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假面时代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8-5,星期五 | 阅读:3,021
来源: 中国周刊(北京)

有时候得佩服那些编段子的人——

领导照例说了个不可乐的笑话,大家照例哈哈大笑,唯有王工一人不笑。领导奇怪:你干嘛不笑?王工冷冷道:我明天就退休了,干嘛还要笑。

我们身边似乎永远有一批“装腔作势”的人。

没钱的人装有钱,有钱的人装贵族。

商人在官员面前装孙子,贪官在人民面前装清廉。

还有人,就像段子里的王工和他的同事一样,他们假装乐不可支,假装充满敬意,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想保护自己,就得被裹挟地参与这场“假面舞会”。幸运者能像王工一样,还有摘下假面的一天;不幸者,或许将要戴上一辈子假面。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两面国人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名为浩然巾。

200年前的小说,讽刺现实的力度依旧。

正常的社交礼仪,正常的学习当然不是假面,假面是一种虚幻的自我想象,一种被迫的自我扮演,一种威权下的自我保护。

比假货更假的是假面。假字当头,是对中国社会的最大伤害。

当假成为表象,当真成为暗流,和谐二字亦将渐行渐远。

本期封面和封面报道内文图片均选用著名画家曾梵志先生的《面具》系列画作,感谢曾梵志先生的授权使用。

“装”族指南

如果你想成为某种人,最正确的办法是努力成为这种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作成为这种人。那些淡淡的虚假的气息似乎无伤大雅,于是更容易蔓延开来。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一小时后,是朱萍的“姐妹淘”时间。这个周末,她们约在三里屯的Nearby The Tree咖啡厅。

换上新买的Chloe吊带长裙,朱萍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配上盛夏草绿系眼妆,朱萍觉得这样的搭配漂亮极了。她很满意。

唯一让朱萍不满意的,是她要从双井的公寓乘地铁到聚会地点。

小白领的共振

朱萍是一家外资银行的职员,从上班那天起她就把自己划归为小资一族。

“衣着考究,神情淡然,经济独立,有固定社交圈子,生活品位高。”是她对小资的定义。

朱萍会把这些定义固化到自己的生活中。她的衣橱里并没有很多衣服,但每一件都是高级面料的名牌服装。每个周末,她都会去咖啡馆参加“姐妹淘”聚会。“姐妹淘”是朱萍看来最有情调的,三五个知心好友每周见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精心打扮,相约到高档咖啡厅或是美甲店坐上一个下午,聊时尚也聊男人,无话不谈。

朱萍说自己很节俭。她的工资税后每月六千多,在北京并不算高,所以她不能大手大脚,省钱才能让她井井有条地享受高品位生活。即便朱萍觉得地铁配不上她三千块钱的新裙子,她也不会狠下心去打车。在北京,朱萍几乎没怎么打过车。

现在过年回老家,朱萍都带家人下馆子去吃饭,她喝不惯家里的白开水,要买瓶装水喝,用不惯卫生间的蹲坑儿。家乡的同学们经常说:“小朱出息了。”

朱萍花心思经营生活,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小资。“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时,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朱萍没有告诉老家的同学们,刚工作的时候,为了省钱买包,她连中饭都不吃,因为在CBD附近吃中饭很贵。这些事情,只有在最私密的姐妹淘时,她们才会讲出来自嘲,然后彼此安慰。

处在不同位置的人,会找到符合自己的姿态,很多时候,人在其位就会很容易迷失。

比如时尚圈里的“晒富”。

某知名时尚杂志编辑说,她的圈子就是一个比吃比穿比男人的圈子。

有一个圈内的段子。二十来岁的美容编辑在微博里晒高档化妆品,说自己除了La Mer不用,除了依云不喝。LaMer是一款贵妇级化妆品品牌,适合年龄是中年以上,根本不适合年轻女孩儿。

有一些人借这个段子讽刺时尚编辑,拿着几千块的工资,用名牌赠品装贵妇。

“我们会有很多出国机会,参加秀或者晚宴。有些刚入行的小编就会迷失。他们晒出国照片、晒五星酒店、晒时尚晚宴,吹嘘自己过着奢华、高品质的生活,甚至迷失在这些奢华之中,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属于自己的。其实做时尚记者很辛苦,没有所谓的慢节奏和享受,体验这些高品质只是工作。”上述时尚杂志编辑说。

在时尚圈子里,即使大家看出有人装高贵、装富有,也很少有人会说出来。“有的时候,摆出一些姿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需要,大家司空见惯。”

