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超:为失去历史声音的人“树碑立传”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29,星期四 | 阅读:135

采访、撰文:李礼

卢汉超教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历史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现任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艾伦人文学部教授、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中国历史评论》主编。曾在纽约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院校任教或客座学者,并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评审、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等职。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城市史。主要中英文著作有《赫德传》、《霓虹灯外》、《叫街者》、《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等,其中《霓虹灯外》获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 《叫街者》获美国第三世界研究学会塞西尔 ∙ 柯里最佳著作奖,《一个共和国的诞生》获中国旅美历史学会最佳学术荣誉奖。英文论著散见于《亚洲研究季刊》、《近代中国》、《城市史》、《城市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太平洋事务》等西方主要学术刊物,主编有十六卷本英文《亚洲文化与习俗》丛书。

卢汉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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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在早年研究过赫德这样的人物后,您的研究转向市民生活和底层民众,比如广受好评的《叫街者》中的乞丐,以及《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的“小市民”和贫困群体。这种学术上的大转变,原因何在?生活与学术经历是否对自己历史观念的变化影响很大?

卢汉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受到生活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我们出生在解放后、又在文革时代长大的这一代,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劳动人民最光荣。”到了文革,则更有“为工农兵树碑立传”的口号,因为据说以前十七年我们的舞台都给被帝皇将相、才子佳人霸占了,所以要大写工农兵,把被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所以那时的样板戏以及仅有的几部小说和传记文学如《艳阳天》、《欧阳海之歌》,主角都是脸谱化了的“被剥削阶级”。我当时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宣传未必接受,甚至是抵制的,但是潜意识中多少受了影响,对“劳苦大众”有一种同情心。

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出国以后,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我到美国读的是社会经济史。这个领域本身就是所谓新史学的重镇,比较在意普通民众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研究。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连这个名字都是很晚才听到的。当时的情况是我的这些导师辈学者其实都是左派,大致就是二战或战后初期出生这一代学者。他们进入研究院的时候大概为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正是美国国内反越战、民权运动以及性解放等自由主义思潮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正好就是这一代人。

这一代学人年轻时都很左倾,许多人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非常向往,都知道“毛的小红书” (Mao’s Little Red Book,即《毛主席语录》)。对毛的一些说法,非常认同。例如毛鼓励红卫兵造反,他们演绎为反对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很赞同,因为西方国家也有这些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似乎也是件大好事情,从他们旁观的角度来看,城市青年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去,可克服城乡差别,而到穷乡僻壤的“广阔天地”去经历和见识一下,正是许多在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青年人所向往的。那么反映在学术上,他们就对普通民众的历史有兴趣。六七十年代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劳工史(labor history)大行其道,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东方历史评论:据您观察,这个状况仅在汉学界,还是当时美国学界整体都在往这个方向转?后来又发生了那些变化?

卢汉超: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到现在还大体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美学界都是自由派的天下。在美国,一般来说共和党是右派,民主党是左派,而在大学则是左派的天下,教授们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或倾向民主党的,我想比例可能超过90%。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教授有不少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只是他们的马克思和我们国内的马克思不完全是一回事。

不管意识形态倾向如何,七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还是成绩斐然。当时正好是历史学开始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甚至文学开始学科交叉之际,有很多社会学的方法进如历史研究领域。社会学要做基层的调查研究,因为这些学者当时不能到中国大陆,他们就去台湾作田野调查,或者到香港。

我的导师黄宗智(Philip C. Huang)早期研究思想史,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1980年代他转向社会经济史,适值中国改革开放,他就能去大陆农村做田野调查。他研究华北和江南农村的两本专著出版于1985和1990年,分别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书籍奖和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是海外中国学领域的两个大奖,同一个作者获这两大奖,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黄老师在海峡两岸都很知名,在加州大学荣退后又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培养了不少研究生。我一直说,在他这一代学者中做学问最严谨的,而且能够把传统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方面他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黄宗智

东方历史评论:围绕上海的研究,似乎特别适合考察“西方冲击/中国反应”和“中国中心论”。这个话题被讨论多年,今天仍常说常新,为人们关心。您似乎对“中国中心论”持有批评,认为这可能推动另一种偏见。对此能否进一步展开阐述一下?这两个学派您熟悉认识的学者很多,会如何评价他们研究中的利弊?

