽派“凤鸣锐谈”,在黄山国际大酒店二楼幽静的茶舍,与诗人、艺术评论家祝凤鸣畅聊性灵话题。

此次陈嘉映来黄山,是受其好友、艺术家洪凌先生之邀,在洪凌黄山工作室休憩几日。之前,祝凤鸣与陈嘉映在北京有过两次交集,都是因为洪凌画展。陈嘉映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深刻的思维和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因为他善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哲学,为普通爱智者指点迷津。陈嘉映举止亲切、随和、几近恭谦,颇具一个智识者的通透与圆融;其言谈睿智、严谨、冷静,语速平缓,乐于鼓励提问者,谈话中拥有令人安心的力量。

思想本该融会贯通

1952年出生的陈嘉映,初中二年级开始失学,随后是八年内蒙古插队生活。1978年2月,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8个月后,考上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随后留校任教,再随后远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年多法国研究生涯后,陈嘉映回国,一直在北大、华东师大、首都师大教授西方哲学。

陈嘉映著述极丰。出版过《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简明语言哲学》《说理》《价值的理由》等哲学理论专著,翻译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这些著作与译著多系精品,有的曾一纸风行,一版再版。2015年,陈嘉映出版伦理学专著《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倡导人们“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今年,其代表作《哲学·科学·常识》再版,这本“接地气”的思想入门书,让读者再次领会到一个哲学家的魅力。

祝凤鸣首先问及陈嘉映学术近况,陈嘉映说最近除了有本书评、讲演稿等汇编成的新书即将出版外,他多年来对一个哲学问题很感兴趣,那就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其大意是,一方面,这个世界好像是被决定好的,但另一方面人们感到人还是有一定的自由,这两者有冲突,所以在哲学里纠缠了几千年,他这几年集中精力在思考这个问题,将来是不是写本书,还没想好。

据陈嘉映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西方现代哲学与普通读者联系紧密,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与中国青年的精神状态有呼应,所以萨特、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流行。自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更多年轻人开始转向“英美分析哲学”,因为分析哲学比较精细,多在学院研究,与社会有些脱离——这有好有坏,一方面哲学会做得比较专门,但另一方面与哲学本来的旨归又不太契合,因为哲学不只是一个学院里的活动。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学术与思想的关系。

陈嘉映说,一般来说哲学是思想性工作,但是没有学术根底的思想往往会流于浮泛,最后会沦成“心灵鸡汤”,所以,在哲学中学术和思想要密切结合才好。就学术而言,人总是要读点书,要下点苦功。而思想是一个流动的、互通的状态,本来就应该融会贯通,有时还必须加上与自己生命的对质。

在祝凤鸣心目中,陈嘉映不仅学养深厚,且兴趣广博,与同时代诗人、艺术家有着深广交游,一扫哲学家古板严谨印象。陈嘉映的看法是,与其说哲学家古板,不如说哲学家工作比较辛苦,康德被认为是一个古板的典型,但生活中也是广交朋友、颇具情趣之人。陈嘉映将他的兴趣广泛,归结为特殊的时代使然,他少年失学,反倒读书驳杂,且交友繁多。他坦言,自己对诗歌与艺术的认知,多停留在古典主义阶段,对当代艺术与新诗还谈不上作客观评介。陈嘉映回忆起曾与学生周濂去看一个小剧场戏剧,赞叹有加,但周濂对同行的年轻人说,你们别听陈老师的,他可能是第一次看小剧场戏剧,那些手法很多人都在用。说起好友洪凌,陈嘉映说洪凌绘画特别合自己的趣向,既有现代性,色彩又纯净,且洪凌善于架构巨幅油画,气势磅礴且细致入微。对陈嘉映而言,洪凌真诚、热情,他既是一代大画家,更是一个江南的好客的主人。

大学哲学系本科应该取消

在最近“单向街”的一个访谈中,陈嘉映认为大学应该取消哲学系本科,哲学作为公共课开设即可,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去听。他最赞成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哲学论文”,是写一篇好的读书笔记。面对大半辈子在哲学系工作的陈嘉映先生,祝凤鸣试图请他对此观点多做些解释。陈嘉映的回答是,哲学主要是一种反思活动,要说它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是一个系统的反思,就是把很多事情拢在一起来反思。

