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人物:晚年的戈尔巴乔夫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8-5,星期五 | 阅读:1,548
译者: 非石头 2011年08月04日 | 原作者: Anne Applebaum

原文:The Long, Lame Afterlife of Mikhail Gorbachev – By Anne Applebaum

 

在众多拍摄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80岁生日纪念晚会上的照片中,那张最亮眼的照片上的他比以前执掌大权时(那时他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更显矮小、也发福得更厉害。他似笑非笑,显得深不可测,看上去有些凌乱,可能还对自己缺乏信心。那些印象当然可能是被这样的事实夸大了:在那张特别的照片中,这位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用胳膊挽着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后者穿着一条紧身的香槟色裙子,涂着猩红的口红,笑容灿烂,穿着高跟鞋,正好比戈尔巴乔夫高了6英寸——这无疑使他的权威形象有些暗淡。(本文照片与本段描述无关——译者注)

不过,戈尔巴乔夫确实已经远离权力光环很长一段时间了。事实上,跟他张扬的生日聚会相关的每一样东西都刺眼地贴着“二流名人”的标签。莎朗•斯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热门电影中担纲主演了,而与她一道主持聚会的凯文•斯帕西(Kevin Spacey)也同样如此。出席聚会的还有戈尔迪•霍恩(Goldie Hawn)、阿诺德•斯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泰德•特纳(Ted Turner)、莎丽•贝希(Shirley Bassey),还有——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这个生日聚会表面上是为关爱患癌儿童的赖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募集资金。但这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凸显戈尔巴乔夫的诡异命运。就是这个男人发起了公开性运动,对苏联进行了改革;他一手造成了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及后来苏联的解体;他还是现代俄罗斯的缔造者之一——但是,他的生日庆典是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给他庆祝生日的几乎都是不认识他的人。

这不是偶然:苏联解体20年之后,至少在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俄罗斯是纠结的。戈尔巴乔夫不但没有被当做英雄,大多数时候还被当做灾难性的领导被人铭记——如果有人会想起他的话。不错,他在上世纪80年代用以前不可想象的自由开辟了公开讨论的新纪元,但在俄罗斯,他同样需对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崩溃负责。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会对他埋葬了苏联心存感激。相反,俄罗斯现任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苏联解体描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一项在今年三月戈尔巴乔夫生日时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约有20%的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怀有深深的敌意,47%的俄罗斯人根本就对他漠不关心,只有5%的人对他表示尊敬。而这种情况(较之以前)还算是有了改善:在2005年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有45%的俄罗斯人对其怀有深深的敌意。在俄罗斯,“(前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一词几乎完全就是贬义。

当然,在伦敦和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得到更多的是肯定。他曾受邀参加罗纳德•里根的葬礼,曾受邀参加老布什80岁的生日派对,常被当做和平的“象征”、冷战众望所归地结束的“标志”。但他得到的大多数是极其不着边际、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恭维。在聚会上,保罗•安卡(Paul Anka)和一位前苏联摇滚音乐家合唱了一首二重唱,歌词唱到:“将来会有一天/我们会回想起/他为我们/改变了世界。”接着,莎朗•斯通问了他一个问题以示对他表示称赞:“如果俄罗斯未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它将何去何从?”我真希望当时就在现场,看看那些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参加聚会的人脸上的尴尬表情——因为俄罗斯实际上并没有收获自由民主,这一点在场的每一个俄罗斯人都非常清楚。连戈尔巴乔夫自己最近也将俄罗斯民主描述为一种欺骗:“我们有制度,但它们不起作用;我们有法律,但它们未得到执行。”