“其实,无论装愤青、装小资、装文艺还是装贵族,都是个人的选择,无伤大雅。但各种‘装’越来越多,身边的兄弟也总喜欢把自己架在某个位置上生活。我就是想讽刺一下他们,给他们敲个警钟。”2010年7月,Jay在人人网上建了一个“装”小组,给兄弟敲警钟就是他成立小组的初衷。

装族指南

和Jay的小组一样,社交网站上流行着各种各样与“装”有关的小组。

这些小组里,成员们喜欢调侃、挖苦身边的装,最火的是各路“装指南”。

《去星巴克里装大蒜》:“在星巴克冒充一个有身份的人,是行为艺术的一种。装蒜也是艺术!首先你必须带一本杂志,啥?《读者》?按照小资圣经《格调》里面所说,连《国家地理》、

TIME(时政杂志《时代周刊》)之类的杂志都只会暴露出你庸俗的小中产阶级格调,起码得拿本Economist(有鲜明立场的商业财经杂志《经济学人》)……”

《十三人士必看》、《装小资的十招》、《白领们你会喝咖啡吗》、《伪球迷指南》、《贵族法则》、《如何伪装成经济学家》、《美利坚指南》、《不列颠指南》、《打造国际名媛》,各种指南大行其道。

这些指南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内容详实。

论坛常见这样的讨论——

楼主:“我今天真的看见一个用酷我音乐盒放古典乐的傻×。”

一楼:“你应该告诉他别用酷我这么民工的软件了。”

二楼:“介哥们一定没有认真研究指南就去装Bility了。”

楼主回复二楼:“装Bility是啥?”

楼下众多回帖:小资、非主流、小众、阳春白雪、高山流水、文艺、愤青……

开了“装”小组以后,Jay发觉并不是只有身边的兄弟们在装。

“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传播途径让女生们看到了很多不现实的东西,跑车、香槟、咖啡馆。女生们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些玩意给引导的偏离了,作为男生,为了获得女生的青睐,只有让自己变得更符合她们的想法,所以就必须得装。”Jay现在觉得“装”很悲哀很无奈,“谁不装啊,或多或少都会装。”

《假装的艺术》就是一本教人不露痕迹伪装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劳伦斯·怀特德·弗莱完全没想到这本原意讽刺的书一夜之间成为小资圈里的畅销书。转折的契机就是南方出版社把这本书引入中国。

劳伦斯把“装”分成电影、书籍、话剧、把妹等18个领域。装的行当里,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表演风格,之后,只需要一项一项拓展专业,最终就能成为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

劳伦斯说,《假装的艺术》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讽刺一些爱面子的假装人士。“有时候假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过,假装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或坚持前卫生活方式的时髦人士可是万无一失的。”

Jay说:“指南里令人哭笑不得的‘高招’,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小伪装集中在一起。”说起人们为什么装,Jay认为:“人们普遍没有安全感,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通过小装一下来掩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时间久了,又开始夸大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借以获得虚荣和优越感。”

从咖啡到红酒

要想装,必须借助某种工具。

“装指南”里一定会指出,要装某种身份,可以去哪些地方。北京的后海、798、单向街书店,上海的田子坊、1933屠宰场创意园、红坊文化艺术区,南京的颐和路公馆区、先锋书店,广州的沙面、小洲村,全都榜上有名。

最流行的装小资去处就要数星巴克。

高级写字楼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在中国,星巴克咖啡和小资生活方式画上了等号。

早年港产电影里,白领们喜欢端着一杯咖啡疾步走进办公室。

“当它们(咖啡)到了上海,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在咖啡馆里坐着,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靠窗坐有一个美人,鲜红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着一张报纸在看。而上海咖啡馆里的小姐们,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时的颜色。”陈丹燕在《上午咖啡下午茶》中用时髦概括咖啡传入中国的大都市。

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咖啡是白领、小资出场的最佳伴侣,这种香气浓烈的饮品被符号化了。

端着一杯咖啡就是一种姿态,潜台词是,你拥有某种身份和品位。在星巴克,一杯拿铁咖啡的价格是25元人民币,没有昂贵到工薪阶级不能负担。25元咖啡不能区隔社会地位和阶层。于是,红酒来了。

《红酒指南》上劝慰那些新人:“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懂红酒,因为没有多少人是真的懂,所以装呗。接到满是外文的酒牌,你当然完全看不懂,随口报出一个你好不容易记住的酒来,就好像你家里藏了几万瓶好酒似的。”