卢汉超:“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是费正清、賴肖尔等在写大学的东亚历史教科书时用的一个大致框架,其实不止是中国,也用于日本。费正清本人在中国待过,有很多朋友,包括胡适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清”这个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取的,费正清是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私淑弟子,而马士是赫德在中国海关的下属,所以费正清对赫德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赫德通过海关和他对清廷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现代化。

用“冲击/反应”这个模式梳理中国近代史,线索很清楚,虽非尽善尽美,其实也没大错,只是不全面而已。但后来他的一些学生出来批评老师,说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外来东西有点影响,但起决定作用是内在因素,内因决定外因,这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国中心论”。其中最重要是柯文的《从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翻译到中国来后,影响很大。

我在《霓虹灯外》这本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论”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避免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在理论上批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说要从中国内在因素看中国的发展,但是讨论具体问题时,又硬套西方的模式来解释一些中国事物,所以这种“中国中心论”其实是虚假的,主导的还是西方的思维。当然人类社会有共通之处,西方的理论模式,确实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一定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西方社会的对照物,就不免牵强附会。比如说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从上海当时的居民社区来看,并没有出现和西方相应的或类似西方的公民社会组织。

东方历史评论: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存在哈贝马斯意义上“公共领域”,商帮、行会这种市民组织机构的存在,使得“公共领域”在上海也得以出现。您看来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卢汉超:我主要是从邻里和社区角度看,中国社会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基本的概念,是社会群体组织起来对抗政府,最大限度地争取该群体的最大利益。在欧洲历史上就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希望在政治上更有发言权,慢慢就有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民间组织如商会、同乡会以及古代的乡约等等,有点公共领域的影子,但基本上不是一会事。因为西方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一点,就自发的社会团体抗衡国家权力,争取自身权益。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国的民间组织都是由士绅(以及商绅)领头,协调和保护本团体的利益,但是中国士绅本身就是统治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更愿意和政府合作而非对抗。如果仅就抗衡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说,倒是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比商会、同乡会更接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哈贝马斯那本关于公共领域的原著1962年就出版了,直到1989年才有英文译本。为什么关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在1990年代特别热?当然与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出版有关,但最根本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中国的一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课题的巨大兴趣。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崛起”影响了海外学者的学术旨趣或心理,比如很多人试图从历史根源来解读这种“崛起”的现实,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调适力等。对此您有何评价?

卢汉超:学者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研究的题目本身就是受到时局影响。不仅是中国史领域,美国史、欧洲史、中东史等等,都是如此。比如做美国史的学者,他们会受到越战影响,民权运动的影响、受苏联解体的影响,等等。历史系的同事们,也会互相影响。如做欧美史学者做的一些题目,也可能会影响做东亚史的同事们。

我曾在《清华大学学报》等国内期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介绍和评估近二十年来西方(主要是美国)“中国历史翻案风”,我把它称之为“唱盛中国”,即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这与西方政界和新闻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惯调形成对照。这个学术潮流与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有直接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流派旨在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当代中国强大有其合理性,许多事情是古已有之,所以他们比较强调中国历史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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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刚才说到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些在东西方都与城市“中产阶级”密切有关,您如何界定近代上海崛起的“资产阶层”?

卢汉超:中西方对“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还是有相当的差别。在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是相对中世纪贵族阶级而言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是普通民众,在工业革命后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大发言权,这就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在中国呢?提到资产阶级,就好像是富有者甚至于有点贵族的意思。现在常用的中产阶级一词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可以包括普通的资本家、专业人士,乃至工薪阶层。如在美国,一般家庭年收入在五万到十五万美元之间都是中产阶级,这就包括了雇工经营的工商业者和为人打工的工薪阶层。还有一种计算法(由纽约大学经济学家Edward Wolff提出),把从零资产、零债务到拥有四十万财产的所有美国家庭都纳入中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是个很广义的概念。

就民国时期的上海而言,我的《霓虹灯外》是从城市空间和社区角度看社会阶层。我认为住在石库门里面,就已经算是社会中层。哪怕他们是在工厂工作,哪怕他们做的工作属于蓝领,但只要他们有经济能力住在这样的房子,哪怕住的是“七十二家房客”那类的石库门房子,他们已经不在社会最底层了,他们已跻身“小市民”阶层了,而小市民往往被等同与“小资产阶级”。真的贫穷劳工阶层住在棚户区里,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有近一百万人,也就是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住在棚户区。我在那本书里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东方历史评论:人们注意到1949年以后,上海资本家在接受公私合营过程中,一度保持了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以您的理解,新政权对上海做了一些特殊处理,出于何种考虑?