戈尔巴乔夫当然无需为今天的克里姆林宫缺乏政治透明度、政党的弱势、以前克格勃的影响力和势力的复兴或俄罗斯当局不时地用以镇压各种各样的不同政见者的暴力手段负责。上世纪90年代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低廉的石油价格、70年来恶劣的经济政策以及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俄罗斯高层的贪得无厌——也并不是他一手促成的。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对俄罗斯经济的崩溃负有更多的责任,而普京肯定更应对俄罗斯如今僵化的政治氛围负责。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事态发展到(解体)那种地步。不过,戈尔巴乔夫也未成为现代俄罗斯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是一名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他在1985年3月成为苏共领导人时,就抱着重振苏联的理想,而不是将其解体。他知道当时的体制僵化,但不明白何以至此。他没有废除中央计划体制或倡导价格改革,而是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反酗酒运动:也许如果工人们少喝点酒,他们的劳动效率会更高。他上台两个月后,就对酒类销售设定了限制,提高了法定饮酒年龄,并下令减少酒类产品的生产。结果,苏联的政府预算大量流失,人们开始用于在家非法酿造伏特加的商品(如糖)严重短缺。

就在这场运动失败后——也是在切诺贝利核灾难使他认识到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保密的真正危害之后——戈尔巴乔夫再次寻求改革。像反酗酒运动一样,公开性运动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戈尔巴乔夫相信,公开讨论苏联存在的问题能够巩固共产主义。毫无疑问,他从未打算深刻地变革苏联的经济体制。相反,在他上台后不久,他对党内的一批经济学家说:“你们中的许多人想通过市场机制取代直接计划来解决问题,一些人还将市场当做经济体制的救星。可是,同志们,你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救星,而是船,这艘船就是社会主义。”

当然,戈尔巴乔夫后来在经济和许多其他方面都加紧了思想转变。诚然,这种模式本身就可以反复多次。他决心拯救中央计划,于是号召人们开诚布公地对其进行讨论——结果,人们断定这没什么效果。他决心拯救共产主义,于是允许人们对其提出批评——结果,人们决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决心拯救苏联,于是给予东欧国家更多的自由——结果,东欧诸国顺势迅速地挣脱了苏联的掌握。他不明白在自己的国家里怀疑与悲观情绪有多深,也不清楚在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中反共情绪有多深。他不了解中央机构已经变得有多么腐败,也不清楚政府官员的道德丧失得有多么严重。他似乎总是对自己的举措带来的结果感到惊讶。最终,他加紧了追赶历史的步伐,而不是自己去创造历史。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所有最重大、最激进的决策是那些他未曾做出的决定。他没有命令东德人向翻过柏林墙的人开枪,没有发动战争以阻止波罗的海各国反叛,没有阻止苏联解体,没有阻止叶利钦上台。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失败肯定本可以来得更加血腥,而如果掌权的是另有其人,那样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由于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暴力,他配得上安卡献给他的毫无新意的小夜曲。

但由于戈尔巴乔夫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使自己的同胞对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他没有帮助构想民主制度,也没有为有序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恰恰相反,直到最后时刻,他还企图继续执掌大权——以保全苏联,一直到不可能挽回局面才善罢甘休。结果,他的政治生涯随着苏联的崩塌而告终。自下台以来,他曾经三次尝试组建新的政党,但都无功而返。

在政治活动中,时机就是一切,我们在今年中东地区的政治变革中又一次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一年前提出自由选举,他将被做为品德高尚的政治家被人们记住;如果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谦和地地让位于他的儿子萨义夫•伊斯拉姆(Saif al-Islam),他现在会是所有欧洲国家敬祝的对象;如果突尼斯的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仅仅早一点开始退位计划,他现在就能平静地生活在突尼斯的某个郊外,而不是在沙特阿拉伯躲避国际刑警组织的追捕。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周密地对苏联的解体进行规划,而不是在1991年愤怒地接受既成事实,他今年的80大寿得到的可能是对他感恩戴德的俄罗斯人的祝福,而不是美国女演员装腔作势的陈词滥调。从中东国家的变革中我们还学到,从专政到民主有序过度需具备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愿意交出权杖的掌权人物和一个做足准备接受权杖的精英人物。而俄罗斯两者皆无,这部分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当政的最后几年不愿意退让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所致。

戈尔巴乔夫很可能不会做出相异的举动。他对真正的民主一无所知,对自由市场经济甚至更没什么概念。他是在苏联文化氛围下长大并接受教育的,其思维方式无法走出那种体制的禁锢。他没有阻止变革,没有枪毙那些最终促成变革的人。但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无知不是借口。

安妮•艾普尔鲍姆,著有《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华盛顿邮报》和电子杂志Slate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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