《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描写过一对在中国做红酒生意的父子。“在中国,红酒作为一种奢侈品,其消费具有显摆的功能。”进口商处理卖不动的红酒,方法就是加价。“消费外国酒是步入中产的标志,美国人六十年代之所以开始热衷于红酒,也是因为那时的电视广告和喷气式飞机服务都力图把红酒推销为一种所谓的生活品质,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也许是老调重弹。”

“我在St.Estephe列级庄品酒会”、“品酒会开始”、“橡木酒窖的品酒会不错”、“今天的拉菲不对胃口”,表明“人在品酒会”的微博状态,让小资们享受于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装到最后,不但别人分不清什么是装,什么是不装,甚至自己也会分辨不清。

如果一定要说伤害,装的伤害指向自己:装得不好,显得可笑;装得好了,却更可悲。还有什么比做回自己,更爱惜自己呢?

曾梵志作品《1997,Mask Series No.8》

曾梵志作品《1997,Mask Series No.8》

李青山承认自己在装孙子,“在中国,想成功的商人谁没有装过孙子呢?”他反问。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饭局,雕花红木餐桌上围坐的八九个人都身体前倾,向着主宾的方向微笑。主宾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干部,靠在椅背上,声音雄浑、滔滔不绝。忽然,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矮胖的人,胖矮个儿立刻凑上去点头倾听,孰料是劈头盖脸的冷雨。“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胡来!有你这么做事情的吗……”胖矮个儿略一错愕,随即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您批评得对!是,是!我自罚一杯。”

李青山坐在矮胖个儿的旁边,不自然地盯着自己的餐盘,假装吃饭。这一桌,跟他一样,大多数都是企业家。马上有人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一切好像平静的湖面上荡起了一丝涟漪,什么都没发生。

“装孙子”似乎成了商人成功的必备基本功之一。在生意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不装孙子,就当不了大爷。

“案板上的猪”

“我也装过。”作为一个商人,李青山毫不掩饰。“但是和小姑娘买个LV拎出去炫耀可不一样,她们是为了面子,我们是为了办事。而且有时候没得选择。”

上个月,他请一个“衙门里的人”吃饭。一般而言,主宾会定地点,但请衙门里的人吃饭,自有一套规矩。有的人比较敏感,会指定吃饭的场所。“不知道出于安全或者别的什么目的”。总之,李青山按要求把车开到了北京郊外的一个茶庄。不过是仿古的中式建筑,装饰很一般。一进包厢的门,他并不急着让官员坐主宾的位置,而是观察那个主宾的位置是否对着门开的方向,“他们不会坐到门开后一眼就能被看得到的位置。我并不是来行贿的,但是现在官员和商人一接触就很敏感,大家都得懂事点。”

落座,李青山小心翼翼顺着对方的话说,但又不能太刻意,诚恳是关键。“擅长的领域就多说几句,不擅长的就听,千万不要自顾自个儿开心。时刻关注对方的反应。一般不会在餐桌上谈什么业务上的东西,不过是熟悉下人面,让人家记得有你这么个人。”

点菜单上来后,李青山这才看出这个茶庄有些不一般。越往后看,越不淡定了。他算是见过市面的人,但是这一刻,一股无名火滋滋地燎着他的心。以酒水为例,一扎木瓜汁,倒出来两个玻璃杯的量。普通餐厅卖60到120元,高档餐厅卖200到300元,这里的价格是一扎980元。他自带了一箱拉菲,服务员说每瓶加收百分之十五的开瓶费,一瓶拉菲的市面价值以两万元计算,开了四瓶,开瓶费要收一万二。“此刻,就当我是一头案板上的猪”。

生气是免不了的,“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辛苦赚来的,这摆明了就是玩我,宰猪呢。”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他摸不清这家茶庄和眼前这个官人的关系。抬起头来,一副淡定的微笑,他对服务员说,“行呀,怎么收费按你们规矩来。”

这顿饭花了7万元。宾主相谈甚欢,执手相送。直到他上了自己的车,那张笑了一个多小时的脸才耷拉下来。狠狠地从兜里甩出一包烟,拿了一根,他狠狠吸了一口,又狠狠地吐出来,好像这样才能把积攒的恶气给发泄出来。

“我真不是求他办什么具体的事。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要和多少个部门打交道吗?需要盖多少个章?受多少个有关部门检查吗?公司小的时候担心做不大,业务做大了更担心,不知道哪一环不得体就会卡住。我这是广结善缘啊。”他叹了口气。