卢汉超:这些总称为“统战”的政策不只是针对上海,不过因为上海资本家或有钱人比较集中,所以这个现象就突出一点。解放后国家对资本家和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松松紧紧,但基本上是温水煮青蛙,这些人越来越没有生路;1962年9月,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就一路往文革奔去了。文革开始后,以前十七年的一些比较温和的政策一概被贬斥为“刘邓路线”,其实这些政策原本是毛倡导或者赞同的。

大致而言,解放后小业主以上的资本家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官僚资本家或者官僚买办资本家,是革命和专政对象;另一类是民族资本家,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有不少灵活性。民国时期有名的“企业大王”刘鸿生,曾任英国人垄断的开滦矿务局买办、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等职,要套他一顶官僚或官僚买办资本家帽子是名正言顺的事。但解放后他被列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重要的统战对象。连刘鸿生本人对此也十分疑惑,曾当面问过周恩来,周的回答也很坦率,他说这些阶级划分是政府用以表达对资产阶级一部分人士友善而谴责资产阶级中另一部分人的用词,可以灵活运用。前几年哈佛大学出版过一部有关刘鸿生家族的专著,主要作者是著名中国近代史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其中也提到此事。所以确实上海一直到文革前还有很有钱的资本家,他们的物质生活基本上没有变。当然,要做生意是不行了,或者要把子女送出国这个大概也不行了。但是他们有定息和高薪,平时的物质生活仍养尊处优,绝对超过一般民众,家里的佣人还可以一直用下去。三年困难时期,照样能上高级饭店。

东方历史评论:围绕上海历史的研究或者说“上海学”如今相当发达,不过不少人觉得上海似乎太特殊了,以至于对它的研究无法拓展到中国,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汉超:这需要从两面看,一方面上海确实有很大特殊性。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一直要到抗战前吧,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就上海一个。又有人认为上海是另外一个中国:上海在中国但又不是中国,等等。所以它确实有特殊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近代上海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和小乡镇过来的,所以很多发生东西在上海的事情还是在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

从大的历史上看,比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建党、中日战争等等,发生在上海的事其实也是发生全国的大事件的一部分。近一些的历史,比如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上海都是和全国相通的。从微观历史来看,上海也和内地其他城市,比如我写的上海石库门内的市民生活,其实在北京的胡同里也有一些类似的事情。上海的街坊邻里场景,在许多江南小镇都可以找到影子。

我一直说上海能够这样发展,和当地的文化大有关系。上海比较习惯向外看,包容外来文化,也比较守规矩和有契约精神。在清末的时候,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已经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商业中心了,以棉花贸易为主,我称之为“棉花城”。国内史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非常热烈地谈论过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鸦片战争前的上海的棉花贸易,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在上海经商的大部分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面来的客商,客商的赢利占棉花(包括棉制品)贸易利益的百分之七八十。所以当时已经有这种文化,就是外来的商人喧宾夺主,赚得比当地人多。现在其实也是,现在流行一种玩笑,说是上海市中心最好最贵的地段,通行英语,外围一圈讲国语,再外围一圈住的才是讲上海话的本地居民。

一直有一种说法,说上海排外,看不起外地人。其实我的看法是,正因为上海很多元,真正的本地籍人士很少,才会有这种问题。它是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中的一个问题,正如美国因文化多元才产生了种族歧视问题。

有两个词好像专门跟上海连在一起,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叫“大上海”,中国的大城市不少,只似乎只有上海在习惯上可加“大”这个形容词。北京很大,南京很大,广州很大,但习惯上少有称大北京、大南京或大广州,而大上海则耳熟能详,这个“大”就是有容乃大,体现了上海的包容性;另一个习惯用语是“上海滩”。中国不乏沿江沿海城市,但只有上海常用“滩”这个后缀词。大概不会有人说“天津滩”“青岛滩”“厦门滩”或者“香港滩”吧,虽然它们都是沿海城市。滩是延伸的、外向型的,是内陆与外洋的交接处,滩又是接纳性的,包容性的,甚至藏诟纳污。所以一个“滩”字把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性质画龙点睛地道出来了,至今还常在人们口中。

东方历史评论:现在每年还能回一次上海吗?对这些年那里的变化有什么新的感受?

