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30,星期五 | 阅读:484

王东岳 

……这个世界多么轻易地抛弃我们,使我们无助、孤独;它总像太阳、月亮和诸神那样,继续走它的路途。——歌德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

你走上达到你的伟大的路,现在临于绝地便是你的最高的勇敢!——尼采

面对茫茫宇宙,惟有“人”具备了发问的资格,这资格导源于认知的能力,这能力又导源于多疑的天性,于是,一切“学问”均从这一“问”开始。所以,亚里士多德曾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引自《形而上学》) 可从来没有人再深问一步:人为什么会有所惊异?或者,人为什么会生性多疑?天下万物一概用不着生出疑问,它们照样都好端端的存在着或生存着,何以惟独人类必须边问边活?

这个问题实属天下第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在问:“人”是什么?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石壁上镌刻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到19世纪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在他的一幅名作画题里发出质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 都是在不懈地究诘这个问题。然而,如果只停留在“人”的自身上兜圈子,这个问题则永远也不会得出答案,因此,从人类文化的源头开始,追问的形式始终呈现为另外一种问法,即:人类究竟处在自然界的什么位置上?

也就是说,此一问题历来构成人类文化与思想的核心,甚至可以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探讨这个问题。基于此,它自然会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但凡与这个题目比较接近的学说,哪怕它原本纯属一个专业论题,总不免扩散成一种普世观念或流行思潮;第二,它的结论似乎总是不确定的,动荡摇摆的,但大致方向一贯趋于下降,结果把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弄得越来越沦落。

以下来看事实——

人类各种族最原始的文化形态统统都是宗教,也就是以神学的方式理解世界和自己。在这样一个分外粗糙的逻辑系统中,人的自然位置反而是最高的。因为从图腾拜物教到人格神拜灵教,神变得越来越像人了,而且,除了屈尊于这个虚拟的神明之下而外,人的地位高居于万物之上,在天地之间代行神的威权,并理所当然地自视为万物的主宰。这种思绪蔓延绵长,迄今仍然处处可见它的遗存。

随后进入哲学时代。科学在哲学之下萌生,神学在哲学之上笼罩。于是,即便换了一种较复杂的混合思维方式,人的地位仍然与神同在,它的典型的代表就是托勒密(公元90一168年)的“地心说”。按理说,托勒密的理论模型纯属一个专业课题,他的著作名叫《天文学大成》,其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观察和发现,他本人堪称是当时最合格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这样一种高深的学理,后来竟成为西方世界的普世宇宙观,不能不说是由于它直接触及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极敏感的问题之缘故。

再后来,是开创了近代科学先河的哥白尼(1473一1543年)。他的“日心说”专著《天体运行论》仍然是一本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作品,但对人类的总体影响却着实有些异乎寻常,布鲁诺和伽利略先后受到他的思想连累,科学化的洪流从此汹涌澎湃。其实,他的理论并不是很正确,他那“完美的”圆形轨道模型,以及太阳变成了宇宙中心的误谈,都属于十分严重的瑕疵,因而很快就被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新理论所取代。然而,他的普世性影响却是很少有人能够比肩的,原因在于,他是第一个把人类从接近于神的高度,拉回到普通行星居住者的位置上来的人。这一举,使人类的自然地位大幅度沉降下来。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这是一本纯粹的生物学专著,相信不会有多少人真正通读过他的大作,可由它引起的不安和轰动,简直足以与任何一位宗教创始人相提并论。之所以会如此扰攘,盖由于他把人类的自然位置又拉低了一层,结果导致尊贵的万物之灵陡然跌落为猿猴的徒子徒孙。说起来,他其实还是很抬举人类的,因为按照“适者生存”的理念推想,人类仍可自视为是适应性最佳、生存能力最强的至高物种。然而,这只能算是被贬谪之后的一丝抚慰,因而他还是不免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身攻击。自称是他的“斗犬”的赫胥黎为了捍卫他的学说,不惜忍辱负重,到处宣讲,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足见赫胥黎深知达尔文学说的思想分量之所在。此后,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成为弥漫全球的现代思潮和哲理观念,以至于还起到了某种鼓舞人类上进心和刺激人间竞争力的特殊作用。