商业教父也装过

李青山绝对不是最委屈的人,连开头提到的那个矮个儿胖子也不算。现在,提起企业家的称呼,不见得有多高贵,原罪论、炫富说等等词汇就像泥巴一样粘在他们的脚底,怎么也洗不干净。

李青山不爱抱怨,起码现在政府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承认他们在解决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和老一辈比起来,我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个商人。”

但跟国有企业、政府官员站在一起,李青山仍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央企定义自己是国家长子,政府官员更得当长辈敬着。”有时候,李青山开玩笑,搞民营企业的,就是那个庶出的孩子,有地位没有?有!地位多高?得看人眼色。

他到过世界很多国家,看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很不习惯”。一次在欧洲,一个政府部门官员来企业,走时临近午饭时间,企业竟然也没客气,就让对方这么走了。

“他们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市场经济比较充分。企业发展靠法来规范制约,靠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而不靠人。不需要讨好谁,比较轻松。”他说。

“而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谁能不装?你说柳传志有没有装孙子的时候?”他反问道,“比起他们,最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企业家,我们装的痛苦程度可能还不及他们。”

这个一手创建“联想”的企业家,在最初的时候,也不得不“装孙子”。

《联想风云》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公司。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中仪”批准。因为政策原因,“中仪”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

“中仪”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多年后,想起当时的情景,柳传志仍记忆犹新。“我实在受不了,”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那是个靠批文、指标做生意的时代,商人的自尊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渺小得如同一棵小草。

如今的商业大佬们,不但自己要经常装,也遇到过很多装的人。冯仑曾讲述了一个“感觉不太好”的学先进故事。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见面,就是见不到老板。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当红的信托公司高层装神秘,小的创业者装谦卑装隐忍装好脾气,即使是同一个族群,在不同发展阶段,戴上的面具也不同。

“消灾避祸”

而实际上装低姿态,对某类人来说,不仅是成功的阶梯,有时还是消灾避祸的手段。

商人王彤,曾经盛极一时,后来锒铛入狱。数年后,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监狱里他有很多时间学习和反省。有一件事,他断定和日后的命运轨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很大的官员在办公室等了我一两个小时。当时我不懂得装孙子,自己觉得已经是大爷了……”现在想来,他觉得幼稚得好笑又可悲。

后来,他在监狱里研究胡雪岩,凝望铁窗,思忖良久。发现了其悲剧更重要的一个引子。“李鸿章要搬倒左宗棠就必须先搬倒胡雪岩,如果早读这本书,何至如此?”

从此他懂得装孙子,又懂得保持距离。

和他一样,对权贵望而生畏的商人不在少数。在《革命与生意》一书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盛宣怀、胡雪岩是一类人。他们亲近体制,又游离体制;他们最大的成就依托于官权,可始终希望抹去权力对商业的烙印。他们时时处于矛盾中,而政治的波谲云诡又岂是他们可控?当他们搭上清王朝这条大船的一刻起,就注定玉石俱焚。”

所以不难理解,一群人长袖善舞,拜倒在权杖脚下。另一群人,读懂了胡雪岩、盛宣怀的宿命,谦卑地俯身拜谢,希望有一天能全身而退。

一个企业家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拒绝的故事。那时,他的企业已经做大,虽然他立志不攀附权贵,但那一次,是权贵找到他,希望合作。

在一个觥筹交错的饭局,他趁着酒酣耳热,很真诚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表示,自己确实实力不够,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拒绝的要点在于,“态度要十分尊敬和谦卑。”他已经年过半百,白发斑驳,但该装孙子的时候还得装。这让他在发展中保全了自己。

李青山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痛苦,他的企业还没大到招蜂引蝶的程度,但烦恼总是有的,装孙子这件事情,一旦开了头,很难停下来。“不仅在于眼前的殷勤谦卑,还在于持久的忍耐。”

一个明媚的午后,办公室里,秘书带来一个穿着正装的保险推销员。一脸自信而又神秘的样子。对方跟他说,您的手机号是某人给我的,他让我跟您联系。李青山一愣,而后笑着招呼他坐下。

“我不好为这点小钱去惊扰那谁吧,又不好轻易得罪”,于是他忍了,一年的保险费就买了好几十万元。

他管这些忍耐和付出叫做“善缘”,一旦遇到危险,他希望可以取出来兑现。虽然这危险可能永远不会遇到。

“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后者大多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张维迎这么总结。