卢汉超:对的,一年一次基本上可以。对国内的城市发展,大家包括学术界或是稍微有点文化意识都有这种想法,就是拆得太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无法抗拒商业利益。现在大家比较重视文化保护了,但在许多地方为时已晚。例如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徐家汇的那栋楼,原来是一幢精致讲究的建筑,以前是天主教堂产业的一部分,解放后一直用作办公楼,上世纪末由港商看中这地段,虽经社科院抗争,最后还是拆掉了,建了那栋卖高档百货的东方商厦。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而言,在这一带造商业楼是短视的。如果将天主教堂、藏书楼、徐汇中学(其前身即创办于1849年的徐汇公学)、天文台、徐光启墓、土山湾民居、土山湾画馆(建于1862年)等修复重建起来,形成一个徐家汇文化公园,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对提升整个上海形象和国际地位绝对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经济效益不会输给东方商厦和附近的几个酒楼饭店,而文化价值则更不可同日而语。

这当然不单是上海现象,北京也是这样情况,天津也是这样,其它城市大致如此。所以我一直说,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的城市建筑和布局,战争没有破坏它,革命没有破坏它,最后是建设把它破坏了。现代化是要付一些文化代价的,但是如果文化保护意识能同步跟上,代价就可以小一点。有文化保护的社会意识,有与此相应的政府立法,就不至于在和平时期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作出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

一个多世纪以前,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也有过类似性质的“现代化”城市进程。黄浦江畔的三五茅舍、几畦农田的宁静乡村以及县城附近的一些拥挤的老街区也曾被无情地夷为平地。在新的空间里,洋楼崛起,商贾萃集,到了二十世纪初,上海早已是小县成名邦,为民国年代的“东方巴黎”作了铺垫。最近二十年,则又来一次,把东方巴黎拆了,造了一个迪拜。这也许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开设于1935年的东京筑地鱼市场,在建筑上也许乏善可陈,但其历史可以上溯到江户时代,没有毁于战火,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也没有伤动筋骨,最近因为要筹办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也拆迁了。

2018年重新出版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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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我们知道,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精英是真正重要的决定力量,普通民众看似庞大,实则无关紧要,而一些人的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普通人或“群众”更为重要。那么对您来说呢?

卢汉超:我觉得两者缺一不可,虽然是大部分历史书籍还是写精英。我上课和学生讲过,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约也就是那么四五个人的历史。从孙中山算起,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20世纪的政治史就基本上就被概括了,连周恩来都算不到其中。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精英创造历史。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人物,在于他们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而他们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一定要有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只是一介平民,流亡海外。有一种说法是他收到有关武昌起义的电报时,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家中餐馆打工,虽然是野史稗闻(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但孙当时在海外奔波流离、居无定所则无疑。尽管被清政府通缉,有家难回,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思想则已使他名满天下,而天下苦秦久,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孙中山就被恭迎回国,并被革命党、立宪派的共同推选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所以这是有民意基础的。邓小平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能一呼百应?就是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东方历史评论:我注意到您的各种著作非常关注精英与底层的“关系”,更关心他们之间如何交流。您是否认为这种互动才是真正影响历史的力量,或者说这才是理解历史的“密钥”?

卢汉超:精英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我记得出国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或者说不大有这种提法。精英的概念应该是近代西方社会学建立以后形成的。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精英比较简单,就是士绅阶级:不论家庭门第,通过科举考试拿到基本功名,即获得“生员”(俗称秀才)称号,你就成为士绅阶级一员。县和县以上的官员必须有科举学位。进了二十世纪后就复杂了,因为经商成功者、演艺界名人、运动健将等等都可成为社会名流,就不一定是唯有读书高了。在西方社会,精英这个概念大致上是中性的,但人们使用精英(elite) 这个词时,常带有一点揶揄的味道,如果说某某人是精英,往往不是恭维语,反而含有点此人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的意思。近来国内有一个不大好的流行词,甚至出现在政府文件上,叫作“低duan人口”,我想发明这词的必定是中国的“精英”无疑了。