到了这一步,人类借以傲视天下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倘若还要孤芳自赏,细加搜罗之余,大约也就只有“精神”或“理性”这样一脉虚气尚能放射出几许辉光。然而,不幸得很,此刻偏偏又冒出了一个怪杰,他原本不过是一介精神病医生,鉴于既往的精神病治疗方法,譬如电疗和紧身衣等等,简直无异于摧残人性,他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于是决心下功夫研究精神的基本决定要素。不料,这个动作,居然把人类的最后一块宝贝也摔得粉碎。他发现,人类高尚的精神存在,其实受累于生物禀赋中最原始、最低级的性压抑的扰动,它可能转化为某种潜意识层面的紊乱,然后从那里发起对精神活动最有力的支配。人——从此与古埃及金字塔前狮身人面的司芬克斯一样,虽有一颗貌似理性的硕大头脑,其精神状态却完全受制于动物般的血肉之躯。他就是创造了“精神分析法”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年)。弗氏的学说照例属于纯专业范畴,它后来广泛波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其原因还是由于它给人类的自然位置造成了又一次严重的下挫。

那么,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不是就此便可以宣告彻底摆正了呢?不可以,非但不可以,差得还很远哩。

就拿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吧,他的“自然选择”假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由此得出的“物种进化过程导致生物适应性和生存效能递增”的结论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按照他的理论,越进化的物种,适应性越强,生存力度相应也就越高,但,实际的情形却恰恰相反。纵观整个生物史,诞生于38亿年前的原始单细胞生物迄今仍然是生存力度最强、质量分布最广的生命形态; 再看,从原生细胞演变出原核细胞、多细胞融合体乃至低等生物门类,如多孔动物、腔肠动物和扁形动物等,时间依次逐步加快;及至发展到临近于脊索动物的阶段,新物种的递变衍生速度已呈现为某种爆炸式的突现状态了,这就是发生在5亿7千万年前的那个著名的寒武纪显生时代;此后,各个物种的新生和衰亡像走马灯一样闪烁不定,来去匆匆,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越迟到的物种,登场亮相的姿态越离谱,趋于绝灭的速率也越高。例如,作为卵生爬行动物之代表的恐龙,称霸地球尚可持续1亿8千万年左右;然而它的后继子孙哺乳动物,衍生至今才不过7000万年至9000万年,却已普遍陷人死灭境地;尤其不妙的是,生物进化的绝代佳品——即我们人类,问世以来至多不超过300万年或500万年,现在已经明显表露出衰竭前的过盛危象,并且这个危象还是在不足50万年(用火)、或者不足5000年(用文字)、甚至不足500年(用科学) 的文明化以后才骤然降临的。也就是说,在亿万年来已遭灭绝的99.9% 以上的生物品系里,愈进化的物种淘汰几率愈高、绝种速度愈快,亦即生存力度愈低。何以是“强”者消亡,“弱”者长存?即是说,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表观现象后面,实际上暗藏着一个“自然选择偏偏要把最不适于生存的弱化产物层层推出”的单向度规定。印度诗圣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是伟大的达尔文错了,还是世界在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之外,另有一番规律?

情况之糟还不止于此。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喊出“征服自然”的豪言壮语者,似乎惟有我们人类,可实际上,真正做到“征服自然”的,却恰恰是那些被我们视为无能之辈的原始生物。要知道,在地球形成之初,包裹着地球的本来是还原型大气层,其中的氧含量不足0.1%,硬是那些低级的厌氧性生物,例如原始单细胞蓝绿藻,或渺小的珊瑚虫之类,以及后来登陆的低等植物们,经过亿万年的努力,才把我们这些高等生物赖以生存的大气圈改造成现今的氧化型气态,其变动幅度高达210倍以上(现在地球大气的氧含量是21%) ,并制备出一切陆生生物不可或缺的臭氧层。不仅如此,就连我们脚下的地质形态,也已被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改造过了,譬如中国的桂林山水,就是珊瑚虫们世世代代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使之转化为它们的骨殖沉积而成的,以后经过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才形成现在那样典型的卡斯特地貌。看来,堪当“征服自然”之英雄者,惟原始低等生物莫属,只有它们才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盖世豪杰。反过来,再看我们人类,不仅创造力有限,连最起码的生存耐受力也薄弱得可怜,例如,原始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大约是现在的20万倍,低等生物们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创生出了我们这些不肖的高等晚辈,可时至今日,我们才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以污染的方式增加了不足一倍,大家就已经乱作一团、不知所措了。