说到反思,就需要有反思的内容,要么你反思各种各样的知识,要么你反思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一个本科生十八、九岁,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人生经验,那么他反思就比较容易流于空洞。哲学反思的主要层面,叫做概念层面,你要是没有反思的内容,就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从语词到语词,就会显得比较空洞。古人都讲,最好是三十岁以后再研究哲学。当然,陈嘉映不反对本科生甚至更年轻的人读哲学,他反倒觉得多读点哲学书更好,只是不要把哲学作为一个固定的专业。因为,只有等到你整个的人生经验、学术底子厚实起来后,再来做系统反思,再研究哲学才有意义。

总体说来,哲学不像数学、物理学,需要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的进阶学习——哲学可以循环阅读,有时候你读得深了,可能回过头来会读比较浅的;也可能开始读比较浅的,后来再读比较深的。对一个爱智者而言,哲学书既充满致命诱惑,又令人费解乃至望而生畏。祝凤鸣回忆起自己和朋友们,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春时期,赶时髦读过一些艰深的西方哲学书,但现在看来吸收的营养并不多。陈嘉映也坦言,他年轻时读康德、黑格尔,等到几十年回头看,当时自己也实在没读出什么东西,但是好处当然有,就是对文本有一点熟悉,资源还留存在脑子里。陈嘉映认为,关于读哲学书,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有些人注定不想成为哲学专家,不想以研究哲学为终生志业,他只是爱哲学,想了解一些哲学,就不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类专业哲学书,因为那样得不到多少收获。许多晦涩艰深的书,对普通读者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激发器,而不是一个文本。

至于年轻人读哲学书,陈嘉映的建议是,去读那些你大致能读懂、还需要努力一把的书,就像一个人爬坡,你攀爬一下就过去了,读这些书会有较大收获。总是读比你理解层面低的书,或者读你够不着的书都不好。结合当天“双十一”网络上开始的购物潮,当祝凤鸣言及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当下中国物质欲望高涨、精神生活极为稀薄时,陈嘉映的看法显得冷静。他认为,消费主义、消费文化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开始的,中国有大概一百年的物质生活高度匮乏期,所以对物质追求有点报复性反弹——谈到精神生活,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样一个成建制宗教,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生活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罕见的十年,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对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同样热情。中国曾经对精神生活的如饥似渴,陈嘉映将它视为一批精英人士的追求,九十年代之后,商业化大潮加上政治因素,总的说来是,中国精英阶层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成功人士阶层。成功人士完全是用世俗标准来划分的,但精英人士不是这样,比如有些十分落魄的人,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成功人士,但仍然可以说他是精英。

中国文化是一个吸收性文化

刚刚出版的《读书》杂志有一个讨论,就是“如何让哲学说中国话”;前几年,李泽厚先生也出版著作论述“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当祝凤鸣问及陈嘉映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时,陈嘉映的回答是,他个人的想法跟流行观点相差太多,不知是否合适讲出来。

陈嘉映认为,人们经常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一种相当固定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古希腊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也是西方,而两者相差很大。西方文化,原本是地中海沿岸各个族群、各个文化互相激荡后的产物,它处于强烈变化之中,而中国文化则相对比较稳定、封闭。某种程度上,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要封闭,虽说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很多西方人迷恋日本文化,但是真正受日本文化影响却不多。总体说来,中国文化更多是一种吸收性的文化,不是一个贡献的文化,这不是说中国文化没有对外的影响,但跟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规模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把亚洲周边的日本、朝鲜等排除在外,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一向不是太大,基本上不西传。中国文化吸收能力很强,在战国时就开始吸收外来文化,更多的是在汉朝、汉以后的佛教文化,包括唐朝文化——在文化吸收方面,中国人的心态很开放。历史上,外来文化到中国后,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中国化的体系,很成熟,很有韵味,到宋朝达到顶峰。后来由于元、清异族统治,中国文化可能有点支离破碎,但它的核心还在往下传,文化还挺严整。中国文化之所以对世界贡献不是特别大,也是因为它太严整了,不大容易一小块一小块地输出。

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陈嘉映就倡导“哲学说中国话”。但是,这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两码事。在陈嘉映看来,中国文化体系,就哲学而言,在概念层面反思这个维度上,一直比较弱。让哲学说中国话,主要不是瞄着让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发言权,而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如果他不服你,你不是要想办法让他服,而是要修自己的文德,把自己事情做好,把自己国家发展好。当然,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更有发言权,那是必然的事,但究竟什么东西会被他人吸收,中国人不用特别去考虑。

文章来源:安徽网 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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