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不肯下跪,大清自有妙计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30,星期五 | 阅读:198

文 | 谌旭彬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大婚。

各国在京使节早已做好了受邀观礼的准备。岂料,送来的不是请柬,而是总理衙门的告诫,要他们切勿在这“良辰之日”上街行走,还要求各使馆约束本国在京之人,该日必须呆在家里。

公使们“大怒,有当面予以教训者”,当面痛骂了总理衙门的传讯人,“但无如何,许而从之”,骂完后也没什么办法,毕竟邀请与否,是清廷的自由。

问题出在“公使们见了皇帝究竟跪还是不跪”这个问题上——近代外交讲究平等,公使们是不肯跪的;传统制度讲究宗主国的体面,外邦使节不跪上国皇帝,真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问题,已纠结了清廷差不多一百年。当然了,洋人不肯下跪,大清也是自有妙计。

图:跪拜之礼,实际上是权力对人的一种规训

乾隆时代:篡改他国文书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C.MaCartney)使团来华。

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但马戛尔尼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这一前提下的贸易条件的改善。

调和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因为经验丰富, 礼部做起这种事来得心应手。他们毫不迟疑地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以天朝上国的体面为第一要义,篡改了人家的外交文书。

比如,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致函乾隆,为马戛尔尼访华作准备。信函原文是这样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下同):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经礼部的大人们之手修改后,呈递给乾隆皇帝的版本,则变成了这样:

“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

“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恳想求”、“施恩”、“赏见”、“包管”这类语句字眼的增入,无疑为天朝上国的“体面”增色不少。

由马戛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比如,原信的开头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 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

经礼部的大人们修改之后,呈给乾隆阅读的版本,则是这样的: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 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 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 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

其实,这已经完全不能算是“修改”,而是重写。原信开头的主旨,是在向乾隆介绍大英帝国的伟业;重写后的版本,则完全变成了跪舔“中国大皇帝”。

文书可以随心所欲地乱改,“夷人”未必看得懂,也未必看得到。只是真到了需要“夷人”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终不免露出马脚。

当然,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按英国档案的记载,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而据中方文献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图:乾隆皇帝

咸丰时代:夷人不跪拜则誓死不见

继任的嘉庆皇帝,在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这个问题上,比他的父亲乾隆要“有原则”得多。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只愿“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上一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之类的词句,然后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咸丰皇帝没有这样的底气。“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败了。

战败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中,有这样的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条约带有“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也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

但这种解决,仅仅是条约层面的解决,咸丰已决意在实践中,坚决抵制该条款。

事实上,在1858年《天津条约》即将签字之际,他还在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清廷和自己必将颜面尽失,那时,“何以为天下共主”?

清军战败了,指示也落了空。回避与来华使节的会面,就成了咸丰维护天朝上国体面的最后防线。

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必须坚决抵制这一条,并如此解释其中利害: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訢,然后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

联军收获了不菲的物质利益,仍然撼不动咸丰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但洋人用平等礼仪面见了自己的兄弟恭亲王奕訢,仍让远避热河的咸丰伤心欲碎:

“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不愿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也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对一线负责谈判的大臣们疾言厉色,勒令他们必须想办法阻止洋人“亲递国书”:

“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这年12月,恭亲王终于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咸丰对这些保证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

见识到了如此这般的“誓死不从”,英国政府只好做出退让,不再坚持入觐问题。1861年1月9日,英国外相训令其驻华公使,勿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他国家随之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式。

1861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他终于成功践行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图:咸丰皇帝

同治时代:五鞠躬之礼藏玄机

咸丰死后,同治年幼、太后乃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期间,美国人蒲安臣曾代表中国出使西方,以近代外交礼仪拜见各国元首。各国公使以此为契机,要求入觐中国皇帝,也同样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由拒绝。

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再次以不给各国公使送请柬的方式,“规避”了问题。

但问题终于还是来到了必须解决的一天。

1873年2月23日,年满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宣布亲政。次日,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所有的拒绝理由,都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好与五国公使约定在3月11日会谈。

《筹办夷务始末》记录了双方谈判的大致情形:

“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国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国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加以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

翻译过来,大体就是:

五国公使:条约里写明了,不可以施行有碍于我们的国体的跪拜礼。

清廷代表:非跪拜礼也有碍于中国的国体,也不可以施行。

五国公使:条约里写了,在礼仪方面,要对我等的国家实施优待。

清廷代表:是要优待,但得在中国之礼的范围内优待,不能优待到礼的范围之外。

五国公使:只有跪拜之礼,有碍国体不能施行,其都好商量。

清廷代表:只有跪拜之礼,于中国国体最为要紧,不能退让,其他都好商量。

如此谈判,自然只能是“舌敝唇焦”,不会有任何结果。

随后,双方又展开了漫长的公文往来战。

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清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清廷代表则坚持:《天津条约》里还有“自行举办”的规定,你们不能催逼我们;中国优待各国大臣,只能用本国固有的礼仪来优待,不能用中国没有的礼仪来优待;中国使臣出使各国,都入乡随俗采用你们的礼仪,你们来中国,也该入乡随俗;觐而不跪,不符合中国体制,中国不能答应。

辩论往返长达三月之久,大批的官员与士大夫也卷入其中。

至1873年5月15日,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中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清廷在该协议中的用心至为显然:

(1)不跪拜可以,但必须体现出天朝上国的超拔地位,所以你们对自家君主三鞠躬,对我天朝皇帝,必须五鞠躬。(2)即便是五鞠躬,作为天朝上国也是吃了亏,所以要止损,要严格限制你们觐见皇帝的次数。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

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图:同治皇帝

李慈铭:六国使节吓尿了

当然,各国使节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五鞠躬,从未被载入《清穆宗实录》和同治皇帝的《起居注》,尽管这两份文档的职责,是详细记载朝廷所有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所有活动。

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七个字,《起居注》中亦只有“……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一句而已。

这种不入记载,是有时代土壤的。

比如,在翰林院编修吴大澄看来,外国使节不肯下跪,必将破坏大清的政体,让“普天臣民之心”愤懑难平——“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

而在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看来,用中国臣子的跪拜之礼,来要求外国使节,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优待——“瞻觐不行跪拜,中国从无此礼,和约以来,该夷虽非属国,然其使臣亦与我中国之臣等耳,以中国臣子之礼待之,不为不优。”

最耐人寻味的,是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他脑补出了这样一幕离奇的情节: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总结起来,无非一句话:

六国使节在觐见我天朝皇帝时,全都吓尿了。

图:李慈铭画像

参考资料:

陈恭禄, 中国近代史 (上册);《同治朝夷务始末》,中华书局;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紫禁城出版社;陈廷湘《论奕訢的外交思想》;等。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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