商人们的假面,或许是应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最佳办法。

曾梵志作品《1994,面具系列 》

在官场上以真面目示人,似乎是个颇为危险的举动。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大年初三,常委们携家属在警官俱乐部搞联欢。互相拜年后,罗立山(市委书记)和廖天北(市长)饶有兴趣地谈起了春江花月液(一种保健品)……我(商政,廖天北的秘书)谦和地笑着说:‘您在下棋时,是在用市委书记的身份跟我下棋,而不是您自己在跟我下棋。’罗立山略显惊异地笑着问:‘你觉得一个人真能做自己吗?”

朗读者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浑厚有力。他是王晓方,朗诵的内容来自他去年新出的小说《白道》。轰动全国的“慕马案”之后,他不再是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驻京办主任》更是揭开了一个特殊的官场的面纱。

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夸张,但在官员假面的披露上,再火爆的官场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大戏。

“炉火纯青”伪装术

2008年11月20日上午,时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接受某网络媒体的访谈,话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保障科学发展”。访谈结束后,王华元还专门为网友题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面对网友,他坦然和开放;谈及反腐,他严肃而坚定”,公众面前的王华元有着光辉而又正派的形象。

然而半年之后的2009年4月16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派“反腐斗士”面孔的王华元已被“双规”。自1998年春节至2009年3月长达11年时间,公众背后的他一直收受巨额贿赂、生活作风腐化,上演了一出“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双面人”大戏。

1818年,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两面国”,国中的人长着两张脸,前面一张脸倒是寻常,后面一张脸却是十分丑陋凶狠、狰狞龌龊,轻易不能露出的。而且尤为奇怪的是,越是前面那脸正气凛然、相貌堂堂、慈眉善目或者天真烂漫,背面那张脸越是猥琐奸邪、恶形恶状。所以,一概都戴一顶特制帽子遮盖,甚为有意思的是,这顶帽子名为浩然巾。

“戴着假面的伪装官员,如今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现象很可怕”,上海东华大学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德君说。

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过的秦德君对于“双面人”有着切身体会,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曾是前“上海第一秘”秦裕。秦德君与秦裕在2003年到2005年间共事,在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爆发之初,秦裕就被火线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但不到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对秦裕“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审查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秦裕最终因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一点都看不出他会贪污,并且生活腐化”,时隔五年秦德君依旧心有戚戚,“他平时都会严格要求我们作风正派,共事三年都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曾专注于学术的秦裕,在1994年出版的个人专著《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中这样写道:由于多年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自己也置身于这个“圈子”的缘故……对“伪君子”和“假道学”有着切肤之痛。

而在现实中,2002年2月“荣升”市长秘书的秦裕,最终抛弃了伦理道德沦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贪官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方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在王华元被“双规”两个月后,2009年6月8日,时任广东省深圳市长的许宗衡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着“清廉市长”美誉的他,最终因收受达人民币331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以及生活腐化被判死缓。一名与许宗衡共过事的官员这样评价他:太擅长作秀,表面一套,暗里一套。在深圳为官的许宗衡曾许下“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以及“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承诺。如今,许氏关键词已成为笑谈,一面强调“强势廉政”和“强势勤政”,另一面却在“强势贪腐”。

落马官员们如此精明的伪装术,“却只需二三年就可以把作秀、装假、恭维等恶行修炼到家。他们凭点‘小聪明’,玩转官场。”秦德君曾为此撰文。

“他们不学就有术,”秦德君这样认为,“这些官员有着一种内在本能,他们不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通过平时细心观察钻研,自然而然就能体悟到伪装的诀窍。”

在揭露出来的大量的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道貌岸然,有着自己的人格“假面”。“他们把人性的阴暗面无限释放,伪装术也修炼到极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秦德君喟叹。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弥散于官场各个角落。这位道尽“天机”的人就是人称“厚黑大师”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学》处处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

无论是否认真拜读过《厚黑学》,中国官场中最得意的两种人却是将书中精髓演绎得透彻精到。其中一种是真小人,另一类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场历练过的秦德君无奈表示:“普通官员与贪官的伪装还是有所差别的。”王晓方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职业生存的压力,面对上级领导的伪装,要么是为了赢得领导青睐,要么就是为了领导不反感”。

“他们崇尚权力与钻营平庸的成功,在一个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王晓方对于官员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官员还是贪官的面具本质无异。