社会当然需要精英,有关名人的故事也总是比下里巴人的生活更引人入胜,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清宫戏大行其道、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遗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缘故。但做学问就不应该只关注精英阶层和上层社会。像胡适之算是精英中的精英了,但他非常强调做普通人的生活。胡适有一个叫胡祥翰的族叔,曾写过一本叫《上海小志》的书,胡适为他作序,批评传统史学“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的偏见,强调“识其小”的重要。再比如鲁迅在世时也算是精英了,但他最好的文字都是写下层社会人物的,如阿Q、祥林嫂、润土等。沈从文写湘西,通过小人物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国初年的历史写活了,如果他写当地的大人物,决不会有如此效果。

我写了“乞丐”这个群体,一个主要出发点就是往下沉,看下层社会,到了乞丐基本上不能再下去了,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低duan人口”了。但中国的下层社会和主流社会(包括精英阶层)有很多“交流”,而中国精英阶层也并不一定以乞丐为耻,这和西方文化非常不一样。西方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和乞丐这样的草根文化可以说是完全脱节的,而中国的乞丐文化却与主流社会有许多关联。比如说叫化鸡、佛跳墙、竹筒鱼等等,现在上了高等餐馆对不对?西方也有类似的菜肴,叫做hobo food 或hobo meal(流浪者餐饮),一般是露营时的混杂烧烤,却进不了高级饭店。又如中国社会最精英最上层的人物,如孔子、朱元璋,被丐帮奉为始祖,主流社会也并不以为忤。所以中国在文化上这方面比较有特殊性,这也许跟科举制度有关。中世纪的西方社会贵族和平民壁垒森严,不可逾越;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武士阶级是贵族,只能凭出生获此身份;而中国的平民可以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上层,哪怕只有很少人能够走通此路,但至少有这么一条路在这里。

东方历史评论:聚焦乞丐以及棚户区这样的群体,我想知道,您如此关注底层民众,仅是一种“同情心”吗?您是否还想表达自己的其他诉求?比如通过他们去理解中国社会?

卢汉超:我们应该建立这样一个信念,不管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不管是精英人物还是下层百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一个大官员、大企业家、或者有名的知识分子和马路上一个乞丐,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往往不这样想。中国虽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实际情况却是革命后等级观念反而更深了,衣食住行,都有等级,连吃饭都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工资有八级,干部分成24级之多。我们的“阶级”概念反而比以前更深了。

改革开放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社会就更加势利。美国这样的社会当然有贫富差别,而且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但整个社会却并不势利,既不笑贫也不笑娼,强调法治(rule of law)社会中的公平竞争以及全社会参与的慈善事业。一般人在平时交往时却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穷或从事某种职业而看不起你,或者见了富人觉得自己矮了一截,人们很少攀比,各人头上一片天,这已经深入他们的灵魂。也许我多少受了这个环境影响,所以觉得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作记录(也可称树碑立传),和研究精英人物一样,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同样是顺理成章的事。

东方历史评论:您的作品被认为提供了一个地方史典范(《国际中国评论》评价),在历史写作特别是地方史或区域史这一领域,您认为应该保持那些“问题意识”?

卢汉超:我在前面提到,精英和普通民众并非割裂的两大块,只是我们以前的历史偏重精英人物、社会上层以及大事件,一定程度忽视了小人物和日常生活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以我们要作点纠偏的工作。但不管做哪方面的研究,好的作品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是要有坚实的史料。板凳要坐十年冷,有多少史料讲多少话,这是基本功。除了出版物,现在有不少档案开放了,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如果做二十世纪历史,有些老人还在,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资料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第二是提出看法或诠释史实,也就是您所说的“问题意识”。 我们在国外指导博士论文、为学术书籍或论文匿名审稿、在研讨会上评论文章等等,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so what?”(那又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你讲了这么多,写了这么多,意义何在?做历史研究切不可牵强附会地套用某些理论模式,但同时也不能史料堆砌,不知所云,还是要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至少要提出你所认为的“所以然”,供学界讨论。比如二十世纪中国从义和团开始,经历了各种灾难动乱,几乎亡国,和平时期也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中国不仅挺过来了,二十世纪末又开始复兴,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个民族有此韧性?这是个大问题,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学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解释和讨论。

最后一点就是写作技巧了。写历史与文学作品不同,似乎可以不太注意写作技巧,但好的历史作品,作者一定是很有写作技巧的。作品也许不必文采斐然,但可读性很强,即使所谈论的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题目,也不可诘屈聱牙。通过文字,把过去的场景栩栩如生地重现出来,这是好的历史作品的共同特点。史景迁的著作,特别是他写的传记类作品,就有这个特点。

(因篇幅等原因,刊发时有删节)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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