至于弗洛伊德有关“精神”成因的理论,更是肤浅的浪花之谈。须知精神海洋的深度,远不是可以从生物的“性分裂”这样一个表浅层面探讨清楚的,尽管生物进化的原始生理要素的确对精神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基层影响。实际上,高等生物的“精神感知能力”导源于无机物质的“理化感应属性”,并深深地受到这种原始感应属性的基础性规定,正如我们的感官系统和神经系统完全受制于细胞层面的电磁感应作用一样。这个话题说起来有些复杂,于此暂且从略不谈,但读者至少应该明白,精神现象的自然深度及其运作机制,远非既往的理论可以廓清。而且,更重要的是,精神属性在自然进化中的代偿增益效应,非但不能提高感应载体的存在度或生存度,反而可能是该载体失存度的直接指标。也就是说,我们寄望于自身理性程度的高涨或科技能力的进步来提升我们的生存效价,可能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努力,弄不好,它倒是我们自己找死的最佳途径,或者说,是自然物演进程借助于我们的不断努力来使之得以最终贯彻的必然方式而已。

总之,我只想提醒人们,或警告人类,这个世界衍生于某种“递弱代偿”的自然机制或宇宙进程,即愈晚近愈高级的物存形态,其存在效价愈低,生存力度愈弱,尽管它们反而呈现出属性代偿愈丰、自为能力愈强的表观倾向。换言之,过去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之种种理论,可能全都误导了我们。我们虽然处于宇宙进化的巅峰,但恰恰是这个峰顶最容易崩塌——即我们的生存形势实际上处于万物之下,而不是万物之上,我们只不过是宇宙物演进程的最后也是最弱的承载者! 我们之所以必须边问边活,乃是由于我们已经发展到自然演运的至弱阶段;我们之所以显得知识丰厚,乃是由于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属性进化来维系弱存。有学生曾经问我,既然你自己承认你的学说照例不会是“真理”,你凭什么确定人类的处境一定不妙,我只能回答说,凭人类的认知倾向,即人类关于自身在自然界位置的理论既然一直倾向于下坠,那么,纵然有一天我的学说被证伪,下一个理论也一定要比我的学说更为不堪。何况,我们人类眼下的总体生存危机难道还不足以引为此一理论的确靠依据吗? 我的学说其实不过是为这种现实情境提供一个基础理论罢了。

帕斯卡尔曾经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语气中带有对人类智慧的自豪和对人类柔弱的悲叹。殊不知,人类的智慧正是人类柔弱的相关产物,人类之所以比芦苇智慧,乃是由于人类要比芦苇衰弱得多,芦苇已经繁衍了上亿年的光景,人类的生存气数只怕连它的1/10也达不到。如果我们不肯为自身的柔弱骄傲,那么,我们最好也不要为自身的智慧欢呼,因为正是在那个“柔弱”与“智慧”之间,存在着一种天定的反比线性函数关系。20世纪70年代,一群著名科学家以“罗马俱乐部”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叫做《增长的极限》的预测报告,明确发出“资源行将耗竭”的警告,并建议人类共同采取所谓“零增长”的经济策略。姑且不谈这个建议目前是否可行,仅是那项报告的内容就一错到底,须知问题根本不在于“外部环境的自然资源是否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被用光”,而在于“人类本身的自然生机是否会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被抽空”。也许,我们的人性进化历程正是自然物演历程趋于“地老天荒”的某种内在标识,文明的辉煌正是宇宙造化之灵最后的回光反照,这“灵慧”(生物属性)与“文明”(社会属性)恰好就是把我们引向愈益柔弱化的“诺亚方舟”,你以为那是一条拯救溺水的打捞船,何曾想到它的航向正要将你带入远比“水深火热”更苛酷的地狱之门?

因此,依我看,人类的智化生存,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盲存”的状态(亦即本质上仍然属于一以贯之的物演“流程”的继续) ,他的智慧仅够用于蒙蔽自己,或者说,仅够用于蒙蔽自己的自戕状态。尽管,我承认,我找不到任何转折变通的路径,但至少我已明自,并希望人类也随之明白,智慧的本性以及智慧的发扬绝不是我们的守护神,它倒更像是为浮士德寻求满足的那位可爱的魔鬼糜菲斯特!

间题在于,你如何才能摆脱这个魔鬼的纠缠呢? 或者换一个更现实的问法: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与这个无法摆脱的魔鬼周旋呢?——这可是一个全体人类迟早必须直面的存亡攸关的大问题呵!

(选自《知鱼之乐》,王东岳著,书海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73-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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