当年,身处官场的王晓方,见识了太多官场的诡谲与官员之间的伪善,“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离开官场,希望通过文学寻求“心灵家园”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诠释“寻找自我之道”。

现实的情况却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场中的官员也难以“找回自我”,他们都严守着“生存法则”,即使不为贪腐,也只得选择戴着面具活在官场。“包装”与“作秀”摇身成为社会“时尚”,而延伸到官场,“包装”就异化成了“伪装”。

这背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官员一副假面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土壤与空间,”研究政治学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认为,“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三字经与儒家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第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

除此外,作为官场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颗毒瘤存留在官员的身体之中。“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

有着 “许三多”(贪污钱多、拥有房多、包养情妇多)外号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是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的贪官。在杭州官场的他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表现低调、灵活、能干、谦卑”。得益于精明能干和伪装赢来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到1995年担任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再到2002“令人颇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最终止步于杭州市副市长,难以想象的是,许迈永的贪污腐败之路与他的升迁紧紧相连。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多次被王晓方提及,他也会去寻思:“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实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虚幻,“官员自然只会用虚假的正面示人了”。

官场“异类”的争议

500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了一部“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因为满纸君王术。如今,在这个国度出现了一位并不按“君王术”出牌的总理。

他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个政界的“怪胎”,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直至今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官员。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

在中国,遵循着“官场游戏规则”的众多大小官员,把“不伪装就出局”奉为了人生信条。他们并不希望成为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吕日周般的“异类”。

吕日周,一个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秦德君对他印象深刻。

2000年2月,吕日周已经55岁,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也不过只有五年时间。他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重新走上政坛,出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他曾经至少两次为改革付出“仕途受挫”代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主要原型。

显赫的政绩和巨大的声誉并没有使吕日周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反而招致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1989年他就任山西朔州市市长,立即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八个月后,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一待就是十年。

调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后,吕日周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2003年2月,在长治不过三年时间,吕日周“不出意外”地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在吕日周赴任时,有上万名长治的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面对市委大院黑压压的人群,这个坚毅的塞上汉子流下有据可查的第四次眼泪。

在吕日周离开长治之后,曾有媒体前往当地,却惊讶地发现“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原因不外乎,吕日周口中所说的“在长治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很多官员眼中这已经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对此,向来以真性情示人的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

“他太真了”,秦德君说这话时透露出无限惋惜。

曾梵志作品《2001,最后的晚餐》

“现在,每个人每天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几件真事,说了几句真话,不要再问他说了几句假话。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很可怕。”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和严歌苓的很多小说一样,《赴宴者》甫一出炉,也被电影导演看中,买下版权准备改编成电影。但是,直到版权过期,这部讽刺荒诞现实的片子也没拍出来。如今,另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版权又看中了它。但结局怎样,严歌苓并不乐观。

“事实上,我写的那个宴会虫是装得最浅层次的,甚至可以说他是最无辜的。其他人的装比他恶劣,也比他危害大多了。”

尽管距《赴宴者》的写作已经过去了五年,和《中国周刊》记者提起自己在2006年写的这第一部英文小说,严歌苓依然谙熟小说中的每个细节。《赴宴者》英文版2007年在美国、英国等国出版,中文版2009年出版。

《赴宴者》的故事发生在当代的中国,主人公是一名下岗工人。他去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应聘当保安,却被误认为是记者,糊里糊涂地被拉着去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宴会。

在宴会上,他不仅品尝到了生平从未吃过、从没听过的山珍海味,而且还得到了一小笔车马费。于是,吃宴会成了他的正经营生。他以冒牌“记者”、“自由撰稿记者”的身份整天周旋于各大新闻发布会的宴席上,领取车马费,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宴会虫”。

他戴着假面,一边在宴会中闷头暴食各种美味,一边歪打正着地与社会各界人士,如官二代、艺术家、厂长、地产商、农民、妓女等人相识,并得以看到这些人在饭桌上以及饭桌后的各种表现:房地产商建房卖房坑蒙拐骗;农村恶霸贪赃枉法,陷害农民无法无天;艺术大师被权钱包围迷失自我;按摩女郎因为生活的艰难走向堕落……

最终,隐藏在美食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这个农村出生的“宴会虫”,他真的开始写文章揭开他看到的重重黑幕。但他的自我救赎最终导致的是牢狱之灾。他在一次“女体宴”——让全身赤裸的美女作为盛放食物的容器——上被抓。

真实荒诞的故事

《中国周刊》:《赴宴者》是你第一部英文小说。为什么选择“宴会虫”的题材?

严歌苓:这个题材是我的好朋友陈冲1999年告诉我的。她说在国内看到一个电视访谈节目采访了一个“宴会虫”,很好玩。

这么荒诞有趣的故事确是真实发生的,这引起了我的兴趣。2001年我回国的时候,就让我的经纪人找到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拿来一看,看得我哈哈大笑。

《中国周刊》:为什么会哈哈大笑?

严歌苓:这个人很幽默。他说他每天吃宴会都可以看到三四十个他这样的“虫子”,他的眼睛比警察还厉害,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记者,谁是宴会虫子。

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他的宴会虫子的生涯,他没有什么不安和愧疚,讲得很兴奋很忘情。他完全入戏了,分辨不出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中国周刊》:1999年、2001年就知道这些事和这个人,为什么直到2006年才开始动笔写?

严歌苓:我希望能通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收集资料和调研,认为自己写得像的时候,才动笔。有的东西,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看自己是不是还很爱这个题材。

有很多题材,搜集了一些资料可能就逐渐失去了热情,没有写作的冲动。但这个题材,却能够让身处国外的我,不断地“回”到国内。从那之后,我就特别关注到,从国内寄来的报纸,这样以假乱真的事情,假冒伪劣的商品、假的身份、假的情感……比比皆是;和国内的朋友聊天,也经常会讲些。

这些事情让我惊讶,国内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在小说中提到的各种造假、各种社会问题——头发造酱油、房地产商造假、人体宴假冒高雅艺术……其实都不是我杜撰的,都是在报刊上看到的实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周刊》:但你过去用中文写作,年代题材较多,现实题材其实较少涉猎。第一次写英文小说,就写现实中的“假”和“骗”,不担心么?

严歌苓:我更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几件是真的?剩不下什么是真的东西了。中华民族确实是在强大起来,但是在强大的同时,到处听说中国人的造假,假药、假奶……很多很多事情,中国人没有任何底线的造假。说假话,成为全世界的丑闻。

现在,每个人,每天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几件真事,说了几句真话,不要再问他说了几句假话。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很可怕。

《赴宴者》中董丹用假的身份发现了更多假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大量虚假中小小的部分。比较起来,他是最无辜的,只是拿了几个红包,骗了几顿吃而已。

小说虽然是早几年前写的,但现在看来,一点都不过时,这些年,现实非但没有转好,还越来越糟糕。大量的假依旧横行,危害社会,危害道德,危害生命。更加糟糕的是,似乎大家对这些糟糕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利益无不装

《中国周刊》:听说你为了写好《赴宴者》,还亲自去当了几回“宴会虫”?

严歌苓:是啊。2005年我回国的时候,通过朋友找到一个组织大型宴会的人聊。后来,我专门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就写着“自由撰稿人”和我的名字,就拿着这名片去参加宴会了。我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觉得会有人跑来抓我。也没有人来问我是谁,我很轻松就亲历了整个宴会的流程:登记、拿纪念品红包、坐下来吃……

《中国周刊》:和你以自己真实身份去参加的宴会相比,饭桌上大家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这种宴会似乎很简单,大家相互很少交流,就是闷头吃。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欢参加宴会的。尤其非常不喜欢和领导们吃饭。不断地干杯,还没有坐稳就又要站起来开始干杯,别人走到你身边干杯,你走到别人身边干杯,不碰不干……有领导在,也不能造次,不能随意说话,敬酒还有专门的手势,种种繁文缛节,让人难受。

有领导在的时候,大家都很拘束,表现得最假,也最让我感觉不舒服。有选择的话,我就不去。

《中国周刊》:还有什么饭局上的装腔作势让你感觉难受?

严歌苓:简单说,只要涉及到利益关系,在任何场合,每个人都极有可能会装。目的是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这种装不仅仅是在饭桌上了。在其他场合、领域也比比皆是。可能只有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没有利益勾连,人们才有可能不装,可以胡说八道,可以率性而为。

《中国周刊》:为什么涉及到利益,就一定要装呢?你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碰到这种情况多吗?

严歌苓:美国当然也有假面具。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也愿意把自己拿得出手的一面对他人、对社会展示出来。不过,在美国人们生活相对独立,个人私密空间非常大,不需要进入别人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会问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穿的这条裤子花了多少钱,你挣多少钱——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因为个人空间大,在这个空间里人也是绝对真实的,所以短暂的与人交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也是自然的,即使装一会儿撑着也问题不大。因为时间短,人与人的交流相对也简单,没有那么多利益纠葛,人们并不太需要装。

但中国不行,中国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往来非常多,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呈渗透状态,假面维持的时间就相当长,不得不靠说假话、做假事来维持。这些年,总有朋友热心地建议我在这儿或那儿买房子,说我不买就亏了什么的……我就用一个理由拒绝:买不起。省得我还要编出各种其他理由拒绝。

装是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

《中国周刊》:装的危害是什么?

严歌苓:每个人一定程度或多或少都会装,但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装。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在社会的眼睛下,希望自己以一种好的状态出现,你进入了这种状态,这并不叫装。人嘛,总要给自己提点神,提点气,有个好的外在形象和表现。如果不妨碍他人利益,无可厚非。

但如果是为了不良的目的,说假话、做假事,让自己处于假的状态中的,那才叫装。装到一定程度,就是欺骗。别人信了他,就可能信任被骗,资产被骗,善心被骗……

《中国周刊》:如果一个人选择不装呢?

严歌苓: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也要付出很多代价。首先,你怎么说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现在,政治就在生活当中。什么话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时候不可以讲,可以对什么人讲,对什么人又绝对不能讲,都需要小心对待。即使是无害的,也不能随便讲,比如有段时间,我们可能连某种花都不能提。要不装,在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很难——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中国周刊》:《赴宴者》里,董丹被抓后,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他,私下里两人聊得很真实自然。但直播的时候,记者交代他不要说官二代的事儿,他就很自然地回答: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严歌苓:是的,我们很虚弱,整个民族都很虚弱,已经习惯了假,承受不了太多真的东西。就连家人得了癌症,我们是绝对不敢和他说真话。

在国外提倡的是要和病人说真话,这样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该怎么活。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接受真实,直面现实,即使现实很残酷,也能坚强面对。

我们是孔孟的子孙,孔孟提倡的是克己复礼。要求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隐忍。隐忍,其实也是一种装。

《中国周刊》:你在早期反映第一代美国华工生活百态的小说《扶桑》里,专门写到了中国华工那让人绝望的“隐忍”。

严歌苓:过去提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会觉得隐忍是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其实是双刃剑。隐忍,实际是违反人性的。而中国人总是过分隐忍。把所有的屈辱都压下去了,压到了极限。但压下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总是要暴发的——很多暴力的仇恨其实就在忍的同时聚集的。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提倡孔孟的忍,不是总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不需要各种为了掩盖什么的装,很多声音就应该被听到——哪怕是最底层最粗糙的声音也应该被听见,他们的利益诉求应该被重视。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就不需要用很多惨烈的方式让人关注他们的痛楚。

装不下去的时候最可怕。

《中国周刊》:装的后果,其实也差不多。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社会混乱。

严歌苓:是的。底层的人装忍,上层的人装蒜——我认识太多所谓上层的中国人,压根就是装蒜,装有社会责任感,装关心他人,但事实上,教养极差,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把底层人当人看。

就拿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举例。她很有钱,整天在外做慈善,但她家里三个保姆一周七天是没有任何休息日地服侍她,而且,她对这些保姆从来没有任何好脸色,总是恶声恶气。在外装大慈善家,回家就原形毕露,这种人绝对是个装大孙子的人。这样做的慈善有什么意义?连身边的人都不能稍微慈善,还能指望她对陌生人慈善?

装来装去,等大家都装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时候。

《中国周刊》:从装到不装,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严歌苓: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国家有过一段历史是鼓励人讲假话的。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戴着假面生活。这个时期离我们现在并不遥远,现在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是什么?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流毒都没有被认真对待。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电视上一些孩子摇头晃脑的,就认为是天真烂漫,其实,这都是大人教出来的假天真,可大家都认为那就是天真,小孩还竞相模仿。

关于课本中的假,写作文时的假,说话的假……在我们从小的学校教育依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装”算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很难从根本上剔除。

但是,至少,我们每个人还可以告诉自己,从自己做起,从一些力所能及的最小的事情做起,去求真。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包括最卑微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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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评论 发表在“中国社会的假面时代”上

  1. Mary说道:

    这是残酷的事实!!!这个社会变态的虚荣心,敛财欲使人变得只看到空洞的面具。让人寒心的事,这个不仅仅存在在成人一代,连当下的小孩子都受到影响,抹灭了童心的天真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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